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鹏宇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地缘政治是运用地理学视角研究国际政治的一门学问。地缘政治学是一门融合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的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目前学界公认19 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为“地缘政治学之父”，尽管他没有提出地缘政治的概念[1]，但他系统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影响下国家对外行为的一类模式。此后不少地理学者和政治学者分别提出了各式地缘政治理论，或者对地缘政治概念进行重新解读，为其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然而地缘政治内涵模糊，甚至被当作负面词语进行批判，如果任由当前趋势发展，地缘政治将会成为一种话语陷阱，失去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因此有必要统一这一术语的内涵，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的学科边界。
目前地缘政治成了争议较多的术语，英国战略学者科林·格雷认为，“地缘政治是一个被许多不择手段的人滥用的概念，它包含了一篮子相互联系的观念。”[2]事实上学术圈出现的两类现象助推了地缘政治概念的模糊与混乱，一是某些学者的理论内容实际上被学术圈认定属于地缘政治学范畴，但他们却没有使用甚至排斥使用“地缘政治”一词。例如，拉采尔本人就是使用“政治地理学”为他的专著命名，“字面意思上的‘政治地理学’考察对象是政治因素对‘地理’的影响，但从概念的实际内涵来看，其讨论的是‘地理’等一系列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说，‘政治地理学’并非字面上‘政治’地理学，而是‘地理’政治学。”[3]汉斯·摩根索也论述了地理和自然资源是构成国家权力的两个要素[4]，应当属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容，但是其又表示“地缘政治是一种伪科学”[4]。二是当前政治学者和外交话语体系将地缘政治完全等同于大国权力斗争，从而将地缘政治完全污名化。仅从今年关于国际政治的学术文献来看，刘国柱的《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鲁传颖的《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及其影响》等文中出现的“地缘政治”一词实际指代的就是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5][6]。如果放宽时间跨度（如近十年的文献）、学科类别（如国际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区分（如正式的媒体文案），地缘政治内涵异化的现象将更加突出，受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另外，当前我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成为了贬义词，“一方面它经常被用来描述国际形势中的消极特征……另一方面，该词被等同于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和大国权力野心。”[7]在论述中话语使用者借用“地缘政治”一词时几乎完全抛弃了地理因素的内容，这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词汇运用。
“地缘政治”内涵的混乱与术语的滥用使本来具有学术价值的严肃学问变成了支离破碎的观点集合和饱受批评的“强权思维”，为此学界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统一界定。在内涵的限定下，我们才可以确定地缘政治理论的外延。换言之，有了统一内涵作为基准，我们才可以在既往的地理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著述中挖掘地缘政治理论的碎片，延长地缘政治学科的历史脉络；
才可以框定未来学界对地缘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方向，充实学科理论体系。由此，国际政治研究的地理视角才能更科学、更完善，地缘政治在对外决策中的实用性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在界定内涵时需要注意以下要求，一是划清地缘政治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政治学、地理学作为很早就分立的两门学科，两者之间清晰的边界为各自学界接受。而地缘政治具有跨学科的特性，所以其学科边界的划分难题主要出现在地缘政治与地理学、地缘政治与政治学之间。当前地缘政治被滥用为权力斗争的代名词，就是由于政治学家把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强行拉向政治学，淡化了其地理学色彩。二是要尽可能观照地缘政治各分支理论的研究内容。地缘政治学内部存在以拉采尔、契伦、豪斯霍弗为代表的德国—瑞典学派，以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学派，以及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重要学者的理论贡献。这里需要将流行的“批判地缘政治学”排除，因为“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所关注的内容的社会性已经远超地理性，它虽然仍具有理论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已经和地缘政治范畴无关，也无法用以解释或批判政治地理现象”[8]。批判地缘政治学采用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地理空间是在社会实践中由知识和叙事构建的观念性产物，但是由于其对以往地缘政治理论只破不立，无法形成独立完整、科学中立的理论，对地缘政治的学科发展不能产生建树。三是要做到内涵表述的简约。统一的概念内涵要尽量覆盖各分支理论的界定，但是对内涵的表述绝不是各分支理论的全部罗列，而是要尽可能地合并“同类项”，形成高度抽象而简约的表述方式。否则统一的内涵将十分琐碎和具体，这既不利于学科规范的建立，也限制了理论的未来发展。实际上，一些分支理论并没有使用“地缘政治”一词，或者没有为地缘政治下过精确的定义，所以分析基础上的归纳和提炼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方法。界定统一的概念内涵，可以从史上各位学者研究地缘政治学的范式入手。
地缘政治学作为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对其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即来自于这两个学科研究方法[9]。地缘政治研究的地理学范式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式，强调客观物质因素的限制作用；
地缘政治研究的政治学范式属于社会科学范式，强调主观理念因素的能动作用。地缘政治学者雅各布·格莱吉尔（Jakub J. Grygiel）研究了地缘政治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认为地缘政治学术史出现了从自然科学范式逐步转向社会科学范式、而后又一定程度上回归自然科学范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中，纯粹自然科学范式和纯粹社会科学范式作为演变过程的两个极端假设，分别可以得出地理决定论和地理无关论[10]。导致研究范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看待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何者更具主导性，这些人类活动包括技术的进步、社会交往、国家行为、领导人心理等。从学术发展史看，研究范式的转变历程可分成五个阶段，笔者称之为五种“路径”。
第一个阶段研究路径以拉采尔、契伦、豪斯霍弗、麦金德（早期）等早期政治地理学家为代表，他们均是人文地理学家出身，故而严格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尽管他们看到了科技的进步和新航线开辟等人类活动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均认为地理是决定国家命运和国家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而非权力。拉采尔和契伦提出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国家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国家作为有机现象遵循其领土增长和发展的原则。”[11]而豪斯霍弗将他们的理论推向行动领域，号召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为生存空间而战。他的思想为纳粹分子吸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第十六章关于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几乎都是豪斯霍弗思想的影子[12]。麦金德虽没有提出国家应该扩张的言论，但他认为：“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将以对自然特征考察的结果而定。”[13]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天赋优势，这类国家往往采取集中国内力量进行对外扩张；
而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很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致命的，这类国家更倾向于防御性的对外战略。第一阶段的地缘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地理决定论或宿命论色彩，“地理为政治行为提供了铁律”[10]。与后面几个阶段不同，这一阶段的学者构筑地理与国际政治的因果联系没有将“权力”（或国家实力）这一重要元素作为中间变量，也忽视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较低。尽管这些理论饱受批评，但是这种研究路径仍有其工具价值，当前学界也注意到地理对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对外战略。例如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日本的岛国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文化[14][15]。
第二个阶段以麦金德（晚期）、马汉、斯皮克曼等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为代表，他们看到了自然地理因素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国家权力的生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认为自然地理的优劣需根据国家政治的具体行为来判断，从而努力避开“地理决定论”的狭隘片面观。正如斯皮克曼所言，地缘政治学是外交政策专门范围内斗的独特分析方式，“是利用地理因素来帮助制定适当的政策，以达到某种正当的目的，这种分析的性质当然要以所要决定的政策的性质和所提出的问题的特点为转移。”[16]马汉认为，控制海洋与国家的兴衰休戚相关，因为海洋作为天然的贸易通道，能为国家的海外贸易和财富积累提供有力支持，只有确立向海发展的战略，国家才能长盛不衰。为维护英美两国海上优势地位，麦金德主张英国控制东欧来抑制心脏地带国家的扩张，而斯皮克曼则主张美国控制边缘地带来防止该地带出现大一统的强势国家。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以自然科学范式为主，以社会科学范式为辅。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相对成熟，在其理论支持下，政治学者开始从地理空间思考对外总体战略，处理与关键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在二战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学术作品。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国家间互动的结果也会形成一种政治地理风貌，也没有考虑到人类科技的发展对地理因素的限制作用，导致有学者据此认为地缘战略思维已经完全过时[17]。
第三个阶段路径以纯粹权力现实主义学者为代表，由于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学家或者国务家，因此研究范式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然科学为辅。他们认为人类活动的作用能够超越地理的限制，当前时代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使得“海陆地理分布和陆地的构造失去了以往的军事—政治价值”[18]，尽管地理空间距离给权力的投射产生磨损效应，但是权力的加强可以克服地理的障碍，因而“地理仅仅是国家间进行权力斗争的背景”[10]。正如雷蒙·阿隆所言：“空间作为舞台，则不再是具体的，或者可以说是抽象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将星球空间想象成国际政治图表式的框架，才提供了有关外交史的一种独到而又迷人的深刻洞见。”[19]20 世纪60 年代索尔·科恩复兴了“地缘政治”术语，提出了从地缘战略区—地缘政治区的等级制全球地缘政治面貌。这个时候地缘政治思想的关注点是控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理位置，这种控制可以是硬性的，如直接的军事占领；
也可以是软性的，如与该位置的所属国家建立政治军事同盟。这一思想被世界著名外交家运用于国际政治实践而大放异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地理图景上的权力运用。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大棋局”观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呈现了美国这一超级棋手、五个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更多是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分布和重要国家的空间位置来阐述国际政治的现实，这种路径下的地理因素主要是位置或空间，却基本忽视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权力的限制作用。实际上，尽管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地形对武力打击和空天侦察的限制，但是巨大的海体、高山、沙漠对于防范他国的地面攻击和敌军的有效占领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个阶段以结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和批判地缘政治学派为代表，完全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已完全排除了地理的因素，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系统的单元，“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20]。简言之，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结构，结构又塑造国家的行为。“随着社会科学范式的引入，由于地缘政治的偶然性和难以被归类的特点，简化理论的欲求导致了地缘政治被无情抛弃。”[21]没有地理因素的考量，这一派的观点理所当然不能归入地缘政治。另一方面，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由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提倡，试图揭示地缘政治知识背后的隐性政治，它“将地缘政治视为一种话语，一种文化和政治上不同的描述、表现和写作地理和国际政治的方式……批判地缘政治将知识分子、机构和实践中的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知识的创造政治化。它将地缘政治话语的生产视为政治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透明客观现实的中立和超然描述……简而言之，地缘政治就是政治。”[22]奥图瓦塞尔、达尔比、阿格纽等学者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本体论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他们在吸纳福柯的知识权力论的基础上对地缘政治学中的话语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和重构。然而这种解读和重构过程中往往抛弃了地理学中客观存在的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或者说他们有意忽视了基本的地理术语（如地形地貌、方位空间等），重点研究地缘政治学者提出的某些综合术语（如生存空间、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及其背后社会主体间的话语权力关系。换言之，批判地缘政治学者既不关注地理，又不关注国际政治，却始终对话语叙事和政治地位的研究抱有迷思。综上，无论是国际政治学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政治地理学中的批判地缘政治学派，他们的观点都具有“地理无关论”的倾向，因而在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属于地缘政治学。
第五个阶段地缘政治研究方式向自然科学一端回归，以斯蒂芬·沃尔特、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以及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虽然以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但关注到空间距离和地形地貌对国家权力外向投射的影响，并由此影响他国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认知以及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沃尔特认为：“临近的国家比距离远的国家构成的威胁更严重……临近的威胁也能引起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23]杰维斯认为：人为划定的缓冲区以及自然界的海洋、大河、高山等使防御者处于优势地位，假如两国的边界容易突破，那么两国频繁战争的进攻行为也会到自然障碍处停止或减缓，从而极有可能形成两国新的边界[24]。而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为了生存都有争夺霸权的企图，争夺霸权的进程首要依赖陆军对地面的控制，但是庞大的水域会阻碍陆军力量的投送，所以国际政治不可能出现全球霸权，只能出现地区霸权[25]。以上三位学者都意图对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补充，以克服该理论框架过度简约、预测能力较弱的缺点，但又重新构建几个关于国际体系状态或国家对外战略的普遍性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三位学者都把自然地理因素列为各自理论的自变量，但不是唯一的变量。例如沃尔特认为，地缘的毗邻性与综合实力、进攻实力、进攻意图能一同影响国家对外部的威胁认知[23]。米尔斯海默认为，与入侵者是否接壤的地缘因素与国际体系的结构共同决定了国家在对外战略中是选择均势手段还是推卸责任[25]。由于地理因素与一些国际政治因素并列成为自变量，这一阶段的研究路径较为平衡地运用了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这种研究路径与第二阶段研究路径类似，同样忽视了国家间互动的结果也会形成一种政治地理风貌。
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自然地理与国家权力（或国家实力）之间的地位问题。假如把纯粹自然科学范式和纯粹社会科学范式作为研究路径光谱的两个端点，那么上述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的研究路径分别处于这两个端点上。第一阶段研究路径过分强调地理的推动和限制作用，认为地理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最终命运，不涉及国际政治常用的权力概念，所以该路径处于“地理决定论”的极端。第四阶段研究路径完全忽略地理因素，只谈论权力分配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已不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处于“地理无关论”的极端。第二阶段研究重点放在地理对权力生成和维护的影响，强调国家领导人应当善于利用地理条件扩张权力和减轻权力损耗，该路径偏向自然科学范式。第三阶段的理论将地理视作国家间权力竞争的舞台，国家只是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强调国家的能动作用，研究路径偏向社会科学范式。第五阶段研究重点放在地理对权力投射的影响，指出地理会影响国家决策者对权力的认知和运用，所以该路径近似处于光谱的中点。于是笔者归纳形成了如下呈现地缘政治研究路径演变的图表。
地缘政治研究路径的渐变历程，反映出地缘政治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内涵。学界对地缘政治的两大要素：地理和国际政治，是没有争议的，但需要说明的是，概念的内涵和概念的要素并不等价。要素是概念的组成部分，可以分别观察分析，而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要联系各要素总体研究。所以不能认为地缘政治的内涵就是地理和国际政治，研究地缘政治不是割裂地解读这两大要素的独特性质，重点是呈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地理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的运行机理，也就是说，地缘政治的内涵意在展现两者的因果机制。
上文已经指出界定地缘政治内涵需要关注的三个要求：边界清晰、覆盖全面、表述简约。同时说明，地缘政治学术研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本范式。据此，笔者归纳出地缘政治的双重内涵，以呈现地理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第一，自然地理的现实基础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意义。其中产生的国际政治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外交个性化基调和国家权力（国家实力）。这是侧重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是对地缘政治一种静态的普遍性分析。这一内涵在两个空间尺度规范了地缘政治研究内容：在国家范围之内，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国家外交个性基调和国家权力生成的作用，即自变量是自然地理环境，因变量是外交个性基调或外交权力生成；
在国家边界及其国家外部，自变量是地形地貌，因变量是国家权力的护持（或国家安全的维护）及权力的投射，这种权力投射既包括本国向外部的权力投射，也包括他国向本国的权力投射。
第二，国际政治结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面貌和态势及其国际战略意义。这是侧重于社会科学路径的内涵，是一种对地缘政治的动态的形势分析。国际政治结构包括国际权力格局和国家间关系两部分内容，这一内涵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国际权力格局和国家间关系在地图上的呈现，为研判某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制定国际战略提供背景支撑。其中，国际权力格局是国家间权力对比的客观态势，随相关国家权力的变化而变化；
国家间关系是国家作为行为体进行互动产生的结果，国家间关系变动更是反复无常。国际权力格局固然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写照，但是这一概念的背后往往反映了国家利用地理优势和克服地理劣势、提升自身权力的各种“国家对内”奋进，从而导致权力中心的动态转移。国家间关系作为人和国家的一种活动，其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表明了地缘政治的动态性质”“赋予地缘政治过程的含义”[26]。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展现了决策者对地缘政治环境的“国家对外”塑造。例如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秦国积极推行的与齐国结盟的“连横”策略，打破了以往东方六国联合对抗秦国的“合纵”态势，大大改善了秦国的地缘政治局势。所以，国际政治结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面貌和态势是实施对外政策的客观背景，但又在对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接受着人类社会的塑造，所以它和国家行为体始终进行着限制——塑造——再限制——再塑造的循环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内涵中的地理更多强调的是其空间意义，强调其承载国际政治结构的平台功能。
地缘政治双重内涵满足了界定内涵的三个要求。首先，划清地缘政治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地缘政治是地理学和政治学交叉学科，但又不是地理学知识和政治学知识的简单相加，同时又与政治地理学有不同的内涵，后者也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政治地理学注重的是国家的地理差异，而地缘政治学则特别看重地理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差异。”[27]也就是说，政治地理学只是从空间角度静态地描述政治的面貌，而地缘政治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导向，即地缘政治必须是从地理到国际政治的因果链条。其次，尽可能覆盖地缘政治各分支理论的内容。回顾地缘政治学术史进程和主要理论家的研究旨趣，第一阶段的拉策尔、契伦、豪斯霍弗、麦金德（早期）等理论家和第二阶段的马汉、斯皮克曼、摩根索等理论家，主要从第一项内涵实现地缘政治理论创新，而第三阶段的斯普劳特夫妇、阿隆、科恩、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理论家主要从第二项内涵实现地缘政治理论创新，第五阶段的理论归属因人而异，杰维斯、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因强调地形因素，可归入第一项内涵，而沃尔特强调空间位置和距离的因素，可归入第二项内涵。三是表述的简约。在内容覆盖全面的要求上，两项内涵的表述简洁明了，没有详细地罗列各分支理论，这样可以避免为地缘政治理论的后续发展设置太多束缚。
地缘政治研究有两条基本研究范式：即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当然过往的学者并非都依赖其中单一的范式，而是往往融合了两种基本范式，只不过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五个阶段研究路径呈现出从自然科学范式向社会科学范式渐变而后又向自然科学范式回归。根据界定内涵的三项要求：边界清晰、覆盖全面、表述简约。笔者据此提出地缘政治的双重内涵：一是自然地理的现实基础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意义；
二是国际政治结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面貌和态势及其国际战略意义。对地缘政治内涵的界定帮助我们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两个因果关系链条：一是自然地理—国家权力状况—国际政治意义或国家战略意义；
二是国际权力结构—结构的地理面貌—国际政治意义或国家战略意义。从变量的演变特性来看，前者是相对静态的因果链条，后者是颇具动态的因果链条，也正是后者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经久不衰的丰富素材，所以只要存在国家间权力斗争，地缘政治研究就依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