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运,冯 敏
(华南师范大学 城市文化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道教始创于东汉末年,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陶弘景等人努力和改革,在帝王、上层士大夫和文人阶层中获得了广泛传播与认同。道家修仙炼丹的养生风尚倍受文人阶层推崇,许多文人不仅生活中效仿道家行为,还创作了大量与道教活动有关的诗作,通过文学创作传播道家文化,因而南北朝之后中国文学作品中涌现出大批和道教文化相关的意象。其中,由于道家丹道炼养文化的独特性,“金丹”意象更是倍受文人青睐,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频次极高。
据道家典籍及有关文献描述,金丹修炼过程极为神秘复杂,还有许多禁忌,丹道传授十分严苛隐晦。古代文人描写金丹时亦不肯开明宗义,往往采用“坎离”“铅汞”“壶中之物”“姹女”“河车”等象征性术语。这些术语作为一种“具有符号学意义”的角色出现在古代文人的艺术思维中,带有强烈的幻想性和象征意味。“金丹”意象的广泛运用,不仅为诗词作品披上了一层神秘飘逸的面纱,也使诗作增添了道教文化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就艺术哲学的阐释角度而言,古代文人的“金丹”意象依次对应于人的潜在本能、人的精神境界、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三个层面。前两者主要是对于人性的探索,从低级到高级,从对生死的执念到对无为境界的追求,此为微观层面。从宏观角度来看,金丹与混沌宇宙是以小见大的关系,古代文人通过金丹意象窥探宇宙演变的规律,赋予古典诗词作品无垠广阔之意境。
长生不老,是人类对生命的自然追求,也是道教生死观中解决人生问题的终极途径,在道教文化中体现为“神仙不死”的生命意识。这种生死观前期强调肉体不腐,后期注重精神不朽,将本我的生命形态飞升至与天地共寿,超越天人对立,从而走向生命的无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欲念是一种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者达成某件事的强烈渴望,是一种埋藏于人内心的念头和欲望。追求长寿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欲念之一。商周金文中,最普遍之措辞即为“寿考”“万寿”“眉寿”“无疆”等,这说明在更早时,甚至是在文明起源之时,人类就已滋生长寿愿望。最初,“不死药”被认为是由海外仙人炼制而来,故战国时燕齐之地开始流行出海求药风尚。但仙草难得,神仙难觅,人们开始寻找能够长生不死的方法,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这个愿望。他们认为吃下“长久之物”便能“长生不老”,因此开始寻找身边能够永久存留的物质,随即发现了金石。西汉昭帝时期《盐铁论·散不足》中载:“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1]汉哀帝时期,傅太后有“闻金成可作延年药”[2],此大概为最早服食金的记载。从服金转变为服丹的过程较为模糊,但可以推断“大抵发生在西汉”[3]。早期金丹的做法和制金之法极其相似,从炼金到炼丹,体现的既是技术上的转变,也是人们在长生欲望促使下观念的转变。
古代诸多文人生活中极力效仿道家养生行为,意图通过研究道教炼丹术和加强与云游方士的积极互动,寻求能够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或者途径。他们用文学创作记录下这一寻求过程,并通过种种文学意象隐喻着自身对长生不老的追求,“金丹”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之一。
古代文人长生不老之欲念,首先表现为他们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希望通过日常服用金丹药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欲望。此时,金丹便成为文人墨客结交道友、附庸风雅的手段,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心境的意象。如,南北朝庾信《燕歌行》道“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4],明确表现出诗人服用金丹的用意,渴望长生不老、容颜永驻。唐代吕岩《七言》云“任彼桑田变沧海,一丸丹药定千春”[5],不论世间万物如何变化,只要吃一粒丹药就能保千古长生,体现出作者对道教金丹的高度推崇。南宋刘克庄道“笈储丹药堤防病,案设图书粉饰贫”[6],即使生活贫苦一无所有,也要服丹读书,可见诗人将丹药看得与图书一样重要,不仅体现出其对丹药养生效果的认同,还表现出其清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大历十大才子”之一韩翃也有表达他寻求金丹迫切心情的诗句“玉粒指应久,丹砂验不微。坐看青节引,要与白云飞”[7],希望通过服食丹药与天同寿、长生不老,表现出诗人对道教服丹饮药风尚的推崇,并肯定了金丹的养生价值。
其次,古代文人长生不老之欲念体现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道教养生思想,他们与道士进行密切的交往,并创作出大量和道士交往以及与炼丹服药有关的诗作。如孟浩然,其山水田园诗风格恬淡孤清,意境优雅、恬静,其中也不乏他求仙问道的佳作。他在《清明日宴梅道士房》中描述访问梅道士场景时写道:“金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7]1643在美不胜收的桃林仙境中,孟浩然不仅与隐居近邻梅道士讨论神仙生活,还与其炼丹服药以求成仙之法。这种犹如桃林仙人的生活体验,表达了他对道教成仙之术的向往,以及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创作的《赠韦炼师》《寻郭道士不遇》《早服云母散》等也是此类诗作中的典型代表。如《早服云母散》:“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7]5147学道服药习惯已潜移默化地渗入到诗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服用丹药已成为诗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充分表明, 炼丹服食之风在唐朝文人群体中已十分盛行。
最后,古代文人长生不老之欲念,还体现在他们希望通过效仿神话传说中仙人的生活实践,探究神仙群体和天神传说的来龙去脉,通俗来说即希望通过服食丹药成仙飞升。这种念头延展至诗歌创作上,便使诗歌作品披上了一层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面纱,形成了特有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如诗仙李白,一生沉浸于游历名山大川求仙问道的逍遥生活中,留下了许多与道教文化相关的传世佳作,是受道教影响最深刻的文人之一。其《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云:“日月更出没,双光岂云只。姹女乘河车,黄金充辕轭。……相煎成苦老,消铄凝津液。”[7]1745这是一首运用隐喻手法描绘金丹炼制过程的诗作,诗人结合四象、阴阳八卦等古代哲学学说,不仅描绘了梦幻般的丹药制作过程,还营造了一幅宏大壮阔的驰骋仙境图,逍遥驰骋于天地之间,意境广阔而深邃,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之作。再如孟浩然,在《寄天台道士》中写道:“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7]1636诗中的“灵芝”也可视作修炼丹药的材料,是“金丹”意象的暗喻。海上求仙客,不畏艰难困苦采摘仙草、探寻仙境,希望触摸到仙界的美丽与神秘,展现出孟浩然对仙境的向往与探寻。
古代文人无论是身处庙堂还是归隐山林,在受到道教文化的浸染后,大多向往长生不老、憧憬神仙生活,因而在诗词创作中常常会提及“金丹”的制作材料、制作过程以及记录炼丹的方法。另外,还有不少文人通过描写“金丹”呈现向道士求仙药、祈长生的日常情景,为“金丹”意象赋予了更为主观的情感色彩。
与普通求道者纯粹追求长生不老的目的性及功利性不同,古代文人在诗作中使用“金丹”意象时,也力图抒发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苦闷愁绪。他们渴望通过求仙访道活动洗涤心灵,获得精神庇佑进而养成淡泊飘逸的心境。同时,运用“金丹”意象营造清闲安逸的氛围,抒写安贫乐道的生活,实际上也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
道教文化中归隐山林、虚静自守的生活态度与至人无己、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为那些尘世中怀才不遇、空有抱负的文人墨客提供了精神慰藉。李白诗作绝佳,多次被举荐入朝为官,然入朝之后仅被当作御用文人整日被迫书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肉麻诗句,壮志难酬的他只能在饮酒作诗、游历山水和求仙访道中获得心灵慰藉。如《题篙山逸人元丹丘山居》:“拙妻好乘莺,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8]这首诗表明李白妻女深受李白影响,对寻仙访道炼丹之事热爱至极。李白仕途失意欲寄情于求仙问道,故诗曰“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9]、“此中岂是久留处,便欲烧丹从列仙”[10]、“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11],此类诗作正如司马成祯所言“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级之表”[12]。道学塑造了李白飘逸高远的个性,而李白则赋予了诗中“金丹”意象更为淡泊飘逸的精神境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被贬永州时作《种术》:“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单豹且理内,高门复如何。”[7]3951“守闲”实隐含被贬之意,柳宗元宦途失意,身心受创,因此寄情山水,服用丹药寻求慰藉。柳宗元自幼受儒、释两教熏陶,儒释兼通,却也道学纯备。他认为采药炼丹、求仙问道有“离忧”之功效,仕途失意心灵受创时通过道学可修身养性、获取精神宽慰。由此可见,炼丹服药似乎有慰藉古代文人心灵创伤之功效,这也使“金丹”意象产生了一种“能够治愈人心的力量”意境。
部分古代文人使用“金丹”意象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道家崇尚自然的隐逸思想的推崇,展现文人墨客纵情山水,对犹如山间闲云野鹤般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生活的向往。如孟浩然《山中逢道士云公》:“偃息西山下,门庭罕人迹。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7]1626诗人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了对于凡尘世界皆为利往的厌恶之情,以及对于归隐闲居的道士生活的神往。王绩晚年辞官归隐山野,寻求隐逸放达的求道生活,因此《新唐书》将其传归入《隐逸传》之中。在求仙访道诗歌题材中,王绩也留下了一些诗作,如《采药》“野情贪药饵,郊居倦蓬荜。青龙护道符,白犬游仙术”[7]481。诗人描写了悬崖峭壁采摘草药、处理保存草药和制作丹药的过程,描绘了他归隐山林隐逸生活的具体画面。王绩的《游仙四首》也主要以求仙访道、炼制金丹为内容,可见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然而,要着重指出的是,秦汉以来,许多云游方士对丹药功效过分吹嘘,在推动炼丹服药风气盛行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危害。魏晋南北朝时,许多人因大量服食含水银、汞、铅等有毒成分的丹药制剂丧命。李时珍对此进行了严苛批判,指出“汞及丹药能‘入骨钻经,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贪生者服食至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千人矣”[13]258。李时珍讥讽了夸大丹药作用的方士,指出含汞丹药具有巨大危害性。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汞的药理作用,指出“水银但不可服尔,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13]258,捍卫了本草学的科学性。李时珍对于丹药的精辟评价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世人对金丹的盲目服用之风,使世人对如何正确使用炼丹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为中国医药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文人经历宦海沉浮后归隐山林转向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向道教寻求精神慰藉,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化原型”,影响深远。他们学习道教修仙炼丹的经验,在诗词创作中将过程描绘与自身淡泊飘逸的心境相结合,使得“金丹”意象在审美隐喻上更加立体,叙事感更加突出,凸显了古代文人对仙风道骨气质的文化认可,以及对本土道教思想的深入认知。
从本体论哲学角度来看,金丹的炼制过程可被视为一种模拟外部宇宙演变的神秘过程,与道教的“浑天说”宇宙形态理论有着密切联系。“浑天说”宇宙模式在《浑天仪注》中是这么表述的,“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14],与道教的金丹形态极其相似,也被视为金丹炼制的形象来源。道士炼丹的过程是在炉鼎中展开的,在他们看来,炼丹的过程是对宇宙演变现象的细部模拟,即以金石草药的炼制之术,凝聚外部宇宙混沌的灵气;金丹进入人体后,那些在炼丹过程中浓缩于金丹内的灵萃就会在人体中释放出来,从而达到延长服用者寿命的效果,甚至可以使服用者实现“飞天成仙”。道教的修炼体系可看作是从“金丹”到“圣胎”的演变,是脆弱、可腐朽的肉体向自然精华的替代性转化。这种修炼观念影响了很多古代文人,促使他们对“金丹”意象背后的生命观和宇宙观进行哲学思考,并在诗词创作中给以体现。因此,作为道教宇宙观的本源之“道”,“终于在生命对物理时间无限延续的狂热追求中淹没”[15]50。
在道教思想体系中,“宇宙演化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抽象的‘气’,物质的‘气’,再到化生万物的‘阴阳二气’的过程”[15]2。古代文人将炼就金丹视作天地宇宙变化之规律在炉鼎中的浓缩,他们试图运用阴阳五行四象八卦之哲学思想,通过炼就金丹来探究炉外宇宙变化之规律。《老子》并未说明宇宙的组成物质具体是什么,但在炼丹的过程中却有明确的物质。《大丹铅汞论》总结过:“且铅属阴,黑色,而为玄武,其卦为坎,位属北方壬癸之水……故砂中有汞,其色为赤,而为朱雀,其卦为离,南方丙丁火也。”[16]这段文字将炼丹所需要的铅、汞等物质材料以及金丹炼制的过程都与道教文化中的四象八卦学说相结合,搭建了一个用来支撑炼丹术的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模型。炼丹家通过炼制金丹将大宇宙中的时空变化过程浓缩于炉鼎的小宇宙中,以此对宇宙自然进化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究和运用。如《道藏》所言:“天符运动,计四千三百二十年,照耀父母,养成天铅自然还丹也。”[16]170炼丹不可能耗费四千三百二十年,这里实际上是借鉴了刻漏计时,即将炉外大宇宙中的时间概念浓缩在炉内小宇宙中,即认为1年有4 320刻,从而将炉鼎内金丹的炼制过程与天地宇宙的时空演变产生了联系,以证实宇宙的时空演变规律在炼丹炉中也有迹可循,体现了炼丹者对天地宇宙规律的探索。李浩在记录炼丹之术时写道:“混沌未分我独存,包含四象立乾坤。还丹须向此中觅,得此方为至妙门。”[17]在这首诗中,他把炉鼎炼丹的过程看作四象、天地变化的过程,描述了混沌宇宙中包含天地与四象的宇宙观,将炼丹术与四象八卦此类道教用来定义自然宇宙现象的观念切实结合起来,表明了在炼丹过程中探究宇宙发展演变规律的决心,赋予“金丹”意象更为深刻的内涵,即古代文人试图通过炼丹探究天地宇宙的演变规律。
除了探究天地宇宙的演变规律,古代文人还通过描写“金丹”意象对比观照炉鼎小宇宙与鼎外大宇宙的联系。如韩蕴中在《火记歌(并序)·其八》中说“道体同天地,冲和药在炉”[17]1617,用思辨的哲学思维将大宇宙的天地与炉内小宇宙结合起来,这种奇妙的联想赋予这首诗广阔豪迈的意境,也体现了诗人心中的放达不羁。王吉昌在《风入松》中道:“乾坤罗列道纲维,斡斗转星移。……保护堪离丹药,启玄牝,契希夷。”[18]在炉外乾坤星象哲学思维影响下,作者赋予炉内小金丹通感天地之道的能力,并在炼丹过程中通过联想将“道”的天罡演变规律与金丹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表现出其以小丹见大道的奇妙宇宙观。曹唐在《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中写到:“骑龙重过玉溪头,红叶还春碧水流。省得壶中见天地,壶中天地不曾秋。”[7]7346诗人在小宇宙中得窥天地,既是仙境也是心境。他以道家逍遥游仙之胸怀书写天地间的自我,通过描写壶中的小宇宙不曾见过秋天,暗喻作者心境开阔逍遥,人生也不曾历经秋天。虽未直接使用“金丹”“丹药”等词,“壶中”所炼何物却心照不宣。这种将天地与我融为一体的宇宙观通过“金丹”意象表达出来,就显得格外富有艺术哲理。李商隐在《玄微先生》中也描述了其大隐隐于市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界:“仙翁无定数,时入一壶藏。”[7]6160《后汉书·费长房传》云:“有老翁买药,悬一壶于市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19]老翁隐于市,入小壶得以见大壶。诗人通过对玄微先生幽居隐逸生活的描写,呈现出小宇宙中也蕴含着大宇宙天地循环自然规律的哲学见解。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道教金丹学说对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关于医用丹药名称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东汉郑玄所注的《周礼》中,“凡疗伤,以五毒攻之”句中的五毒就是指石胆、丹砂、雄黄、礜石和磁石,以这5种矿石药材提炼成丹药制剂可以治疗外科疾病。东晋时期,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记录了当时丹药的炼制方法和配方,对炼丹术和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发明的外用丹药“密陀僧”“三仙丹”主要有杀菌、清创、收敛、消肿的功效,且“三仙丹”一直沿用至今。与葛洪将金丹外用相对应,南朝人士陶弘景主要将金丹用于内服,以达到养生保健的功效。而孙思邈则是二者的集大成者,他“首次将炼丹术中的化学制药方法正式引入中医学,成为中国古代医药化学研究的先驱”[20]24。孙思邈贞观年间在峨眉山采药时成功炼制的“太一神清丹”,以及在唐高宗永徽三年之前写下的《太清丹经要诀》,在当时都获得了推崇;在著作《千金方》中,也有他将常见的丹药制剂“铅”与“汞”用于面部美容与疮病治疗的详细记载。由此可见,“道家的金丹学说能在现实中赋予金丹一定的药用价值,将其应用到中医的治疗当中,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20]26
古代文人以宇宙为依托,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对宇宙自然进化演变规律的探寻,并将炉内小天地与炉外大天地相对应,赋予“金丹”意象俯仰天地、富于思辨的宇宙观,展现了自身放眼于天地宇宙的广阔视野与豪阔胸襟。道教生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就是将有限的小生命融合至无限的大生命中,将有限的自己投身于无限的宇宙,实现从无到有的修炼与提升。
古代文人描写“金丹”意象,实际上是一个受现实生活影响进而引发审美联想并与天地造化对话的艺术创作过程。他们竭力张开形象思维与哲理思辨的翅膀,在仙道崇尚之情的驱使下,不仅可以“上天入地”,还可以在诗词创作中通过“金丹”意象与自我对话、与神明对话、与宇宙对话,从而满足自己内心的欲念,或长生,或成仙;或沉浸于道教“无为”思想中远离宦海生涯,寻求心灵的慰藉;或以“小丹”见“大丹”,在繁杂的炼丹过程中探索宇宙的奥妙。“金丹”意象所蕴含的艺术哲理与审美隐喻,为后世学者研究道教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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