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卓，王云辉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的就是“人民的心”［1］。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行为的具体体现，其由政府供给的本质属性表明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可指代政府评价。政府评价是公众依据特定的标准，通过衡量政府行为的主客观状况得出的相应的判断［2］。
高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的评价，这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公众对政府具有较好评价时，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促进社会发展［3］。
当政府遭遇“差评”时，政府施政的效率会遭遇阻力，不利于社会稳定［4］。因此，政府评价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重点。而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更是政府评价中的关键要义。
但是，公众的主观感知是否影响其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尤其是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是否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等，目前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
政府评价研究源于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感知调查。
20 世纪60 年代，Herzberg 提出的“激励—保健理论”指出，员工对组织的评价归因于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成就感、责任感和期望值等属于激励因素，工作环境、收入、安全感等属于保健因素［5］。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各国政府开始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顾客为中心”转变，并不断强调公众对政府的评价［6］。Akinboade 等认为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是造成公众对政府感知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公众满意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对政府评价的重要考核指标［7］。Kincaid 和Cole 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四个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地区公平程度有密切关系，信任程度的高低影响着民众对联邦政府的评价［8］。
20 世纪90 年代，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与主观感知。柏维春和邵德门提出我国政府评价的主体不仅体现为党对政府的政治监督，更应该体现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9］。徐家良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作为公众是否接受政府领导的重要指标，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10］。
步入21世纪，学界对政府评价的关注点从抽象的概念转向公民评价的意义、公民参与、评价标准等［11-13］。吴剑南和庄秋爽提出，公民评议政府活动，作为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开展绩效评价的开端，是对我国政府自上而下评议模式的有益补充［14］。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涉及不同群体对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评价的实证研究。
吕维霞等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公众在政府公信力、感知和政府形象的评价方面都高于其他类型住房公众［15］。
田丰和孙正昕使用2008—2013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青年对政府的评价比其他年龄群体低，且呈现代际递减效应［16］。
刘伟基于集体行动研究的情感视角，以农民对环境关心强弱和政府评价高低的不同组合为切入点，发现为农民提供多样性的制度参与途径，可以减少其环境抗争，有利于提高政府评价［17］。
朱志玲研究表明，矛盾遭遇显著影响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通过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对基层政府评价产生影响［18］。
崔岩分析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评价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发现社会中下层的政治评价对其社会参与性产生较大的直接效应［19］。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党和政府追求的目标。绝对贫困消除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成为执政党的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尽管近十年来，我国整体基尼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20］，但是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21］。
如不能妥善解决，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会带来社会秩序不稳定，而且不利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22］。
收入分配感知是人们依据自身的能力、努力程度和个体收入情况，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后，个体产生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感受，从而形成的对社会收入平等程度的主观判断。
主观的收入分配感知相校于客观的收入差距，能够更加全面地刻画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状况［23］。
相对于客观的收入分配，学界主要研究个体对收入分配的主观感知与评价。
这种感知与评价可以分为收入公平感和收入不公平感。
大多数情形下，社会关注的是收入不公平感。
故，本研究聚焦个体对收入分配主观感知与评价中的不平等议题，即收入不公平感。现有文献对客观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较为丰富，早期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因素［24-25］，近年来较多关注社会意义［26］和个体福利水平［27-28］等方面的影响。
然而，现有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大多从收入差距的角度进行探讨，鲜有文献从收入分配不公进行研究。
收入差距并不等同于收入分配感知，收入分配感知更多涉及到个体的价值判断。因此，收入差距不能准确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是指公民个体的主观价值判断［29］。
综上，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聚焦收入分配感知、公共服务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效果及相关机制展开分析。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发现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负相关关系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
二是通过分析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机制，发现农村地区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通过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最终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三是对建立基本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现代化政府和塑造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具有重要启示。
（一）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
社会福利理论认为公民应拥有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和应得的保障，强调社会发展不应只关注经济增长，更应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30-31］。
本质上收入差距属于初次分配问题，公共服务属于再分配问题［32］，二者只有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才能促进收入合理分配，公民才能享有完整的权利。
随着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初次分配突出效率优先的地位，贫富差距开始出现。此时，物质财富的增加处于起步阶段，公众重点关注自身财富的积累，收入差距感知较弱。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加大了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投入。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财富增长的差异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逐渐引发了不同社会阶层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消费差异［33］。
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在再分配过程中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倾斜于利益集团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从而导致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偏向［34］。
根据社会福利理论可知，在初次分配中，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和保障，地方政府应该在再分配中给予基本公共服务的倾斜，以维护收入的合理和社会的稳定。
但是，相关研究表明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弱势群体的市场准入、公民福利和基本权利受到冲击而进一步下降［35］，这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再分配行为的不满。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二者的倒U 型关系，即随着公众收入分配感知的提高，公共服务感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二）收入分配感知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
善治理论指出，良好治理效能表现在政府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上，强调以人民满意或发展为评估政府治理效能的准则［36］。一般来讲，公民的主观感受可以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公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感知则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政府的治理效能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37］。
因此，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受到个体感知的影响，因为政府的政策执行与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良好的政策执行实现治理效能的转化，以此获得“好评”。由此可知，公众通过评估自身的利益期望与其现实之间的逆向偏差，进而对公共服务绩效作出评价。具体到收入领域，如果公民的实际收入与其利益期望或与社会其他成员相比，存在公平感下降的感受，从而形成对收入不公平程度的主观评判，那么他们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可能会呈现消极的态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收入分配感知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即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越高，其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越低，越容易出现差评。
（三）收入分配感知、公共服务感知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是否会随着公共服务感知的变化而变化呢？ 一般来说，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收入差距越大，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越低；
收入差距越小，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越高。
再分配中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手段调节收入差距以维持社会公平。
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越多，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越高；
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众就会因福利待遇降低对政府产生更多不满。
已有研究发现，当个体认为自身努力在收入中起主要作用时，他便会呈现较弱的再分配偏好。
与之相反，如果个体认为非自身努力因素在收入中起决定作用，那么他便会有较强的再分配偏好［38］。
然而，我国的社会现象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常年维持在国际警戒线以上，先富带动后富不足，部分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社会流动性不强。
因此，当人们发现自己处于相对剥夺状态时，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无疑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公众的不公平感增强，降低了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当公众不能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福利待遇时，公众的公共服务感知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会降低，从而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收入分配感知通过影响公共服务感知，从而影响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即随着公众不公平感的增加，公共服务感知会降低，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会降低。
由上文假设H1 分析可知，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为更好验证假设H3，本研究将其细分为以下假设：
H3a：当收入分配感知未达到拐点时，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感知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当收入分配感知超过拐点后，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感知的正向效应就会减弱，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旨在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变迁的调查，样本覆盖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CFPS 于2010 年正式开始基线调查，此后每隔两年调查一次。本研究选用的是2012—2018 年四期面板数据集。
参考易成栋等［39］和张克中等［40］的做法，本研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1）剔除原始数据中的缺失值和零值；
（2）年龄选取范围限定为16～60 岁的样本；
（3）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4）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进行1%的缩尾处理。
最终共获得9280 个有效样本量。
（二）模型构建
为验证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分析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Evaluationitj表示第i 个地区公众j 在第t 年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inequalityitj表示第i 个地区公众j 在第t 年的收入分配感知，Xitj表示控制变量，φ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θj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itj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界定被解释变量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在CFPS 问卷中选取“您对去年本县或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是？ ”，5 个选项分别为：1 代表有很大成绩，2 代表有一定成绩，3 代表没有多大成绩，4 代表没有成绩，5 代表比之前更糟。
2.解释变量
已有文献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多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客观调查数据，但是客观数据无法反映低收入群体中存在的问题，很难表达个体的主观感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个体主观感受并将其作为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弥补了客观数据的缺陷。参考岳磊和刘乾［41］的做法，本研究使用个体的主观评价作为收入分配感知的代理变量，在CFPS 问卷中选取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有多严重？ ”，严重程度从1 至5 依次表示，1 代表不严重，5 代表非常严重。
关于公共服务感知变量的选取，《“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提到围绕“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有保障、文体服务有保障”的民生保障目标，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结合CFPS 问卷，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及性，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五个方面①选取相关问题作为公共服务感知的代理变量。
CFPS 问卷中将以上五个问题划分为10 等份，即1 代表不严重，10 代表非常严重。
本研究将10 等份平均化处理为5 等份，分别用1 至5 代表，1 代表不严重，5 代表非常严重。
CFPS 问卷中未指明特定层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感知，因此，这一问题反映了公众对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总体性感知。
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42］。
3.控制变量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参考徐淑一和陈平［43］选取的控制变量，一是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政治面貌等微观数据，二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②等宏观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表1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回归结果分析
1.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存在倒U 型关系
如表2 所示，从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感知的影响来看，其对公共服务感知的5 个细分指标，即就业感知、教育感知、医疗感知、住房感知和社会保障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同时，收入分配感知的平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这表明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呈现为倒U 型。
即以临界值为界，随着公众收入分配感知的持续扩大，公众的公共服务感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假设H1 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发展会导致收入两极分化，但是在比较合理的收入差距区间内，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也会增加。
公共服务支出的再分配效应平滑了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公众的公共服务感知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加。
但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或者公共服务的支出增长速度已无法掩盖或抵消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
此时，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越来越大，公共服务感知越来越低。
由此可见，合理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知必然对应最优的公共服务。
表2 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回归分析
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感知的均值相比较，当收入分配感知在2.21～3.94 时，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就业、教育等五个维度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感知最高。
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保障感知的均值为2.86，拐点为3.09，处于拐点左侧峰值区域；
就业感知的均值为3.23，拐点为2.18，处于拐点右侧；
住房感知的均值为3.04，拐点为3.93，处于拐点左侧，尚未达到最优区间。
这表明在公共服务领域，公众对社会保障感知最高。
可能的解释是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大量投入，使得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与全民医保的目标，普惠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实现了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缩小了公众的收入不平等［44］。
但是在住房、就业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2.收入分配感知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回归结果如表3 第（1）列所示。
从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回归分析来看，收入分配感知每减低1 个单位，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提高9.2%。H2 得到验证。
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将样本分为城镇和农村。
表3 第（2）列表明，城镇的公众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关系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
第（3）列表明，农村的公众收入分配感知每减低1 个单位，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提高16.9%。
与全样本相比，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效应在农村更加明显，而在城镇并不明显。
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都不占优势，农民收入水平低，更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再分配调节中对农村予以倾斜。
但是，现实情况是城镇经济效应和人口集聚效应使得财政资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越来越向城镇集聚，农村公众因无法充分参与全民“共享”，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相比城镇就更低。
鉴于本部分中已经证明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在农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后文所有的实证分析都是基于农村样本。
表3 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回归分析
（续表3）
在控制变量中，男性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相对女性要低，但是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不受年龄差异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学历越高，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越低，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政府的期望就越高。
健康状况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在1%的水平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健康的人力资本不仅能带来较高的收入，还会使社会公众积极投身社会参与政治活动。
城镇居民、已婚的公众和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宏观因素方面，人均GDP 的回归系数为正，人均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会越多，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就越高。
3.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缩尾再检验和调整样本期对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于变量的稳健性考虑，本文采用全国各省份基尼系数和全国各省份恩格尔系数替换CFPS 问卷中的收入分配感知进行再次回归，结果如表4 第（1）列和第（2）列所示，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基于控制变量极端值的考虑，尽管本研究已对家庭收入取对数处理，但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接下来对家庭收入对数进行1%分位上的双边缩尾处理，结果如表4 第（3）列所示。
收入分配感知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样本时间的稳健性，本研究将2012、2014、2016 年的样本合成新的面板数据进行再次回归分析，如表4 第（4）列所示，结果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综上，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为了防止反向因果关系，在没有合适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本研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使用滞后一期的收入分配感知，回归结果如表4 第（5）列所示。
滞后一期的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使用差分GMM 和系统GMM 动态面板方法重新估计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5 第（1）列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差分GMM 估计结果，收入分配感知的系数显著为负。第（2）列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显著为负，符合预期。第（3）（4）列报告了系统GMM 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收入分配感知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此外，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模型AR（1）的p 值均小于0.1，AR（2）的p 值均大于0.1，表明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综上证明，收入分配感知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负相关关系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二）
（二）影响机制研究
上文验证了H1 的成立，即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开始显现。
为保持社会稳定，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以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公众不满。已有文献表明，公众的公共服务感知越高，其对地方政府评价就越高。本研究进一步提出问题：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是否会通过公共服务感知影响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在CFPS 问卷中，我们选取“您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程度能打几分？ ”代表公众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
1.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感知的影响分析
为验证上文提出的问题，首先分析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之间的关系是否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表6 中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收入分配感知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五个维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农村公众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之间呈倒U 型关系，符合预期。
表6 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感知影响的估计结果
2.公共服务感知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的影响分析
其次，分析农村公众的公共服务感知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7。
在第（1）列中，公众公共服务感知提升，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随之增加。
第（2）（3）列进一步验证第（1）列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感知系数显著为正。
因此，可以得到公众公共服务感知与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表7 公共服务感知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影响的回归结果
（续表7）
3.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验证了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的倒U 型关系，且分析了公共服务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线性关系，也论证了公共服务感知与地方政府官员信任的正向影响关系。
那么，收入分配感知是否通过影响公共服务感知，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官员信任，从而影响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呢？ 本研究采用如下方法进行验证。
第一，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表8 第（1）列报告了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负向影响；
在进一步控制就业、教育等五个维度的公共服务感知后，表8 第（2）列报告了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负向影响，但是收入分配感知的系数和显著性均下降。
这表明在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负向影响中，公共服务感知影响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在控制了公共服务感知后，收入分配感知的影响不再显著。
第二，本研究参考马丹［45］的研究，利用Blanchard 等［46］的回归分解法，首先将因变量（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分解为受自变量（收入分配感知）影响和不受自变量影响两部分。
其次将公共服务感知对收入分配感知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中的拟合值f和残差项e 分别表示公共服务感知中受到收入分配感知影响和不受收入分配感知影响的部分。
表8 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
在表8 第（4）列中，将f 和e 作为影响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解释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 的系数显著为负，e 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
这表明受到收入分配感知影响的就业、教育等五个维度的公共服务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有显著影响，而没有受到收入分配感知影响的就业、教育等五个维度的公共服务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同样，第（5）列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回归分析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
结合H1 综合分析，假设H3 成立。
表8 第（2）（3）列分别估计了收入分配感知、公共服务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
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拐点左侧，收入分配感知、公共服务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呈现正的线性关系，即收入分配感知越高，公共服务感知越高，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也越高。
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拐点右侧，收入分配感知、公共服务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呈现负的线性关系，即收入分配感知越高，公共服务感知越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也越低。
假设H3a 得到验证。
本研究运用CFPS2012—2018 年四期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第一，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并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
但是在城镇，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第二，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之间呈现倒U 型关系。
其中，社会保障的感知最高，就业感知和住房感知最低。
就业感知已经越过最优的拐点，而住房感知尚未达到最优拐点。
第三，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通过公共服务感知影响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影响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研究表明，合理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对应最优的公共服务感知。
如果公众的不公平感缩小，其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相应会提升，这将有助于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增加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
本研究在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分析发现合理的收入差距水平通过提高公众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和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而减少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相反，如果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超过拐点值，公众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以及对过多的政府“差评”则会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通过引入地方政府官员信任影响机制，发现随着收入分配感知的持续扩大，超过拐点之后，公众的公共服务感知会逐渐降低，从而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这意味着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会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的感知，从而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和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产生长期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收入差距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首先，要加快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村家庭收入。
完善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促进“提低扩中”各项措施落实落细，逐渐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内。
其次，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流动，增加农村公众的收入渠道。
政府要持续推进城乡户籍改革，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保障其劳动的合法权利，为其增收进而缩小收入差距提供平等的机会。
第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进农村社会福祉。
首先，政府要加强就业引导工作，尤其是针对农村中的特殊群体加强专项就业服务，广泛开展增强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
可以通过建立互联网学习平台和就业服务平台的方式，促进多元化就业。
加大数字乡村建设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创业，降低农村居民就业脆弱性，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其次，积极改善就业环境，健全非正规就业的制度保障机制，加强对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的认可和支持。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对返乡创业群体的资金扶持及配套支持，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灵活就业和多样化就业。
再次，积极探索构建房地产合理发展的长效机制，有效引导居民购房行为，监督房企经营行为，建立住房价格指数监控预警系统，改善农村住房环境，因地制宜规划修建面向农村公众的公租房、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满足农村公众对住房的需求，实现“住有所居”。
最后，要不断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增进农村社会福祉。
第三，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增强政府信任。
一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需要更加关注公众利益，切实回应公众期待，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正确引导公众对政府主体和公共服务作出积极且客观的评价。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注重公众的获得感体验，确保公众的利益诉求和基本权利得到有效实现，进而提升公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积极主动深化源头治理，从深入落实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着手，凝聚共识，优化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渠道，从而提升公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信任水平。
注释：
①在CFPS 问卷中，社会保障、医疗、就业、教育和住房等同属于一个问题之下的二级问题，这表明CFPS 在编制问卷时考虑了它们之间相互交叉的可能性。
同时，CFPS 问卷对社会保障进行了解释，以防止歧义。
②人均GDP 和人均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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