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芳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20 世纪以来，一面是形而上学已死的喧嚣尘上，另一面是数字化政治治理遍及全球，在此背景下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为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做了新的定位。
巴迪欧认为，哲学的求真性、实践同一性以及人性中对可能性与超越性的追求，使得哲学成为一种永不消亡的事业。“民主”作为哲学真理的政治场域再现，不仅是一套探索政治真理的程序， 更有着普遍平等的实质内核。巴迪欧从苏格拉底那里吸取养料，认为一种非表达式的、面向所有人的辩证法能够充当政治真理与意见的裁判。
然而，巴迪欧指出，当前西方的政治多是一种表达式的政治，采用一种集合论的方法，试图将一切繁多与异质的个体纳入“元一”的宏大叙事和治理模式，这种数字化政治治理模式无视充满特质性与创造性的存在者。
持有普遍平等主义思想的巴迪欧认为，哲学应该以一种全民参与式、承诺式的形式进行推广，政治应该使各种声音都被听见和传递，人的平等应成为现实显现而非空中楼阁。
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早在古希腊就有丰富的讨论。
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是追求真理之学，这种实在论的观点要求以一种明晰的方式对真理与意见进行区分。
在此基础上，政治生活与哲学理念紧密关联，理想的政治生活是在把握了哲学理念后在现实的城邦中将“真”铺陈。
巴迪欧继承了柏拉图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最重要的关联，他的政治学说奠基于本体论哲学之上。
巴迪欧痛斥当下建立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政治哲学，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从属于伦理标准”［1］125。
巴迪欧是否真的反感哲学对政治的介入与互动？ 从其学说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巴迪欧重新定位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当下的政治哲学总是拘泥于先验化的概念演绎，而真正的哲学思考应该作为政治武器积极参与到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
哲学的实践统一性、规范性和对现实本身的超越性都可以作为介入政治的工具，而政治中的事件则构成哲学发展真理程序中的重要一环。
（一）形而上学已逝问题的产生
秉持哲学是求真之学的观点，巴迪欧反对文化相对主义。
巴迪欧认为，21 世纪那些宣称哲学已死的反哲学家最多只能算作智术家，他们消解了哲学的真理范畴，放大了意见领域。
从背景来看， 当代西方社会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迭起，信息和技术呈现出过载和碎片化的特点，真相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在日益密切和多元化的同时，观念之间的对立也愈发凸显。
真理蜷缩和哲学终结的质疑，使得虚无主义和信任危机泛滥成灾。
巴迪欧考察了当代哲学的三大思潮，分别是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为代表的阐释学流派、以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流派、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流派。
这些流派均认为哲学已处于没落状态，“形而上学正在走向终结”［2］45。
巴迪欧师从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后者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具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借助“事件—命名—身体的三位一体”［3］375，巴迪欧主张哲学为包含科学、艺术、政治与爱的事件提供了“思想的场所”［3］376。这表明，哲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直发挥着在场的作用。
（二）实践同一性与超越性构成哲学的特征
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思考和解释世界的方式，通过对现实事件的不断反思和探索，推动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不断进步。
巴迪欧认为，一切宣称哲学已死或形而上学凋零的论断都面临两种困难：
第一，一切“哲学已死的”的宣言中都具有过于形式化的特点。
巴迪欧认为，哲学家们所宣称的“哲学已死”往往类似于某种修辞用法，目的是引出自己的新哲学，这种新的哲学总是追求某种“同一性”，无论是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都以系统性的知识为目标。
这样，伴随着旧哲学的死去，新哲学不断诞生，哲学终结的主题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却从未中断。
这意味着哲学的发展并非线性的，而是在循环中不断前进，目的是加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第二，哲学是一种拒绝盲目服从既定意见的活动，它总是对规范性提出新的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推动新价值超越既往的旧规范。
正如巴迪欧所言：“真正的哲学不是一种抽象活动， 一直以来，从柏拉图开始，它不断奋起反抗世界的不公平。
”［4］16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是一种改造主体和个人介入的活动，即人们可以用讨论与批判来取代模仿，用“反抗取代顺从”［5］7。
这表明巴迪欧强调的并非是一种僵化不变的普遍性哲学，而是不断演进和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活动。
哲学不仅关注理论性和系统化的知识，而且代表着对既定现实的超越性和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巴迪欧认为人是一种始终追求超越性与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在真正的活动中总是展现不朽的真理，宣称哲学已死的论调否认了人性中创造性的维度，使人委身于绝望与虚无主义之中。
巴迪欧认为：“人性不是像自然的总体那样存在的，因为人性等同于它在战胜其内在的非人性要素的过程中那个获得的局部胜利的累加。
”［5］26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科技叙事的大流行，还是生物遗传学科的大力发展都无法对人性本身作出完整规定。
因为它们所采取的人性研究方式是站在自然界限内将人性还原成动物性，并在试图将人性规定为一种凝固的基因数据之后，对这组数据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作为人，我们依然需要创造某种表征性的形象使人领悟我们的本质性存在，巴迪欧将其称为“英雄的形象”［5］36，这种形象承担着人性中超越动物性的可能。
以士兵形象为例，在巴迪欧那里，英雄形象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所面向的对象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地位，对每个人来说这一形象都具有榜样力量；
其次，英雄的形象表明人能够在看似不可能的境况中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最后，英雄的形象表明当人们为一种真正的观念行动时，存在不朽和永恒的真理。
这样，有关哲学已死的论断在巴迪欧的人性观中并不成立，人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生物， 这种超越不仅是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更有着实践价值的践行。
哲学不在于使人意志沉沦，而在于寻求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代表着真理。
总的来说， 巴迪欧认为哲学不仅具有实践性，还具有超越性。
首先，哲学的实践性具有两个特点：
哲学行为总是想要进行足够清晰的界定；
哲学行为总是具有一个规范性维度。
清晰地界定能够使哲学在真理与谬误、理智与疯狂之间进行判定；
哲学的规范性总是表现在概念与经验层面上的新划分， 结果就是旧秩序在理智上被推翻，新价值获得独立地位。
巴迪欧认为这种新秩序的出现实际上是由于实践中新事物的产生，哲学的真理性只是换了某种形态，而不改其本质上的同一性。其次，哲学还承担着超越的可能性。哲学能够使人不断超越当前的实用性，塑造新的可能性与创造性。
最后，对实践性的理解和对超越性的追求， 使得我们能够对现实的不合理更具敏锐性，在看似不可能中完成真理范式的转移。
（三）政治事件是哲学真理程序的重要一环
这样的哲学实践活动为什么能够不断重复？巴迪欧从阿尔都塞那里吸取养料，他认为历史语境中事件的不断变化，带来哲学上价值规范的不断创新。
巴迪欧承认，哲学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同一的，不同的是历史语境的变化。
哲学未来的发展， 主要取决于某些非哲学领域出现的新事物，尤其取决于一些属于科学领域的事实。
正如黑格尔所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6］序15。
哲学总是在非哲学的新生事物发生之后才到来， 事件的发生为哲学注入新的血液。在巴迪欧那里， 我们应该尤其关注四个领域，即“科学、政治、艺术和爱”［7］52。
只要科学、政治、艺术与爱蓬勃发展，哲学主体能够忠实于这四个领域发生的事件本身， 哲学的未来永远不可能终结。
就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哲学往往是将现实情景中的政治实践作为思考的条件，并在这些情境中分辨和澄清什么才是合法性的手段。
这样来看，宣称哲学已死的言论并无根据。巴迪欧认为， 实践中不断涌现的事件始终是新哲学诞生的条件，一场和他人相遇的爱情、一个科研中的发现、 一次激烈的争论都有可能引出新哲学的思考和出场，巴迪欧将其定义为“事件哲学”［8］40。
更重要的是，巴迪欧认为在事件哲学之下，任何人在掌握了辩证法这套真理程序后都可以把握到哲学之真。
获得真理不再是只属于少数哲人的权利，而是所有人都具备的潜能，即任何人只要目睹了真实事件并站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有可能成为言说真理事件的主体，由此便可以将真理带入生活当中［5］21。
在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中，政治与哲学之间的联系呼之欲出。
政治中的事件构成了哲学思考真理的材料，而哲学中真理的逻辑和对信念的追寻使得哲学主体能够秉持信念在政治实践中追寻更加普遍的民主。
然而，在政治与哲学的互动中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如果说哲学的使命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条件之中，围绕特定主题的创造性重复，政治要义常被认为是对民主的追求，那么哲学与寻求民主的政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作为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拥趸，一方面巴迪欧承认哲学是一种民主活动，这种活动鼓励所有人进行自由的思想和理智的讨论；
但是，另一方面巴迪欧又认为，“哲学家一般都不承认人们一致称赞的议会制国家和言论自由所具有的好处”［5］15。在这里，哲学的求真性似乎与民主所要求的政治自由诉求之间形成张力。
具体来说，哲学所探讨的价值真理，往往意味着这种真理是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应该遵循的义务，而一种义务往往会对代表着强调自由的民主进行限制。
在巴迪欧看来，哲学与民主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 根本之处在于厘清政治中的“民主”概念与哲学中的“真理”概念是否存在真正的对立。
（一）民主概念的辨析
巴迪欧认为，在政治领域需要辨别两种民主概念之间的差异，尤其需要关注民主所代表的现实性。
民主的概念通常极为模糊复杂，在巴迪欧这里民主通常代表着两种含义：第一，民主是国家形式的名称，如代议制民主国家；
第二，民主可以代表一种民众活动，让民众更为积极地出现在政治领域［5］22。这样看来，第一种含义之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空洞的概念，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利益和私人权力。
只有在第二种意蕴之下的民主， 作为一种寻求政治真理而存在的民主，才是一种实质性的民主，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普遍平等。
因此，作为民主的政治真理观并非立足于一种简单的观念论框架，而是强调民主的实践介入性。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主” 被滥用随处可见。
以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一部分美国青年不满金融精英在私人利益的驱使下操纵其他人的生活，他们聚集在华尔街以“民主”为旗号举行抗议。
巴迪欧指出，这些抗议的青年们是否真的断言集体幸福的条件在于终止“民主”？从抵抗的群体主要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结构组成来看， 他们的诉求在于“改变自己眼下的生活状况”［4］66。
因此，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民主”的实质概念，将“民主”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体制下适应性的修补，也就不可能真正塑造一个更加真实且合理的社会。
（二）普遍民主服从真理的范式
正如巴迪欧所言，在西方生活方式下所掩盖的民主是一种空洞的“自由”，结果反而产生了更大的不平等。
真正的民主绝不是在宣称一切价值中立后的市场导向原则， 也需服从真理的范式。巴迪欧首先考察了民主在哲学那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一种形式条件，哲学的民主在这里指的是一切陈述的有效性均服从自由论证的程式；
第二种含义指的是为了追求解放的民主活动［5］22-23。那么作为当下政治核心的民主，这种追求实质平等的民主， 其所摇旗擂鼓下的自由是否有其界限，这一自由的标准在哪里？
巴迪欧认为，真理与意见相对，真理往往受某种秩序限制。
追求政治真理的民主应从哲学那里学习，服从更普遍的公理范式。
这意味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真理的统一性与普遍性的特质要求反对言论自由。
巴迪欧借助苏格拉底之口说道：“这流言日复一日，永不停歇，到处流传，以温柔之名进行恐吓，以友爱之名作出限制，创造出温馨环境，实则冷酷无情。
它又被称作‘言论自由’。
”［9］362巴迪欧拒绝“言论自由”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言论自由”往往意味着意见自由，最终占据高峰的是智者学派的诡辩和嘈杂。
在哲学家那里，真理虽然鼓励平等参与，但真理与多元意见相对；
其二，哲学探讨服从严格的推论规则，这种规则服从普遍性，“言论自由” 并无此类限制。据此，巴迪欧认为，把民主定义为代表个体自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必将走向文化多元主义。
符合实质民主的真理需要满足两个原则：
一是与“精神”平等的哲学原则相容；
二是与“意见真理从属于真理的普遍性”这个哲学原则相容［5］18。
巴迪欧将以上两个原则融合，认为作为平等与普遍性的正义，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真理性的存在，这种正义观取消了一切权力和地位的担保，将平等置于个体自由之上。
这种平等是一种无关私意的主体性，它将原则的普遍性置于特殊利益之上。
这种论断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平等观形成巨大的对比，自由主义平等观下“应得”占据主导地位，个人的“应得”远超对平等的诉求。
对此，巴迪欧断言：“现代国家只追求履行特定职能或获得舆论共识。
它在主观层面只是将经济必然性即资本的客观逻辑转化为顺从或愤恨。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关于正义的规划性定义或国家对正义的定义都会将其转变为相反的概念：事实上，正义变成了利益相互作用的协调。
”［10］30巴迪欧的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找到诸多例证，代表人物之一的诺奇克（Robert Nozick）认为自由是至高原则，个人权利和利益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甚至在关怀弱者的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著作中，尽管他在《正义论》中预设了一种完全屏蔽个人背景的无知之幕，并采用“囚徒困境” 这一数学运算推演出程序正义的合法性，但究其根本，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正义观也只是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平等在罗尔斯那里更像是某种人道主义关怀。
（三）普遍民主以发展的样态在群众中展现
巴迪欧将哲学理念中的民主内涵作为追求政治真理的发生条件，政治中的普遍民主及其事件则进一步促进哲学理念的发展。
在哲学论证中，民主是各种观点必须经由的检验路径；
在政治领域中，民主追寻着政治真理，更代表着人类追求解放事业的行动。
追求民主的政治其实质是蕴含哲学真理的政治，是服务于真理程序——大公无私的政治。
在巴迪欧看来，哲学中的民主应当体现在实践下的政治活动当中，因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何为真正的生活。
现实生活中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场所：在这里存在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辩论的程式。
同时，这种辩论的目的是不断解放人类，让每个人都拥有哲学家的思考方式。
这样，哲学、民主与政治就实现了统一，政治独立性为哲学式民主提供了场所。
不过，巴迪欧认为当下西方的政治已经变为表达性的辩证法，只有真正拥有话语权者才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但这些政治表达又常以专名的名义忽视那些边缘化和无法声张的部分。
表达性的辩证法指的是群众的真正政治诉求被区分为可被表达的政治诉求和不合理的诉求，资本主义政权下的权力机关只会选择性地接受那些所谓合理的政治诉求，形成代表，而对其他声音置若罔闻。
表达性的政治在划分中已经对“人民”的声音进行了消杀，是一种阉割的政治。
巴迪欧指出：“一种真正的政治是直接展现， 而不是被再现的政治。
”［5］序11 真正的政治显露在人民群众本身之上，群众并非是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不断在政治活动中分解与结合，最直接的表现是群众运动，这种群众运动绝非那种破坏性、 对抗性的或军事化的传统活动，而是一种智性或辩论式的宣言。它并非此时此地一时的，而是以变化的样态呈现，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分解与重新组合，且无法用一个统一的逻辑和知识框架架构它［5］12。
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表达性的辩证法下， 尽管其政党、组织也自认为代表着工人阶级，他们自诩是群众总体性的象征性表达，但其提出的政治诉求最终往往服务于权力意志的表达。
（四）普遍民主追求人性本身的创造性
巴迪欧认为，民主真正追求的目标是不断寻求法则与欲望的融合，最终是为了达到对人性本身创造性的肯定，让万物是其所是、各归其位。
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繁多与异质的人，正如山川鸟兽本就以存在者的面貌显现，将其纳入“元一”的宏大叙事和治理模式之后，这样的人转变为人口，转变为众人，转变为一种平均状态。
充满特质性的生命于是被还原为统计学的数字，而这些计数规则之上的最高权力在“程序正义”的架构中凌驾于所有生命之上。
在对当代西方政治实践的考察中，巴迪欧发现当前的政治运作模式试图对一切所有物进行编码，这种新型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机制采用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对人群进行系统化、规制化的统治。
在此背景下，那些与编码无益的人或事物被直接过滤，丧失了发声的权利，而身处编码中的人由于所触碰的都是过于同质化的政治声音，反而削弱了自身对民主思考的潜能。
然而这种被编码化的政治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如何从一种元政治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内部的分隔性结构？
巴迪欧呼吁一种可被普遍化的民主活动，但在追求秩序整齐的西方政治幕僚那里，这种不断孕育的群众运动，以及一切异质性的事务也应被还原为某种通用规则里面的某个参数点，现实中的“多”被构建成了大写的“一”。
巴迪欧将这种通用规则称为法则。
法则就是把集体中的某些部分接受下来，承认其为真的实存之物。
他说：“所谓法则归根到底总是一个关于实存的决定。”［5］42这样， 法则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语言与实存的问题。
在法则中只有符合一种明晰的描述的东西才存在， 但法则并不承认集体中所存在的另一部分，也即未被规定、隐匿在其中的存在。
（一）“欲望”与“法则”的对立——编码化政治的实质
巴迪欧认为，不被编码化政治承认的事物乃是欲望，它与法则之间形成巨大的对比。
法则寻求的是整齐划一，而欲望则是对于纯粹个别性的肯定。
但同时法则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调和， 需要警惕的是那种宣称正常欲望的专制法则， 这种法则仅仅承认某种单一的政治构造，并强加给所有人，这往往带来可怕的战争和混乱的无序状态。
欲望还可以是对法则的不断补充，它不断肯定没有名称的实存事物，是在法则之外寻求某种不被承认但又是类的事物。
这种观念认为政治的普遍性总是一种关于社会现实的新的构想、新的组合的发展［5］48。
因此，建立了数学本体论的巴迪欧认为， 可以借助数学中的集合论、公理化定理等思想来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
借助集合论，巴迪欧认为政治生活中实存与确定名称的关系：在数学的集合论中得以形式化的呈现，但是数学家的欲望在于不断找到一种在分类中没有位置的数学对象，这可以类比真正政治的目标。
拥有一个确定的名称，意味着这是一个“可构造的子集”，而如果一个集合是另一个集合的子集，那这个集合就是“可构造的集合”。
这与大法则殊途同归， 大法则就是诸多法则的法则，也即“可构造性公理”。
大法则认为所有的法则都是可构造的，即集体中的所有杂多都可以被归类。
然而，在这种法则性的归类之下，巴迪欧指出它所引发的问题在于，“人类生活的内在差异都按照等级制形式编码和符号化”［11］35。
反映在当代社会， 以金钱导向的弱肉强食“法则”与普遍民主的“欲望”在现实中形成对立。巴迪欧认为，一种寡头性质的腐败开始向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全民腐败迈进， 并转变为由技术、金钱、欲望支配的精神腐败。
在以自由为名之下，这种境况依然是建立在一种更为隐形的压迫之上，弱肉强食依然是通行法则，各种普遍性原则被抛却，外来者和边缘人群则不被承认，人们似乎只能进行日常极其“私密的反抗”。
正如巴迪欧所言：“自由在商品生产的无限闪光、在由它出发而建立货币抽象的东西中被编码或预编码。”［4］18在这种情况下，普遍民主的理想是否还有实现的可能？ 借助集合论中的“类性”集合和柏拉图的辩证法，巴迪欧试图寻找出路。
（二）类性真理与共产主义——编码化政治下的出路
巴迪欧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更应重新拾起对普遍民主和政治真理的追求。
从数学的类性真理中获得借鉴， 巴迪欧认为在政治的类性真理中，只有当利益是集体性的、 不排除他人的时候，这样的政治才是平等的［12］257。要抵抗资本主义体制下试图计数为一的结构，需要在不被归纳的人群中以共产主义为目标重新塑造新的革命主体，以辩证法为导向作为一种真理变革的程序。
巴迪欧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没有任何数学家承认构造性公理，政治也在不断寻找“类性的”集合。
在数学中，科恩就为非可构造性的集合起了一个名字——“类性的”集合。
从人的类性真理出发，巴迪欧试图为未被资本主义包含在内的人民群众进行类的构造。
巴迪欧认为对利益的追求并非人类独有的能力，“思想的能力才构成了人类的独一无二”［13］86。
因此，建立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自利”是一种虚假的类性构成，无关私益的原则和掌握真理的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和属人的类性真理。
以马克思的解放学说为例，马克思把“类性的人”定义为在解放运动中的人类，这场运动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
他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个特定阶级，而是追求全人类的幸福。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同样是在非可构造性方面寻找， 站在无关私益的类性这一边，这与以资产阶级利益优先的西方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迪欧反对当前的协商政治，认为作为类性真理的共产主义能够克服当前西方的编码化政治弊端。
巴迪欧认为，无论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协商民主， 还是秉持差异化碎片生活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会作为一个可能的世界在世界上实现［5］25。
西方资产阶级认为，代议制民主是政治的唯一方案。
但这种政治哲学是一种绝对可建构框架下的有限政治哲学，这种框架下所有“向死而生”的存在者都被规定为一系列计数程序下被赋值和被编码的存在物。
在这个技术规则体系下，一些存在物不被整体承认，巴迪欧将这种存在但不被超越结构所再现的存在物称为“赤裸生命”。
基于此，巴迪欧反对如今西方的协商民主，认为协商民主之下由共同意见达成的共识取消了实质正义的合法性。
巴迪欧说：“今天在新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下面，一种被伪装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成了各种意见的协商和商谈，从而即便最愚蠢的意见也具有了与正确意见平等存在的空间。
”［5］序25 程序正义往往由于制度性的要求屏蔽了一部分真实的具有各种差异与诉求的人。
（三）被听见的辩证法——作为一种真理程序的政治变革
巴迪欧认同阿尔都塞关于哲学与政治的看法，“哲学就是一种在理论战场上展开的政治斗争”［5］8。然而，当今世界并不缺乏意识形态，相反，多元价值让人迷惘又无处安放。
巴迪欧认为，人们缺乏的实质上是一种伟大的虚构与可能性，这种虚构实质上是一种最终的政治信仰，因为没有虚构，就没有信仰。
一种伟大的虚构代表着超越性和类性的真理，因为真理本身就是处在一种虚构的结构之中，所以问题就在于有勇气去寻找并选择一种类性的虚构。
在巴迪欧那里，这个类性的虚构是共产主义。
要寻求到“真”，对真理与意见有一种确切的分辨，需要一套真理程序。
巴迪欧否认那种将意识形态作为依仗的“真”，庸常的知识体系、整齐划一的“元一”建构在巴迪欧那里是一种被称为意见的东西，并非真理。
他也否认那种看似将所有意见都纳入政治程序中的西方式协商政治，这种大杂烩式的政治路径，尽管目的也许是为了达成“共识”，但在现实运行中往往将真正带有真理内涵的原则摒弃，实质是对各种意见的妥协。
从古典哲学出发，巴迪欧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能够充当真理与意见的裁判，采用辩证法的提问方式能够让青年人有可能拒绝盲从于既定意见，用讨论与理性的批判来取代顺从，用真理和理性审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当涉及原则问题时，用真理的逻辑与其抗争［5］20。
在辩证法中，每一个理智上平等的主体都有参与真理事件的权利，同时在探讨的过程中又有着严格的推论限制。
借助共产主义思想，巴迪欧意在为所有存在的类平等建立一种真理程序。
它的形态是运动着的，与事件相关，在运动中不断生成新状态，让新产生的非在可以在事件之后的真理程序中获得实存强度。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政治、艺术和爱作为真理程序发生的场域在不可预期的事件中创造了以往不可能的关系，重塑了崭新的哲学主体。
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反对当前资本主义政治下将所有人计数为一的技术手段，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仅是解决当下西方伪民主政治的一剂良药，同时作为一种信念的力量，赋予计数为二的群体希望和尊严。
（四）青年群体——实现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
巴迪欧认为，真正的政治程序就在于让原来不被计数的非在或例外的赤裸生命可以真正成为政治真理程序的一部分，可以被听见。
在此事实上，“政治最根本的任务，是让那些根本没有被体制规则所再现或代表的非存在获得实存”［5］28。因此，巴迪欧所呼唤的平等，是让未被超验规则所再现的非在与被计数的具有实存值的存在拥有同样的地位， 巴迪欧认为这种状态可被称为“共产主义”［5］29。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思想与青年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人类类本质存在的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寻求政治普遍性的一种努力，力图消灭一切阶级和不平等。
持有普遍平等主义思想的巴迪欧认为，今天的哲学应该以一种全民参与式的、承诺式的形式进行推广，当代哲学主体应在自身实践中对抗以数字编码不断加深分化的资本逻辑。
当前的知识分子应如同雅典广场的苏格拉底介入现实性的政治事务中，与群众和工人站在一起。
在20 世纪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后，巴迪欧认为大学生与中学生、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普通的工薪阶层和新的无产者最有望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这些青年人作为新的政治主体，能够秉持共产主义信仰，采取政治辩论、开放对话等方法，超越当今资本主义数字编码技术手段背后的等级差异，实现更为普遍的民主和更为全面的人的发展。
新的政治主体的目标不是为了夺取权力，而是迫使国家听到他们的声音，重新审视并建立更为平等的关系。尤其是在著作《何为真正生活》当中，巴迪欧提醒当代青年人警惕资本逻辑下只有金钱符号的占有才能得到权力的运作逻辑，其带来的后果只能是青年群体服从“无观念的生活”［4］80，这种生活使人陷入消费主义和个人竞争的白炽化， 会进一步加深青年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割裂。巴迪欧认为，当代青年应该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积极主动思考、敢于反抗资本编码逻辑、在共产主义观念的指导下以自身实践不断消灭各种不平等与人为造成的差异。
在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前，个体的存在越来越可能被还原为可计算性的数据。
巴迪欧认为，反映在愈加走向价值中立和技术精确的西方政治场域中，将社会主体纳入作为运算规则的算法成为当前一种重要的管理策略。
除此之外，随着政治治理手段的不断数据化，哲学在政治领域也在不断蜷缩，本应具有信念作用和真理程序的价值理念被各种统计数据和科学指标围剿。
在政治与哲学走向危机的背景之下，巴迪欧重新定位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指出哲学始终与政治事件发生着深切互动， 哲学所具有的民主化程式与政治中的实质民主共同构成了民主的内涵。秉持着共产主义理念， 巴迪欧认为在当前西方代议制民主之下还存在着大量不被承认的主体， 政治的实质是不断拓展原先不被体制规则所代表的存在者， 最终打破被编码的技术规则，实现更加普遍的全面民主。
首先， 巴迪欧重新定位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政治中的事件为哲学发展注入思考的燃料，哲学所具有的信念力量与民主范式能够指导人们的观念性政治行动。巴迪欧首先澄清哲学的实践同一性和人性中对超越性的追求使得哲学永远不可能消亡。
巴迪欧对哲学存在的宣言是政治与哲学关系成立的前提，因为没有了哲学也就不能进一步谈论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巴迪欧认为政治、艺术、爱和科学都与哲学发生着紧密的互动，他们是新哲学赖以产生的材料，只要这四者中不断发生新的事件，哲学就不可能消亡。
政治作为四大场域之一，成为巴迪欧的重点关注对象。
哲学在政治中体现为观念引领，巴迪欧以改变世界为例，认为要想改变世界首先需要明晰和界定改变什么样的世界。
其次，巴迪欧立足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数字化政治的批判，揭露出编码化的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制下隐藏着新的等级分隔，这种民主是一种虚假的民主。
这种虚假不仅表现在一部分没有被体制规则承认的个体游荡在数字身份之外， 致使这部分人无法获得实存性的政治身份认同。同时，巴迪欧强调无论是被符号化的社会主体， 还是没有被纳入算法集合的异质他者， 都无法代表存在者本身的合法性，反而使得当前的民主日渐等级化。从方法论来看， 真正的民主是一种寻求政治真理的手段， 民主鼓励所有的人在遵循既定的哲学讨论范式下进行各种自由辩论的程式。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不断孕育着的政治活动， 它总是为不被承认但又归于类的事物进行抗争。反映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人的数字身份和自然身份中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要重视那些不被计数的存在，达成更为普遍的民主。
最后，巴迪欧直面当前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困境， 认为当代青年有望成为社会新的改造主体。
巴迪欧认为政治与哲学的未来在于始终将共产主义作为信念。
在继工人阶级之后，巴迪欧认为新的变革力量主要掌握在当代青年手中。
当代青年应力所能及地掌握哲学中的辩证法，警惕资本逻辑下以金钱购买力作为唯一法则的虚无主义，要在自身实践中对抗以数字编码不断加深分化的资本运行逻辑，在内在的超越中打败社会设置的壁垒。
然而，巴迪欧虽然诊断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病灶在于政治家们不断对异质化的大众进行数字编码， 使得社会早已偏离真正的民主，他进而给出了药方——自觉遵循真理哲学，但巴迪欧并没有找到一套切实可行的现实解决方案。巴迪欧所高扬的内在解放道路，要求主体特别是青年群体具备极高的理智、开放、勇气、忠实于真理等美德品质，但他忽视了美德的培育需要诸多现实条件的满足。
这一方面表现在如果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将很难培育出追寻真理所需要的美德。
例如在极端贫困或者战乱的情况下，个体首先面临着生存危机，容易因为生存资源的获取而践踏美德；
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个体容易因为缺乏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而养成利己、偏狭的品性。
同时，追寻真理所需要的美德也要求行为主体从内在着手，具备追寻真理的内在动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需要付出艰辛而持续的努力。
这一问题的出现表明巴迪欧的政治解放路径在现实可行性方面依然有很大的不足， 同时也暗含了美德伦理学的出场和发展，这一不同的观点能够为进一步发展西方左翼政治主体解放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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