郑 颖
（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布迪厄和华康德（2015:122）指出，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日本女性作家所处的社会空间，是其女性文学生产的重要场域。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日本女作家牛岛春子是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正式登上文坛的。处于殖民场域、战争场域之下，特殊时空形塑了刻有时代烙印又个性鲜明的文学景观。牛岛春子的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多停留在群体层面的沦陷区文学、中国东北的书写层面（刘春英，2009；
张泉，2018），殖民身份建构与战后反思层面（郑颖，2014；
单援朝，2018）；
国外学者集中于牛岛春子年谱制作（坂本正博，2002），作家作品评价（坂本正博，2001a、2001b；
田中益三，2003；
多田茂治，2009）等。鲜有学者论及牛岛春子的性别意识，日本学者田中益三（2003）指出，牛岛春子初期的创作是寄身于男性的。从《一位姓祝的男子》中感知到女性对男性的憧憬和羡慕。那是一个假托插图中男子的跨越性别的世界。本文运用场域空间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结合挖掘到的新资料，回归牛岛春子文学的原点来考察其性别意识。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取得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并以护路为由组建关东军驻扎在“奉天”（今沈阳）、旅顺、长春等铁路沿线。1906年，日本建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除铁道外，其经营几乎涉足所有工业领域，对中国东北进行全面的“开发”。在“满铁”的资助下，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与丈夫游历了中国东北，并发表了《满蒙游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走上了建设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不归路，极力标榜“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实质上进行着殖民统治。伪满建立后，日本开始派送农业开拓移民团。1936年，在日本国内重新审视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的大背景下，农业移民得到了认可。1937年，由于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农村极度贫困、民不聊生，加之日本殖民主义发酵，推动了侵华战争的升级。至此，日本完全陷入战争深渊，成年人均奔赴战场，难以再成为移民的主力，于是由未成年人组成的“满蒙开拓义勇军”代替成年人成为移民的主流。同时，为了让年轻移民扎根伪满，甚至在日本为他们招募新娘。
同时为了迎合侵略战争，在中国东北陆续出现了“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等很多战争后援女性团体。
可见，战争场域形成了人口流动的张力，日本女性移民中国东北，大部分是受权力场的吸引，展现出殖民场域的开放动态特征。通过场域转移，日本女性能够改变权力的分配结构和力量对比，升级自己在元场域中的位置。
牛岛春子（1913—2002）并非随着大批的“开拓民”来到中国的。1913年，牛岛春子出生于福冈县久留米市本町，少年时便显示出文学天赋，在做小学教师的哥哥的启发下，开始向报纸杂志投稿。她非常喜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创作，其不畏挫折、在曲折中奋起拼搏、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其不逢迎时好，不猎取功名，主张向社会上消极势力展开不懈斗争的性格，深深打动了牛岛春子，促使她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牛島春子，1949:23）。牛岛春子在久留米高等女子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倾心于犀利地针砭世态人情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这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1929年牛岛春子从久留米高等女子专科学校毕业。次年的1930年，17岁的牛岛春子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决意投身工人阶级运动。1931年，她开始在日本地下袜厂工作，由于参加了日本劳动组织全国协议会被工厂发现，工作仅半年便被解雇了。同年，她与从事社会活动的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部学生牛嶋晴男相识。1932年2月，她在全国检举中被警察逮捕，度过了两个月的牢狱生活。1933年她再次被捕，在拘留所被迫写下了“转向理由书”，当时被判刑2年，缓刑5年执行。1934年，牛嶋晴男大学毕业，1935年5月，他到伪满的大同学院求学，同年10月，作为第4期毕业生毕业后，到“奉天商工署”就职。1936年，牛岛春子与牛嶋晴男结婚后，夫妻二人又一同去了中国东北。据牛岛春子后来的回忆，由于思想镇压，在日本走投无路，只好逃亡到了中国东北。在“奉天”（今沈阳）生活一年多以后，1937年秋天，牛嶋晴男被委任到哈尔滨以北的拜泉县做副县长，牛岛春子也随夫赴任。《王属官》《一位姓祝的男子》《雪空》《母鸡》等牛岛春子的初期作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辅佐夫君牛嶋晴男执政的倾向，可以说完美地发挥了其“内助之功”。作为日本女作家，牛岛春子有其特殊性：首先，她曾经参加过无产阶级运动，后来在日本的思想镇压中，被迫“转向”。其次，牛岛春子虽说是随夫赴任，但她当时尚处在缓刑期间，得到的只是相对的自由，在思想言行方面仍然是被监控的对象。再次，她兼具伪满官太太和日本女性作家双重身份，长居中国东北达十年之久，其创作与其丈夫的社会地位关系密切，成为其小说素材的主要来源。
牛岛春子是侵华战争期间移居中国东北的日本女性的代表人物，身居异国的牛岛春子一直憧憬回到日本内地，与好友野田宇太郎保持书信联系，了解日本的情况。笔者经过实地调查和资料考证，找到了一些研究牛岛春子的新资料，包括1938年牛岛春子私家版的《手记——青空与自杀》①以及牛岛春子写给一生的挚友野田宇太郎的书信。这些都是了解牛岛春子内心真实情感的重要载体。与其他选择沉默的女性作家不同，牛岛春子被遣返日本后，仍然继续写作。
野田宇太郎（1958:252）评价牛岛春子是“书写了《一位姓祝的男子》而登上伪满文坛的女流作家”。要深入理解牛岛春子的文学创作，需要层层深入，挖掘其性别意识。本论文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双性同体理论，结合牛岛春子的文学创作及其《手记——青空与自杀》、写给野田宇太郎的书信等一手资料来剖析牛岛的性别意识。
牛岛春子对于被贴上“女流作家”之标签极为反感。1945年2月24日，牛岛在给野田的信中坦言“我很反感从醉心于文学的文学少女变为女流作家，也许我更想要过市井生活”②。牛岛春子身材娇小、容貌可人，产子后用心养育，在世俗眼中是无可挑剔的女性。但在其作品中却颠覆了本人形象，被认为“不像女人”，有“女扮男装的心理”。野田宇太郎询问此事后，她在信中辩解道：
我在创作的时候，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特别是“满洲”应该开拓的领域很多，我走进那位塑造的男性中，心里觉得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即使我不写女性文学，世上也会有很多书写女性文学的女流作家，所以我只想凸显社会性。也许这种想法与我过去的经历有关。
——1945年2月24日牛岛春子写给野田宇太郎的书信③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牛岛春子本人的初衷与学者田中益三（2003）的见解是有出入的。牛岛春子前期创作了《王属官》《一位姓祝的男子》《张凤山》等关注其他民族男性的作品。从1942年开始，也许是为了颠覆“不像女人”的评价，也许是出于侵华战争的需要，牛岛春子开始书写女性。这种另类女流作家的诞生与其性别意识关系密切。1938年5月，身处伪满的牛岛春子将自己写于15至18岁期间的少女时代手记，没有通过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以私家版的方式在日本发行了50部，赠送给亲朋好友，其中一部（第47号）赠与了好友野田宇太郎。这可谓牛岛春子文学创作的原点，是她后续文学创作的底色。其中有表现性别意识的论述：“像个女人，像个男人，这是世俗捏造出的词语。她希望完全从因循守旧中解放出来。她是男是女都可以，她想要逃避的是世俗固见，是世俗所束缚的女性。如若她是男性，知道了世俗的男性立场，也一定同样想要逃脱。她只是想自由地出入真理的世界，不是性别的问题。”④
据此可见，牛岛春子并不是憧憬男性，生为男女均可，只是反抗束缚自己的世俗观念。她想要改变元场域的力量对比和权力分配，想要解构场域结构。这也契合了女性主义批评家波伏娃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和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西蒙娜·德·波伏娃，1998:309）。牛岛春子极力反抗世俗所定义的所谓顺从、贤淑、温柔的女性性别规范，这也投射到了其作品中。1951年4月《九州文学》上刊载的牛岛春子的小说《某次旅行》就是其中之一。日本战败后，在中国的日本人陆续被遣返，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不愿言说的悲惨经历。但对于牛岛春子来说则不然，战败的消息令她如释重负，那段时间她是最充满生机活力的。描写了战败的混乱之中，她辗转滞留“奉天”（今沈阳）的情景。那时，她丈夫被抓到冲绳，她只好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逃亡。其作品中也再现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对明天一无所知的女人的身姿。她投奔“奉天”（今沈阳）的朋友，因畏惧苏联士兵的暴行而女扮男装，开头是这样描述的：
女人剪掉头发，穿着裤子，把双手插在裤兜里走着——佯装成男性走路，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令人生厌的过激办法而已。虽说如此，当我也要那样做的时候，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与生俱来的，一直囚禁着我、束缚着我的“女性”这一来路不明的怪物，在这一瞬间离我而去。我这才第一次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由于自豪与喜悦，感到自己正熠熠生辉。（中略）但是，当然一天当中，我会几次解开军式衬衫的纽扣，拿出丰满的乳房，用手臂抱起整三。（中略）至此，人们也许会说，这与你女扮男装时的强烈喜悦，不是完全矛盾的吗？并非如此，我觉得这不是“怪物”的领域，而是人所共通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应有的营生，并感到满足。
（牛島春子，2001:249）
战败让场域空间的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化，这给了牛岛春子跃迁的机会。布尔迪厄（2015:183）认为：“个体在空间中并非偶然的迁移，这部分是因为一些力量把这个空间的结构赋予了这个空间（通过比如淘汰和指导的客观机制）强加给他们，部分是因为他们以自身的惯性也就是他们的属性抵制场的力量。”牛岛春子自少女时代以来就素有反抗世俗定义的女性或男性，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属性和惯习。因此，在战败场域中，牛岛春子得以抵制场的力量，实现了力量迁移。即使是瞬间也好，小说里刻画了一位被解放的女性。和服、盘发变成了军式衬衫、短发，这种外表的改变带来了内心的富足和愉悦。父权塑造了贤妻良母、守妇道的妇人等他者形象，通过镜像映射出男性主体身份。一瞬间的解脱让牛岛春子陶醉于“强烈的喜悦”之中，“才第一次像出生的真正的人一样”（牛島春子，2001:249）光彩照人，熠熠生辉。即使是给孩子喂奶与此也并不矛盾。
野田宇太郎称牛岛春子为“久留米的斗士，敢于斗争，是像圣女贞德一样的存在”（转自石堂清倫等，1970:438）。圣女贞德自明治初期开始传入日本，到大正时期已经为日本民众所熟知。石井达郎（1994:227）将女扮男装的理由归纳为八种情况：1. 反抗并逃避男权社会中男性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2. 女同性恋，为吸引同性的关注而女扮男装，使用男性用语和动作；
3. 求生，隐藏女性身份方能平安无事地活下去，19世纪以前这种情况居多；
4. 性别越境的行为，男女各自领域被清晰划分，想要从事男性领域的工作，只能作为“男性”活下去；
5. 政治等社会制度、惯例的一部分；
6. 变性愿望；
7. 演艺、舞台、电影等的演员；
8. 时尚。
因为担心被强暴，女子剪短了头发，女扮男装大步走在街上，感到“出生以来束缚我的女人这种怪物，在这一瞬间离我而去了，我才第一次像出生的真正的人一样光彩照人，熠熠生辉”（牛島春子，2001:249）。表面上看是石井达郎（1994）提到的理由3，但深层理由是1和4。女扮男装是女性群体在混乱中为防身、求生的手段，也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对抗父权社会、对抗惯习，对抗女性身份的策略，从而实现对性别身份的重构。战败后的伪满对于牛岛春子来说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摆脱性别束缚的“第三空间”。女扮男装是对世俗固化思维的反抗，也是对男性主宰的父权社会的反抗。“第三空间”理论外化出女性主义对女性意识的解构以及对父权制社会的颠覆。爱德华·索雅（2005）的“第三空间”理论，发轫于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超越了想象诠释的第二空间，拓展了一个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这里形成了一个打破世俗秩序、解构父权的场域，女扮男装是对世俗固化思维的反抗，也是对男性主宰的父权社会的反抗，对性别身份的重构。
布尔迪厄（2004）认为，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仅是占支配位置的场域统治者制定的，也是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相互斗争的结果。在伪满这个殖民场域中，男性特别是日本男性是占支配地位的场域统治者，而战败导致了权力场域的转移，处于弱势的被殖民者场域、女性场域权力增强，场域结构的变化驱使女性采取了与自己的位置相适应的策略。
“男装”与“哺乳”这一看似矛盾的符号集于一体，实则契合出“双性同体”理论，此理念也被记述在牛岛春子私家版的《手记——青空与自杀》中。在课堂上，老师讲到“同极相斥，异极相吸”时，“我”深有感触，“遮掩住笔记本的一段”，写信给M说“同性恋是反自然的，异性本能上相吸”⑤。M是一位另类的女孩，她深爱自己的男友，但有时灵魂被“恶魔”操控，厌恶男友，连信都不想写给他。男友为此陷入悲伤。待“恶魔”离去，她又深爱他的男友。这种性别意识的摇摆，亦可视为“双性同体”的表征。她“害怕被评价像个女人，也不喜欢被评价像个男人”⑥。少女时代的牛岛春子的性别意识，一直延续到战后。弗吉尼亚·伍尔夫（1989:2）提出了“双性同体”的观点，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种是男性的力量，一种是女性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应是和睦相处的。人应该是女性化的男性或男性化的女性。”牛岛春子的创作中明显体现出了“双性同体”，这是对世俗定义的性别身份的反抗，体现出两性的力量博弈，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1948年，《九州文学》上刊载了牛岛春子的小说《青叶的季节》。15岁的少女真千代是牛岛春子的“分身”，她被妈妈指责不像个女孩样子。真千代对母亲和姐姐所拥有的女性特质感到格格不入，甚至产生敌意。
我是人，真千代在心中呐喊，仿佛是反抗生为女人的自己。但是真千代无法对抗身体的自然发育和女人的生理。有时她偷偷感到苦恼、害羞。
（牛島春子，1948: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牛岛春子还发表了小说《少女》，小学六年级的少女“我”在与老师的眼神交流中春心萌动，自然流露出女性的性意识。而“我”想要将这种女性的性意识扼杀掉。可以说“反抗之心”是伴随牛岛春子一生的。
牛岛春子极富冒险精神，野心勃勃，极力反抗束缚女性的父权社会。她的另一部小说《女人》，通过强调女性的生育之性，表明战时体制下的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合理。日本昭和初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全盛期，反国家体制的女性文学盛行；
到了昭和十年（1935）以后，则盛行母性文学。1942年5月，在内阁情报局指导下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与《读卖新闻》社合作，在全国以及日本的殖民地寻找“日本母亲”的典型进行表彰。“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作家们写日本母亲访问记，发表在《读卖新闻》上。当时有49名“日本母亲”受到表彰，她们的共性是都与丈夫生离死别，独自用女人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守护着一贫如洗的家，把孩子培养成人。其中农民的家庭最多，孩子几乎都是男孩。丈夫和孩子都战死沙场，作为母亲倍感骄傲。这就是“军国母亲”的典型形象。
场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动态的，场域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它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刘少杰，2020:188）。战争场域中的男性支配者力量分散，与被殖民者和国内被支配者女性斗争，显然日本国内女性与其距离更接近，为维持男性支配者的力量构型，需要提升女性力量，实现战争场域中的力量平衡。小说《女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漩涡中应运而生的。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主人公和江的观点：
她能够感受到自己是长子卓的母亲，但是却无法切身感受到自己将要成为另外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母亲。父母养育儿女是上天赋予的义务，是被喜悦和光荣围绕着的幸福的义务。自己并没有奢望老了以后让卓赡养。如果能够把卓培养成为一个老实正直的人的话，这是水到渠成，不求自得的，没有必要去期待。
（牛島春子，2001:143-144）
和江能够感受到自己是长子的母亲，但是无法切身感受到自己将要成为另外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她无法把母爱平分给两个孩子。长子隐喻“日本”，未出生的孩子隐喻“满洲”。和江作为殖民者还是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日本，而对于自己身处的殖民地，她难以把自己的爱平分。这是她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同时也是牛岛春子子女养育观的自然流露，这与当时日本战时的母性政策密不可分。日本开始重视母性是在近代以后，为了能够培养出与欧美列强相抗衡的国民，需要精明能干的母亲，因此明治三十年代确立了“贤妻良母主义”的概念。
布尔迪厄（2017:38）发现：“女性空间是封闭的、私密的、被保护的，入住宅和花园，是完全属于神圣的空间，禁止所有入侵和窥视；
而男性空间，指的是邂逅机会的地方，或是清真寺、咖啡馆、田地或者市场。一边是私密的场所，整个空间都笼罩在羞耻的意味之下，而另一边是面向所有社会关系、政治以及宗教生活开放的空间。”战时下的母性政策，是以增加人口参加战争为目的，国家干预调整结婚、怀孕、生子等原本属于私人的领域，其关键就是母性。牛岛春子的小说《女人》打破了女性空间的私密性、被保护性，将产子这一女性本能置于开放的男性空间之中，解构了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的领域。牛岛春子一方面以女性视角审视自我，确定了女性的本质、生存价值及社会分工定位；
另一方面从女性立场洞悉社会，并对其进行了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生育、母性这些女性标签是男性主体粘贴的，而被贴上女性标签的群体是男性父权话语的具象，是父权意识形态建构的镜像符号。男性借此“他者”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弗吉尼亚·伍尔夫（1989:42）阐述了女性作为反照男性的镜子具有“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在战争场域中，凸显女性生育之性与母性，鼓励女性多多产子，行贤妻良母之功，精忠报国，是男性理想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希望女性成为的样子。
牛岛春子的中文小说《遥远的讯息》，目前鲜有学者提及。女主人公瑞枝接受教育，拒绝没有自由恋爱的订婚，从父权社会中逃离，成了在伪满就职并自食其力的现代女性。被遣返后，牛岛春子仍然继续写作，这些作品均有女性登场，暗含回忆录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书写女性的作品有《少女》《笙子》《知子》《青叶的季节》《过去》《梦》《疯狂的日子》等，牛岛春子心系女性的命运，探寻女性解放之路。但牛岛春子在殖民场域中推崇的是宗主国女性的自我成长，而处于底层的中国女性则是被教化的对象，是“失语”的。正如斯皮瓦克指出，属下阶层意识论忽略了属下阶层女性和女性的属下阶层的特性（G. C. スピヴァク，1998）。殖民地女性受到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受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属下主体没有说话的空间，即“属下不能说话”。在殖民地的日本女作家也在呼吁着女性解放，争取着女性的各种权利，但具有局限性。她们都站在统治民族的立场上驯化中国女性，没有也不可能倾听和表达被殖民的中国女性的真实声音。
牛岛春子被误解为“不像女人”“性别跨越”，本文结合实证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主要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空间理论、波伏娃的“第二性”、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等，通过文本分析考察了牛岛春子的性别意识。自少女时代开始，她便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无论男女都好，极力想要摆脱世俗所定义的性别界限。战争场域中的男性支配者力量被迫分散开，在与被殖民者和国内被支配者女性的博弈中，为维持男性支配者的力量构型，需要借助女性之力以保持战争场域、殖民场域中的力量平衡。生育、母性这些女性标签是男性给粘贴的，男性借此“他者”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牛岛春子将产子这一女性本能移出私密的女性空间，置于开放的男性空间之中，解构了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的界限。而战败让场域空间的结构再次发生变化，这给了牛岛春子权力升级的机会。在伪满这个殖民场域中，日本男性是占支配地位的场域统治者，而战败导致了权力场域的转移，处于弱势的被支配者权力增强，场域结构的变化使女性选择了与自己的位置相应的策略，这些都投影到了牛岛春子的创作之中。但当时牛岛春子反抗的是“世俗”，并不是反抗日本的殖民侵略，其殖民者立场未发生移位和改变。“日本女性，可以说既是殖民地男权社会中感到自卑的受害者，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又是不可否认的加害者。”（郑颖，2014:69）场域空间是动态变化的，战争场域、殖民场域的动向，不是由占支配地位的日本殖民者操控的，而是由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力量博弈决定的。中国人民的奋勇抗争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场域革命，改变了场域中的力量对比，殖民场域的失衡和瓦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 牛岛春子的《手记——青空与自杀》为笔者于2014 年在日本久留米野田宇太郎资料馆找到，是牛岛春子写的一本书，此书未经出版社公开出版，为“私家版”，系作者自己印刷，用以赠送亲友。
② 牛岛春子写给野田宇太郎的信亦为笔者于2014 年在日本久留米野田宇太郎资料馆找到，未公开出版，当时用拍照的方式留存。
③ 同②。
④ 出自牛岛春子《手记——青空与自杀》第38 页。
⑤ 出自牛岛春子《手记——青空与自杀》第20 页。
⑥ 出自牛岛春子《手记——青空与自杀》第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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