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园园，余德华，吴蓉妍
（1.丽水学院学生处，浙江丽水 323000；
2.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丽水 323000；
3.丽水学院医学院，浙江丽水 323000）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央视网2020年10月报道，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全球预计有3.5亿人患病。与此同时，各项研究数据均表明抑郁症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青少年群体抑郁症患病率逐年增加。2022 年6 月发布的《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社会亟须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寻求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抓手显得尤为重要。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1905—1997）认为，人们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与其生命意义的缺失密切相关［1］。不仅如此，抑郁症的主要表现及临床诊断标准之一，即为个体的生活无意义感、无价值感。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目的和价值的理解，由追求自由的意志、体现生活态度的生命目的以及创造性工作生活和面对苦难所采取的办法等维度构成［2］。生命意义感是人生的重要体验，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
反之，生命意义感的缺失会引发各种消极行为，如学习拖延、自杀、反社会行为等［3-6］。不仅如此，还有研究发现生命意义作为一种积极的资源可以缓冲创伤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消极影响［7］，促进创伤后的心理成长［8］。基于此，浙江省教育厅多次在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中提到，高校要重视生命意义教育，提高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和人生价值感。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 430 万人，比上年增加247万人。从1999 年起，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计划，高等教育快速驶入大众化阶段，基本解决了“有书读”问题，但高等教育生源质量下降等突出问题也随之出现。近年来，浙江省新生心理普测数据显示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逐年升高，然而很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配比严重不足，且其专业性还有待提高，这将进一步导致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传播不及时、传播手段落后等，甚至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未能及时有效地帮其疏导。有研究发现，部分“00 后”大学生存在漠视生命的现象，他们对生活迷茫，对生命无感，整体生命质量不高［9］。许多学生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不足，缺乏生命动力，同时缺乏基本的危机处理技能［10］。若不加以干涉，长此以往，学生很容易变成“空心人”，沉迷于网络游戏，荒废学业。基于此，研究以丽水学院学生为调查对象，旨在厘清生命意义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帮助学生在“拔节孕穗期”健康成长。
生命意义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因素不可忽视。纵观以往研究，家庭文化资本被认为可能是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一个主要因素。有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11］。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成员通过家庭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相互交流所积累起来的有形及无形的文化资源，包括父母学历、文化商品以及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修养、技能等［12］，其潜移默化地促进抑或阻碍子女的成长。子女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承继父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从而影响其生命意义的形成。因此，家庭文化资本对生命意义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自我接纳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对现实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并最终表现为对自我无条件悦纳的程度，包括了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两个维度［13］。自我接纳是个体自我客观化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其生命意义。首先，根据生物生态学理论，个体的发展受自身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作为外层系统，影响着自我接纳与生命意义的形成。其次，积极青少年理论认为，自我接纳是个体所拥有的积极资源，有利于增强个体发展的社会和心理优势。以往研究证明，高自我评价的个体，其生命意义感也高［14］。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并着重探讨自我接纳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
（一）研究对象
以丽水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3 658 份，剔除无效问卷58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 600 份，有效回收率为98.41%。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18～21 岁。其中：男生1 168 人（占32.4%），女生2 432 人（占67.6%），女生整体较男生多；
学生生源地为省会城市389 人（占10.8%），非省会城市1 128 人（占31.3%），乡镇1 083 人（占30.1%），农村1 000 人（占27.8%），省会城市学生人数较少；
学生家庭结构中完整家庭3 172人（占88.1%），单亲家庭135 人（占3.8%），重组家庭289人（占8.0%），孤儿4人（占0.1%），完整家庭人数占比较高；
家庭经济状况中富裕家庭18 人（占0.5%），较好家庭530 人（占14.7%），一般家庭2 664 人（占74.0%），困难家庭388 人（占10.8%），一般家庭经济条件人数占比较高。
（二）研究工具
1.家庭文化资本量表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刘莹（2022年）使用的家庭文化资本量表，本研究家庭文化资本量表采用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家中藏书量、父母对时事政治的关注程度、父母对文化作品的了解程度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指标。其中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衡量家庭制度文化，家中藏书量衡量家庭客体文化，父母对时事政治的关注程度、父母对文化作品的了解程度衡量家庭具体文化。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量表的结构效度，获得了特征值大于1 的一个公因子，可以解释56.421%的变异，5 个项目的负荷量依次为0.721、0.718、0.753、0.736、0.82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03。
2.生命意义量表
研究采用Steger（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量表（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该量表共10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 点计分。量表包括拥有生命意义感（MLQ-P）和寻求意义感（MLQ-S）两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841。
3.自我接纳量表
研究采用丛中和高文凤（1999）共同编制的自我接纳量表（SAQ），该量表共16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 点计分。量表包括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两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872。
（三）统计方法
问卷整理编码后，采用IBM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少自陈问卷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首先，采用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本研究在问卷收集过程中强调了匿名性和保密性，并设置部分题目为反向计分，以此来控制程序偏差；
其次，使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变量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5 个，且首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4.841%，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家庭文化资本、自我接纳和生命意义的相关分析
对家庭文化资本、自我接纳和生命意义进行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详见表1），结果发现，生命意义与家庭文化资本、自我接纳显著正相关。
表1 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及均值、标准差
（三）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 宏程序PROCESS（3.0）中的模型4运行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通过Bootstrap 法，重复取样设置为5 000次，估计95%置信区间。中介效应结果见表2，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1所示。
图1 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我接纳在家庭文化资本与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0.215 4，0.298 6］，不包括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自我接纳的间接效应量为0.255 6。家庭文化资本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量为0.320 8，其95%置信区间［0.243 0，0.398 6］，不包括0，直接效应显著。结果说明：自我接纳在家庭文化资本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一）态度性价值：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接纳感
大学阶段是学生自我意识发展与自我同一性确立的关键时期，要面临许多重大问题，比如专业知识的广泛学习、社会化的实践教育、人际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和深化。尤其是当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容易产生自卑、抑郁、厌学、悲观等情绪体验，严重的还会影响他们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观照大学生的生命境遇，提升悦纳自我的水平，丰富生命意义教育的内涵和形式：一是依托心理素质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实体课程开展生命意义教育。在这些实体教育课程中增加或渗透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教学内容，结合当下流行的内容要素、技术手段与身边的故事，引导学生对自我价值进行挖掘并产生认同，学会无条件地悦纳自我，构建并理解生命意义。二是通过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自我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认同，并逐渐实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进而构建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三是定期开展团体辅导活动，结合学生成长困惑，选择相应主题，通过体验活动、行为训练或记录书写等形式，启发学生的积极体验，明确自身优点，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最终提升学生生命意义。
（二）经验性价值：创建良好的支持系统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可以预测学生生命意义。同样，胡尚峰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15］。然而家庭文化资本为相对稳定的势态，不易通过干预进行改变，但父母及高校要充分关注家庭文化资本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高能够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家庭文化资源，建立对子女合理的教育期待及高质量的亲子互动，形成良好的家庭文化习惯等。父母要充分意识到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成长的作用，逐步形成良好的家庭文化习惯和合理的家庭文化期待。另一方面，高校可进一步关注家庭文化资本这一要素，首先要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提供常态化的物质或服务帮扶体系、提供情绪性支持，特别关注负性生活事件对学生的影响，引导学生全面认识自己，学会悦纳自己、欣赏自己，从而确定自我存在的重要性和价值感。其次，帮助学生强化同伴关系的支持。张荣伟等对1 087 名大学生进行为期1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16］。因此，高校可以以寝室为单位，进行和谐寝室关系教育，避免寝室出现敌对、疏离的氛围。同时，借助多方资源，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和理解人际交往，纠正学生对人际关系的不合理认知。第三，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高校可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增加家校沟通频率，形成“家校共同育人”体系。
（三）创造性价值：培育大学生的积极品质与社会责任感
从生命意义感的概念源起和实践运用来看，个体积极的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个体幸福感的提高，进而提高生命意义感的获取程度［17］。而积极品质与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离不开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从社会环境来看，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供多样的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学校教育来看，要把学生的日常学习内容融入社会实践，让学生认识真实的社会和中国真正的国情。一方面要避免学生受互联网上良莠不齐信息的影响，形成抱怨现实和不满社会的认知；
另一方面要让学生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探访、社会问题调研、支教义教等活动深入基层、接触社会，掌握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的方法。家庭教育则要立足于修身立德、治家教子、爱国报国、敬业勤业、诚信友善等内容的家风家训的传承，形成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帮助学生客观认知自我，提升生命意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