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海
18世纪末的美国革命①我们认为,美国革命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国独立战争,它还包括17世纪60年代起美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权利之争,美国独立战争仅仅是美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更广泛地说,还有从邦联制向联邦制的过渡和民主宪政的完善。因此,我们这里用美国革命来指代从18世纪60年代到美国独立为止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内容。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美国革命时,都把注意力放在启蒙思想、民主政治、宪政发展等问题上,很少探讨美国革命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奴隶制和废奴运动的影响,偶有涉及,也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显得研究视角过于单一,最终其结论甚至相互矛盾。②魏涛在《英帝国与美国革命初期的黑人军队——以南部殖民地为中心的考察(1775—1778)》(《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中探讨了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对于组建黑人军队问题采取的不同政策。杜华在《美国早期反奴隶制活动的演变及其意义(1688—1830)》(《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1期)中考察了在革命时期,普遍自由和权利平等的革命理念是如何激发了反奴隶制思想的发展。将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美国革命到底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其实它们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国外对于美国革命期间废奴运动的研究则明显要丰富和深入得多。①比如,斯里维迪亚·斯瓦米纳坦的《辩论奴隶贸易:英国民族认同的话语,1759—1815》(Srividhya Swaninathan,Debating the Slave Trade:Rhetoric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1759-1815,Bur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9)研究了美国革命期间废奴话语的变迁。克里斯汀·勒维克的论文《“我们请求阁下”:19世纪末废奴请愿书的情感政治》(Christine Levecq,“‘We Beg Your Excellency’:The Sentimental Politics of Abolitionist Petition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in Stephen Ahern,ed.,Affect and Abolition in the Anglo-Atlantic,1770-1830,Bru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3)考察了美国革命期间黑人的黑人请愿行动。吉拉尔德·霍恩的《1776年的反革命:奴隶反抗与美国的起源》(Gerald Horne,The Count-Revolution of1776,Slave Resistance and the Origi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ew York,N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4)介绍了美国革命期间黑人反抗运动的发展。克里斯托弗·布朗的《道义资本:英国废奴主义的基础》(Christopher Leslie Brown,Moral Capital:Foundation of British Abolitionism,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2006)从外交政策角度研究了美国革命期间废奴运动的影响。西蒙·沙玛的《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李鹏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讲述了美国革命造成的所谓黑人效忠派问题是如何推动了英国移民废奴的尝试。戴维·布里翁·戴维斯的《非人的奴役:新世界奴隶制的兴衰》(David Brion Davis,Inhuman Bondage: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则从地区史的角度研究了美洲奴隶制的发展与衰亡。罗伯特·帕金森的《共同的事业:美国革命中对种族和国家的构建》(Robert G.Parkinson,The Common Cause:Creating Race and Na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6)叙述了美国革命时期白人是如何通过构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他者”身份来加强其内部的民族认同感的。但是,这些论述也往往过于偏重某一角度,很难对于美国革命给废奴运动产生的影响给予一个全景式的分析和论述。在此,我们将从殖民地与母国的权利之争对废奴运动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中双方对于黑奴形象的塑造、美国政府的政策措施以及美国革命中黑人争取自由的努力等几个方面,就美国革命对废奴运动的影响做一个初步分析。
在英国及其殖民帝国中,废奴的声音和主张可谓由来已久。最早反对奴隶制的声音出现在宗教界。据废奴运动历史的最早写作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说法,英国的废奴运动是随着贵格教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前往西印度群岛的传教之旅而开始的。1657年,在一封题为“致海外那些拥有黑人和印第安人奴隶的教友们”的信中,福克斯呼吁:“祈祷苍穹之下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福音,那就是基于解放和自由的权利。”②George Fox,Epistle 153:“To Friends beyond Sea,that have Blacks and Indian Slaves,”in George Fox,A Collection of Many Select and Christian Epistle,Letters and Testimonies,Written on Sundry Occasions,by that Ancient,Eminent,Faithful Friend and Minister of Christ Jesus,George Fox.London:M.T.C.Gould,1698,p.117.在这封信中,福克斯用了“每个人”这样的说法,表明基督教义并不因人的种族和肤色而有所差异。福克斯的观点在美洲的贵格派教徒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688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日耳曼敦的4个居民(3个贵格教徒,1个门诺教徒)签署了反对奴隶贸易的《日耳曼敦抗议书》(Germantown Protest),通过当地的贵格教徒月会将它提交给英属美洲殖民地贵格教徒的最高组织——费城年会——考虑。这就是英属北美最早的反奴隶制文件。但是,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无论在母国还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废奴都仅仅是一小群宗教人士的呼吁,在世俗社会上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七年战争结束后,随着母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权利之争日益激烈,关于自由和奴役的话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将北美殖民地在英帝国内所处的政治从属地位比作奴隶制,用自由来论证殖民地要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成为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主要的宣传手段。在美洲殖民者的口中,奴役指的是剥夺人享有的天赋自由,尤其是剥夺他们拥有财产的权利。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早在1764年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自然状态下,不经我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我的财产。如果他这么做,他就是在剥夺我的自由并使我沦为奴隶。……在我看来,对那些无代表权的人征税就是剥夺他们作为自由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③James Otis,“The Rights of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in Merrill Jensen,ed.,Tr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76,Indianapolis,IN:Hackett,2003,p.28.这样,奥蒂斯就赋予了奴隶制和废奴以政治含义。这种比喻很快为美洲殖民者所接受。1774年,纽约政治家约翰·杰伊(John Jay)为大陆会议起草的不满清单中,就声称英国已经成为“奴隶制和压迫”的代表,它正在用一项等同于“奴役我们的行政计划为我们的朋友和孩子们铸造锁链”。①John Jay,“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in Henry P.Johnston,ed.,The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of John Jay,Vol.1,New York,NY:Putnam,1890,pp.18,27.甚至在英国,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英国议会支持者们也同样将奴隶制理解为剥夺人拥有财产的天赋权利。伯克问道:“告诉我,如果他们的财产和工业受到你能够想象的一切商业约束,与此同时还要承担你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税收,而不能从中享受丝毫利益的话,美洲人的自由特征何在,他们摆脱的又是什么样的奴隶制呢?”②Edmund Burke,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Vol.2,London:Hard Press,1887,p.180.为了证明美国革命的正当性而对奴隶制和自由进行的这种政治化理解,使废奴运动获得了一个新的话语框架。
在这样一种话语框架下,废奴运动已经不再仅仅涉及某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而是具有了政治正确的含义。大西洋两岸的社会改革者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蓄奴的实践置于和自由原则相对立的地位,以此获得政治和道德上的制高点。1767年,弗吉尼亚的革命者阿瑟·李(Arthur Lee)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人类的一般权利和自由已经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人们不可能对“处于最悲惨的奴隶状态下的同胞们所受到的待遇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③Arthur Lee,“Address on Slavery”(March 19,1767),in Roger Burns,ed.,Am INot a Man and a Brother?The Antislavery Crusad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1688-1788,New York,NY:Chelsea House,1977,p.112.。许多革命者都认识到,当他们以自由和天赋人权作为斗争的旗帜时,奴隶制的存在成为英国政府当局指责他们伪善的最好武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写道:“我最真诚地希望在本省没有一个奴隶。让自己每天都为掠夺那些与我们一样有权获得自由的人而奋斗——我常常认为这是一个最邪恶的计划。”④Abigail Adams to John Adams,September 24,1774,in Charles Francis Adams,ed.,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New York,NY:Hurd and Houghton,1876,pp.41-42.实际上,奴隶制的存在已经极大地损害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自由”诉求在英国人民和政府官员眼中的可信度。甚至热情支持美洲独立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也不由得尖锐地质问道:“为什么可怜的黑人,以及可怜的印第安人却没有类似的权利和利益呢?这些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在他们身上是怎么变得如此不同,而且是如此无足轻重的呢?”⑤Josiah Tucker,The Respective Pleas and Arguments of the Mother Country and of the Colonies,Distinctly Set Forth,London:Gale ECCO,2018,p.5.而曾经担任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托马斯·赫钦森(Thomas Hutchinson)在逐条驳斥《独立宣言》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质问革命者们有什么理由“剥夺十余万名黑人的自由权”⑥Malcolm Freiberg,ed.,Strictness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London:1776,repr.Boston,MA:Old South Association,1958,p.11.。
为了摆脱困境和驳斥英国方面关于伪善的指责,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们一方面宣称,是英国将奴隶制强加在殖民地身上的,英国才是这个罪恶的始作俑者。他们不厌其烦地指出,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贩子,英国的商人“仍然在法律的鼓励下继续进行将数十万人变成奴隶的贸易”⑦“The Somersett Case and the Slave Trade,”London Chronicle,June 18-20,1773,in Leonard W.Labaree et al.,eds.,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Vol.19,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188.。康涅狄格州的牧师埃比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在1774年列举的英国政府威胁美洲殖民地的罪行中,将对黑人的奴役列在首位。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草稿中,托马斯·杰斐逊更是将矛头直指英王,声称英王通过允许奴隶贸易“而对人性发动了残酷的战争”⑧Robert G.Parkinson,The Common Cause:Creating Race and Na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252.。另一方面,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中间,要求实行普遍废奴的呼声也日益强烈。马萨诸塞的一个作者在1773年声称,革命者们有责任帮助奴隶获得自由,因为这将表明“我们并不是假装成自由之友,而是真正全心全意地支持人类全面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⑨Christopher Leslie Brown,Moral Capital,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p.106.。乔治亚的一个革命者委员会也宣称他们“不认可并且憎恶”奴隶制,并许诺将尽最大努力解放该殖民地的奴隶。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ce)甚至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步采取彻底的废奴措施并且正式反对以工作为借口进一步输入奴隶的时代”①Henry Laurens to John Faucheraud Grimké,January 31,1785,in Philip M.Hamer et al,eds,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Vol.16,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3,p.531.。在这种自由语境下,废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起来,走出了以前一小群宗教人士和慈善家的圈子,迅速发展成一场社会运动。在革命者与宗教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769—1774年间,马里兰、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和罗德岛都颁布了禁止奴隶进口的禁令,并对奴隶贸易征收高额的限制性关税。特拉华、纽约、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措施,但是遭到英国枢密院的驳回。在1769和1770年的不进口运动中,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几乎彻底中断。最终,大陆会议在1774和1776年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使北美的奴隶贸易直到战争结束为止都陷入停顿。这表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母国与殖民地权利之争有效地创造出了一种自由的语境,极大地推动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废奴运动。
1775年的列克星敦枪声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在战争中,如何加强各殖民地,尤其是殖民地白人的凝聚力成为革命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结果,为了加强白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殖民地的舆论制造者们不惜向种族主义偏见让步,利用白人中间对黑奴起义的传统恐惧心理,着力塑造黑人是英军的“代理人”形象,淡化黑人在独立战争中为殖民地事业做出的贡献。其结果是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废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在反奴隶制的作品中,黑人往往是以不幸的受害者形象出现。18世纪中期开始,废奴主义的宣传家们改变了以往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那种相对平淡的写作风格,转而通过对黑人在奴隶制下痛苦经历的生动描绘来激起人们的反奴隶制感情,历史学家斯里维迪亚·斯瓦米纳坦将之称为废奴主义者的“情感战略”。最初采取这个战略的是英国的圣公会牧师约翰·牛顿(John Newton),他以前曾经担任过贩奴船的船长。1764年,他出版了自己作为奴隶贩子经历的回忆录。在书中他生动描述了一个贩奴船的船长是怎样因为女奴怀里的婴儿哭闹不休就将他扔进大海的故事。他在书中承认:“我认为自己在扮演一种监狱看守的角色,有时候我会对这个永远要与锁链、颈圈和镣铐打交道的职业感到厌恶恐惧。”②John Newton,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 Some Remarkable and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the Life of……,Communicate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Reverend Mr.Haweis,London:J.Johnson,1764,p.192.牛顿的书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很大轰动。此后,以菲莉丝·惠特莉(Phillis Wheatley)为代表的一些黑奴也发表了他们在奴隶制下的亲身经历,大西洋两岸的报纸杂志也常常刊登有关黑奴的悲惨故事,《绅士》(TheGentleman’sMagazine)和《每月评论》(TheMonthlyReview)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废奴主义者就认识到了“情感战略”的有效性并且加强了彼此在运用这个战略上的合作。1772年5月14日,费城的贵格派教徒,美洲废奴主义领导人安东尼·贝尼泽特(Anthony Benezet)将他的著作《关于几内亚的一些历史记录》(SomeHistoricalAccountonGuinea)寄给英国的废奴主义领袖格伦维尔·夏普(Grenville Sharp),夏普立刻安排此书在英国出版。而且在随书附上的信中,贝尼泽特还告诉夏普:“我的朋友约翰·卫斯理③英国卫理公会的创始人。(John Wesley)将会与你讨论在报纸上每周刊登一篇关于奴隶贸易的起源、性质及其可怕后果的文章的问题。”④George S.Brookes,Friend Anthony Benezet,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7,p.291.
这种“情感战略”的采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黑人在奴隶制下的不幸遭遇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同情,也为废奴运动在大西洋两岸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黑奴作为奴隶制的不幸受害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人们意识到奴隶制的残忍时,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它由此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黑人的受害者形象就证明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也许会使整个社会陷入灭顶之灾。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是这种担忧的典型代表。在《弗吉尼亚纪事》中,他承认:“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整个的交往,是一方永远发作最狂暴的脾气,不断地施行暴虐,而另一方屈辱的顺从。”杰斐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自由能够被认为是安全的吗?这些自由之受到侵犯,不只能引起上帝的愤怒吗?……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禁为我们的国家而发抖”①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刘祚昌、邓红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09-310页。。甚至早在列克星敦枪声响起前一个月,关于黑人起义的谣言已经传遍了中大西洋各殖民地。《纽约日报》报道说,在赫德森河上的伊索珀斯镇(Esopus),逮捕了两名企图向印第安人运送军火的嫌疑犯,他们供称附近四个城镇的黑人参与了这个计划,而且已经收集了“大量的火药和子弹”②New York Journal,May 2,1775。《诺维奇信息报》则报道了一个自由黑人从事阴谋的消息。报道称:“据说这家伙过去曾几次被人雇佣制定一个毁灭白人的阴谋。为此他招募了自己的许多同胞作为助手。他们只等发生骚乱把民兵调开,他们就可以乘民兵不在的时候屠杀当地手无寸铁的居民。”③Norwich Packet,Mar.2-9,1775.这些消息的散布导致当列克星敦枪声打响的时候,附近城镇的居民首先担心的不是英军的动向,而是可能发生的黑奴起义。离列克星敦70英里的弗雷明汉(Framingham),在当地民兵开赴列克星敦之后,“一种奇怪的恐慌就笼罩了城镇”,而且谣言也迅速传播开来,说“黑人将把他们全杀光”④Josiah H.Temple,History of Framingham,Massachusetts,Early Known as Danforth’s Farms,1640-1880;with a Genealogical Register,Framingham,MA,1887,p.275.。这种恐慌情绪使各殖民地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初都对黑人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1775年6月15日,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奴隶法庭以“阴谋叛乱”的罪名审判了一个名叫托马斯·耶利米(Thomas Jeremiah)的黑人领航员,据说他煽动当地黑人“参加英国的军队”。最终耶利米和另外几名黑人被判处绞刑。北卡罗来纳的新汉诺威县(New Hanover County)在决定参加革命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黑人的武装。皮特县(Pitt County)的安全委员会则规定“如果任何奴隶被发现携带有任何武器或弹药”,巡官就有权拘捕他们。⑤Leora H.McEachern and IsabelM.Williams,eds.,Wilmington-New Hanover Safety Committee Minutes,1774-1776,Wilmington,NC:American Revolution Bi-centennial Com,1974,pp.30-31;Minutes of Pitt County Committee of Safety,July 1,1775,in William L.Saunders,ed.,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Vol.10,Raleigh,NC:Charter Tercentenary Commission,1890,pp.61,63.对黑奴们可能利用战争发动起义的担心广泛传播,以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76年宣称:“每一个奴隶都被认为是一个内部的敌人。”⑥Leonard Woods Labaree et al.,eds.,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Vol.11,pp.397-399.
对黑人是否忠于殖民地事业的担心很快就在殖民地报刊上反映出来,它们开始将起义的黑人塑造成和英国人一样的安全威胁,甚至把黑人说成是英国在美洲的“代理人”。最早刊登这种报道的是《纽约日报》。1775年4月27日,该报刊登了一封伦敦来信,声称“有78000支枪和刺刀被运到美洲,交付到黑奴、罗马天主教徒、印第安人和加拿大人的手中,这些实际上都是用来征服殖民地的邪恶手段”⑦New York Journal,April 27,1775.。这是第一次将英国镇压殖民地的阴谋与黑人起义直接联系起来。皮特·提摩西(Peter Timothy)出版的《南卡罗来纳公报》在5月9日转载了这个消息,其结果是查尔斯顿的安全委员会发布公告声称:“反对本大陆的敌对行动的真正爆发、来自国外的强加专制统治的威胁,以及在国内煽动暴乱的威胁,都是足以推动受压迫之人拿起武器的理由。”⑧Josiah Smith Jr.to James Poyas,Charleston,May 18,1775,in Jeffrey J.Crow,“Slave Rebelliousn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South Carolina,1775-1802,”William&Mary Quarterly,3d Ser.,XXXVII(1980):84n-85n.这样,黑人就公开以美国革命的敌人形象出现了。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似乎也在证实美洲革命者中关于黑人站在英军一方的假设。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发表了他那份著名的宣言,声称:“所有契约仆人、黑人和(与叛军有关的)其他人只要有能力且愿意当兵,尽快加入国王陛下的军队,以更快的速度迫使这个殖民地真正意识到他们对国王陛下的王位和尊严应尽的义务,则均可获得自由。”①西蒙·沙玛:《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第92页。殖民地的报纸普遍刊登了邓莫尔的公告,而且大部分报纸还会在公告原文的旁边附上一段摘自《弗吉尼亚公报》的报道,它用斜体字注明:“据说他(邓莫尔勋爵)正在招募一支……总数大约为2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他的黑人团。该团被认为是他的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胸前佩有这样的铭文——给奴隶以自由。”②Virginia Gazette(Dixon&Hunter),December 2,1775.据统计超过20家报纸都转载了这份报道。此外,报纸也大量刊登与邓莫尔军队作战的弗吉尼亚民兵军官对战斗的描述。他们常常把邓莫尔的军队分成几类,诸如“皇家黑人燧发枪团”这样的字眼是报纸上出现最多的。比如有一则报道说:“上周二晚上,一队人,主要是黑人,坐着小船来到本杰明·威尔斯(Benjamin Wells)家附近,……抢走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③Virginia Gazette(Pinkney),December 9,1775.《宾夕法尼亚公报》则报道说北卡罗来纳民兵在到达弗吉尼亚的第一天“就杀死了16个黑奴和5个白人”④Pennsylvania Gazette,December 13,1775.。这些报道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黑人积极参加英军作战,而且在英国本土派出的援军大规模到达美洲之前,构成了邓莫尔勋爵指挥下军队的主要部分。其他的英国官员,无论是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乔赛亚·马丁(Josiah Martin),还是英国派往美洲的第二任总司令威廉·豪(William Howe)和第三任总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都曾经发布过类似的命令,宣布只要黑奴站在英军一方,就能获得自由。这无疑证实了殖民地革命者们关于英国正在煽动黑奴起义来反对他们的观点,从而使黑人作为英国“代理人”的形象更加牢固。
在这种印象之下,殖民地报纸对有关黑人消息的报道就带有很大的偏颇性。革命者的报纸大量报道黑人骚动的消息,包括在英军阵营中出现的黑人士兵、黑奴成群结队地逃离种植园的现象,以及黑人策划起义的“阴谋”。但是,它们对于参加革命者队伍的黑人却几乎只字不提。实际上,在大陆军创建之前,就有大批黑人加入革命者的队伍。由于最先被征召入伍的都是穷人,而在黑人中贫困人口比例更高,因此北方各州黑人入伍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两倍。邦克山(Bunker Hill)战役中,有150个黑人参加了战斗。他们不仅仅是自由黑人,也有在主人允许给予自由的许诺下参军的奴隶,邦克山战役中击毙了英军指挥官约翰·皮特克恩(John Pitcairn)的黑奴皮特·塞勒姆(Peter Salem)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一个为英国作战的黑森雇佣兵军官承认:“在华盛顿的队伍中,没有哪个团没有大量的黑人,他们都是些身体健康、强壮而且勇敢的家伙。”⑤Charles Patrick Neimeyer,America Goes to Wa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Army,New York,N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73.参加约克镇战役的一个法国军官曾经对他看到的大陆军士兵做了素描,他所画的人物中包括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白人。但是这些形象在革命者的报纸上却几乎没有反映,直到约克镇大捷后这种状况才略微有所改变。
革命者报纸对黑人形象的这种塑造极大地扼杀了废奴主义言论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传播。这种现象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废奴主义领袖安东尼·贝尼泽特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几乎完全沉默了下来。1774—1781年,他只发表了12页有关奴隶制的文字。直到1781年约克镇大捷使独立战争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之后,他才再次提笔,写了一篇新的文章《对奴隶贸易的简短观察》(Short ObservationofSlaveTrade)。相反,对黑奴在英国煽动下起义的恐惧却成了团结白人革命者反对英国的最好纽带。正如一个恼火的大陆会议代表所说的:“在我们的自由一再受到侵犯——我们的妇女和孩子们被从他们的住所中驱赶出来——我们最亲的亲属在暴君的祭坛上牺牲,我们的奴隶们因屠杀他们的主人而获得解放——之后,他们(英国人)还会设想我们将以宽恕和友好的态度恢复我们的联系吗?”⑥Edward Rutledge to Ralph Izard,December 8,1775,in Paul H.Smith,et al.eds.,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Vol.2,Washington,DC:Library of Congress,1977,p.462.这样,对黑奴起义的惧怕导致了革命者未能将废奴的事业融入到争取独立的革命中,反而借助将黑人塑造为英国代理人的形象来加强白人内部的团结,使废奴主义的宣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几乎陷入停滞。
革命者报纸对黑奴形象的消极塑造给大陆会议和各殖民地政府造成了很大的束缚,使它们很难采用与英军类似的政策,通过解放奴隶来动员他们参加战争,从而严重阻碍了废奴政策的通过和有效实施。
这种现象最明显地在征召黑人入伍的问题上表现出来。本来,在大陆军创建之前,北方各殖民地的民兵中已有许多黑人存在。但是,列克星敦枪声之后报纸上关于黑人蓄谋起义的报道在白人士兵中激起了巨大的反感,使军队中出现了不愿与黑人一起服役的强烈情绪。在大陆会议于1775年6月决定授权华盛顿组建大陆军之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在多次会议中都一致表示反对招收自由黑人和黑奴进入新成立的大陆军。是邓莫尔勋爵的公告造成的压力才迫使华盛顿在12月最终改变了主意。他写信告诉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也许会在政府军(英军)中寻找工作。正是因此我才认为需要改变关于他们的决定,并且允许他们被征召入伍。”即使如此,华盛顿仍然表示“如果得不到大陆会议的批准,我将停止这么做”,而且强调只招募自由黑人入伍,不招募黑奴。①George Washington to John Hancock,December 31,1775,in W.W.Abbot,et al.eds.,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Vol.2,Charlottesville,V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87,p.623.尽管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兵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大陆会议,但是解放黑奴并将他们征入大陆军的政策却由于面临巨大的反对而迟迟无法实施。1778年1月,英军占领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华盛顿率领大陆军撤到福吉谷(Valley Forge),美国革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华盛顿的副官约翰·劳伦斯(John Launce)上校写信给他的父亲,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声称如果革命要生存下来的话“就需要超越对肤色抱有的歧视”。他要求他的父亲“将你的一批身体健壮的男奴隶拨给我”,他将会让这些人“接受训练,穿上军装,获得武器并在下一场战役开始之前从各方面而言都做好行动的准备”②John Laurens to Henry Laurens,January 14,1778,in Phillip M.Harmer,et al.eds.,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Vol.12,pp.305-306.。但是亨利·劳伦斯却给他的儿子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回信中告诉约翰,他曾小心翼翼地将这个计划透漏给大陆会议中的同事,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对这个想法表示认可”。他劝说约翰放弃这个计划:“在对抗整个国家的观点时需要小心行事——以免不但不能产生任何好的结果,反倒会在子孙后代的眼里成为虚伪的化身,并遭到他们的唾弃。”③Henry Laurens to John Laurens,January 28,February 6,1778,in Phillip N.Harmer etal.eds.,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Vol.13,p.678;Vol.9,pp.38-39.亨利·劳伦斯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甚至在已经有黑人参加当地民兵的新英格兰各州,也存在着强烈反对征召黑奴入伍的声音。1778年,当罗德岛州决定征募一个黑人团的时候,有6名州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这个政策,声称他们不希望“让我们受到与报界对邓莫尔的黑人团所进行的同样讥笑”④“Protest against Enlisting Slaves to Serve in the Army,”in John Russell Bartlett,ed.,Records of the State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 in New England,Vol.13,1776-1779,Providence,RI:AMSPress,1863,p.361.。直到1782年,约翰·劳伦斯阵亡之后,亨利·劳伦斯才解放了自己的黑奴并让他们参加大陆军,但此时战争临近尾声,他的行动已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在地方民兵中,各州对征召黑人入伍的政策各不相同。如前所述,新英格兰各州都有黑人在本州的民兵中作战。战争爆发之初,马萨诸塞已经在默默地招募黑人加入它的民兵团队。1778年,该州改变了它的征兵政策,从而公开承认了这项措施的合法性。1778年,罗德岛也为它的民兵建立了一个黑人团。宾夕法尼亚也是如此,至少有一个连队是由“黑人、白人和斯托克布里奇印第安人组成的”。①Continental Journal,April 9,1778.历史学家加里·纳什(Gary B.Nash)称这些部队为“朝鲜战争之前最后一支种族融合的军队”②Gary B.Nash,The Forgotten Fifth: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1.。但是在南方,尤其是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种植园奴隶主们把持下的州议会却坚决反对任何招募黑人加入军队的建议。1778年底,英军指挥官亨利·克林顿将主力南移,开始实行所谓的“南方战略”,对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克林顿宣布任何加入英军的黑奴都将获得自由,导致大批黑奴逃往英军方面。亨利·劳伦斯估计仅在乔治亚就有4000名奴隶——占当地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逃离了种植园,而英军从他们中间招募了800名士兵和辅助人员。③“Henry Laurens’Notes on a Georgia Campaign,”in Phillip M.Harmer,ed.,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Vol.11,pp.494-495.在英军占领乔治亚并直逼南卡罗来纳首府查尔斯顿的情况下,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为加强当地民兵力量而征召黑奴入伍的问题。该委员会起草的报告建议在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组建黑人营,这些营的作战地域仅限于弗吉尼亚以南,而且由白人军官指挥。服役期满后,“每一个作为士兵提供了良好而忠诚的服务并在退伍时交还武器”的奴隶将获得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大陆会议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并不是普遍自由的原则或废奴运动的事业,而是这么做可以“调走黑奴中那些最有活力和最大胆的人,从而减轻当地居民们所面临的奴隶暴乱和逃亡威胁”④“Thomas Burke’s Draft Committee Report,”in Paul H.Smith,et al.eds.,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Vol.7,p.244.。即使如此,该建议仍然在当地的州议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在州议会中咆哮说:“大陆会议的建议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不明智的措施,遭到了巨大的憎恨。”⑤Gregory D.Massey,John Laurens and American Revolution,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0,p.140.与征召黑奴入伍相比,南卡罗来纳的革命者甚至更倾向于放弃革命事业。1779年5—6月,当查尔斯顿受到英军围困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行政委员会的八个成员中,有五人建议南卡罗来纳宣布退出战争并保持中立。直到1782年,南卡罗来纳州长的弟弟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还承认,在武装黑奴的问题上“大约有12到15个人表示支持,但大约有100个人反对——现在我希望它能一劳永逸地停下来”⑥Edward Rutledge to Arthur Middleton,Jacksonborough,February 8,1782,in “Correspondence of Hon.Arthur Middleton,”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XXVI (1925):194.。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时任华盛顿副官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有最清楚的认识,他说:“我预料,这个计划必然会遭到偏见和自私的巨大反对。我们被教导蔑视黑人,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持既不是基于理性也不是基于经验的自命不凡态度。”⑦Alexander Hamilton to John Jay,in Harold C.Syrett,ed.,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1779-1781,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18.征召黑人入伍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对废奴运动造成了严重影响: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黑人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取自由的途径,另一方面它将黑人排斥在革命事业之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定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上的他者身份,直到美国内战之前都成为妨碍黑人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独立战争期间美洲革命者的报纸所塑造的黑奴消极形象也严重限制了人们对于黑奴在新独立的美国中所处社会地位的考虑。早在1776年7月底,当大陆会议讨论《邦联条例》的时候,来自马里兰州的代表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就声称:“在这个国家内,实际上不应该认为黑奴是比牲畜更重要的社会成员,因为他们在其中并没有比牲畜更多的利益。”⑧“Thomas Jefferson’s Note on Proceedings in Congress,”July 12,1776,in Paul H.Smith et al.,eds.,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Vol.4,p.439.随着邓莫尔勋爵发布了解放黑奴的公告以及报纸上刊登了大量关于黑奴逃亡和蓄谋起义的报道,大陆会议对于黑奴的看法也越来越消极。7月30日,约翰·亚当斯承认说:“奴隶们削弱而不是加强了这个国家,因此他们和绵羊还是有些区别的,绵羊不会进行任何暴乱。”①“John Adams’Notes on Debate,”July 30,1776,in Paul H.Smith,et al.eds.,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Vol.4,p.598.
这种不把奴隶视为新独立的美国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的观点使得各州难以将《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运用到奴隶身上。1778年夏,贵格教的废奴主义者塞缪尔·阿林森(Samuel Allinson)给新泽西州长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写信请他支持一项解放奴隶的议案。利文斯顿虽然在回信中承认奴隶制与人道是“完全冲突的”,“那些几乎将自由作为偶像崇拜的美国人”应该认为这个制度是“特别丑恶和可耻的”,但是紧接着他就笔锋一转,声称州议会认为“我们实际上所处的局势过于紧张,以至于无法考虑这一措施”,因此要求阿林森撤回这一信件。②William Livingston to Samuel Allison,July 25,1778,in Roger Burns,ed.,Am INot a Man and a Brother?The Antislavery Crusad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1688-1788,p.442.战前废奴运动发展最快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确通过了一项逐步废奴法案。但是该法案在州议会中的辩论,正是在英军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执行南方战略并发布公告宣称投向英军的奴隶将获得自由的背景下进行的。报纸上关于议案辩论的消息往往与奴隶和英军并肩作战的消息同时出现,结果使得该议案在议会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对。尽管该议案仅仅规定在1780年3月1日之后出生的奴隶孩子们在年满28岁后才能获得自由,这意味着直到1808年之前该州都不会实行废奴措施,但是州议会中的反对者仍然认为这样一项措施是极不明智的。23个反对者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声称,这个法案的通过将导致当所有的力量都被召集起来抵抗英军的时候,“当地的白人居民却不得不让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所有亲密之人任凭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奴隶摆布”③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Beginning the Twenty-Eighth Day of November,1776,and Ending the Second Day of October,1781,Philadelphia,PA:Pennsylvania General Assembly House,1782,p.436.。虽然报纸上声称州议会中只有8人反对这项议案,但是最终该议案在1780年3月1日的实际投票结果是34票赞成,21票反对。可见对黑人消极形象的塑造给废奴运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独立战争时期塑造的这种黑人消极形象甚至到联邦宪法通过后都在影响着黑人的社会地位。179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归化法》使“黑人是居民,但不是公民”的原则成为法律。当时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们——以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主席本杰明·富兰克林为首——要求国会给予独立战争时期获得自由的数千名黑人以公民权,但是却遭到了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的理由就是“美国白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的自由而战,黑人却拒绝冒生命危险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因此他们不配拥有公民权”④Robert G.Parkinson,The Common Cause:Creating Race and Na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637.。来自弗吉尼亚的众议员约翰·布朗(John Brown)声称,他和他的同僚们“绝对不会让那些从来都不是美国独立的朋友的人们感到满意”。有人甚至把富兰克林和废奴主义者们视为独立战争中勾结英国的叛徒:“在战争时期,他们没有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敌人侵略,在和平时期他们干涉其他人关注的问题,而且尽其所能地煽动南方各州的奴隶们暴乱。”⑤Linda Grant D.Pauw,et al.eds.,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4,1789-March 3,1791,Vol.12,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p.819-820.最终,归化法给自由黑人确定的地位是介乎本国公民与外国人之间。这样一种做法严重阻碍了黑人融入美国社会,也表明了建国一代美国人在废奴问题上抱有的主流看法:黑人可以获得自由,但必须以整体迁移作为条件,由此在19世纪上半期催生出一种新的废奴形式,那就是通过将黑人大批迁移至美国内陆或海外新建的殖民地,来实现废除奴隶制,即所谓的殖民废奴。
对黑人本身而言,美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革命所采用的自由平等话语恰好符合他们自身摆脱奴隶制桎梏的要求,使黑人也开始使用这种话语作为他们争取自由的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黑人对新生美国的认同。其突出表现就是“自由”对黑人的含义从殖民地时期的回到非洲故土(至少是逃离英属美洲殖民地)转变成了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追求。另一方面,独立战争时期英军颁布的一系列给予黑奴自由的公告和革命者对黑奴的压迫与排斥又使得对黑人而言,与留在美国相比,离开美国获得自由的前景似乎更加确实可靠,而一小部分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的黑人领导人也的确产生过与白人分离的念头,它们与美国白人中间的主流观点汇合,推动了殖民废奴观念的流行。这两种影响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斗争,构成了美国内战前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主要框架。
母国与殖民地的权利之争也掀起了英属北美殖民地黑人奴隶的请愿浪潮。1773年1月6日,一个名叫菲利克斯(Feliex)的奴隶以“生活在波士顿城,以及该殖民地的其他许多城镇的奴隶”的名义向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赫钦森和殖民地议会提出了英属北美殖民地黑奴的第一份反奴隶制请愿书。当殖民地的革命者引用财产权原则反对母国征税政策的行动不断高涨之时,菲利克斯也同样引用了财产权的话语以便唤起人们对于黑奴苦难的同情。他说:“不管他们(奴隶们)的行为举止如何,他们和他们的历代子孙都不能拥有和享有任何东西,甚至不能享有生命本身,只能像野兽那样死亡……我们没有财产!我们没有妻子!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①Feliex,“To His Excellency Thomas Hutchinson,”in Gary B.Nash,ed.,Race and Revolution,Madison,WI:Madison House,1990,p.171.同时,菲利克斯也诉诸自由的话语来争取白人革命者对于反奴隶制事业的支持,在请愿书的结尾,他写道:“上帝最近已经将自由理想渗透进这片水域(大西洋)两岸的人民大众心中,其中一些是非常有知识和影响的人,他们将承担起我们的重担。”②Feliex,“To His Excellency Thomas Hutchinson,”in Gary B.Nash,ed.,Race and Revolution,p.172.
菲利克斯的请愿书在新英格兰地区引发了黑人请愿的风暴。仅在马萨诸塞一地,1773年就至少进行了3次黑人请愿,1774年又进行了2次,1777年进行了1次。而且这些请愿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硬。1773年4月,由四名奴隶签署的请愿书把呼吁的目标指向了美洲的革命者,要求“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民做出伟大的决定”③西蒙·沙玛:《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第24页。,但其目标仅仅是希望英属美洲殖民地能够采取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赎买政策,允许奴隶每周能有一天时间为自己工作,好攒下钱来向主人赎买自由。但是1777年,以普林斯·霍尔(Prince Hall)为首的十几名奴隶签署的请愿书措辞就要严厉得多,声称:“美国在解决它与大不列颠的不快分歧时所依据的原则比一千个论点都更有力地支持请愿者的要求。”这篇请愿书虽然没有公开声明奴隶将会武力反抗奴隶制,但是它的逻辑却暗含了这种可能性。“在为权利而请愿的时候,我们像你们一样行动。像你们一样,我们耐心地等候我们的不满得到解决;我们和平的要求也遭到了忽视。如果你们的事业是合法的,那我们的也是一样。”④Sidney Kaplan,The Black Presence in the Era of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NY:New York Graphic Society,1974,p.103.随着独立战争的进行,新泽西、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等地也都出现了黑人的请愿运动。
这些请愿书采用的自由、平等与权利话语使得黑人能够把他们争取自由的事业与美国独立的事业联系起来,从而加强了他们对于新生美国的认同感。在1773年4月的请愿书中,作者们还表示希望“将我们自己运往非洲海岸的某个部分,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定居点”⑤Feliex Holbrook,et al.,“Sir,The Efforts,”in Gary B.Nash,ed.,Race and Revolution,p.174.。但是1779年5月“一个黑人普莱姆”(Prime a Negro)和“一个黑人普林斯”(Prince a Negro)向康涅狄格州议会提出的请愿书则明显将目标定为争取黑人在美国社会上的平等地位。请愿者们断言,“我们被赋予了和我们的主人同样的才能”,而且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不得不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他们必须为我们服务”⑥Prime et al.,“To the Honbl.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Connecticut,”in Herbert Apthek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Vol.1,New York,NY:Citadel Press,1951,pp.11-12.。普林斯·霍尔在1787年10月提出的请愿书中,主要争取的是黑人获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声称:“因为我们愿意支付我们在这些税收中所承担的份额,我们谦卑地认为我们有权享有作为自由人的权利。”①Prince Hall,et al.,“Negroes Ask for Equal Education Facilities,”in Herbert Apthek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Vol.1,pp.19-20.这表明,“自由”对黑人的含义已经从回到非洲故土向着获取平等的美国公民身份转变了。
美国革命所掀起的黑人请愿运动浪潮也极大地加强了黑人内部的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16和17世纪被奴隶贸易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大多来自西非和中非内陆,那里并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民族国家,当地居民生活在原始的部族之中,这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黑奴很长时间里彼此之间并没有民族认同感,甚至奴隶制的苦难也未能加强黑人内部的凝聚力。美国革命之前黑人对奴隶制的反抗大多是个人对自身苦难的自发回应,并没有上升到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高度,事实上许多奴隶起义的计划都是因黑人的告密而泄露失败的。而美国革命期间黑人请愿活动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请愿所采用的自由、平等和权利话语似乎在黑人之间建立起了共同的思想纽带;另一方面请愿采用的是以群体或社区为单位的形式,也促进了黑人之间的组织联系。所有这些都加强了黑人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北方,这种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1776年,普林斯·霍尔在波士顿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黑人共济会会所。1782年,费城的6名自由黑人向州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公共墓地中划给黑人使用的部分。加里·纳什认为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表明了当地自由黑人中“日益崛起的自决意识”。黑人的教会、学校和慈善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黑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极大促进了黑人公众身份和共同声音的形成,使他们能够以统一的姿态和努力进行反奴隶制的斗争。普林斯·霍尔在1782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当年的12月27日,波士顿的黑人共济会员进行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当地报纸将他们称为“圣布莱克的共济会员”。霍尔在报上刊登声明说:“我们的头衔并不是圣布莱克的共济会员,我们所渴望的只是真正的共济会精神,那就是对上帝的热爱和对全人类的普遍热爱。我们不是进行一种辉煌的娱乐,而是用兄弟之爱接纳每一个人。”②Christine Levecq,“‘We Beg Your Excellency’:The Sentimental Politics of Abolitionist Petition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in Stephen Ahern,ed.,Affect and Abolition in the Anglo-Atlantic,1770-1830,p.160.自然,这里的“全人类”、“每一个人”首先指的是全体黑人。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黑人的民族自觉性正在形成。
然而,美国独立战争还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黑奴产生了另一个看似与前者矛盾的影响,那就是加强了黑奴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如前所述,为了给殖民地的革命者造成尽可能大的打击,英国政府官员多次宣布给予支持英军的奴隶以自由。这就给当地黑奴提供了一条看似更为便捷的获取自由的途径。英军所到之处,黑奴纷纷逃离种植园。当查尔斯·康华利斯(Charles Cornwallis)率领英军横穿弗吉尼亚的时候,在英军中服役的黑森雇佣军官约翰·埃德瓦尔德(Johann Edwald)在日记中说,“超过4000名的男女和各种年龄的黑奴”已经成为英军的一部分③Joseph P.Tusin,trans.and ed.,Diary of the American War:A Hessian Journal,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305.。杰斐逊声称在英军入侵期间,弗吉尼亚州逃到英军那里的奴隶有30000人,这个估计是极为夸大的,据今天的历史学家估计逃奴的人数大约在10000人上下。④Gary B.Nash,The Forgotten Fifth: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p.38.1782年7月,当英军从乔治亚的萨凡纳撤退时,有4000名黑奴跟随他们一起离开。同年12月,英军从南卡罗来纳撤退,同样有许多黑奴跟他们一起在查尔斯顿港登船。一份下船的报告统计,在9127个撤离的人中有5327名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奴隶。⑤George Smith McCowen,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Charleston,1780-1782,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2,p.149n.历史学家戴维·拉姆齐(David Ramsay)估计,独立战争结束后南卡罗来纳州大约有25000名黑奴逃往英国,占该州90000名黑奴的四分之一以上。⑥David Ramsay,Ramsay’s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from Its First Settlement in 1670 to the Year 1808,Vol.2,Newbury,SC:W.J.Duffie,1858,pp.271-272.保存在纽约的“黑人名册”中记录了战争结束时跟随英军一起离开纽约的2775名黑奴的姓名、年龄和住址,但是这并没有将此前就已经搭乘军舰或商船离开纽约和其他北方城镇的数千名黑奴包括在内。在离开美国的黑奴中,近40%是女性,儿童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①Gary B.Nash,The Forgotten Fifth: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p.47.而美国的种植园主们却在尽力将这些逃亡的奴隶重新抓回种植园。约克镇大捷后,种植园主发出了每抓回一个逃奴给1基尼(21先令)的悬赏,鼓励美军士兵搜捕他们的逃亡奴隶。尽管逃到英军那里去的奴隶的命运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许多人被运到西印度群岛和东佛罗里达再次被出售为奴,那些侥幸在加拿大(主要是新斯科舍)和英国获得自由的人也陷于贫困之中,但至少在当时,投奔英国看起来比留在美国对于黑奴们的自由更有保障。
也有许多黑人和黑奴加入革命者的队伍作战,希望以此换取自由。北方各州也许诺给那些参加当地民兵的黑奴以自由,并向他们的主人提供相应的补偿。整个战争期间,北方有数千名黑奴加入当地的民兵为美国的独立而战。但是革命者报纸对黑人形象的消极塑造使他们的贡献长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南方的强烈反对也给黑奴为独立而战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战后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排斥更是使黑人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费城长期把黑人排斥在庆祝独立日的纪念仪式之外,迫使黑人将1808年1月1日作为他们自己的纪念日。费城的卫理公会教堂也实行将黑人的座位与白人隔离开的做法,结果让黑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独立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社会上的种种歧视使一些重要的黑人领导人——其代表是詹姆斯·福滕(James Forten)——相信“黑人除非从白人之间离开,否则决不会变成人”②James Forten to Paul Cuff,January 25,1817,in Rosalind Cobb Wiggins,Captain Paul Cuff’s Logs and Letters,1808-1817,Washington,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02.。这种离心倾向与白人的种族隔离思想汇合,在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掀起了一股殖民废奴的浪潮。融入美国、争取公民权和离开美国这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的斗争构成了19世纪40年代之前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框架,直到以劳埃德·加里森(Lloyd Garrison)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为代表的激进废奴运动兴起,这一冲突才最终得以解决。
总之,美国革命对美国的废奴运动造成了多方面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影响,这与当时美国处于初创时期,民族性格尚未最终定型有密切的联系。直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废奴运动的各种发展变化可以说都能从美国革命的影响中找到根源。因此,全面评估美国革命对废奴运动的影响,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奴隶制和废奴运动,甚至整个内战前的美国历史,都有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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