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0）
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是民意的“晴雨表”与社会的“调节器”。舆论引导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事关执政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事关治国理政的根本大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的“七个着力”中强调，“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随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同样提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当今世界高发性、复合性、关联性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发，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所形成的复杂多变舆论场里，谣言、流言等变异形态的信息严重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加了党的执政风险；
在非常态化的治理场域下，舆论环境呈现出碎片化、无序化的状态，制约了党和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与效力。为此，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至关重要，基于战略高度和现实情境两个维度，聚焦于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和合理边界三个维度来探讨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与分析注重对核心概念逻辑的解构与界定，突出从历史分析的视角切入进行重要议题的研究，因此，研究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①本文表述中的“党”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党”是指执政党。的舆论引导，首先必须对其基本内涵、历史演进与主要特征进行全面分析，这也是深入回答是什么的基础性问题。
1.舆论引导的基本内涵
舆论即舆人之论，本质上是“众议”，是符合一定条件②所谓的符合一定的条件主要是指：（1）有话题（2）有议论（3）众人参与（4）由于话题具有公共性因而能使公众的“议、论”实现交集，话题要具有公共性。的众议。舆情即民意，既可以是得到公开表达的民意，也可以是未得到公开表达的民意。公众将未表达的意见或未表露的态度和情绪留存于心中，或始终不外化或在遇到合适的时机时外化，原先未表达的意见或未表露的态度和情绪迸发出来进而形成舆论危机。应对与处置舆论危机，需要对舆论进行合理引导。舆论引导主要由舆论引导主体、对象、内容、渠道、效果等要素构成，涵盖舆情分析、议题设置、传播策划和议题接受等程序。当前，舆论引导的主体由党和政府的单一式主体，逐步转变为了包括党、政府、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舆论引导的载体主要包括大众传媒、新兴媒体、社会活动和口头语言等③舆论引导的大众传媒载体主要由报刊、杂志、书籍等印刷类载体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类载体构成；
舆论引导的新兴媒体载体主要由门户网站、新闻跟帖等网络媒体和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构成；
舆论引导的社会活动载体主要是会议活动、群众活动和文化活动；
舆论引导的口头语言载体主要是民谣和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流行语。。舆论引导是党和政府对特定社会舆情，依据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设置议题，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公共利益共识、社会信念、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调控性、交互性特征。
2.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的历史演进
公共危机事件与公众舆论相伴而生，舆论引导是执政党处理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路径。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并且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逻辑基本一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舆论引导处于形成与探索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舆论引导的首要目的是维护政权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比如，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即转入成绩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规定了灾难报道的原则[3]（P62-63）。这一阶段，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党的舆论引导服务于维护执政安全、国家安定与社会秩序，新闻媒体是服务于政权稳定的工具，其民意表达载体、社会排气阀与矛盾缓解器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的舆论引导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公共危机治理呈现为总体性社会场域下，政治动员与组织动员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党的舆论引导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和转换态，从“求生存”向“求巩固”转变，从“以党的自身安全为主”向“以党和国家的综合安全为主”转变。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舆论引导处于提升与优化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的影响在于，党和政府的主管机构和部门在管控此类事件的舆论方面，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的存在空间逐渐缩小，随着各项政策的深入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尊重新闻舆论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开性，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的趋势愈加明显。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及处置上，实行信息公开、尊重人民知情权、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舆论运行规律的基本工作方针。比如，1979年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该事件中有7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00多万元[4]。《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等官方媒体刊发批评报道，掀起问责风暴，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公开程度有所提升，媒体对各类危机事件报道的时效性和客观性大大增强，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所提高[5]。2003年“非典”之后“一案三制”的出台是公共危机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关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信息公开的意识逐步增强，舆论引导逐步制度化、科学化与规范化。2011年被称之为政务微博元年，微博异军突起成为危机舆情事件曝光的主渠道之一[6]，因此，舆论引导中，党和政府对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生态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处于融合与转型期。舆论引导在彰显政治回应的有效性和制度效能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以来在“大变局”和“新时代”的背景下，舆论引导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思想理论引领效应明显，坚持党性原则和人民性的统一，遵循新闻舆论工作规律，提出“媒体融合发展”重大命题并将此上升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二是注重发挥舆论引导的政治优势，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畅通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路径，因此，公民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发布者、传递者与接受者。自媒体的普及应用模糊了传播的“起点”和“终点”，带来了“人人成为信源”的传播格局。三是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舆论引导中，通过记录与传播执政者绩效，以及依托于话语和传播机制将执政者具体行为的有效性，上升为了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的有效性。
概而言之，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的历史演进是一个逐步科学化与制度化的过程，舆论引导方式从单一式逐步转变为多渠道多平台的融合方式。由此，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也就具备了“深化政治认知、强化制度共识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功能，并在治国理政、安邦定国大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的主要特征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直接领导与间接领导对公共危机中衍生的舆论场进行引导治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引导方式上“直接引导与间接引导”相结合。即依托党组织自身组织结构体系的宣传机构进行直接引导，突出党的“台前”引导；
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力量的间接引导，强调党的“幕后”引导，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实现了直接引导与间接引导的有效结合。其二，引导内容上“正面宣传”与“负面监查”相协同。既注重传播正面信息与案例，又通过法治监管等对谣言、流言进行扼杀与澄清。其三，引导媒介上新旧媒体融合联动。在媒介选择上，党的舆论引导通过联合官方媒体、微博、公众号以及线下纸媒、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而展开，逐步形成了全媒体联动的引导格局。其四，引导空间上打破地域国别界限。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舆论场域中，建构并健全了国内外媒体舆论引导的格局。
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是在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模式下展开的，并且在监测预警、响应处置和善后恢复的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而言，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的运行机制，深入回应了如何做的核心关切。
1.监测预警阶段：信息供给、严格把关与议程设置
监测预警阶段，党的舆论引导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维效应，即党的领导与舆论引导信息的“供给侧”效应、“把关人”机制与舆论引导信源的“加减法”效应、监测预警与舆论引导载体的“晴雨表”效应、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程序的“风向标”效应。
首先，党的领导与舆论引导信息的“供给侧”效应。公共危机治理中舆论引导具有鲜明的政党领导特色，具体而言，其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舆论引导呈现出一种“供给侧”的交流形式。在中国的政治传播框架模式下，舆论引导更注重突出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信息供给，以及党和政府在其中产生的动能与势能。在西方国家，政党作为社会部分利益的代表主要发挥“表达”功能[7]（P82-86），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注重交流与引导功能，并致力于“提供一个为向社会交流而设计的交流网络”[6]（P85-86），倾向于通过“表达”和“输入”实现政治信息的供需平衡，更为侧重通过供给强化认同。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党和政府通过党媒官媒平台、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等及时公开受众关切的危机信息，党在舆论引导中的信息供给逐步规范化、精准化和科学化，实现了从“社会倒逼的被动式供给”到“及时性全方位的主动式供给”。其二，在常态化的危机信息供给中注重宣传教育。自媒体时代的民意崛起正冲击着现代政治制度与舆论引导格局，观念的多元与撕裂以及各种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等，都会导致或加剧非理性化的表达与政治参与。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政府要建立常态化、定期化和制度化的危机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天及时精准地发布疫情的相关信息。其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内化于社会大众的政治认知中，注重培养与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公共危机中可能衍生出的舆情危机与社会矛盾等消解在萌芽状态。党和政府通过制度化举措有序推进舆论引导，在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威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其次，“把关人”机制与舆论引导信源的“加减法”效应。一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宣传部门必须充当好“把关人”角色，坚持正面导向，从源头上把关，保证信源的真实性与实效性，以防不实信息传播造成社会恐慌，危害社会稳定。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在把关机制的具体运作实践中，要着力于严格把关程序，强化把关效能，提升把关效率。二是注重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方媒体的“把关”效能。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条块机制与层级壁垒往往导致信息在逐级上报中信源可信度锐减甚至失真，也可能错失最有利的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时机。因此，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历来注重培养“采、编、审、发”于一体的综合型人才，通过定期培训，及时更新把关人的专业知识，增强把关人的专业技能，提升把关的专业性、科学性及其效能。三是优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把关人”功能。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注重把关的技巧性，灵活运用“疏堵”策略，对突发公共危机中的舆论信息进行“加减法”处理，确保信源的公信力，保障受众的知情权。同时，“谨防西方国家利用他们在网络上的优势倾销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国家安全”[8]（P36），注重健全优化与把关机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与制度规范，夯实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把关人”的法律基础。
再次，监测预警与舆论引导载体的“晴雨表”效应。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注重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一方面，注重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主流媒体工作站制度，完善各地记者站及其配套资源、设备，保证“硬件”的完善与完备。中央媒体都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体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能在第一时间通过内部的专业体系上报，由此可以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出各级的舆论情况，及时研判是否存在舆情危机。党和政府在保障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着力于适度简化逐级申报程序。媒体人员利用大数据信息化全媒体平台，通过党媒、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及时上报信息、汇集相关舆情，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晴雨表”效应也体现在，党的舆论引导注重提升社会大众主动举报流言谣言的意识与能力，逐步打破地方壁垒与利己主义观念，引导社会大众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注重组织权威专家、主流媒体以及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队伍，运用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依托全天候、全方位、全网域的舆情监控与预警机制，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原则，统计分析舆情信息，掌握舆论基本态势，对舆情展开全面透彻的研判，进而提升决策施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最后，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程序的“风向标”效应。社会大众往往容易受到大众媒介关注重点的影响，并且根据大众媒体引导的轻重次序安排行为、分配注意力，最终实现影响舆论的目的。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认为，“大众媒介对一些问题予以重视、集中报道，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能够影响公众舆论”[9]（P242-263）。1972年，两人通过“夏洛特研究”深化研究议程设置与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议程设置理论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首次被正式提出，而网络时代的政府议程设置更趋于复杂（见图1）。所谓议程设置即为“媒介越重视什么，公众就越关心什么”。在我国的政治传播模式中，作为媒介主导者和传播主体的党和政府通过设置议题进行舆论引导，产生“风向标”效应。在突发公共危机中，一方面，党和政府坚持党性原则，利用媒体主动设置一些积极向上的议题与话题，通过正面宣传引导舆论；
另一方面，注重完善舆情监测，健全各级舆情小组制度，培养专门人才，加强智库建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实现“硬件”与“软件”的双重效能。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党和政府遵循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注重通过树立正面典型、榜样示范等具体方式建构正确而科学的价值认知，设置积极向上的议题，凸显正面激励效能，避免大众焦虑埋怨，尤其是对诸如“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疫精神”等精神谱系及具体人物事迹的议题设置与宣传引导，充分发挥了舆论引导的风向标效能。
图1 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
2.响应处置阶段：及时回应、多元联动与有效应对
响应处置阶段，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的运行机制可概括为及时回应、多元联动与有效应对，这也是面对公共危机党的舆论引导响应处置的过程。
首先，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党政机构的及时回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的全过程，新闻发言人是党和政府政策主张的“传声筒”与“代言人”，党和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发布重要信息，突显新闻发言人[10]（P357-358）的“意见领袖”[11]（P18）功能，依托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新闻发言人制度形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比如，在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北京市委、市政府举办了百余场新闻发布会，及时迅速地通报联防联控机制的新规定和防疫新政策，并通过“北京发布”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实时发布最新消息。近年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政治生态发生诸多变化，社会风险系数加大，客观上对舆论引导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一，自媒体时代，党政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时效性、公信力与官方权威受到一定挑战；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舆论场域呈现出网络状、能动型、互播式的运行形态，客观上要求党政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整合与优化，结合新旧媒体的传播特色，实现交互影响、及时传播的效果。其二，各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易发频发高发，对舆论引导全过程中新闻发言人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应不断提升专业素质和综合应变能力，积极创新，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及时回应重大关切，提升政治回应力，畅通政治输入—输出—反馈路径，实现舆论的科学引导。
其次，科学研判危机信息的三种形态，优化舆论引导的多元联动格局。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舆论引导的运行涉及主体、客体与中间媒介平台，即谁来引导、引导谁、如何引导。科学研判危机信息的表现形态，是做好党的舆论引导工作的基本前提。一是危机信息的博弈形态。公共危机治理中，信息博弈的主体包括执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等，信息博弈的策略是多元节点传播公共危机信息的方式方法和行为选择。中国共产党是舆论引导的主体，掌握着丰富的传播资源，在信息博弈中占主导地位，在党和政府、社会、公民的信息博弈中，能够及时有效地杜绝信息真空，在不断应对和处置危机事件中提升引导能力和效率。如在“瓮安事件”中面对舆论危机，我们党秉承信息公开的3T④危机传播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 自己来告知（而非其他组织）、Tell it first 尽快告知、Tell it all 告知全部（不加隐瞒）。原则进行有效引导。二是危机信息的异化。如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流言与信息瞒报谎报等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上层决策与国家安全。三是危机信息的孤岛⑤信息孤岛在公共危机治理领域专指非常态的危机场域下信息分别掌握在不同的机构或组织中，且部门间、层级间存在壁垒，不能自动地实现共享。化。公共危机事件中，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公众个体都会面临“信息孤岛”，价值干预和本位主义引发的泛政治化都是信息孤岛的衍生问题。针对危机信息异化的三种形态，党和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一方面建立起全主体、全过程、全功能的应急信息管理系统平台，通过公开信息、提升协调能力，实现科学规范的舆论引导；
另一方面通过传播主体的多元联动推进舆论引导的有序运行，诸如注重新旧媒体的联动，注重党中央、国务院与地方党委政府的联动引导，注重国内与国际舆论场的联动引导，及注重完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机制。
最后，着力提升舆论引导主客体的综合能力，有效应对各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舆情危机。具体而言：一方面注重提升全主体的能力。就舆论引导主体而言，党和政府注重提升利益矛盾化解能力、主动设置议题能力、意见交流互动能力、新旧媒体融合能力、吸纳转化民意能力等综合能力。就舆论引导客体而言，广大受众注重提升主动参与、表达与接受信息资源的能力。媒体从业者注重提升专业能力、媒介素养能力、信息双向传递能力、议题评价引导能力、壮大主流舆论能力等。另一方面着力加强舆论引导方法技巧的高效化与科学化。如权威信息引导法，即党政机构中负责舆论引导工作的相关部门为实现对民意的有效引导，其新闻发言人要通过提供“权威信息”为民众解疑答惑，及时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要灵活运用新媒体技术，增强双方沟通的实效。
3.善后恢复阶段：瞒报谎报的问责追责与信息事权重构
信息是组织决策的基础[12]（P163），纵观党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舆论引导的善后恢复阶段所采取的多元措施，从本质上看它是党和政府对谣言流言现象的负面效应进行消解、对瞒报谎报行为进行问责追责以及对信息事权进行重构的过程。
首先，党和政府对谣言流言现象的负面效应进行消解消除。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舆论场充斥着各种与客观事实相悖的，甚至是被敌对势力所操控的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稳定的谣言与流言，在监测预警阶段与响应处置阶段，党和政府要采取“疏导”的舆论引导策略，正本清源营造清朗的舆论环境。在善后恢复阶段更需要对谣言和流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层次的消解与消除。一方面，依法处置流言谣言传播者，形成震慑效应；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官方权威信息的多平台联合发布机制，从根本上切断谣言流言的传播链条，教育受众群体注重提升信息甄别能力。
其次，党和政府对瞒报谎报行为进行问责追责。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需要以层层上报的危机信息为基础，然而，危机信息归地方政府所有容易引发地方独自占有信息，逐级上报的体制为层级政府间的瞒报谎报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同时，由于地方“报喜不报忧”的“应付型组织”[13]（P194-196）上报逻辑、地方畸形发展的政绩观、问责的外部压力、漫长的行政链条等，导致地方政府常常瞒报危机信息[14]（P783-805）。为此，党和政府出台系列法律法规对瞒报谎报行为进行问责追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见表1）等。
表1 部分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危机治理中“问责”的规定
最后，党和政府对信息事权进行重构。信息是科层组织有效治理的基础[15]（P114-126），信息事权是关于地方政府如何生产、如何向上传递以及如何对外发布信息的权力，因此厘清理顺信息生产、传递和发布的程序路径是舆论引导的重点。一是注重调整科层组织中的信息传递机制。信息传递经历的平均距离越短，信息传播就会越快[16]。《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对信息的上报时效作出了明确规定，相关法律法规也对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递与上报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二是建立健全危机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全过程中，信息和通信技术尤为重要[17]（P127），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之间建构起多种形式的危机信息共享平台与路径，化解已有信息事权配置中属地管理与逐级上报模式之间的张力，减少中间层级或不必要人员对信息的干涉、加工与处理，保证信源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三是注重健全信息竞争机制。上级党和政府对媒体、公众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甄别性吸纳，引入多方信息来源的竞争机制，而不仅仅局限于把地方上报的危机信息作为唯一的信源。信息事权重构过程中，也必须厘顺专业权威与行政权威之间的内在逻辑，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专业性的权威机构在发布专业科学知识信息时，应加强与行政性机构之间的合作，在保障信源真实性的基础上，提升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的时效性与科学性。
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的效果评价是在回应怎么样的核心问题。科学分析党的舆论引导中的正向效应，有利于厘清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的合理边界。
1.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的正向效应
其一，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有利于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舆论是一种社会公共话语的集合，舆论引导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是信息公开与政治稳定的平衡器，舆论安全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8]（P33）。科学合理地公开信息、准确迅速地传播正面信息对稳定人心、消除社会恐慌、保障公民知情权，获得民众的政治信任，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我国的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面宣传，坚持党性原则与人民性相结合，这些新闻舆论引导的原则有利于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好治国理政的根本大局。
其二，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有利于减少各类社会矛盾可能衍生的政治风险。当下社会的公共危机事件涵盖了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事故灾害、社会安全等事件，各种类型危机事件里都潜藏着诸多社会矛盾，在非常态化的危机治理形态中，社会大众更多倾向于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平台，表达对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治理措施的意见和态度，或表达自身的不满与负面情绪，导致形成一定范围的舆论场，正面积极舆论有助于缓和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
反之，负面消极舆论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并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政治风险。政治稳定主要涉及两大要素即秩序和持续性[19]（P155），政治稳定既依赖于信息在各系统中和各系统间的顺利流通，同时又表征为政令和诉求的平稳输出和正常输入，由此而言，舆论引导效能的高低与社会矛盾解决得好坏息息相关，并且关系政治稳定的大局，做好党的舆论引导工作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可能衍生的政治风险。
2.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的合理边界
其一，从源头上防范威胁政治合法性的信息生成与传播。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社会运行机制时曾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20]（P239），而唤起和维持合法性信仰则离不开对危机信息传播的有效治理。党和政府是政治传播的主导者，在正常情况下，无论信息输入、转化或输出，党和政府都承担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而一旦出现威胁政治合法性的信息，把关人便可以在信息的源头处将其切断，防止其持续生成、传播与发酵。为此，“说服民众相信党和政府的输出是符合他们需求的，或者在输出相当的时间内会满足他们的需求”[21]（P322），如此，党的舆论引导目标才会真正实现民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支持，戴维·伊斯顿的“散布性支持”理论认为，“这种支持构成了好态度和善意的蓄水池，它将帮助成员承认或容忍那些他们反对的或认为会损害其愿望的输出”[21]（P329），进而减少和避免不利于政治合法性的信息的生成和传播。
其二，科学合理把握舆论引导的介入“度”。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工作需要正确处理好“直接引导与间接引导”的关系。一方面，坚持好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对党和政府主办媒体的“直接引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公共危机治理中党中央可以通过发布指示、制定政策文件等形式，加强对各级党和政府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进而保障广大受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另一方面，多措并举依托各级政府机构，实现对社会媒体的“间接引导”。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在未设立党支部或党委的社会组织中，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实现“间接引导”。各类新兴媒体的内容发布与工具运用，均要受到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严格审核与把关，同时依托于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类自媒体形式，形成了“万众皆媒”的舆论样态，社会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表达意见与观点，此种情境下，政府的行政管理保障了信源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党依托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实现了公共危机治理中对舆论的“间接引导”。为此，在公共危机治理的全过程中应准确区分“直接引导”与“间接引导”，同时注重直接引导与间接引导的深度融合与优化改进，发挥舆论引导的最优效能，推进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引导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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