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平 董一兵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郑重发出“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并“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将“坚持敢于斗争”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经验之一，并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9页。。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延安时期其斗争思想的深入实践与系统总结具有开创性意义和独特的历史贡献。新时代认真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斗争思想的深入实践，对于新时代走好长征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长征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党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成熟，为中国革命事业打开了新局面。此后，为应对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全党高扬斗争精神、明确斗争方向，以团结统一的精神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复杂斗争。
(一)从思想路线高度上把握斗争的重要意义
早在湖南求学时，毛泽东就曾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页。。走上革命道路后，他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阶级属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依据阶级标准来区分“朋友”与“敌人”，指明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斗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其话语中的“斗争”往往与“革命”“反抗”等词义相同。到延安时期，毛泽东斗争思想日臻成熟，内容愈加深刻，将斗争的指涉对象拓展至政治、军事等多方面。
其中，思想路线层面的斗争最为关键。相较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存在工人力量先天弱小的难题，因而党要靠吸纳产业工人之外的力量来壮大革命队伍，这就容易引发党内思想意识混杂。对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指明党内部分同志所秉持的错误思想“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而导致的。显然，由于阶级出身的多元性特点，党内部分成员的阶级意识不够鲜明，无法清晰地理解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与革命地位，致使党的斗争意识存在淡化现象。基于此，毛泽东迫切想从思想层面形塑中国共产党人的团结斗争精神，这集中体现在他赋予“思想路线”一词“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的核心内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洛川会议后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理论水平的不平衡”(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问题，主张加强党内斗争意识的教育工作(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1页。，并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学典礼中要求学员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4页。，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思想斗争的重视程度。1938年，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新情况，毛泽东严令全党以此为戒，要求全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8页。。在毛泽东看来，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上把握斗争的重要意义，对于肃清党内落后思想、团结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参与革命实践而言极其重要。
(二)以理论学习为门径筑牢斗争的思想根基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事实为依据，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武器，是科学的理论体系。然而，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同于思想的主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时常会受到误解乃至歪曲，需要通过理论斗争的形式予以积极回应，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在延安时期抓住机遇研读经典著作，尤其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学习(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0页。，最终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及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发现，党内存在对理论学习与实践的认识不够准确与深刻的现象。为此，他抓住思想路线这一“牛鼻子”，主动发起“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1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为主旨的思想运动，以强化全党的斗争精神。
以理论学习强化全党斗争精神。面对国内外变幻莫测的局势，毛泽东深感学习理论知识、提高全党革命认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8年初，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13)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8页。。随后，他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起“全党的学习竞赛”运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为了更迅速地将理论学习的热情推向全党，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一大批党的文献资料，以供全党学习参照，这为中国共产党深刻体悟与践行科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1942年毛泽东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对进一步提高全党理论认识、凝聚革命斗争力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共产党已有数十万名党员，“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3页。，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以消除各种“主观主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正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强调的，“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通过这次长时间、集中性的学习运动，党内的党员干部廓清了党与非党的思想界限，基本被改造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全党提高了党性修养水平，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大提升了延安时期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确立斗争精神，为赢得革命胜利筑牢了思想根基。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积极探索，并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斗争原则，分别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原则和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原则。
(一)坚持对内实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待内部斗争采取以团结为主的原则。一般而言，斗争涉及内部与外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对象。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已经形成区分两类矛盾，即内部与外部斗争对象的科学意识，明确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毛泽东提倡以包容心态对待党内同志，强调内部矛盾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认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为起到真正团结统一的效果，毛泽东明确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原则。在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7页。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属于正常现象，“惩前毖后”意在发现“病因”、揭露错误，属于手段；
“治病救人”是帮助改正、鼓励进步，才是目的。这一原则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全党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本人身体力行，积极将该原则运用到党内外的同志身上，称赞群众向边区司令员提意见为“天大的好事”(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9页。，该原则在团结文艺工作者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和提炼为“团结—批评—团结”，从而继续推动党的事业发展。
(二)坚持对外实施“以斗争求团结”原则
针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毛泽东提出“又联合又斗争”原则。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敏锐意识到斗争方针变动蕴含的阶级关系变化的意义。基于一致抗日的战略考量，毛泽东逐步着手对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时期所沿袭的阶级政策进行调整。在当时环境下，包含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有相当实力，构成全民抗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瓦窑堡会议报告中，毛泽东对党内不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的保守观点进行批判，强调党应在正视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他针对资产阶级既革命又软弱的主要特征，创造性地提出“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8页。的原则。所谓“联合”，强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事业，需要举全国之力来共同应对；
所谓“斗争”，鉴于“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的历史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合作抗日过程中要对资产阶级行为加以警醒与防范。
随着国民党暴露出“反共”面目，毛泽东又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进一步丰富了“又联合又斗争”原则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抗战截然不同的是，国民党依旧采取“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再度出台，造成国民党所属军队愈发呈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恶劣态势，这严重危及全国抗战大局。为此，1939年底毛泽东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页。，领导人民进行正确斗争，强调中国共产党需妥善应对国民党可能对八路军、新四军发起的任何进攻，以争取一个“有理又有利的摩擦”斗争结果。之后，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系统论述了“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具体内涵，主张“有理”即自卫原则，明确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内涵；
“有利”即胜利原则，突出“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把握的斗争”的含义；
“有节”即休战原则，明确适可而止的斗争界限。(2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9-750页。正是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补益之上，“又联合又斗争”原则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明晰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5页。这一内在辩证逻辑，因而又称作“以斗争求团结”原则。在毛泽东的科学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应用上述原则，成功抵御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并在抗战结束后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中间势力的争取过程，为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坚持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原则
对立双方斗争的根本在于对主动权的争夺。何谓斗争主动权，在毛泽东看来，革命领导权是斗争一方将局势引向有利于己的发展趋势。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善于以长远眼光研判时局，格外重视战略主动权，雄辩地阐述了弱小与强大、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在一切涉及中国共产党核心关切的议题上都力求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斗争的主动地位，为我们能够在各种形势中获得主导权作出巨大贡献。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因放弃革命领导权而惨遭失败的深刻教训，毛泽东格外注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2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并针对党内存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这一重要论断(2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7-540页。。此外，他还将斗争主动权(革命领导权)上升到理论高度，根据革命领导阶级的不同，区分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旧阶段。可见，毛泽东在思想实践中十分重视斗争主动权。
以战略审慎把牢斗争主动权。毛泽东深悟辩证法精髓，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始终秉持不骄不躁的审慎态度，理性分析斗争形势及其前景，从而带领全党赢得斗争主动权。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暂居逆境时要采取灵活策略转危为安，以此掌握斗争主动权。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展现出高超的化危为机的能力与智慧，多次带领全党化险为夷。正如他在《论持久战》名篇中所言，作战各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其中实力较弱的一方更应避免一味地被动回应，需要“运用之妙”来“转变敌我优劣形势”，从而“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从这一层面讲，斗争主体越是处于逆境越需要尽快摆脱被动，也越应凭借灵活策略掌握局势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顺境中务必保持头脑清醒，避免错失有利先机，以此把握好斗争主动权。毛泽东强调，处于顺境之中并非必然掌握斗争主动权。他特别反对骄傲自满，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警示全党，“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并将郭沫若所写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刊印给党内同志，期望“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页。此外，在党的七大上，针对党内弥漫的胜利论调，他向全党讲述了依旧存在的“十七条困难”，告诫全党“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要学会“准备吃亏”。(2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192页。要言之，毛泽东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战略审慎来提防犯错，以此真正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斗争的科学性，立足于当时斗争的具体环境，强调在斗争前需要做好准备，斗争中要有的放矢以及斗争后要总结经验，从而确保中国共产党不断赢得斗争胜利。
(一)斗争前需做好准备
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临危不乱、有备无患。毛泽东高度重视提前谋划工作，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3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页。。在延安时期，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军事准备工作。军事力量是革命斗争的资格和前提。在军事力量准备上，毛泽东指明，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于国共双方的军事差距，并笃定要扭转不利斗争态势“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3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9-200页。。为此，他一到延安就积极领导扩军工作，清晰地阐明红军的总任务在于“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因而需要“猛烈扩大红军”。(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到抗战时期，他依然将军事准备视作重中之重，积极推动在抗日大后方根据地武装建设的工作，并针对国民党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敌对意图，提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应“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3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8页。这一主张。正如他所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号召“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3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4-545页。因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培育出未雨绸缪的前瞻意识，告诫全党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并凭借积极的扩员、备战工作，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从而为党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
革命斗争的准备工作是全方位的，尽管较为凸显军事力量建设的首要性，但也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好提前规划。除军事准备工作之外，毛泽东还重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生产、政治威望和文化影响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言，“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4页。。他先后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多篇文章中对经济生产准备工作提出要求，强调“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3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2页。。同时，他也积极关注文化建设准备工作，提倡建立文化工作上的“统一战线”，明确其“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3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1012页。的主要任务。随着抗战的结束与国民党反动派真面目的暴露，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斗争准备工作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在此背景中，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做好一切实际工作的同时，要紧紧围绕服务群众所需来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提倡在社会活动中积极践行“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等群众活动，并指导全党开展好“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工作，这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望，从而为夺取新的胜利做足了“功课”。
(二)斗争中要有的放矢
中国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要明确斗争对象。斗争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指涉实践场域下的斗争主体与对象。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说准备工作是“知己”，那么了解斗争对象就是“知彼”，因为只有在了解敌我的基础上才有赢得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向来主张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对于斗争对象的认知同样如此。具体而言，其一，对斗争对象的认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外的其他力量保持长期关注，尤其是那些可能阻碍中国革命进程的力量团体，如帝国主义国家、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等。同时，毛泽东对党外的每一种力量又有着一个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恰如他在《实践论》一文中强调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3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他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就是如此，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敌人转变为抗日战争时期潜在的同盟，这生动地诠释了他对斗争对象的认识过程。其二，依照社会矛盾，对斗争对象予以评判。毛泽东十分注重从矛盾的发展规律层面评判斗争对象，以探究其与中国共产党阶段性任务的关系。正如他所言，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4页。。在抗战时期，他判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后，及时调整与资产阶级及其主要代言者国民党的关系，这是运用社会矛盾来评判斗争对象的范例。同样地，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的矛盾都极其复杂，毛泽东始终依照矛盾的主次顺序来评判斗争对象的属性，厘清工作思路。
在明确斗争对象及与其关系属性后，中国共产党还要依靠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来制定科学的斗争对策。斗争对象十分庞杂且不断发生变化，需要因时因地制定斗争对策。毛泽东认为，如何妥善应对斗争对象，要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只有掌握具体而微的斗争形势，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斗争对策。具体而言，其一，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来探寻应对之策的客观依据。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这一重要论断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理论精髓。到延安时期，他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将此前农村调查工作的经验积极推广到一切领域。1941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根据文件精神，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调查局，并在各地军政机关设立相应的调查机构，以加深对敌、友、我三方力量态势的动态了解。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斗争时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4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6页。。其二，通过科学的技术来推进调查工作，从而制定最佳斗争方案。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还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该论断意在强调，调查研究要真抓实干、脚踏实地，切忌走马观花式含糊了事。如若采取错误的方式从事调研，不仅不能制定正确对策，还可能会误导党的斗争对策，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此，毛泽东明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对调查工作要亲力亲为，并通过不厌其烦地向相关人员列举开调查会、约见谈话、写信征求意见和对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等具体方式，以确保调查的真实性与对策的有效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4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毛泽东正是凭借科学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妥善恰当的斗争之策，我们党才经受住了历史检验。
(三)斗争后要总结经验
总结经验是提升斗争本领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十分擅长总结斗争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44)张太原等:《跟毛泽东学工作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9页。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而毛泽东本人正是杰出代表。他在延安时期坚持总结斗争经验的优良传统，始终把总结斗争经验视作重要事项，认为不这样做“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因而格外注重这项工作。他坚持直陈党的斗争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弊端，包括对“左”右倾路线和斗争策略等方面的反思，并寻找其根源与改进办法。毛泽东在《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还存在若干不良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
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
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这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斗争过程中不足之处的经验总结。此外，毛泽东不仅重视个人对斗争经验的总结工作，而且带领全党形成定期回顾斗争历程的工作惯例。他亲自主持《六大以来》和《六大之前》等重要文献汇编工作，为全党如何总结经验提供了范本，尤其是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好了斗争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工作。
只有切实掌握了总结经验的方法，才能真正提升斗争本领。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为了更好推动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与繁荣。斗争经验与斗争实践互为辩证关系，既要在斗争实践中归纳斗争经验，又要在斗争经验中提高斗争本领，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学会斗争。毛泽东深谙斗争之道，斗争经验的总结工作抓住了三对关系：一是要总结好全局斗争与局部斗争的经验关系。作为领导者，毛泽东肩负统揽全局斗争的重要责任，眼界宽广，能够观大势、谋全局，洞悉国内与国外的整体斗争态势，尤其注重学习与总结宏观的斗争史；
同时又从党的工作、军事斗争和对外交往等局部入手，时时处处进行斗争经验的汇总。正是得益于这种做法，中国共产党才能深刻领悟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的斗争关系。二是要处理好现时斗争与未来斗争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依靠斗争经验，便于打开工作局面，尤其是涉及新地点、新领域的相关工作。面对如何开展敌后斗争的新问题，他谆谆告诫敌后工作者，要学会总结敌后斗争经验，尤其是反“扫荡”和反“蚕食”经验(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以加强自我生存能力；
对于如何与民主人士合作的新议题，他建议各地政府汇总各自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上的利弊得失，以夯实民族统一战线的根基(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
对待边区政府如何发展经济的新需要，他强调以吸收新经验为主要办法，否则“未见闻的，连梦也不会做”(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三是要归纳好自我斗争经验与他人斗争经验的关系。在总结自身斗争经验的同时，毛泽东还主张积极借鉴或吸收其他主体的斗争经验。他在全党提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团结广大群众的具体做法，以及杨家岭运输队的管理模式和法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工作方式等相关要求，为中国共产党相关领域的斗争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斗争工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思想和论断，形成了毛泽东斗争思想。毛泽东斗争思想实践，对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尤其对反投降斗争和统一战线斗争产生了良好效果。不仅如此，这一思想蕴含的重要论断对于当下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指导和启示意义。
其一，坚持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讲斗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持之以恒地为创造中国人民美好生活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日趋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态势，要在思想上高扬斗争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于思想淬炼中坚持党性原则，时刻牢记初心使命。
其二，把握斗争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富有斗争传统的政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形成了鲜明的斗争原则，强调对内实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外实施“以斗争求团结”以及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的原则。诸多实践证明，斗争并非不分内外、一斗到底，而是要有张有弛、讲求原则，毫无原则的乱斗是无意义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以伟大斗争精神状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在明晰大是大非的基础上，分清斗争对象及其矛盾，进而坚持与其相适应的斗争原则，对于涉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矛盾要坚决斗争，对于党内、党群等非根本利益的矛盾则要抓早抓小，以此在前行道路上凸显斗争的正向价值，依靠昂扬向上的斗争姿态奋进新时代。
其三，以增强斗争本领为本质要求。斗争是具体情形下的抽象反映与集中表达，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延安时期毛泽东正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总结出提升斗争本领的方法与经验。当前，中国共产党正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强国建设与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势必需要应对许多具有新的特点的历史性挑战和任务，为此要增长克敌制胜的斗争本领：在斗争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充分估计斗争形势；
在斗争中对症下药、准确聚焦斗争对象；
在斗争后总结经验、尽快掌握斗争规律，在实践锻炼中练就钢筋铁骨。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按照实践要求及时调整斗争策略，遵循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逻辑，彻底摆脱教条思维的束缚，将党的斗争品格熔铸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不断开辟新道路、新境界，从而让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新时代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延安时期毛泽东斗争思想，从党的斗争史中深入汲取前行的力量，发扬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坚定党员干部的斗争意志，通过伟大斗争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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