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蕴
(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学校体育和美育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与体育强国的重要载体.体教融合、体美融合等教育方式契合了新时代国家战略要求与教育现代化需要,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新发展阶段学校体育、美育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等发展思路,体现了体育、美育的价值功能与共生机理,完善了体美融合的系统设计与实施路径[1].国内外关于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较为丰富,作为音乐中的基本元素,“节奏”“律动”在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和体现.例如:武术、健美操和花样滑冰等体育项目均需要音乐伴奏,音乐音符的高低、快慢、强弱、长短等一系列变化均与体育项目动作有直接联系,因此,体美融合背景下,声乐教育要求音乐的节奏、律动和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的身体运动频率与动作相吻合.此外,体育运动乐趣在声乐教育中的应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将体育与音乐教育巧妙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力以及对体育的创作能力,进而促进身心健康[2].新发展阶段,如何在常规的学科设置中促进体育与美育的渗透、融通以及整合,如何充分发挥学校体育、声乐教育的交叉学科功能,如何将美育的新理念和体育的新标准应用于教学活动中,这是学校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现阶段体美融合的重难点.
学校体育、声乐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构面,是强化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应然之举,也是践行“以人为本”“素质培养”等教育理念的应有之义.因此,厘清学校体育、声乐教育概念内涵,对解构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规律、探究体美融合共生的价值意蕴具有重要作用.
(1)学校体育概念.国外学校体育概念主要包括“school sports”“physical education”两层含义,其中,school sports主要指在体育课堂上所进行的各项体育教学活动;physical education则是指由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所组织的体育活动[3].我国学校体育雏形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学校体育活动、学生体质健康、学校体育标准等制定发展战略,如《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强化学校体育工作,并指出学校体育发展对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健康中国建设和人才强国落实等具有重要作用[4].
(2)声乐教育概念.声乐教育是以声乐艺术为媒介进行的教育活动,既表达了艺术文化的教育属性,也体现出声乐艺术的本质特征.现阶段,诸多学者将声乐教育释义为狭义和广义2个层面.狭义层面的声乐教育是指具有明确的师生关系、活动场所、教学时间且具有相对稳定的声乐教学方式及教育活动;而广义层面的声乐教育涉及所有明确(或不明确)师生关系及主观教学意象的教育活动,是指对个体的审美理念、艺术修养、声乐技能产生影响的一切活动集合[5].可见,声乐教育具有“为人性”和“人为性”双重属性,“为人性”是指声乐教育是为人的发展服务,体现其核心属性与内在要求;“人为性”是指声乐教育活动由人的实践产生,如教育目标制定、学生评价等,均体现了人的实践性[6].
(3)体美融合价值内涵.体美融合系统是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相互融合、共生发展的结果,体美融合发展有助于培养形体美、精神美、动作美、道德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新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关注点逐渐由“体”的生物层面(速度、力量、耐力、动作技巧等)向“美”的价值层面(游戏、休闲、自由与审美超越等)跃升[7].体美融合发展既坚持了个体身体素质发展的本体任务,也注重个体精神素养的全面提高,为落实素质教育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2.1 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过程中主体角色迷失
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也是体美融合共生体形成的基本物质条件[8].教师和学生作为共生单元的主体,主体共生度、关联度以及共生密度等决定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关系的程度.现阶段,学校体育与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组合方式较为僵硬,导致其仅表现了体美融合共生的“形”,却淡化了体美融合共生的“神”,使得体美融合实践活动中主体角色迷失[9].如学校体育中田径跨栏项目属于节奏感比较强的运动,体育教师通常设计安排与运动技术节奏一致的声乐节奏及旋律作为提示,以便随时掌控和变换技术动作的节奏特点、练习强度,同时使学生们伴随着音乐旋律和声乐节奏来完成各项技术动作.学校体育“以体为主、以美为辅”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声乐教育倡导的审美体验与精神熏陶[10].声乐教育传授对象较为固定,以培养学生审美兴趣、节奏协调、身心通畅为主要任务,鲜有为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而出现“技能主导教学,声乐辅助提高”的现象,导致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单元不协调、主体角色迷失.学校体育活动以体育教师为主导,声乐教育活动以声乐教师为主导,且两者重点培训的人群与发展方向不同,在体美融合过程中教育主体仍然各自为政、角色迷失.共生单元的主体性迷失源于以下原因:(1)教育及行政部门作为体美融合理念倡导者、资源整合者,在监管执行过程中未能调动其他主体的积极性,以致学校、教师等共生主体在参与体美共生发展过程中缺乏主人翁意识.(2)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平行且相互独立,各主体在协同运作过程中仍按照传统科层制组织模式,具有权责边界划分清晰、行政条状分割等特点.(3)区域教育资源禀赋及配置状况不均衡,欠发达地区缺乏对学校体育、声乐教育共生实践的理性认识,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主体定位不清晰,而导致共生主体很难意识到体美融合的作用.
2.2 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过程中共生模式固化
共生关系(又称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11],包括共生组织模式和共生行为模式.其中,共生组织模式是揭示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单元之间本质联系的要素,包括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多种模式;共生行为模式体现出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单元间的互动作用或相互关系,主要包括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及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12].共生理论指出,“互惠”“双赢”“共存”是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建立共生关系、促进欣荣发展的关键,厘清体美共生关系不仅为共生行为提供目标导向,而且为共生组织发展予以经验借鉴.依据共生理论,审视体美融合共生现实境遇,发现体美共生系统具有非对称性互惠共生、间歇共生的特性,具体表现在:(1)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长期受行政惯性的影响,共生模式、管理制度、执行方案呈现出固定化、模式化特征,导致体美融合效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全局性、长远性、深层次地解决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的本质问题.(2)共生行为模式的非对称性源于共生单元利益诉求矛盾性,由于传统“体”与“美”对立的思维理念,行政体系分割、利益格局固化,难以真实彰显体美融合关系属性及价值诉求.(3)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独立规划,导致优质资源利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产学研联合等难以形成利益导向机制,束缚了体美融合向更高层次、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综上所述,体美融合过程中共生组织模式及共生行为模式固化,反映了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关系中本体价值缺位,导致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关系孱弱、育人路径受阻与效果不佳等现象出现.
2.3 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过程中共生资源阻滞
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界面在生物学层面意指“共生单元之间信息传输、物质交流、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载体”,而在社会学层面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总和”[13].依据共生理论,体美融合共生单元所产生的能量,需要通过共生界面传导给共生主体,它是建立和保持共生关系的重要条件.在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共生关系中,共生单元同时扮演着共生界面的角色,即政府、社会、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既是能量生产的共生单元,也是能量传递的共生界面.若要确保体美融合所产生的能量能够及时有效地传导给共生主体,还需要在共生单元之间建立完善的能量传导机制,以实现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共生资源有效流通与配置[14].但审视现实境遇,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过程中暴露出管理体制不健全、组织运行不协调、监督反馈不完善、信息传播不及时等问题.究其缘由,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界面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1)共生界面能量传导不畅.由于区域教育资源禀赋不同、资源分配不均,容易产生体美共生界面能量传导不畅现象,主要表现为学校体育与音乐教育共生质量有待提高、平台建设有待加强.(2)共生主体扩充力度不足.由于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教学要求、培养目标、考核方案不同,加之体美融合管理制度、协商条例不健全,导致共生主体间协作意识不强烈、共生关系不稳定.(3)科研转化率较低.由于学校体育与美育教育自身科研条件有限,而体美融合共生的相关人才数量更少且流通性较低,致使体美融合共生人才资源阻滞.
2.4 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过程中共生条件干扰
共生环境作为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单元依存的外部因素,涉及政策环境、信息环境、空间环境和社会规范环境等要素[15].优质的共生环境可以提升体美共生单元间的协作效力,进而提高组织协作效率、人才培养成效;反之,软环境、硬环境薄弱会对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共生条件产生干扰.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相关政策制度、条例内容均较为笼统、宽泛,导致体美共生软环境阻滞、共生条件薄弱.现阶段,尽管国家顶层设计层面颁布相关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素质教育”“体美融合”等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但并未涉及“谁来做、做什么、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等具体内容,致使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共生出现管理制度不明确、薪资制度不清晰、绩效考核不同步等现实问题出现.此外,体美融合政策的实践性丰富,且“靶向性”对策层出不穷,但学校体育和声乐教育共生成效甚微,究其原因是学校体育和声乐教育价值基础的错位,进而导致了双方利益的不对等和相互冲突.体美融合共生硬件环境方面存在基础设施配置落后、信息资源共享低频等状况,有碍于正常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
3.1 共生主体:由貌合神离到同舟共济
新时代背景下,体美和谐共生关系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引导学校体育和声乐教育从“强制共生关系”转向“自愿共生关系”.具体包括:(1)打破条块壁垒,统筹整合力量.充分发挥体美融合共生主体的职能优势,横向建立健全共生单元管理体制,纵向发展共生主体协作意识,破除体美融合的条块壁垒、职能分割等问题,以建构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多中心的协同机制.多中心协作机制需要根据学生特质、社会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体美融合的培养目标、管理方案、课程设置等,以强化体美共生单元的主体意识、主体地位,发挥多中心治理主体协同作用.(2)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有限问题,可以吸纳非政府组织踊跃参与,形成体美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人才共育的共生模式,解决区域教育资源有限和共生主体“貌合神离”的问题,努力实现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共生共荣.(3)提升教师协作能力,深化教育改革.教师作为体美融合的关键执行者,也是体育美学的诠释者、美学作品的传播者和示范者.因此,各级各类学校需要依据体美融合的发展目标,设计制定教师融合发展能力提升计划,即可以通过教师自学、外出培训、观摩公开课等方式,不断提升教师队伍体育美育能力,促进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主体协同发展[16].
3.2 共生资源:由壁垒林立到共享共融
教育资源是共生主体间建立共生关系的纽带,体美教育资源具有互补性、互斥性,为了形成稳定共生关系,需建立教育资源流动、共享机制[17].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素质教育扎实推进,体美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得到不断完善.大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从1949年的“倒图钉形”,到新世纪之交的“金字塔形”,再到新时代的“正梯形”及“柱形”,我国教育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18].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贯彻素质教育方针、促进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发展,需要体美共生资源从无到有、从低质向高端、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交互的转变.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源于内、外在资源的互需与共享:(1)体美共生外在资源主要体现在政策资源互通、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共享和管理资源互补等层面,实现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外部资源共享、共融、共进.例如:体美融合活动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发展原则,按照音乐、体育课程标准(2022版)要求,加强不同学科分类指导、挖掘体育与声乐特色资源,确保全体学生在校期间掌握1～2项体育、艺术技能,促进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与美育共生发展的新局面.(2)体美共生内在资源是以精神制度为内核驱动,破除体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激发主体活力,实现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存共荣[19].为进一步强化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不断提高中小学生的运动技能、审美能力以及人文素养,把体美融合发展纳入学校人才培养计划,并将此贯穿学校教育各类别、各学段,整体推进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协同发展.(3)加强教材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美融合发展要以教材体系建设为载体,将美育渗透于学校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以课程为载体、以校园为环境,挖掘体育、美育的内在价值,不断提升美育课程的发展性、体育课程的艺术性[20].加强学校“体美共育”的教育教学实践,将“体的元素”融入声乐教育课程体系中,将“美的元素”融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中,引导学生追求体育美、艺术美、自然美与人格美等.
3.3 共生条件:由制度规范到法治引领
制度规范作为体美融合发展的参照框架,为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提供行动指南、政策驱动、身份认同等基础条件.我国已初步迈向教育法制化轨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法治建设还存在差距[21].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发布“2040规划”,提倡在通识教育领域实现文理共通、在专业教育领域促进专业本身的多向发展,通过主专业与副专业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学习范围、学习效率最大化,为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奠定法治基础[22].我国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其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师生权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23].(1)立法规划体美融合的“任务表”与“施工图”,用法治理念系统谋划和解决体美融合的突出问题,统筹解决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工作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方位阐述[24].我国体美融合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较于德育、智育而言,体育、美育经常处于割裂、互不关联的状态,这就导致体育与美育融合发展处于弱势地位[25].因此,推进学校体育和声乐教育共生发展,需要用法治思维谋划和解决体美融合的突出问题,统一借鉴和确定体美融合的融合标准、育人标准,同时建立相关的管理、评价和监督制度条例.(2)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是引领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发展的不竭之力,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体美共生法治格局,是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发展的共生环境,需要多元主体共治以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家庭联动、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挖掘政府在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宏观政策、管理职能等功能手段;发挥学校在人才培育、育人资源、科研成果、设施配置等方面的相对优势;激发家庭在知识习得、习惯养成、文化规范等方面的独立人格的多重功能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在行业供给、监管评价、需求引导等方面的参与力度.通过上述“政社家校”的全面协同与融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着力提升体美融合发展的动力,营造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发展的正向共生环境.
3.4 共生目标:由主观诉求到全面发展
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逻辑涉及国家行政逻辑、资源配置逻辑、教育育人逻辑等维度,但根本价值导向是全方位育人的发展理念,即以提高“国民综合素养”为起点,实现“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同诉求,使其成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贯通之道.“十四五”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18].(1)确定体美融合发展目标,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均以学生为主体,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共生目标[26].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成绩将不再是衡量学生能力的唯一指标,通过“以体育美”“以美促体”等形式,把促进身心发展、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位置,有助于实现“育体”和“育美”双重目标.(2)依据教育发展要求,促进核心素养提升.可依据《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工作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体育美育教师队伍和场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文件,建立健全德智体美劳教育有机融合、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以期实现体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在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发展过程中,可以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中推行具有艺术、表演性质的项目[8].例如:在足球、篮球和排球等运动项目基础动作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需要运用声乐、律动的节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足球、篮球和排球等体育项目动作学习中感受美的内涵,激发学生对体育器材、项目、活动的自主学习兴趣.利用体育的形体美、气质美(如昂头挺胸、立腰拔背、运动协调),对学生实施美育教育,有助于学生“健与美”的协调发展.
在新时代“五育并举”“素质教育”理念下,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要求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以体美融合为切入点,通过检视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共生的现实困境,判别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提出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旨在促进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建立良性共生关系,推动体育美育互惠共存、共生共荣,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提供深耕厚植的坚实抓手.体美融合背景下,以学校体育与声乐教育融合共生作为研究视角,在理论上的探讨尚处于初期阶段,有待夯实理论基础、完善发展方向,其理论与实践研究亟需进一步探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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