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凡 谢韬
【关键词】 美国 政治极化 总统话语 枪支管控
【作者简介】 郭子凡，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電子邮箱：gzf_bfsu@163.com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xietao@bfsu.edu.cn
一、 导论
美国日益频繁的枪击事件，不断威胁着无辜民众的生命安全，已成为公认的社会顽疾。当地时间2022 年5 月24 日，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Uvalde）一所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19名儿童在内的21人死亡。这次袭击是近十年来美国最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伤亡人数仅次于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① 2023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又接连发生了两起涉及亚裔的枪案，共造成11人死亡。② 骇人听闻的枪击事件屡次发生，美国政府却长期无法拿出有效的枪支管控政策，政治极化是造成枪支暴力顽疾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民主党总体上支持加强对枪支的管控，而共和党则以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的持枪权利为由，不断阻挠民主党控枪。两党总统关于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几乎贯穿政治极化的发展全过程。③ 因此，枪支管控作为美国社会长期饱受争议的热点话题，为观察总统话语规律提供了合适窗口。
美国总统是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始终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央。作为舆论目光的焦点，总统的话语内容既是其个人政治观点的表达，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驱动民意的力量，在政治博弈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总统话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政治极化的重要反映，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总统话语是否也呈现极化现象？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通过理论推理提出假设，认为总统话语会受到政治极化的影响而发生极化;然后，收集20世纪中期至今两党总统有关枪支管控的话语材料;接着，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话语文本，通过计算机文本处理与人工编码相结合的方式，测量语料的内容、情绪和立场三方面指标;最后，以所得的数据验证假设，并对结果进行讨论。
二、 研究现状与问题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浩如烟海①，而关于美国总统话语的政治学研究也有一些成果。政治极化现象作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各类政治活动的底色，一直是热点学术话题。然而，学界对国会两党的极化关注颇多，而关于总统与总统话语极化的讨论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至今，围绕总统话语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美国总统研究的重要分支。正如图里斯（Jeffrey Tulis）在其经典著作《修辞总统》（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中认为，自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 Wilson）执政以来，针对民众的修辞话语已成为美国总统影响民意的重要工具。总统经常绕过国会，直接向广大民众寻求对其立法提案和其他议程的支持。② 总统什么时间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结果，其背后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动因。美国总统话语作为研究对象，长期以来获得国内外多个学科的持续关注，但从政治学角度对总统话语的考察主要见于国外，研究主题多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总统话语的本质特征与演变，二是其对民意、国家治理的作用。就前者而言，研究对象并非具体的话语内容，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观察视角来理解总统话语本身。例如，林（Elvin Lim）认为，20世纪开始，总统话语呈现出了反智、抽象、坚持己见等5个特征，成为现代总统话语的重要表达方式①;扎里夫斯基（David Zarefsky）则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总统话语的核心功能是定义社会现实②。在扎里夫斯基的理论基础上，有学者考察了小布什在“9·11”事件后的一系列话语，进一步说明了总统如何通过话语定义现实、构建战争威胁、左右民众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观点。③ 亦有研究者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讲话“之前”，即探究总统话语的产生过程，阐释了白宫工作人员如何影响总统话语。④
总统话语政治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究其对民意和社会治理的作用。话语对民意的影响作为一个热门话题，90年代至今持续有学者发表高被引研究，围绕具体的影响机制与影响力强弱也多有争论。例如，针对总统国情咨文演讲对民意的影响，科恩（Jeffrey E.Cohen）考察了5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国情咨文演说，发现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高度关注的领域也会吸引很高的公众关注⑤;但亦有研究指出，随着有线电视等其他视听手段的普及，总统讲话的关注度受到冲击，因而国情咨文对民意的影响力在减弱⑥。另有文章讨论了总统如何通过话语影响民众对其魅力的感知与历史学家对其伟大性的评价①，以及总统话语如何影响民众支持度的高低②等。除民意研究外，关于总统话语对社会治理的作用也有较多探讨。伍德（Wood）等通过内容分析发现，总统话语显著影响民众对经济新闻的感知，从而间接影响了美国经济增长和失业率③;另有专著探究了美国总统如何利用话语，塑造并维护民众对美国的国家认同④。相比于国外数量众多、选题广泛的总统话语政治学研究，国内在这一方向上尚有不足。国内关于总统话语的分析多来自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政治学研究较少。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具体包括从话语角度分析总统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进行的战争动员⑤，以及阐释总统败选演说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发展⑥等。
除上述两方面选题外，总统话语与政治极化研究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视总统话语为总统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极化的重要反映，而总统层面的极化则是政治极化研究待开发的子领域。既有的极化背景下的总统研究不仅数量较少，内容上也多局限于政治极化对府会关系的负面影响。⑦ 然而，政治极化对总统的影响不仅在于日益紧张的府会关系，而且深刻影响着总统与媒体、司法机构、官僚机构等各个方面的互动①，总统是否会随着政治极化也越来越走向意识形态两端，值得关注。观察总统话语是测量总统极化的主流路径之一，多项研究均将话语要素加入到测量框架当中。例如，刘易斯（Jeffrey Lewis）等通过考察总统公开的立场表态，假设他们参与了国会投票，并在“意识形态数据库”DW-NOMINATE Scores中添加了相关数据②;科恩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总统国情咨文演说进行了逐句编码，以测量总统意识形态③。相比于DW-NOMINATE数据库等通过记名投票测量国会议员意识形态立场的方式，总统话语无疑是极化现象的间接反映，但由于总统不实际参与投票，其话语便理所当然成为最合适的观察途径之一。总统意识形态的极化虽非本文主要关注点，但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通过直接测量总统话语的极化情况，可为学界探索总统极化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提供新的有力依据。
此外，就本文关注的枪支管控问题而言，国内外除政治学研究以外，涉及的学科主要包括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学学科。④ 而在政治学领域内，亦少有研究从政治极化或话语角度探讨枪支管控议题。国外受到较多关注的研究包括利益集团、民意、各国枪支政策比较和政策的影响等，例如，探究枪支游说对国会议员投票的影响⑤，调研民众支持控枪政策的原因①，研究美加枪支政策立法的民意基础②，美国控枪政策对自杀行为的影响③，美国枪支政策对墨西哥贩毒活动的影响④等。而国内的政治学研究集中于从利益团体、枪支文化、联邦制度等角度出发，评析美国枪支暴力问题与控枪政策。⑤ 现有枪支问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视角不够丰富、对枪支泛滥问题背后的美国政治宏观规律关注不足的问题。
综上，在美国国内政治研究中，政治极化、总统话语，抑或是枪支问题，各自单独作为研究主题均有较为丰硕的成果积累，但几个议题之间鲜有互相关联的研究。学者所探讨的政治极化主要指的是国会议员投票的极化，对美国总统的极化以及总统话语的极化少有聚焦，使得对该问题的探究仍然不够全面，总统层面的政治极化问题值得关注。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政治活动与现象，大多无法避免地受到极化的影响，总统的活动也不例外。在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中，总统往往需要代表某一党派参选，并担任该政党名义上的领袖。政治极化现状之下，总统很难独善其身并超脱于极化的大趋势之外。与此同时，总统话语一直是学者观察总统极化情况的重要窗口，根据既有文献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直接测量总统话语的极化程度，在揭示总统话语规律的同时，亦可为总统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极化研究贡献一些新依据。就本文的核心关切——总统话语的极化而言，国内政治学界由于对美国总统话语的研究尚有不足，鲜有学者涉猎;而国外学者虽对总统话语的关注较多，但极化现状之下对美国总统话语特点和规律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仅存在少量讨论，包括探讨美国总统跨党派话语的变化趋势①、从负面用词数量看总统候选人互相厌恶程度的增长②等，本文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上述空白。以作为美国社会热点的枪支管控问题为案例，通过考察历任总统对该话题的持续辩论内容，尝试测量政治极化之下的总统话语极化情况，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理解政治极化问题与当前的枪支管控问题。
三、 理论假设
在提出假设之前，需厘清总统话语极化概念的具体意涵。本文将总统话语极化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内，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情绪、立场等指标上的差距。考察总统话语是否极化，就是探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党总统话语是否在相关指标上的差距越来越远。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之下，两党总统及其话语也理应受到影响而发生极化。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政治极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00年之后的小布什政府时期才进入高度极化的状态，半个世纪以来整体情况持续恶化。因此，本文假设，在受到政治极化的影响后，两党总统的话语也会呈现出类似的极化过程——大致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且在2000年前后逐渐达到高度极化的状态。本文选择枪支管控这一获得持续关注的社会热点议题，主要通过3个维度观察总统话语的极化情况———内容、情绪和立场，从而得到以下3个假设。
第一，话语内容方面。本文对总统枪支管控话语语义的考察集中在词汇和语句两个层面，目的在于了解两党总统长期谈论枪支话题时具体内容的差异。通过分析，可捋清双方枪支管控论辩的基本逻辑，两党总统谈话的侧重点存在何种差异，也可发现两党总统对控枪问题关注程度的差别。对于话语内容的考察，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长期以来，民主党总统更支持控枪，致力于改变现状;共和党总统更支持拥枪，致力于维持现状。
需要说明的是，假设1是关于话语内容的描述性假设，构成了后续讨论的基础，有必要首先得到验证。多年来，舆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党总统长期支持控枪，共和党总统则支持拥枪，但这种印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若情况属实，两党总统在谈论枪支管控问题时，又以何种话语传递了己方主张？ 需要用数据回答上述问题，从而确定后续讨论的必要性。只有先证实两党总统的话语具有持续的差异性，才有可能讨论他们的话语是否发生了极化。
第二，话语情绪方面。情绪测量是政治学话语研究的惯常方法之一。本文参考既有研究当中较为成熟的测量方法（详见后文），对收集到的总统枪支管控话语进行正负面情绪分析。基于预定义的字典对语料进行编码，通过对比正负面词库，计算语篇的正面或负面用词数量，来测量该语篇总体情绪多大程度偏向正面或负面，从而增强话语分析的客观性、全面性。若总统话语受到了政治极化的影响，则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在谈论该问题时，话语情绪应随着极化的日益严重而愈加走向负面;共和党总统面对美国人民的死伤，其话语总体上必然也呈现出负面情绪，但不会随着政治极化而进一步走向负面，因此可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2：
两党总统话语的正负面情绪差距逐渐扩大。具体表现为民主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的话语情绪走向负面，而共和党总统则保持不变或走向正面。
第三，话语立场方面。为了从更多维度评估总统话语的极化水平，本文引入了立场的“强调程度”变量，旨在反映总统在某次涉枪谈话当中，明确强调己方立场的次数（相反则是模棱两可地陈述客观情况或其他类型的泛泛而谈）。以句子为单位，强调句的占比越高，则被视为语气越强烈，立场也越坚定。例如，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在写信敦促国会通过控枪立法时称：“联邦调查局的埃德加·胡佛局长（John Edgar Hoover）刚刚汇报，在各种危险的犯罪活动中使用枪械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在信的后半部分，他又说道：“我呼吁国会服务于公众利益，迅速通过这项关键的控枪立法。”①上述两个语句，前者是一般的情况陈述，而后者则被标记为“强调己方立场”，即对持枪权的削弱（具体测量方法与编码表见后文）。本文通过人工编码的方式，统计并计算总统对己方立场的坚定（强调）程度，并放在政治极化以来半个世纪的时间尺度之下观察，可得到第三个假设。
假设3：
在对各自立场的强调程度上，两党总统对己方立场的强调程度不断加强。
四、 数据与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在林登·约翰逊执政期间，枪支管控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热点话题，美国总统话语也在同一时期展现出对这一话题的高度关注。虽然一般认为本轮政治极化的趋势从70年代开始逐步显现②，但本文选择将收集语料的起始时间点提前到林登·约翰逊就任总统的1963年，既能囊括政治极化全过程，又能提高数据的全面性与准确性。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在提取高频搭配做共现分析后，通过基于词典的计算机辅助编码与人工编码相结合，在定性编码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测量出历任总统相关话语的内容特征、正负面情绪水平以及立场强调程度的变化趋势，以验证假设。下文将详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与数据筛选方法、计算机文本处理方法与人工编码方法，以及信度测试的情况。
（一） 数据来源与筛选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接连遭到枪杀，极大冲击了民众情绪，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反对枪支暴力的大潮。而后，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力推通过了重要的控枪立法，即1968年的《枪支管制法》。① 在林登·约翰逊之前，美国总统较少发出关于控枪的声音。因此，本文语料收集的起始时间为林登·约翰逊接替肯尼迪就任总统的1963年11月22日，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1日，共涉及11名总统，其中5名属于民主党，6名来自共和党，党派分布较为平均。
本文的语料来源为“美国总统计划”（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自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到现任总统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的各类话语资料，包括总统的演讲、备忘录、声明、媒体采访以及新闻发布会的文字版等。② 数据库网站页面提供关键词和筛选条件（可筛选具体总统任内、时间段内、某些类型的文献等）组合搜索。经过多个关键词的试验性比对，笔者选择英文单词“gun”并在其结尾添加通配符星号*的组合③作为关键词，方能够尽可能全面地收录目标文本，这一检索方式也成为本文选择枪支管控议题作为案例的优势——相比之下，诸如性少数群体平权等其他争议话题的内容更为繁杂，将对数据搜索与收集工作构成不小的挑戰。此外，考虑到计算各类数据占比的需要，总数据量（即分母）尽可能精确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获得全部搜索结果后，笔者并未直接全部收录，而是通过人工阅读进行逐一筛选排除，以定性分析的方法选择长度合适、主题明确且出自总统本人的书面或口头话语。① 最终，本研究确定的样本量为254篇语料，单词数量127021个，句子数量7082个。
（二） 计算机辅助的自动化文本处理与人工编码方法
在数据收集完成后，本文借助计算机进行了语料内容分析，并通过基于预定义的字典完成了语料的情绪测量。具体而言，使用R 语言的quanteda包②提供的相关组件，将收集到的总统话语文本导入语料库，并对语料库内的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根据需要，分词后的语料可选择进一步去除停用词和标点符号，并使其词根化，便于根据语义识别并整合不同形式的单词。做上述处理后的结果可用于包括共现分析在内的各项操作，以展现文本内容的特点。而情绪分析采用的则是一种计算机自动编码的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的操作步骤一般包括研究设计、确定分析单元、编码、推理和验证，编码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编码即“按照事先选定的分析框架对记录单位进行描述或分类的步骤”③。相比于人工编码，计算机自动编码在编码准确性与编码效率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情绪测量采用的计算机自动编码方法需基于预先编制的情绪词典，即预先定义的正面用词和负面用词词库。本文选用专为政治学文本构建的情绪词典“Lexicoder Sentiment Dictionary”（LSD）①，该词典包含2858个负面用词和1709个正面用词，借助于quanteda包提供的相关组件，根据用户指定的词典，对导入语料库内的文本进行自动编码和统计，得出正负面用词的数量。本文通过计算某一语篇所包含的正负面用词数量与总词汇数的比值，来量化该语篇的正负面情绪水平。
考虑到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方法在语料理解的深度和准确性方面不尽如人意，因而本文同时采用人工编码来弥补不足。在人工编码过程中，编码员通过综合考察话语的文化背景与上下文内容，能够更加精准地判别内容话题及说话人所持的立场。人工编码首先需要构建编码表。基于对语料的初步理解，本文利用定性分析专用软件ATLAS.ti②，以语句为基础，建立了26个具体的内容编码（详见表1“判定标准”部分）。为使分散的意义标签进一步抽象化，方便分析对比，在综合理解语料的基础上，从26个细化的编码中提炼出5个更具概括性的编码（即表1的“编码名称”部分）。③ 内容编码即说话人在谈论枪支管控时所涉及的具体主张，例如有关枪械、子弹的技术细节，呼吁话语的听众接受某些观点或采取某些行动，对民众持枪的现状进行描述或评论等。然而，在测量总统话语立场的强调程度时（表2），则不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只需根据“判定标准”的定义，用人工识别的方式逐一判断每个句子的立场，判断该句是否明显带有立场，并将其标记为“削弱持枪权”或“维护持枪权”中的一项，用于进一步统计分析。根据编码表的划分，本研究各类人工引用共计2654处。详见表1。
（三） 信度测试
编码员间信度测试一般针对两名或两名以上编码员同时参与的研究项目，目的是保证获得的编码结果不是来自个别编码员的主观判断。① 而本研究的人工编码活动均由单人完成，面对这种特殊情况，一般认为，即使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自己完成了所有的编码工作，也有必要邀请第二名编码员进行独立的信度测试。② 为此，笔者邀请了一名具有相似英语水平，并对研究话题较为熟悉的编码员③参与测试。在充分沟通编码表的具体判定标准后，受邀编码员就涉及人工编码工作的内容（表1）和立场（表2）两项任务分别进行了信度测试。④ 内容编码的Holsti信度系数为0.936，Kappa值为0.849;立场编码的Holsti值为0.969，Kappa值为0.880。上述结果显示，编码员间信度较高，表明两名编码员在充分沟通后按照编码表进行语料判断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编码表的编制逻辑较为清晰、易于理解，编码操作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较少。
五、 研究结果
在美国半个世纪的政治极化过程中，政治精英的对立日益尖锐，普通民众也随之走向分化。① 本文尝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总统在受到政治极化大环境的影响后，其话语是否展现出了极化的特征。基于此问题，上文提出并分别验证了3个假设。通过分析大量语料，本文获得了政治极化以来总统枪支管控话语的内容、情绪、立场3个维度的数据，下文将详细阐释相关结果。
（一） 两党总统关注枪支问题的内容差异
图1、图2是利用R语言可视化组件展现的民主党、共和党总统话语共现（co-occurrence）情况。本文语料库的样本量较大，为便于突出重点，此处选择对关键词前后5个单词范围内，共同出现总次数大于10次的单词进行统计，从而凸显两党总统话语中最重要的上下文语义关联。共现分析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对两党总统控枪话语内容的预期。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较多使用动词“keep”并在前后5个单词的范围内搭配“gun”“hand”等，对应控枪主张话语“keep guns out of the hands of…”或“keep guns away from…”（让枪支远离那些不适合持枪的人）;“pass”“get”和“bill”等搭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pass the bill”或“get the bill passed”（敦促法案通过）;“background”（背景）和“check”（审查）的组合则意味着屡次谈论以背景审查为代表的具体控枪措施。同理，共和党总统话语的共现网络里也出现类似的规律，例如，图2出现了一些与民主党话语截然不同的高频词，比如强调持枪权的“right”（权利）一词，以及首字母大写的“Amendment”（修正案），该词在枪支话题语境下专指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如果仅凭计算机自动生成的共现网络来观察极化60年来总统的枪支话语内容，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如上文所述，根据编码表（表1），笔者对全部12万余词的语料进行了人工编码，以句子为单位对语义做了定性标注，而后计算与语篇句子总数量的比值，再统计某党总统所有语篇的均值，从而测量出两党总统在具体话题上的不同侧重。在5项指标当中，经过独立样本t 检验，3项的差异具有显著性，2项不具有显著性，其中有显著差异的指标如图3所示。通过对比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的差异均比较符合长期以来公认的两党话语内容预期。具体而言，民主党总统在谈及枪支问题时，比对方党派总统更倾向于表达对现状的不满（t=1.985， p<0.05），更倾向于抱怨国会的立法活动与自己的议程相悖，抱怨拥枪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敦促国会尽快与其相向而行，或呼吁选民团结起来向立法者施压（t=4.2， p <0.001）;相反地，共和党总统更强调法律与秩序，即对现行控枪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惩罚犯罪人而不是禁枪等（t=-6.238， p<0.001）。在谈论枪支暴力对未成年人和校园的影响（t=-0.831， p=0.407）以及具体技术措施（t=1.097， p=0.274）的问题时，两党总统的话语差异不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党派的总统在谈论枪支话题时，均对未成年人枪支暴力问题展现出了类似程度的关心，也均会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两党之间有一项差别十分明显——民主党总统热衷于抱怨国会立法行为，抱怨游说集团，敦促国会行动起来，并呼吁选民向立法者施压，而共和党总统长期以来对此几乎绝口不提。这一特殊现象很可能是政策陷入僵局，民主党总统长期无力改变现状的体现。图4展示了历任民主党总统出现此类表态的情况以及每个语篇对此话题的侧重程度。① 图4显示，林登·约翰逊执政期间经常谈论这一话题，而后则较少提及。民主党总统频繁抱怨对方政客及游说集团，或呼吁选民向立法者发声，主要始于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执政中后期，奥巴马（Barack HusseinObama）和拜登政府期间则几乎是总统的“口头禅”了。从约翰逊到拜登时期，该话题所占的比重也呈现了微弱的上升趋势。
此外，通过计算某位总统任期内有效话语的条目数在该总统谈论所有话题的条目总数的占比，可测量该总统对枪支管控话题的关注度。结果显示，共和党总统对相关话题关注度的中位数约为0.0045，而民主党总统则约为0.0014，民主党总统对枪支话题的关注度比共和党总统高约3.21倍。也就是说，民主党总统更喜欢谈论枪支问题，并且这一规律不受任期内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影响①，详见表3。
上述结果一方面证实了两党总统坚守各自立场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极化现状之下双方围绕控枪之辩的基本逻辑——力求改变现状或维持现状，因此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共和党总体上支持小政府，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宪法规定的持枪权，因而共和党主张的政治观点往往表现为阻挠民主党的控枪立法、维持现状。值得强调的是，数据显示，共和党总统并不主张解除现有持枪权的限制，或是主張控枪政策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60年代之前。他们通常强调对现有法律的严格执行，也就是以“维持现状”为基本的辩论逻辑，维持现状不意味着主张回到过去。而民主党则希望推动联邦政府进一步规范美国民众的涉枪行为，也就是在现状的基础上增加关于持枪的各方面限制。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还获得了总统对枪支话语的关注度数据（表3），民主党总统数据大约是共和党数据的2倍，这说明执政的共和党总统普遍不愿在枪支问题上多费口舌，而民主党总统则更喜欢引导舆论目光聚焦于枪支问题。共和党总统避而不谈控枪话题，也是降低话题热度、维持政策现状的最好办法。
（二） 两党总统谈论枪支问题的情绪差异
如前文介绍，本文利用LSD情绪词典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情绪测量，量化了全部254篇语料的正负面情绪水平。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同，在情绪和立场强调程度的折线图当中（图5、图6、图7、图8），两党数据点数有较大差异。考察的民主党总统总执政天数约为9700天，收集到有效语篇（即数据点个数）共有178篇;共和党总统执政天数超过11000天，而有效语篇数量仅有76篇。经计算①，民主党总统负面语篇占比为53.37%，正面占比为41.01%（其余情绪水平为0，即中立），负面与正面语篇数量之差为12.36%;在共和党总统的语料中，负面语篇占比48.68%，正面语篇占比44.73%，负面比正面多出3.95%。总体上看，由于枪击暴力话题本身带有负面属性，两党总统在执政期间谈论枪支管控相关话题时的平均情绪均呈略微负面的倾向，两党总统都在大约半数的场合发表了关于枪支的负面言论。但是，民主党总统的负面倾向更明显，较少发表正面言论。
为探究美国政治极化60年来两党总统的情绪水平是否呈现某种趋势，图5和图6将时间变化纳入了考量。图5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执政以来，民主党总统的情绪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处于负面状态，且变化较为平稳。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时期则开始逐渐转为正向。总体而言，极化背景之下的民主党总统的情绪水平线性拟合略呈上升趋势，但该趋势较为微弱，应审慎解读。而共和党情绪水平在老布什（George HerbertWalker Bush）执政期间开始转向正面，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时期的涉枪言论正面情绪较多，使得线性拟合的结果保持在了y=0之上，上升趋势更为明显。综上，民主党总体话语情绪比共和党更负面，但长期而言，未能体现出进一步负面化的趋势，测量结果与假设当中受到极化影响的预期情况不符。长期来看，两党总统的言论情绪水平均是逐渐上扬的，但民主党幅度较为轻微，共和党上升速度更快。该结果说明，虽然恶性枪击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不断冲击着民众的底线，但是总统谈论枪支问题的话语情绪却缓慢地趋向于正面（诸如愤怒、恐惧、悲伤等情绪占比减少）。因此，情绪测量未能为假设2成立提供足够支持。
（三） 两党总统谈论枪支问题的立场坚定程度
为测量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强调己方和对方党派在控枪问题上的对立立场，笔者继续采用人工编码的方式（详见表2），以句子为单位，对全部有效语篇做了定性判断和比例计算。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对削弱持枪权的强调占比平均为37.24%，相比之下对维护持枪权的强调仅占比2.86%;共和党削弱持枪权话语占比5.05%，维护持枪权占比29.07%。图7展示的是政治极化发生以来，民主党总统对本党派固有立场（削弱持枪权）以及对方党派立场（维护持枪权）强调程度①的变化趋势。图7显示，民主党总统在约翰逊和克林顿执政时期，强调己方立场的诉求较多。然而，大致从奥巴马时期开始，总统对己方立场的强调开始在较低水平波动。同时，民主党总统针对对方立场的强调程度自始至终都在低位徘徊。由此可以看出，民主党总统对削弱持枪权的诉求全程明显强于对维护持枪权的强调，但从长期来看，未发现民主党对己方立场的强调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图8表明，与民主党正相反，共和党总统高度强调维护持枪权的立场，但长期来看，亦未发现这种强调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同样，共和党总统强调对方立场的程度也始终处于极低水平，较为稳定，未能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趋势。综上所述，对两党总统立场坚定程度的测量未能证明假设3成立。
上述数据揭示了一些“反常识”的规律——在枪支管控问题上，总统话语似乎并未明显受到政治极化大环境的影响。任何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因都是十分复杂的，而决定总统话语策略的重要因素，便是动员选民的战略考量。有学者指出，红州和蓝州的选民虽然分别是以保守派和自由派为主体，但其中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中间派选民，这些选民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调和的余地。② 中间派选民或者党派认同度较差的选民可能更支持那些展现出跨党派倾向的政客③，他们对无穷无尽的党争感到失望。因此总统有意愿在恰当的时刻展现出缓和的姿态，以动员这部分选民。另有研究指出，奥巴马认为民众厌恶小布什时代的党争，导致他在话语上努力寻求超越党派分歧、合作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①。执政初期，奥巴马就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推进跨党派合作，整个执政期间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民主党总统的缓和态度并没有换来与共和党新的合作机会———在医改等多个议题上，共和党议员认为民主党诚意不足，仍然坚定地投下了反对票，奥巴马所实现的主要政治成就大多仍然需要依靠党内支持以及行政命令等单边手段。②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文中奥巴马时期民主党总统较为明显的积极情绪和立场的不坚定。因此，虽然两党政治精英走向了更高水平的极化，但或许出于动员选民等原因，两党总统尤其是民主党总统却会时常选择跨党派话语，导致有关枪支议题的话语展现出不符合预期的缓和趋势。
六、 结语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相关话题高度关注，但少有学者探索政治极化背景下的美国总统及其话语的极化问题。本文聚焦于总统研究的重要分支——总统话语研究，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政治极化背景之下，总统话语是否也出现极化趋势？ 根据逻辑推断，总统及其话语难免受到政治极化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话语的内容、情绪和立场强调程度3个方面提出假设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以美国热门社会议题——枪支管控相关话语为案例，收集了近60年来政治极化背景下11名美国总统谈论该话题的大量语料，采用以内容分析法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机文本处理与人工编码相结合的方式，对假设涉及的3个方面情况进行了验证。
本文发现：两党总统均能按照预期，就如何解决枪支暴力问题的议题进行长期论战。民主党总统更愿谈论枪支话题，且内容始终围绕改变现状这一逻辑;共和党总统则更少讨论枪支话题，致力于维持现状;从正负面情绪上看，在政治极化逐渐加剧的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两党总统的情绪也在逐渐极化——主要体现为民主党总统的情绪并未明显负面化，与共和党总统情绪水平的差距也未明显扩大;从立场的强调程度上看，两党总统对自身立场的强调程度均未有明显上升趋势。
除了探究极化对总统话语的影响外，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分析总统话语为切入点，为理解当前美国的枪支管控僵局提供了新的视角。众所周知，由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模棱两可的规定，加上美国悠久的枪支文化历史，控枪作为解决枪支暴力问题的一条必由之路，在美国社会长期遭受巨大阻力。近年来，控枪政策困局随着政治极化变得更加难以化解。① 民调显示，过去20年两党选民在枪支问题上的分歧正在明显扩大。② 同时，以美国步枪协会（NRA）为代表的拥枪利益集团实力雄厚，多年来积极活动，也是控枪政策无法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数据表明，拥枪利益集团每年为游说活动投入的资金通常为控枪利益集团的几倍到几十倍不等。③ 一般认为，自从1993年克林顿执政时期通过《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案》（Brady HandgunViolence Prevention Act）和次年的攻击性武器禁令（assault weapons ban）之后，近30年來，美国国会未通过其他实质性的控枪法律。④ 直到2022年6月，在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总统拜登才签署生效了一项新的法律，但其关键主张仍然落空（如限制大容量弹夹、提高购买自动武器年龄等）。① 本文通过观察总统话语发现，恰好从克林顿执政中后期开始，也就是控枪立法陷入反复拉扯的长期僵局时，总统话语的情绪和立场并未变得更加强硬，反而均出现了“反常识”的缓和。恰恰由于民主党是控枪举措的推动者，民主党总统的这种变化尤其值得注意。当民主党总统态度没有变得愈加强硬时，控枪政策的推进显然会更加艰难。此时，在需要谈论枪支问题的场合中，民主党总统的话语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某种“例行公事”的泛泛而谈，数据暴露的是民主党总统推动解决控枪问题的真实意愿或许正在减弱。可以认为，如果民主党总统控枪主观意愿并不强，而拥护持枪权的立场则受到利益集团的强力支持，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想要得到解决仍将希望渺茫。在三权分立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下，导致枪支问题辩论陷入僵局的原因，既可以是美国宪法存有争议的修正案，也可以是政客出于个人利益的战略考量，还包括拥枪利益集团的大力阻挠，唯独不需要认真纳入考虑的因素也许是无辜美国国民的生命安全。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枪支暴力顽疾再一次显示出美式民主制度的失效。
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仅从总统枪支管控话语的单一视角出发，考察了政治极化之下两党总统话语的极化情况，然而这种考察是不够全面的，必然有管中窥豹之嫌。枪支话题作为最有可能显现出极化趋势的案例之一，虽讨论热度高，持续时间长，作为问题研究切入点的合理性高，但终究只是总统全部话题的一方面。为了更准确地探究政治极化时代美国总统话语的极化情况，还应观察多个社会热点议题是否普遍存在上述缓和的趋势。此外，从方法论来看，本文主要选用了话语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内容分析法，但是这一方法在构建编码表和编码过程中，难以绝对排除笔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即使对于相同的语料，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构建更合理的编码表，或采用更巧妙的测量方法，从而更好地证明或证伪本文得到的结论。在未来，相关规律有待其他研究进一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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