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
(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若从先秦时期产生的《诗经》算起,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国人自己撰写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大概仅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学科观念的影响,以及国外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被翻译传入国内,中国学者也逐渐燃起自撰中国文学史的热情。
关于中国文学史最早一批的国人撰写者,学界多以窦警凡《历朝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先驱,且有“南黄北林”之称。自窦、黄、林以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从寥寥著述,渐成蓬勃之势。在中国文学史的草创期,即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20年代中(1925年之前),还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钱基厚《中国文学史纲》(1917)、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褚传诰《文学蜜史》(1919)、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1923)、李振镛《中国文学沿革概论》(1924)、汪剑余《中国文学史》(1925)等,董乃斌先生《论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就总结说：“这个阶段的文学史著作,其数量远比不上下一个阶段之多,以中国文学通史而言,大约二十四、五种,加上外国人写的,则数量可以翻一倍,达到五十种光景。(参阅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黄文吉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1)董乃斌.论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J].社会科学战线,1997(5),第65页。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撰著,虽然处于草创期,但是成果却为可观,凸显了国人在中国文学史初生之时的创作热情和社会需要。
不过从学者的著录、统计和叙述来看,这一时期还有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被学界遗忘或是忽略了,那就是龚道耕的《中国文学史略论》。龚道耕祖籍浙江绍兴,自八世祖湘浦公就养来蜀而著籍成都。龚家世代书香门第,龚道耕出生于1876年,自幼聪慧,三岁即能默诵唐贤绝句,八岁出语辄惊人,被亲友们誉为神童。十三岁补县学员,十七岁中光绪癸巳科副榜贡生,二十六岁应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中式举人,援例授为内阁中书。不过龚道耕平生不喜仕进,无意为官,一生精力皆倾注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直至1941年突发疾病逝世。
龚道耕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自苍雅群经、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莫不浃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故“由是知名,父党宿儒无不造门,三蜀学者咸知有成都龚君矣” 。(2)庞石帚.记龚向农先生[J].志学月刊,1942(6),第12页。据其弟子徐仁甫《龚先生著述目录》、庞俊《龚先生遗著目录》以及笔者《龚向农先生遗著补目》的共同考证,龚道耕平生所著论著概有140余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在这些著作中,既有广泛用于教学的通用型教材,如《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也有在专经研究中颇有建树、独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如《三礼述要》《孝经郑氏注》;还有校勘精审、重视考订的《旧唐书札迻》《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更有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发人所未发,具有精深见解的单篇学术论文,如《〈孝经郑氏注〉非郑小同作辨》《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等。可见,龚道耕的学术成就是非常广泛的,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皆有深厚的造诣。
以文学领域为例,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尝言龚道耕“为文规模八代,诗效温李,有《八代文钞》《严辑全文校补》《研六庼诗文初稿》《蛛隐庐文存》《丁未述征集》等”(3)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J].志学月刊,1942(6),第15页。。不过可惜的是,这些体现龚道耕文学成就的著作现皆已散佚,今幸赖《中国文学史略论》得以管窥一斑。
《中国文学史略论》初撰于壬子之岁,即民国元年(1912)。此时恰逢刘师培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主任,而龚道耕为学校讲席,于是刘师培委托龚道耕来撰写中国文学史。龚氏遂与刘氏商讨体例,开始编纂,但未及成稿。至民国八年(1919),龚道耕再校《中国文学史略论》,乃卒成之。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概有二十四、五种,但不论从龚道耕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是现今的学术发展来看,龚道耕的《中国文学史略论》都有其独到之处与独特价值。只是非常遗憾,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自1925年在成都刊刻后,除了成为本地各大中学校教材外,在学界似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各种论述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没有提及龚道耕的《中国文学史略论》,学界也迄今无一篇专文对此著进行论述,以致于无人知晓龚道耕在《中国文学史略论》中的高论卓识与独特之处,诚可谓沧海遗珠。
“文学”这个概念,对于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家来说,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它在中国语境中不是一个舶来的外来语汇,而是土生土长的汉语词汇,如孔子门生就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邢昺为之作疏,释“文学”为“文章博学”,盖泛指人的学问。但从文字含义以及学科属性的角度来说,它又是陌生的,中国自古没有文学这一学科,在传统学术史中文学学科还是个空白,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学观念、文艺思潮和学科意识的涌入,自古及今各种语境下“文学”的释义更是有了多重含义。那么,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往往会因为学科性质、学术界限的界定不甚清晰稳定,而出现叙述对象的不同。
如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即1902年8月15日,《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此章程明确规定,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七个目类从属于文学学科。可见文学学科初立之时,秉承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以文章与学术为“文学”的对象,沿用的是自古相传的大文学观。紧随其后,《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此章程又将文学科内的经学、理学分立出来,不过仍然保留文学、史学两科。这充分说明人们对于文学学科范围、内容的认识,在西方学理和中国传统学术思维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摇摆和含糊。他们一方面既想遵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定式,一方面也想考虑外来所吸收的西方学理。而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恰恰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起步的。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撰写者,在文学观上大多倾向于传统的、古典的,因此他们对于文学性质的论述、文学内涵的界定、文学史料的运用、文学作品的评价等,就多依赖于传统的学术和材料。
龚道耕谈论文学、论述中国文学史,遵循的就是传统的、古典的大文学观,讲求通识,主张“自成体系”,反对仅以诗歌、戏曲、小说为主的狭隘文学史观。所撰《中国文学史略论·自序》云：“仲尼之门,考以四科,言氏习《礼》,卜子传经,文学之称,兹其虇蕍。刘勰著书,备论《文心》,而上溯经纬,旁罗子史,下逮谐讔杂笔,明文学之域至恢廓已。近世言文学者,或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干,而摈经、史、诸子,以为非类,原其恉趣,放据远西。窃疑殊域译言,胥由况拟,以吾所谓文学,移译彼义,或不相中。亦犹身毒大秦,拼音之书,中夏亦曰文字,非依类象形,孳乳相益之义也。”(4)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57页。在龚氏看来,文学之称,由来已久,可以溯源于孔门四科之子游、子夏。而至刘勰《文心雕龙》,所论囊括经、史、子、集各部,诚可谓文学之轮廓也。可见龚道耕认为文学是反映在经、史、子、集四部的。龚氏接着又说：“中国政教,皆本六经,文学渊源,亦由是出。故刘勰《文心》,首以《宗经》为说。颜介《家训》,亦谓文生于经。”并一一例举：“六经冠冕,厥惟《尚书》,上起唐虞,下穷秦穆,典、谟、训、诰、誓、命,古称六体,后世诏命、策檄、奏议、书牍、纪传、典志之文,皆具有之。”“《易》卦之作,成于羲文,卦爻、《象》《彖》《系辞》《文言》,皆撰于孔子,为后世诂经说理之文所由昉。而《乾》《坤》之言,自名曰《文》,尤为千古文章之祖。全篇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宫商相叶,词旨畅谐,极文章之妙。”“经传言《诗》,莫先《尧典》。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生,后世骚赋歌诗,举莫能出其规范。《行露》肇五言之半章,《齐风》有七言之全句。《螽斯》诸篇,兮字缀句,开《楚辞》之先。《简兮》诸什,长短间用,创汉歌之始。黎夫人之答傅姆,则柏梁联句之滥觞。鲁奚斯之睎考父,则平原拟古之嚆矢。若夫论功颂德,刺过议失,或托物以寓兴,或因事以抒情,诗格虽有变迁,诗旨未有不原风雅者也。”《仪礼》“其文体裁严整,后世典志之文,莫不禀以制式”。《周礼》“论其文章,则固体大思精”,而《考工记》之“《嘉量之铭》《射侯之辞》及《轮舆》《梓人》诸篇,文辞尤为卓绝焉”。《礼记》“就其存者论之,如《檀弓》之叙事,《王制》之说制度以及《学记》《中庸》《大学》《三朝记》《坊记》诸篇,皆词义并美者也”。《春秋》三传,“若论其文,则《左氏》富艳,为叙事文之规范,编年史之初祖,非《公》《穀》所能逮矣。”至于“附经之书,古称传记,皆孔子弟子门人所述,而子夏文学尤著。今《诗序》《丧服传》,相传皆以为子夏所作。《关雎序》一篇,登于《文选》。《丧服传》发明章句,为说经家之宗”。(5)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57-59页。如此等等,可知龚道耕认为文学是渊源于六经的,六经是文学的母体,所以文学的表现范围当然应该包括经学。因此,文学自经学肇始,盛于诸子,春秋战国之际,实为文学之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文学观,龚道耕批评“近世醉心欧化者,乃谓小说为文学正宗,且欲以白话文代文言”(6)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95页。,指出“近世言文学者,或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干,而摈经、史、诸子,以为非类”(7)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57页。。故其所著《中国文学史略论》以经、史、子、集四个部分涵盖整个中国学术大势、文化沿革、文学内涵,视野宏观开阔,内容包容自然。从论述的体例来看,是书从上古三代至清,共设七个历史时期,以时代先后为序,提纲挈领地论述每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对于每一个时期文学史的论述,又是先论述这一时期学术的总体趋势,然后再详细论述其经学、史学、子学、文学诸方面的成就。著名学者蒙文通有言：“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8)蒙文通.治学杂语[M].蒙默.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第25页。“通观达识,明其流变”是蒙文通先生研究史学史最重要的观点。龚道耕论述中国文学史,从时代的学术大势谈起,再到述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这种注重通识的文学史观可谓与蒙文通先生的观点正好前后呼应。
冯有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曾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1页。这是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思路,意思是“哲学”虽然是舶来的,但可以取材于传统学问。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创作思路与冯友兰的思路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作为文学的学问本身是源远流长的,它不仅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过去,它与中国传统学术密切相联,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如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黄人就说：“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10)黄人.中国文学史[M].杨旭辉点校.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第3页。可见,中国文学史的撰写,离不开传统的史传、目录、选本和诗词文话。正是依托于这些传统学术,撰写者们获得了丰富滋养,遂有了中国文学史的创作思路和必备资材,从而使之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特点的中国传统目录学,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具有指引门径的功能,正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11)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1806页。。所以,最初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国人,不约而同要从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去寻找线索,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以此来构建文学史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因为这些传统目录,不仅能够提供文学史需要的基本索引资料,而且其叙录文字还能够提供学术的源流演变。不过这主要还是纲要性质的,是面上的概况叙述,还不是全面的、具体的、细节的文学史撰写。
至于具体的文学史内容,早期撰写者们则多取资于文苑传兼及其他史传资料。《文苑传》,主要是专门记录擅长诗赋文章之人的事迹,始创于范晔的《后汉书》。至此以后,史家著史,多循例而为,立《文苑传》以明各朝各代之文士。如此一来,借助于历朝历代之《文苑传》,文学史家们就可以掌握和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概貌。
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与其相联的文学评论也随之相伴而生,其形式即为诗词文曲话及小说点评。这些专门针对文章、文人进行评论的诗词文话、小说曲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如钟廷瑛《全宋诗话序》仅就诗话而言：“诗话者,记本事,寓品评,赏名篇,标隽句。耆宿说法,时度金针,名流排调,亦征善谑。或有参考故实,辨正谬误,皆攻诗者所不废也。”因此这些往往也会成为中国文学史早期撰写者们特别重视的材料来源之一。
注重采用中国传统学术资料,特别是传统的目录、史传和诗词文话,从中搜寻文学史的脉络线索,这正是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撰写的思路和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略论》中,龚氏每叙述完某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大势后,就会从经、史、子、集四个角度分述此期的学术代表人物和著作。而这些学术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史料,往往都出自正史的儒林传、文苑传或本传,以及艺文志或经籍志。至于评论,则多引刘勰《文心雕龙》、高棅《唐诗品汇》等。如以“后汉魏晋”时期为例,龚氏在叙述东汉今古文经学发展脉络及评价今古文优劣时,就引《后汉书·儒林传》说：“观《后汉书·儒林传》所载,今文学家,大率名氏仅存,无他表见。而古文家,如桓、郑、贾、马及卫宏、张衡、崔瑗、卢植、蔡邕、服虔之徒,皆撰述闳通,文章尔雅,是其明证。”(12)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7-68页。叙述魏晋经学,则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云：“值汉魏间,戎马之余,经籍道息。正始中,诏议圜邱,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与议者无几。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学业沉陨如此。”(13)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8页。叙述此期史学发展,说班固与马严、杜抚等同撰《建武注记》,系引《后汉书·马严传》;列举史学著作,则引《隋书·经籍志》。叙述东汉至西晋文章名家,又详引《文心雕龙》之《时序》《才略》二篇。讨论别集,系根据《后汉书·文苑传》《续汉书·文士传》《三国志·文士传》《晋书·文苑传》以及《隋书·经籍志》而立论。其他时期,取材亦大体一致,以史传、目录、诗文评等为主,探源溯流,详细勾勒,以展现此期文学发展的进程。如此看来,龚道耕与早期的文学史家们创作中国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基本相似的。他们多是借助于中国传统学术,试图从中寻找到文学史撰写的范例和基本素材,然后按照自己的观念和见解,用传统的话语方式完成文学史的叙述。这样写作的优点就是资料翔实,引经据典,论述严谨,有理有据。
龚道耕长孙龚读籀(师古)尝言,“祖父早岁亦习诗文,文以八代为规范,诗学唐人温庭筠、李商隐”(14)龚师古.先祖父龚向农先生生平简述[J].成都志通讯,1986(4),第66页。。又说其“教人不侈为夸语,不考征猥琐以炫博,亦不暖姝菌蠢、学一先生之言以自憙。故所著述,绝矜慎,以表襮得时誉为耻”(15)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J].志学月刊,1942(6),第15页。。弟子姜亮夫也说龚道耕“论文不喜桐城义法,而主衔华佩实,其为俪语不失齐梁矩矱”(16)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G].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24页。。可见龚氏治学为文,注重严谨朴实,不做浮夸之论,也不人云亦云,而是自有判断,故所著《中国文学史略论》中新见迭出,其高论卓识多为诸家所不及。
如论别集,龚氏认为虽然“《隋书·经籍志》谓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然范晔《后汉书》,虽始立《文苑传》,于诸传中,只称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犹无集名。魏文帝《与吴质书》始云：‘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是文集之名,盖自建安始。《隋志》所载别集,不独荀况、宋玉及西汉人集,为后世编辑者追题,即后汉四十余家,亦未必原有集名也。……自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孳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而编合之,谓之流别。于是因别集而有总集。别集犹出入经、子,总集则惟录诗、赋、杂文。而魏文帝之《论文》,陆机之《文赋》,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流别论》,或臧否时才,或铨品前修,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评论文章之作,亦因以盛。集部之别于经、子、史而独立,盖自此权舆矣”(17)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71页。。所论诚然。
如学界通常认为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焚书坑儒之策,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灾难,后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但龚道耕却不这么认为,他恰恰觉得秦朝对于中国文学之发展,有二事值得一提：“一则置博士官,掌通古今,为汉代设学官之始。其时《诗》《书》、百家语在民间者虽焚,而博士所职者自若,故羊子、黄疵皆著书传世。疵又为秦歌《诗》,而叔孙通、伏生之徒,亦以制礼传《书》显于汉世。”“一则初作小篆、隶书。周宣王时,史籀改古文为大篆,文颇繁重。六国时,复多异形文字。李斯变为小篆,行同文之治,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以课学僮,而小学以兴。同时,下杜人程邈增减篆体,作新字,以施于徒隶,谓之隶书。虽多变古文,失六书之义,而数千年沿用不废。”(18)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3页。从置博士官和统一文字的角度,龚氏认为这两点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正不独瑯邪、会稽诸刻,仙真人之诗,擅文章之美而已”(19)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3页。。
如论今古文经学之盛衰缘由,龚道耕认为：“盖古文家重训诂,识奇字,明典礼,习史籍,兼通群经,雅达广览,为世推重。今文博士,则局趣一经,墨守章句,为世积轻。”“故王充以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何休言治古学贵文章者,谓博士为俗儒。是则今古文之盛衰,缘于文学之优劣,虽今文家有如何休者,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仅能存公羊一家之学而已。逮汉末而高密郑玄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于诸经传,并有注说,遂合古今文而一之。”(20)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67-68页。寥寥数句,道出今古文经学之异,兼及盛衰之由,可谓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故其外侄唐振常回忆说：“所著《中国文学史略论》,盛著于时,多为学校采作教本,多次重刊。……我至今珍藏一部,时加阅读,深感叙事则条理分明,论议则精恰得当。……先生治古文经学,于经今学亦所深研,虽不喜其奇诡狂肆之说,然于二家不主重此轻彼,方能发为实事求是之论。”(21)唐振常.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J].文史杂志,1990(4),第9页。同理,论南学独传,北学几绝,亦因文学之优劣而定。龚氏认为：“南朝士大夫,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于经业,虽以经儒著名如刘瓛、明山宾者,亦复兼通文史,不徒讲说。北朝如刘献之、徐遵明、李业兴、刘轨思诸经学大师,皆属朴学之士。”(22)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72页。在龚氏看来,南学是以博综文史、不专章句而传行于后世,这与《隋书》所言“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3)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1706页。之意非常切合。
又如评论宋学,指出宋儒说经的优点在于“以义理为宗,以心得为贵,其所发明,诚有汉唐诸儒所不逮者”(24)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83页。。同时又指出,宋儒说经“信心之过,至于蔑古,删窜旧本,攻驳经文,亦非小失”(25)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83页。,则为其不足也。盖得其实。
再如针对章炳麟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而其术近工眇踔善。”(26)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88页。龚道耕认为：清代文学虽然是以经学为最,但非要说经学之外,文章学术举无足称,这是非常荒谬的。清代文学,一言以蔽之,在于复古。“自元、明以来,士守科举帖括之业,不通经术,不知古今,至明季而其弊益甚。说经者习讲章而废注疏,读史者尊《纲目》而笑班、马,语录盛而文章多鄙倍之词,心学昌而诗尽《击壤》之集,下及公安、竟陵、李贽、金若采之流,以时文浅陋之见读古书,以小说佻巧之文律经史,文学之业,几于扫地。”(27)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88-89页。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清代学者力矫其弊,以复古救之,而复古则以经学为干,其他学术文章遂因之以为变,这就是清代学术之所以独异于前代的原因。龚道耕并进一步指出,清代学术过于前代而自成专门者,尚有数事,分别为小学、校勘、辑佚、目录、金石。这些对于经史、诸子、文章之学最有关系,足可以表见清儒复古之精神者也。
以上种种,皆为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对于诸多问题的阐述,持论严谨平实,观点匠心独具,这在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可以说是别树一帜、引人深思的。
大概同一时段,比龚道耕略小几岁的蜀人谢无量(四川乐至人,1884-1964)也撰有一部《中国大文学史》。据彭华《谢无量年谱》所述,自1884年谢无量在四川乐至出生,至1918年谢无量在上海撰成、出版《中国大文学史》,实际上这三十多年谢无量在蜀中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四岁即随父母入皖,定居于芜湖,期间仅1910-1913年任存古学堂校长和四川国学院院副时才居留于蜀。而正是这短短的三四年间,谢无量不仅写出了著名的《蜀学原始论》,而且与龚道耕因缘于刘师培,似乎也有了时间和人物的交集。1912年,刘师培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主任,以中国文学史委托时任学校讲席的龚道耕。龚道耕遂与之商讨体例,开始撰写,经过七年至1919年而成书。同年9月,刘师培接任谢无量任四川国学院附属国学学校(即更名后的存古学堂)校长,又与谢无量同任四川国学院院副,并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刘谢二人共事颇多,相交频繁,学术上互有交流,因此经与刘师培商榷条例的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谢氏或许有所耳闻。不过由于龚道耕长年深居蜀地,高论卓识传播不广,以致于鲜少有人知其独特者。
在中国文学史撰写的草创期,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谢柏梁先生评价谢无量的特点在于“文学与哲学的互通,中学与西学的相融,传统的‘小学’与现代的文学观念的结合”(28)谢柏梁.三千载辉煌 跨世纪修史——论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学史的修撰[J].长江学术,2021(3),第11页。,故其《中国大文学史》自1918年初版以后,多次再版重印,被认为是“一部内容由宽而泛向纯而专过渡的重要文学史”(29)王友胜.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得失论[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1),第91页。,传播非常广。全书凡五编,除第一编《绪论》外,第二至第五编“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由五帝至秦为上古,由汉至隋为中古,由唐至明为近古,清一代为近世。每期各分章节,先述其时势,次及文人出处,制作优劣,附载名篇,以资取法焉”(30)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M].林昭整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第35页。。大体是以时代先后为序,围绕每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或常见流派来论述,重点以传统诗文为主,不过其内容也涵盖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以及理学等。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这或许就是谢无量为什么名其书为“大文学史”的缘故吧?王文濡为此书作《序》说：“浏览全史,文苑儒林,代有其人;燕书郢说,人有其著。而文字之孳乳、体格之区别、宗派之流衍,虽散见于各家著述中,而独无一系统之书为之析其源流,明其体用,揭其分合沿革之前因后果”,而谢无量却“提纲挈领,举要治繁,品酌事例之条,明白头讫之序,覆名实而树标准,薄补苴而重完全。百家于是退听,六艺因而大明”。(31)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M].林昭整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第1页。这一品评其实用在龚道耕的《中国文学史略论》上也是非常切合的。
首先,就文学的表现范围来说,龚道耕与谢无量一样,采用的都是大文学史观,所论述的文学史内容,既有文章、诗歌、词曲、小说,也有经学、史学、诸子学,而且是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序加以论述的。这种大文学史观是符合中国传统学术思维定式和中国文学史早期撰写的学术发展实际的。
其次,从撰写的体例来看,龚道耕也是以朝代为序,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三代、秦汉、后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附辽金)、清七个时期,每期先总体概述其学术发展大貌,再从经、史、子、集四个部分进而分述,提纲挈领,重点突出,言简意赅,自成体系。这就将散见于中国传统学术如目录、史传和诗词文话中的文学史资料探源溯流、汇而总之、分而述之,如此则“文字之孳乳、体格之区别、宗派之流衍”,就能“析其源流,明其体用,揭其分合沿革之前因后果”。
再者,从作者的论述来看,龚道耕其人博学渊渊,通鉴别裁,经史子集,四部皆通,其学严谨朴实,不侈夸语,不炫怪论,匠心独造,故所著《中国文学史略论》不仅新见迭出,卓识颇多,如论秦世焚书坑儒之事、今古文经学盛衰缘由等,而且其所评论也能切中要点,符合事实,如以宋元明清文章为例,龚道耕说：“北宋古文,虽皆以唐代为规范,亦复自成一家。南宋以还,则语录盛而杂鄙俗之词,策论兴而多肤廓之语,即有作者,亦远不逮北宋以前。至有明三百年,士人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虽号第一名家如震川,亦不免入时文境界,其更不能如宋元之盛,何足怪哉!若夫骈俪之文,晚唐号为四六,朝廷命令诏册,及缙绅间笺书祝疏,皆所施用。宋世别为一体,率以属对精,用事切为工,而气格卑靡,又好全用经史成句,至以三四偶句为一联。沿及明代,遂有竟成时文两比者。”(32)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85页。“清代论骈文者,皆欲于绮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又以达意明事为主,纵横开阖,同于散体,与前代四六襞积饤饾以属对用事为工者绝殊。加以泽于经术,邃于小学,故其文典雅丽则,蔚为正宗,非宋以后所能及也。”(33)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李冬梅.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93页。诸如此类,龚道耕以精炼的文字,准确地勾勒出这一时期文体发展的重点、走势与特点。
不过与谢无量“附载名篇,以资取法”做法不同的是,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并非选取作品来构架叙述,而是通过列举名录,简明评述,以勾勒文学史的整体概貌。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曾说：“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手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34)胡适.白话文学史[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第8页。胡适所言,自有其道理,附载名篇佳作的确能够给读者提供可靠的原始资料、丰富的历史场景和生动的艺术细节,但作为大学讲义和教科书的《中国文学史略论》,毕竟是用于教学的讲义,其功用主要是作为教师讲课的教材和学生学习的阶梯,因此龚道耕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和大体框架,有详细的史实叙述,有清晰的观点评论,这就足以展现出《中国文学史略论》是一部严谨精巧、心得独具、非常有价值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唐振常《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就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学,无所不窥,……正由于学无所不窥,所以能成其大。……所著《中国文学史略论》,盛著于时,多为学校采作教本,多次重刊。……我至今珍藏一部,时加阅读,深感叙事则条理分明,论议则精恰得当,尤以论今古文之争,分析今古二家治学之术有五异,实为精当。”(35)唐振常.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J].文史杂志,1990(4),第9页。
但就是这样一部有思想、有内容、有特色、有价值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在现今学者的著录、统计和叙述中却难以找到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的身影,更不用说有专门的整理和研究了。这不仅对于“于学为大儒,于行为大师”的一代蜀学大家龚道耕来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而且对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份大大的缺失。因此,若回顾、评价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创作,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势必要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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