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南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加班作为当前不少行业的流行趋势,与科技发展、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工作时空的拓展为员工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中小学教师加班现象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在不同区域、学校以及学科方面都有所体现,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不平衡成为该群体的热门话题。社会期待、家庭需求与学校制度结构化地制约着教师的劳动过程和身体展演,教师正面临从被动到自愿超时劳动的情境转换。
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强度加大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调查表明,中小学教师周均工作时间达到59.89小时,其中在校工作时间约为50小时/周,工作日和周末加班接近10小时/周。仅有4.86%的教师工作日不用加班,8.82%的教师周末无须加班,接近六成的教师工作日和周末加班2个小时以上[1]。《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22》基于我国31个省市区的51 381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也显示,72. 5%的教师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日均工作时间8小时,10.2%的教师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3小时,70.7%的教师周末仍需加班,7.8%的教师每周末加班超过8小时[2]。
有关教师加班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加班动机研究。所谓“加班”,是指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继续工作,包括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进行工作,以及在法定日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即“加点”)[3]。加班的法律规制未能对相关单位形成有力的行为监督或约束,打破了工作和生活边界的“弹性工作制”,更使得工作对知识劳工的生活形成挤压态势[4]。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从法律还是组织制度上都不应允许自愿加班等说法存在,因为劳动者不会毫无“附加目的”地去选择加班[5]。教师加班背后是教学工作与非教学工作的混合杂糅[6],职业发展、制度伦理等强化了教师的加班行为。
二是加班形式研究。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在加班方式和内容上多有不同。在低端服务业中,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占据主流,流程化、标准化是控制劳动过程的主要方式;而在高端服务业中,劳动者符号性的“情绪劳动”和“审美劳动”更为关键,自我管理开始取代组织管理[7]。生存取向的劳动者在物质激励下往往选择主动加班,这与资本取向的管理者出于节约成本等目的制定的规章制度相互呼应[8]。加班既可能是客观环境因素如工作负荷过重的结果,也可能是员工自身对环境因素的感知,甚至是个人特质导致的结果[9]。
三是加班文化研究。东方价值观念与加班具有内在联系,东亚社会的劳动取向与员工的情感动机和规范动机呈正相关[10]。当前,中小学女性教师仍然在践行传统的“妇道”观念,女性的工作-生活平衡问题从根本上与学校和家庭的性别公正有关[11]。有研究者通过描述当代女性教师家庭生活的三种主要类型,展现她们在“文化交融”过程中面临晋升的“玻璃天花板”问题,探讨教师身体背后的文化机制和社会场域[12]。
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尽管学界日益关注教师加班现象,但更多侧重于日常工作量的统计测算和工作负担的应对治理,却对中小学教师具体的、实际的加班过程观照不多,以质性方式考察教师加班之制约因素的研究更为罕见。因此,鉴于身体是劳动实践的载体,本研究以教师身体作为加班的分析中介,通过身体社会学视角考察教师的身体展演和具身体验,将加班与学校工作、家庭生活等领域相互关联,以期更加全面地展现教师的劳动过程和生活形态。
1. 理论基础
身体社会学是当前国内外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和学科生长点,其核心在于通过重返“身体”以扭转定量社会学“见物不见人”的学科偏见。身体社会学的理论旨趣重在揭示一个双向互动过程:社会由不同身体构成,身体由特定社会建构,尤其强调解读身体表象背后的社会意涵。身体社会学主要呈现出三种理论传统:一是受惯习推动的身体实践倾向;二是身体规训与权力理论;三是身体的社会建构论。以上均反映出身体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身体既具有生物意义,同时更多地具有社会意义。无论是将身体视为符号和意义系统,还是将身体视为社会现象系统,身体总是与社会并存共生。
身体社会学有望勾连微观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引导教育者和研究者重视诸如年龄、性别、劳动、情感等身体要素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在此,学校和家庭作为教师的实践场域,要求教师的身体在平衡工作与生活过程中发挥支点作用。其中,履行好工作和非工作领域的各种角色职责成为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前提条件,也被视作该概念的核心内容[13]。个体作为边界的跨越者,身体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穿梭,并不断进行身份协调和角色转换。人们如何划定及处理这两个领域的范围与疆界,决定了其在工作与家庭关系上的平衡状态[14]。
资本、权利和身体归属是教师加班研究的关键词。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是劳动者家庭或个人,“过日子”的生活过程使劳动者不断地向家庭回归[15]。随着家庭在消费活动中逐渐迈向“竞争”场域,劳动者通常需要借助延长工作时间来保障生活支出[16],加班形象及符号也有利于他们稳固职场地位。身体社会学可以联结学校与家庭,将教师加班的劳动过程、制约因素、实践类型等内容揭示出来,在身体与社会的互构互释中考察教师加班的整体状况。
2. 分析框架
本研究并非意在揭示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之重或加班之忙的直接成因,而是希望通过运用身体社会学视角,将教师加班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予以凸显,提出并回应基本假设:教师身体是否/如何影响加班过程?在此,身体社会学经由关注“社会的身体构成”和“身体的社会建构”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为研究者考察结构与行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奠定框架思路,也为分析中小学教师加班中事业型要求、生活式准则、资本化身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类型划分提供理论支持(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中小学教师加班的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法。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笔者抽取25位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对象,根据时间、精力及进入现场的可能性,采用面谈、视频、电话等形式进行深度访谈,并结合实物收集和生活史调查。受访者来自重庆、云南、湖北、安徽、江苏、广东、福建等省市的公办中小学,其中青年教师(35岁以下)13位,中年教师8位,年长教师(50岁以上)4位;女性教师16位,男性教师9位。为保护隐私,文中出现的学校、受访教师等均采用化名。访谈时间根据受访教师情况而定,每次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捕捉与加班相关的身体展演和具身体验,获取他们对学校和家庭、工作和生活等内容的基本认识及整体态度。
在教育生活中,教师的公私矛盾显著地体现在他们的身体“归属”上,到底是选择以校为重继续工作,还是选择回归家庭融入生活,已成为中小学教师在面对加班时的“身体困境”。加班不仅促进中小学教师反思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联,而且将教育劳动与教师身体紧密联结起来,拥有不同身体属性的中小学教师面临着形式各异的结构性制约。
1. 事业型要求:教学与行政
(1)教学事务的充实
实践中,教学事务是中小学教师常规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年教师的加班更多地围绕基本业务来展开。在谈论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时,WZ老师说道:
我一般早上6:50出门上班,下午16:00左右下班,中间上3节数学课,剩下的时间就是备课、开会、做材料。因为有成家和生活的压力,所以我都是“拼命”工作的,就是为了能在学校把工作都做完。(受访者20,青年男性教师WZ)
为了不加班或少加班,WZ老师选择了拼命工作,他的这种工作状态似乎并非源于对教育教学的热爱,而是来自成家和生活的压力。对青年教师而言,由于接手工作不久,加班多出自“应付”各种各样的教学事务。对此,WH老师说道:
我每周有3节早读,3节午托(12:00-13:40),3节晚托(3:50-5:00),还有正课10节。一个班有53人,每天至少是一项作业,多的时候三项,光是改作业的任务量就很大。另外是突然接到任务。比如我22号刚上了一次公开课,又突然通知我上30号的示范课。后面每天基本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接下来还要去GH上交流课。(受访者15,青年女性教师WH)
教学工作通常带有明显的量化倾向和比较成分,工作量是影响教师生活心态的重要因素。除了必须完成的课时量之外,所带班级的数量及人数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教师的身体表现。更让青年教师“手足无措”的是教学任务的“轮番轰炸”和非教学工作的“突然袭击”,如社区创卫等社会性事务不时干扰教学工作,教师只能被动应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事实上,在职业生涯初期,青年教师出于生存需要倾向于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积极承担教学事务是其展示自身实力的有利条件。
(2)行政事务的紧迫
除常规的教学事务之外,各式各样的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也占据了教师大量的业余时间。作为教导主任,S老师经常加班加点处理学校事务,忙到夜里九十点钟甚至更晚也是“家常便饭”。谈及“加班”,他既有些骄傲又显得无奈地说:
这些都是我的职责和义务。作为中层领导要带头干活啊,不然在老师中间没有威信,更没人听你的了。而且我评职称算是比较快的了,身边有的老师到50岁都没评上“一级”。(受访者12,中年男性教师S)
行政事务极为琐碎和繁杂,S老师的日常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根本停不下来”,他需要在家中完成备课、批改作业等任务,每天平均工作近12个小时。但即便如此,S老师也不敢多加抱怨,为了回报上级领导的支持信任、向“下”能够服众,他不得不选择“走出家庭”夙夜在公,否则就可能辜负来之不易的信任和肩负的责任。
类似的观点在年长的C老师身上也可以看到。工作三十多年来,C老师出色的教学和问题解决能力使其成为校长的得力助手。他在谈及工作积极性时说:
教学习惯和节奏已经形成了,平时和周末加班加点干工作都是常有的事。现在学校工作特别多,回家也无事可做,不如在这边多干干活。年轻教师也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受访者4,年长男性教师C)
C老师认为教育作为一项“良心活”,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他不仅自己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动员年轻教师加入,行政事务作为他的“心事”几乎让隐性加班伴随其教育生活。
2. 生活式准则:照养与物质需求
(1)照养作为家庭要务
作为学校工作“顶梁柱”的中年教师,通常也是家庭生活的“主心骨”。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言:“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17]CP老师在访谈中说道:
我和我爱人都是老师。我带了3个班,一周将近20节课,还带了一个班的班主任。不夸张地讲,我有时一连好几天都没机会和孩子说句话。(受访者3,中年男性教师CP)
由于加班的长期存在,“养小”成为教师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突出事件,长期的“隔代抚养”使同为教师的夫妻二人产生了明显的“负疚”心理。于是,饱受“拉扯”的中年教师在面对突出的“工作-生活矛盾”时,只能退而求其次地梳理价值序列,并按照事情的紧急程度努力应付教育生活。
同样,在S老师的案例中,孩子的妈妈和奶奶不出意料地成为照顾家庭的最优人选。有研究者认为,冉冉升起的“职场明星”之所以能专心致志献身事业,是因为自己的另一半待在家里无微不至地料理家务[18]。教育既是一项工作,也是生活本身。教师过教育生活时不是单枪匹马,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在这项集体协作中,男人打拼事业、女人照顾家庭的分工共识,使得原本较为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形式出现。
(2)物质需求作为生活支撑
教师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延续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制约着他们的加班行动,劳动的价值序列并非坚牢稳固。身为年级组长的ZT老师说道:
说起来有点惭愧,我的家人是反对我干这个工作的。一是工作太忙,天天加班加点不着家;二是工资低,聚会都不好意思参加;还有就是孩子也经常顾不上管。(受访者25,中年女性教师ZT)
ZT老师虽然经常“加班加点”,但物质回报却不甚理想,在与周围人相比较的过程中总是落于下风。同时,ZT老师“舍小家为大家”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并未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同情。有研究者对我国公立教师的“离职潮”进行分析后发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或许是教师离职的托词,教师的幸福感、崇高感正因为劳动回报有限而有所降低[19]。
教师加班不仅增加了个体的身心负担,而且在无形中也减少了涉足其他领域的可能,为了弥补家庭事务的参与不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确有发生。对此,身为教研组长的H老师这么认为:
在学校不光是忙工作。生活上的事同事之间会商量着来,彼此帮帮忙,其他的我们也指望不上。家里遇到的小事情会挑工作闲的时候抓紧处理,要不然一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了。(受访者5,中年男性教师H)
在工作的间隙,H老师会选择合适时机处理个人私事,被加班所挤压的家庭生活时间需要通过裁剪工作时间予以补偿。总之,教育生活中“公”与“私”的划分并没有那么绝对,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相互穿插衔接,这既为教育劳动的形式所决定,也为教师身体的条件所影响。
3. 资本化身体:年龄与性别
(1)教龄与分工
根据前两部分内容可知,教师加班现象并非“铁板一块”,教师的年龄、性别、心态等身体要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们的加班行动,因此在对“加班”进行总体的社会学分析时,需要兼顾加班主体的身体类型。年长教师LY在谈论相关话题时说:
现在的话,加班不太常见了。因为对教材很熟悉,我基本上都是很快备一下课。另外,很多会议和活动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紧急的,也不对我们有硬性要求。目前课外的活动主要就是带新老师,得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他们还需要锻炼。(受访者8,年长女性教师LY)
LY老师在谈及当前工作状态时显得轻描淡写,困扰诸多教师的工作负担问题在其身上并不突出。在教学方面,LY老师早已轻车熟路,备课、作业批改等所需时间有限,加上行政工作不多,日常会议和活动的组织压力也不再紧迫。年轻教师之所以屡陷“时间困境”,工作的熟练度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权威的双重支持下,年长教师拥有了以自然年龄为表象的“身体资本”。
然而,在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众人皆处“社会加速”的新异化情境中[20],年长教师在加班事项上的频繁缺席不无意外地塑造出“拈轻怕重”的职业形象。对此,WX老师这样认为:
从工作分配上看,我觉得对年轻教师很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年轻人工作量比老教师大得多,但工资收入却少得多,这看起来不太合理。(受访者19,青年女性教师WX)
应该说,尽管老教师的付出并不局限于“可见的”日常事务,但这并不能减少年轻教师的不平衡感,“职称制度改革”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更是成为相关领域的热门话题。在此,年龄或工龄与文化、制度、历史等社会因素交互作用,并由自然身体转向社会身体范畴。
(2)母职与教职
选择加班的主体虽然是拥有行动能力的教师,但社会因素却从始至终地制约着教育劳动的基本形态。随着教育劳动女性化现象愈发突出[21],性别分工成为制约教师“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要因素。所谓性别分工,是指社会成员在男女生理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劳动分工,通常是由社会建构而非自然形成[22]。在论及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的话题时,Z老师说:
我是三年前从XY学校来到TZ的,相对来讲这边的待遇、生源还要差一些。来这个学校也是为了两个孩子上学,以前住的地方太偏,照顾他们不方便,现在有什么情况我都能过去解决。(受访者22,中年女性教师Z)
在此,Z老师的教职身份和母职角色发生激烈碰撞。她原先在一所优质中学任教,但为了孩子们的发展却不惜放弃自身的事业,而原因即在于“父代母职”既不现实、也不合适。在谈到加班的应对问题时,Z老师又说:
孩子爸爸因为工作比较忙很少陪他们,所以一般晚饭过后我就看着他们学习,经常是他们做作业,我在旁边备课、写材料。(受访者22,中年女性教师Z)
为了平衡学校和家庭的不同责任,Z老师主动选择了一边加班工作一边陪伴子女。对此,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将已婚男女每天至少 8小时的职业劳动时间称作“第一轮班”,而将他们下班后用于照料家庭等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称为“第二轮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女性比男性每周大约多工作15个小时,一年比男性几乎多“工作”一个整月,但这种额外劳动却被各种各样的自利性策略予以忽视[23]。由于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当有限,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教师倾向于“向前一步”(Lean in)选择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加班。换言之,职业女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不是因为她们需要金钱或忧虑工作的稳定性,而是因为她们感到职业劳动比家务劳动更加快乐、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24]。
加班的过程考察显示,“工作-生活冲突”是当前中小学教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他们身处的具体情境复杂多变,但在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受制于学校、家庭及个体需求的教师却普遍呈现出类型化特征,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互不干扰、大体相当的“天平模式”难以给出满意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将“身体”作为支架,探讨教师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三角结构及其类型,从学理上为相关教育实践和政策议题提供若干思考路径。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对“行动”概念进行了界定,“‘行动’(action)并不是一些‘行为’(acts)的组合……我们也不能脱离身体来探讨‘行动’,因为身体正是‘行动’与它的周围世界的中介,是行动中的自我的统合体(coherence)”[25]。可以说,虽然行动并非总是由明确的意图或意识所引导,但行动本身始终处于“结构化”或“例行化”状态之下。正是因为社会活动始终具有一种循环往复的特性(即“结构化”或“例行化”),研究者可以对教师个体的工作-生活平衡行动进行归类研究,确立结构与行动相互耦合的“实践意识”。加班的“实践意识”可以从“三角结构”中得到体现。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分别代表工作、生活和身体,根据身体端点到工作端点和生活端点的距离大小,我们可以将“三角平衡”区分为三种类型:三足鼎立型、工作主导型和生活优先型。
1. 三足鼎立型(理想型)
所谓“三足鼎立型”,是指教师的工作、生活和身体处于和谐状态,相互之间的支撑关系和共构关系配合融洽,教育生活呈现出理想而完满的状态。在此理想图景中,教师工作和生活所代表的社会需要,与教师身体所代表的个体追求,实现结构和行动的互补:结构层面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距离维持恒定、共构关系保持固定,行动层面上教师的身体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分身乏术之困(见图2)。达到理想的三角平衡,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条件,这在充斥着大量变数的教育生活中尤为困难,于是,“奋斗型”和“顾家型”作为变种而出现。
图2 “理想型”
2. 工作主导型(奋斗型)
所谓“工作主导型”,是指在工作、生活和身体所构成的三角之中,重心位于工作端。“奋斗型”教师将身体和工作相互绑定,“工作-生活平衡”以牺牲一定的生活质量为代价。这一三角结构需满足相应条件:第一,生活端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而为生活所束缚的教师难以长期坚持“奋斗型”角色。第二,工作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教师可以相对准确地预判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身体端虽然更加靠近工作端,但与生活端的联结又将三角形的面积大大降低(场域、时空被压缩),三者间的联系反而增强。第三,在行动层面上要求教师关注身体限度,以劳动的身体为准绳投入教育生活;在结构层面上则要求教师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共构关系,强化身体对二者的支撑。根据事业、身体和社会条件,青年男性教师、骨干教师、干部教师更倾向于选择“奋斗型”模式(见图3)。
图3 “奋斗型”
3. 生活优先型(顾家型)
“生活优先型”的重心指向生活端,与“工作主导型”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顾家型”教师将身体和生活相互结合,这种模式使得“工作-生活平衡”以降低一定的工作质量为代价。这一三角结构也需满足相应条件:一是工作端既稳定又灵活,教师可以相对轻松地完成学校任务,同时在管理、考核等方面面临较少压力。二是生活端相对固定,教师置身于紧迫且温馨的生活情境:温馨是吸引教师回归生活的外在动力,而紧迫则是教师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内在动力。三是在行动层面上要求教师强化身体协调,以灵活的身体为导向投入教育生活;在结构层面上则要求教师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共构关系,加强身体与生活的支撑关系。在此,女性教师、普通教师、年长教师更常见于选择“顾家型”模式(见图4)。
图4 “顾家型”
1. 研究总结
本研究对中小学教师加班中的事业型要求、生活式准则及资本化身体等维度予以质性分析,直观地展现出教师的教学与行政事务、照养与物质需求以及年龄与性别分工之间的交互作用,划分出教师在加班过程中平衡工作与生活的三种类型。基于身体社会学考察发现,中小学教师加班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不同年龄和身份的教师拥有各自的劳动境况。从工作条件上看,青年教师在教学事务和社会性事务上着紧用力,而中老年教师则受行政事务的缓急所影响。从时间维度上看,教师加班受制于时间性的身体。身体并不以时间为节点,而是以身体为旨归,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受制于结构,而后者依托于行动,身体为“实践的紧迫性”提供了劳动限度。
中小学教师加班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男性教师的劳动时间具有较高的弹性,在面对工作-家庭冲突时,通常不会轻易地陷入“时间饥荒”之中。但对女性教师而言,“加班”则时常意味着选择做“好教师”还是“好母亲”成为身体的不可承受之重。实践中,女性教师近乎独立地承担照养职责等“第二轮班”,使其无形中减少了工作时间和职业投入,不利于女性教师谋求职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小学校呈现出女性专任教师多、男性干部教师多的“怪相”[26]。
2. 实践启示
缓解中小学教师加班过程中的“工作-生活矛盾”,有必要运用政策工具、改善工作条件、激活身体资本。一是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积极提供有助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政策工具箱,切实清理和规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减少检查评比、填表、值勤、“涨粉”等指令性任务和社会性事务,多部门协同遏制教育教学工作的形式主义风气。二是在学校层面进一步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劳动境况。学校治理需要在以教师为本的基础上,统筹各类教师的实际工作量,减少考核项目数量,实施科学合理的工作管理制度和绩效分配制度。规范工作群、家长群等群组管理,明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生活边界,探索实施弹性工作法。三是在行动层面进一步激活中小学教师的身体意识。教师自身需要在提高教育教学素养的基础上,加强身体实践意识和行动内驱力,减少无效内卷及躺平,将工作和生活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建立完善教师支持合作机制,根据身体条件动态调整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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