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巧铃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唐代以前，涉及商业题材的诗歌作品寥寥无几。
入唐以后，涉商诗的创作数量与日俱增，唐代涉商诗的创作代表是白居易， 其涉商诗数量最多，而且颇有价值。
目前关于白居易涉商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叶琦的《白居易和陆游的涉商诗比较研究》［1］重在分析二人涉商诗异同及原因；
张卫婷《唐代商贾诗研究》［2］考察了白居易部分涉商诗中的商贾形象；
胡洋《中晚唐涉商诗研究》［3］和徐勇《论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4］分析了白居易涉商诗创作数量多的原因；
田丰娟在《唐代涉商诗研究》［5］中统计了白居易涉商诗的数量。
由上可知，学界对白居易的涉商诗虽有关注，但未涉及其诗的独特性及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试对历代涉商诗进行综合考察，进而分析白居易涉商诗的特点及价值。
白居易的涉商诗内容丰富， 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书写涉商人物；
二是书写商品、店家及市场，真实记录唐代商业面貌。
（一）书写涉商人物
白居易涉商诗中的人物主要有三类：
小商贩、职业商人及诗人自己。首先，白居易涉商诗的主要书写对象是小商贩。如“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6］647、“适有鬻鸡者，挈之来远村”［6］399中卖鱼的江童、卖鸡者。
此外，还有采地黄者、卖炭翁、卖薪女、卖松者等。
与职业商贾相比，这些小商贩无权无势，多贩卖农副产品。
对于这些弱势商贩，白居易常给予同情，如《食笋》云：“山夫折盈抱， 抱来早市鬻。
物以多为贱， 双钱易一束。
”［6］380写山夫于江州产笋盛地，早早地挖满竹笋到市场贱卖，白居易虽未置评，但字句间流露出诗人对山夫辛勤劳动而获利甚微的同情。
不过，白居易并非对小商贩皆予以同情，对于一些只顾求利、毫无仁心的小商贩也会加以嘲讽：“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
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
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
”［6］76
另外，白居易涉商诗中还涉及对职业商贾的描写，这类作品虽不多，但能反映出白居易对职业商贾也有同情心。“当文人将其人道主义精神转用于观察和表现商人时，自然会留意到商人们经商的辛苦和危险， 以及他们所碰到的各种麻烦，并把这一切表现在文学之中”［7］94-95。
经商常面临着遭遇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强盗猛兽等风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客死异乡。
白居易对商人经历的种种困苦予以同情和理解，如《不如来饮酒》云：“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
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
不如来饮酒，仰面醉酣酣。
”［6］899商贾常年南征北走与亲人分离， 饱尝离别相思之苦， 于是诗人与商贾产生共鸣：“交流迁客泪，停住贾人船。
”［6］1056当然无论是小商贩，还是大商贾，只要是奸商，白居易都会进行抨击。《新唐书·食货志四》载：“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原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
”［8］1377面对这种现象，白居易作《盐商妇》云：“胥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6］241该诗揭露了奸商之所为，并对其进行批判。
最后，诗人自己也是其涉商诗中的常客。《东坡种花》中“持钱买花束，城东坡上栽”［6］599，直接写自己持钱买花之事。《晚春沽酒》中：“卖我所乘马，典我旧朝衣。
”［6］319诗人通过典衣、卖马以沽酒寻欢，诗人还写了自己“十千一斗犹赊饮”［6］1988的赊账行为。
（二）记录商业面貌
唐代商品经济繁荣，表现之一就是商品种类繁多。元稹有诗：“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 西擒吐蕃鹦。
炎洲布火浣， 蜀地锦织成。”［9］268可见这一时期商品种类之丰富。白居易诗也涉及多样化的商品，如房屋田产，“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6］1004、“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
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6］9；
应季的新鲜蔬菜如“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6］70；
各类花卉树木，如“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6］380、“一束苍苍色，知从涧底来。
属刂掘经几日，枝叶满尘埃”［6］472；
禽类生鲜如“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我本北人今谴贬谪，人鸟虽殊同是客”［6］647、“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6］70；
还有药物如“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6］69；
酒在唐代市场中更是常见，除了寻常酒酿，白居易也写地方特色酒，如《杭州春望》“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6］1364，所写的梨花酒是杭州特产。白居易涉商诗所描写的水果、胡饼小吃、木炭薪柴等商品都见于唐代市场。
除了商品种类繁多，白诗还透露了商品的价格、市场需求等信息。
史料记载：“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为耻。
”［10］45白居易于《买花》诗中记录了相同的情形：“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6］96可见牡丹市场需求量大，而且消费群体是京城贵游。
此外，该诗还提及不同颜色的牡丹价格不一，但总体价格昂贵：“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多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此外，牡丹娇贵，培植养护方式亦较繁琐“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尽管护花如此繁琐，花商仍乐此不疲，说明有利可图。
白居易的涉商诗对唐代的店家也有描述。
旧时交通不便，有人员流动就有食宿需求，因此各类店铺纷起，为人们提供食宿便利。
白诗中描写最多的是酒店：“泊处或依沽酒店，宿时多伴钓鱼船。”［6］1329酒店除了提供酒饮，还制作一些特色食物，如在寒食节制作枣团：“寒食枣团店，春低杨柳枝。酒香留客住，莺语和人诗。”［6］3855除酒店之外，白诗也写设立在偏僻郊野的客店，如“行子孤灯店，居人明月轩”［6］478、“野店东头花落处，一条流水号罗敷”［6］2212等。
白诗中还有对专门的食品店铺的描写：“寄与饥馋杨大使， 尝看得似铺兴无。
”［6］164“铺兴”是当时有名的胡麻饼店。
白诗是对唐代市场面貌的真实记录。
例如“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6］380，写江州地区行早市；
“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6］1387，描写了望驿楼夜晚的热闹场景。
不过，据《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
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11］543-544说明唐时行市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而白诗则说明在长安之外，市场开放的时间较为宽松，此时早市、夜市虽远不及宋代发达，但突破市场时间限制的情形已苗头初露。
除了“早市”“村市”外，其诗还记录了根据交易地点在水边而得名的水市：“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
”［6］965有根据市场开放间隔而形成的亥市：“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6］1139白诗对宫市的描写最为真切，其《卖炭翁》自注云：“苦宫市也。
”《顺宗实录》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12］5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主持采购的宦官恶意抬高价格，以贱易贵的情况。
白诗中所写官吏以纱绫换炭，和《顺宗实录》中所载“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的事实相吻合。陈寅恪先生也认为：“今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 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
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
”［13］250
综上所述，白居易对于商品、店家、市场的描写相当丰富，生动真切地记录了唐代商业面貌。
白居易除了描写商人、商业面貌等，还转变“旁观式”的书写视角，在涉商诗中关注自己的日常商业活动。
（一）书写视角：由外向内变动
由于传统轻商观念的束缚，唐前涉商诗的数量较少， 纵有涉及也只是对商业进行旁观式描写。
如《诗经·瞻卯》“如贾三倍，君子是识”从侧面反映西周时期的高利贷情况；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亦是对两广地区的海产交易进行客观性描摹；
汉魏至唐前期的诗人，如曹植“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飓举帆幢”（《盘石篇》）描绘了货运流通画面；
李杜涉商诗的数量相对较多，但也多是旁观审视，如李白“行舟闻商估，宿在枫林下”（《古别离》）写送别友人时所见江上商船之景，杜甫“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野老》）写百花潭水域商船来往的画面等。
可见多数诗人只是对商业状况进行外在关照，他们似乎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旁观者。
而白居易不同，他将涉商诗书写视角转向关注自身的商业活动，因此其涉商诗具有个人日常色彩。
如公元810 年，白居易辞官为母服丧，服丧期间没有收入，仅靠微薄的积蓄度日，生活情况正如其诗所云：“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于是他在《晚春酤酒》中记录：“卖我所乘马，典我旧朝衣。
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
”［6］319公元821 年，白居易在新昌里购置新居，诗云：“囊中贮馀俸，园外买闲田。
”［6］1269写自己俸禄有余，拿钱购置不动产。《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
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
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
”［14］4354饱尝羁旅之苦且过知命之年的他购买履道里宅作为自己终老之所，后在诗中写到买宅时“价不足，以两马偿之”［6］449。
至68 岁时，白居易身体每况愈下，因得风痹之疾乃卖马，其《卖骆马》云：“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籍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
”［6］2391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此时71 岁，生活相对拮据，于是他在《达哉乐天行》中记录了其准备卖田产补贴家用之事：“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6］2498可见白居易的涉商诗关注到了自身的商业参与，对于涉商诗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白居易涉商诗日常化的原因及价值
白居易能够突破旧有观念和书写视角，描写个人日常商业活动，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对自我的关注；
二是对诗歌创作空间的主动开拓。
更重要的是，其涉商诗的日常化书写反映出诗歌题材求新求变的趋势，也是促成诗歌日常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首先，从个人层面来说，白居易涉商诗的日常化书写是出于对自身的关注。
白居易是一位非常关注自己的诗人，例如他常照镜子观察自己的变化：“最憎明镜里，黑白半头时。”［6］1342他还审视自己的写真画像，写下了《感旧写真》《自题写真》等作品。
虽说上文提到的“买花、买鱼、典衣”等是生活常事， 但是这些事往往与其特殊经历相关，如《东坡种花》的创作背景是他被贬忠州，买花种花背后是其对待贬谪生活态度从容的表征；
《放旅雁》的背景是其被贬江州，买旅雁又放旅雁是因为感慨“人鸟虽殊同是客”。
这些看似寻常的商业活动背后，是白居易的所思所感，正是因为对自身足够的关注，才会用诗歌将“日常琐事”记录下来。《醉吟先生墓志铭》云：“凡其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以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
”白居易的诗歌是一部个人史，因此其涉商诗亦带有白居易的个人化特征。
其次，从文学史层面而言，白居易涉商诗个人日常的书写是对诗歌创作空间的主动开拓，反映出中晚唐诗求新求变的历史趋势。
在盛唐诗光辉的掩盖下，中晚唐诗略显黯淡。
于是中唐诗人努力进行诗歌创新，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四言：“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而大变矣。
”韩愈、孟郊、张籍、王建等人注重字词的推敲锤炼，力求在诗歌语言和声律上进行创新，如王建“机锁恶徒狂寇尽，恩驱老将壮心生。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寄汴州令狐相公》），“闹” 字写出通宵达旦的商业活动的热闹情况。
再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夜看扬州市》），诗中用“夜市千灯”“高楼红袖” 侧面写万商云集的扬州夜市之繁况，但他们所采用的视角还是客观的描摹，诗人还是作为“旁观者”出现。
而白居易实现了书写视角的“内转”， 描写个人日常的商业活动。
他将与商贩的交谈入诗，如《赠卖松者》，诗人给卖松者解释自己无法购买的原因是“城中无地栽”；
将他逛街的所见所闻入诗如《卖炭翁》《买花》等；
将他雇人栽花的经历入诗，如“雇人栽菡萏，买石造潺湲”［6］2159等，白居易在诗中写自身的商业参与，实属一种诗歌创新的方式，只是这种创新较为隐晦，但是同样也能够反映出诗歌求新求变的趋势。
最后，白居易的涉商诗是推动诗歌日常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宋代涉商诗在白居易的基础上更加个人化、生活化。
例如陆游对亲身参与的商业活动进行了大量描写，如“买牛耕剡曲，举世笑迂疏”（《雨夕排闷》），“买菊穿苔种，怀茶就井煎”（《闲吟》），“逢人问虚市， 计日买薪蔬”（《溪行》），“担过门尝冷粉”（《新秋》）等，范成大诗如“晨兴过墟市，喜有鱼虾卖”（《清逸江》）等，再如黄濂：“驱儿市上买书读， 宁使田间禾不薅。
”（《劝学》），宋祁的《观邻人卖饼大售》将自己看邻人卖饼的事都写入诗中等。总之，白居易开启了宋代涉商诗个人化书写的先声， 他们将笔触转向关注自身生活中的商业行为，让“宋代涉商诗更进一步发展，破体入诗，以散漫、客观、切实、细致的态度叙录日常生活，显得日常化和生活化”［15］9。
白居易具有鲜明的“农本商末”观。《白氏长庆集序》云：“乐天始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16］可见白居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观念难以避免地会塑造其商业观。
白居易在《策林》云：“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
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
衣食之所从出者，农桑也。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
”可见其有“重农轻商”的观念，另外他针对“舍本业，趋末作者， 非恶本而爱末者， 盖去无力而就有利也”的情况提出了“百货流通，四民交利”的主张，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并非在于提高商业地位，而是让农耕者在商业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也能有利可图，从而让他们安分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既能维护“本业”经营，又能够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白居易的“农本商末”观在其涉商诗中也有体现，如他在《赠友五首》 中云：“弃本以逐末， 日富而岁贫。
”［6］97此句与北魏末年贾思勰《齐民要术·序》“舍本逐末，贤哲所非。
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17］15的说法相似，二者均强调“弃本逐末”不可取。
虽然白居易的“农本商末”观与中晚唐多数诗人无异，不过面对“弃农从商、贾雄伤农”的社会现状， 白居易与其他诗人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其他诗人立足点在“上”，重在批判现象；
而白居易立足点在“下”，他将涉商诗作为桥梁，向民众传达“安守本业”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收束人心之效。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争频仍，农民赋税沉重。
后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但实行过程中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弊端，农民在丰年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上水旱等自然灾害利息倍增，更加苦不堪言，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因此社会人心浮动，趋利从商者日众，造成了贾雄伤农的情况。
白居易在《策林》中指出了此问题：“当今游惰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
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
”中唐诗人对这种情况多有反映，如刘禹锡写《贾客词》序云：“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
或曰‘贾雄则农伤’予感之，作是词。
”诗序直接表明批判“贾雄伤农”的目的，随后又在诗中将商贾之富庶与农民之苦寒进行对比：“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
高赀比封君， 奇货通倖卿……农夫何为者， 辛苦事寒耕。
”反映出农商差距悬殊；
再如张籍《贾客乐》云：“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
”也是对农民弃农从商现象的批判；
此外，姚合于《庄居野行》中云：
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
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
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
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垄亩。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边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
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
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
我仓常空虚，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烝黎。
此诗写农民“尽去作商贾”，批判官家对农民大肆征税，逼迫他们从商，致使农耕不兴。
上述这些诗人频频提及“农夫税多”“税农不作苦”，多关注的是“弃农从商”的现象及原因，出发点是希望统治者多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弃农从商”毕竟还有一部分主观意愿，因此白居易利用其涉商诗引导百姓安守本业，涉商诗成了教化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晚唐张为注意到白居易利用诗歌教化大众的现象，在《诗人主客图》中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并且白诗受众广泛、影响力较大，正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言：“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垂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16］再如“谁识香山绝妙词，女歌妪解伎弹丝。
再除一个鸡相林，肯把黄金买白诗”［18］，广泛的诗歌受众为白居易宣传“农本商末”观提供了有利条件。
于是白居易在其涉商诗中云：“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
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6］1899极力描写商人漂泊无依，甚至面临沉舟危及生命的情形；
又如《朱陈村》云：“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6］511他所描绘的朱陈村，民风古朴，男耕女织，村民不行商亦不从军，故而白居易生发出“长羡村中民”之音。另外，《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第十五首云：“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 短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 一饱欣有馀。
”［6］303诗中将东奔西走、昼夜无休的商贾富翁与安适自足的布衣贫者进行对比，突出商贾的艰辛及“动荡感”。
由上可见，白居易的立足点在农民，让他们知晓从商虽有利，但奔波劳累且风险性大，不如安贫守业以图安稳。
白居易52 首涉商诗虽在其诗歌总量中占比不大，但作为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其涉商诗意义不凡。
就涉商诗本身而言，白居易大胆创新，将商业书写视角转移到关注自己日常商业参与，反映出中唐诗求新求变的趋势， 推动诗歌日常化的发展，开启了宋代涉商诗书写个人化、生活化的先声。
白居易涉商诗的内容是对唐代商业面貌的实录，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同时其诗歌也是他商业观的载体， 从中能窥见其希望百姓安守本业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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