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高 静，李 理
（1.湘潭大学体育教学部，湖南湘潭 411105；
2.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3. 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体育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增长备受关注。沈克印等人指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增长表明体育产业内部结构、产业规模、体育产品质量等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同时，增加体育用品出口的多元化、差异化、高端化供给，在实现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降低低端出口产品竞争带来的资源损耗，实现体育用品出口的结构优化与优质资源的高端匹配，是推动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关键。
作为体育用品制造业大国，我国体育用品出口数量持续增长。根据国研网的国际贸易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数据，2022 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总额约为205.6 亿元，与2019 年的105.3 亿元出口额相比，体育用品出口年均增速达到近25%。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以运动服装、鞋类、球类、训练健身器材为主，其中训练健身器材出口份额最大，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体育用品出口市场以美日欧发达国家为主，在2003—2022年期间，年均占比达66.4%，对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出口市场稳定缓慢上升，市场的可开拓性逐步增强（图1）。从图2 可以得出，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以东部地区①为主，年均出口比重为89.93%，中部和西部地区年均份额分别是6.47%和3.19%。2022 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份额大的省份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江苏，占全国出口额的85.6%；
2006 年、2013 年和2019年东部五省出口占比分别是82.3%、84.9%和82.6%。②由此可见，我国体育用品存在出口数量增长与产业地域集中并存的局面。
图1 国际出口市场分布 单位：万元（人民币）
图2 出口主体地域分布 单位：万元（人民币）
我国体育用品并未实现出口质量增长与升级。邵继萍等人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依托加工贸易，以劳动力密集型要素投入为主，技术含量低下，为发达国家市场提供代工生产，承接制造环节获得的出口利润较低。［2］另外，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依赖数量增长保持现有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嵌入参与国际分工，导致本国企业自主创新与独立研发陷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陷阱。［3-4］此外，我国沿海地带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对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进行仿造，假冒伪劣产品较多，缺乏权威的自主品牌，这些都使我国体育用品生产与出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出口高质量发展之路荆棘坎坷、任重道远。［5］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在数字体育分论坛首次强调数字体育是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新动力，数字体育发展总体思路应把握时代新机遇，推动数字与体育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高协同性和高溢出性可以使要素匹配更有效率、更加精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体育用品出口实现持续的规模增长与质量增长。
本文研究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数字经济、互联网与大数据，加快数字知识与技术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体育产业链条延伸，开拓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业，突破体育用品低质量出口增长的瓶颈，实现其“质”与“量”同时提升。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集聚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凭借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深度嵌入，既能够享受到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辐射，又能对接国外体育用品的进口需求。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享受的技术辐射效应较小，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要素没有实现合理匹配。积极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省份缩小技术差距，通过提高贸易透明度、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对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出口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在不确定贸易环境下减少发达国家出口市场坍塌的风险，保证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安全增长。
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三支。第一支是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沈克印、潘玮等人认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指体育产业内部结构、产业规模、体育产品质量、投入与产出效率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6］王珺等人进一步指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体系包括产业核心体系、现代市场体系、战略规划体系、区域协调体系、创新驱动体系与技术要素体系等。［7］上述研究仅从理论层面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探讨，并未对高质量发展指标进行量化研究。第二支是围绕数字经济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开展研究。首先，宏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资源配置、技术创新、信息扩散、知识溢出、便利融资和监督约束等方面推动体育产业经济结构与市场体系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促进体育全要素市场运行效率与体育产业人力资本提升。［8-9］其次，中观和微观层面，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体育产业组织变革，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长尾效应；
［10］通过形成平台经济效应以降低产业成本和提升产业效率；
［11-12］推动营销点直达顾客本身（即“C”端），使企业更合理地配置体育资源，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络点”。［13-14］再次，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体育服务业拉动体育用品的需求与生产的提升。［15］数字经济网络共享为体育赛事的转播、体育健身培训与体育博彩业提供了更广泛的平台，提升体育赛事对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体育竞赛业的明星代言往往能够带动某个体育产品如鞋类、服装等的流行。第三支主要是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有：加速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尽快形成体育产业全领域的数字链条和建立专项数字化发展基金；
［16］完善信息安全机制构建，加强产业跨国合作；
［14］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管理，修订完善行业竞争规则，推进数据整合和开放共享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发展。［17-19］
当前文献主要从理论机制对两者关系开展研究，鲜少有文献对两者关系进行量化检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均为中国的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文有可能的边际创新有：利用中国2003—2020年30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的数据缺失，故剔除）体育用品出口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这是当前学术界尚未涉及的。首先，利用熵值法从省域层面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同时测度了30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质量。其次，将出口高质量增长指标量化成出口数量增长与出口质量增长，分别对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出口数量、出口质量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将样本分成东、中、西部和“一带一路”省份样本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组，分样本检验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最后，依次从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即本地市场效应、出口规模效应及对外直接投资效应，检验数字经济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利用数字经济平台，通过数字体育赋能，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的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数字经济下本地市场效应与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
本地市场效应是指某区域对规模收益递增产品的需求增加，其产出也会增加。当本地市场消费者需求越大时，该国越有可能成为净出口国。互联网带来的技术、知识与数据共享加快了国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匹配，促进市场一体化并减少市场分割，有利于体育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推动本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本地消费者需求，提高了本地市场容量，有利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聚、生产与出口。［20］数字经济催生体育博彩业、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虚拟赛事等体育虚拟产品，促进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结合，开拓新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网络市场空间，衍生本地消费者对体育用品的派生需求，进一步扩大本地市场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从而带动体育用品的出口增长。
（二）数字经济下出口规模效应与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整体出口规模的扩大推动体育用品出口数量增长。数字经济降低了体育用品生产要素流通的运输成本与信息成本，减少了贸易的搜寻成本、追踪成本与验证成本。［12，21］数字经济推动电子商务与跨境电商的发展，简化传统贸易的海关报关烦琐程序，降低贸易双方的搜寻成本与信息不对称性，加快销售环节的信息化和畅通化，提高了企业市场交易效率。［22］例如，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加快了体育用品（如乒乓球球拍、运动服装）的网络售卖，促进了体育用品的生产。其次，出口规模效应促使出口商利用数字经济提高体育用品的科技含量，尤其是满足发达国家市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需求。［23］例如，2022 年东莞体育用品企业海外出口订单增长60%，包括专业比赛用跑鞋、专业比赛用自行车骑行鞋及专业防水登山鞋。东莞海关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引导企业通过中欧班列、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多渠道“走出国门”。
通过这些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出口结合的举措，将很大限度加大体育用品出口的高质量增长。首先，智能数字模式包括传感器、5G、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积极应用于体育运动品牌的研发与生产，有利于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技术含量与质量水平。其次，大数据下的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共享促使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跳出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抑制陷阱，有利于从低端代工环节攀上全球价值链高端，促进利润投入研发与创新，实现研发、生产与销售的良性循环，完成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升级与高质量增长。［24］数字经济能够推动体育产业生产要素低成本的空间流动与溢出，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共享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的研发与技术，缩小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事实上，尽管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占据绝大份额，但仍表现出向中西部扩散趋势，特别是新疆、广西一带体育用品出口发展迅速。另外，数字经济催生了“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贸易便利化推动我国向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出口市场的转移，从而规避全球价值链断裂风险，保持体育用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三）数字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效应与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
大数据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提升投资的便利性，增加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投资便利性提高了体育企业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收益，有利于研发活动的深入与新产品的开发，建立体育产业发展的创新体系与技术研发体系，提升体育用品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另外，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匹配，从全球视角开展研发、采购、生产与销售的战略规划。例如，数字体育集团星竞威武以股权置换的方式完成了对瑞典知名电子竞技俱乐部Ninjas in Pyjamas 的跨国并购，全面拓展海外业务，成为覆盖中国、欧洲、南美市场的全球性综合数字体育集团。另外，在数字经济推动下，安踏集团于2015 年完成了对英国户外于东品牌Sprandi 的收购，2020 年安踏所收购的FILA 品牌收入首次超过安踏主品牌销售业务。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国内要素和国外要素的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推动出口质量与出口结构升级，加快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
数字经济影响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路径如图三所示：
（一）指标的测算
1.数字经济指标构建（digit）。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四化”，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国家统计局指出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范围。本文借鉴赵涛等人的方法，［25］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本文采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测算数字基础设施。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收入测算数字产业化，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即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来定义产业数字化。接下来，用0—1临界值法将m（m= 30）个样本j（j= 5）个指标转为无量纲数值实现数据标准化的归一处理。统一扩大量纲对标准化后的j按（0，7）来赋值。进一步计算第i个省份第j个指标的比重根据公式测算出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令K=1 ln(m)，则第j个指标的权重是利用熵值法给各个指标赋权，通过各指标的变异程度计算权重，获得每一个维度的值，再对三个维度均等赋予权重获得数字经济指标以digit表示，代表中国省域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均为正向指标，分值越大意味着数字化程度越高。
接下来采用另一种数字经济测算方法digit2作为替代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体现数字经济规模，不对i省j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熵值法赋权获得三个维度。为了统一量纲，将量纲较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取对数，并按照三个维度均等赋权获得数字经济digit2。
2.体育用品出口质量测算（lexpy）。本文出口数据来自国研网的国际贸易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本文将体育用品分成运动服装、运动鞋类以及体育器械三大类，分别是海关8 位码61121100（棉质针织或钩编的运动服）、61121200（合成纤维针织或钩编运动服）、61121900（其他纺织材料针织或钩编的运动服）、62111100（男式游泳服）、62111200（女式游泳服）、64011000 和64019200（运动防水靴）、95061100（滑雪屐）、95062900（滑水板等水上运动器械）、95063100（高尔夫球棍）、95065900（羽毛球拍）、95062100（帆板等）。根据Ricardo Hausmann 和于津平的方法，［26-27］按照公式来测算j省t年的体育用品的出口质量。其中，EXPYjt用以表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质量。xjnt指的是j省t年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额，Xjt表示j省t年所有产品总出口额，j=1,…,30，Yjt表示j省t年的人均收入，以2006 年为基期平减得到。通过测算发现，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质量最高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在东部。以2019 年为例，福建的体育用品质量遥遥领先，其后是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江西。接下来，我们将2003—2020 年研究阶段年均出口质量和总量进行省份间的横向对比（表1）。我们发现，在研究阶段内福建省出口质量年均最高，其出口总量年均排名为第3 位。总体来说，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呈现出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如福建、浙江、广东和上海出口质量年均排名依次为第1、3、4、5 位，出口总量年均排名依次为第3、2、1、5 位。一些省份出口质量和数量耦合发展出现偏差，如黑龙江和江苏。江苏体育用品出口数量年均排名第4 位，出口质量年均第11 位。黑龙江出口数量年均排名第7 位，出口质量年均第2 位。中部地区的江西省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数量排名均在前十位，西部地区的新疆出口总量排名第9，出口质量排名第6。总体来说，我国各省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呈现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相关性高达0.88。
表1 2003—2020 年研究阶段省份年均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对比
3.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tech）。本文采用文雁兵的方法，［28］用全要素生产来表示偏向性技术进步。以C-D 生产函数为基础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由公式表示。其中，Yjt表示j省t年的工业总产值，Ljt表示j省年末就业人员数。Kjt代表j省t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基于永续盘存法按照公式Kjt=Kjt-1(1-δ) +Ijt来计算，Ijt为j省t年名义投资，δ为经济折旧率。初始资本存量用2003 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获得，经济折旧率取9.6%。Ajt为j省t年全要素生产率。残差项包含全要素生产率Ajt的对数形式信息，回归后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就业和工业总产值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2006 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利用软件Deap 2.1 测算得出。由于我国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因此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的程度。
4.其他指标测算。（1）市场规模（gdpsc），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总值占全国GDP 总值的比重表示，用以表示本地市场规模与需求。本地市场规模会促进国内生产规模，提高出口的可能性。（2）对外直接投资（lofdi），表示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体现了本地企业对贸易往来国的投资贡献程度以及两地间贸易与投资的引力强度。（3）市场开放度（open），用出口总额（所有产品）占GDP 比重来表示。市场开放度是一个地区外循环程度的重要体现，一般来说，市场开放度越高意味着市场制度越完善，外循环程度越深，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越大。（4）科研投入（rd），用研发经费占GDP 的比重得到。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的构建
由于熵值法下的数字经济指标只能测算到2020年，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2003—2020年研究年限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计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其中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jt）和出口数量（lexpotjt）表示，数字经济（digitjt）为核心解释变量，Xj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国内市场规模（gdpsc）、对外直接投资（lofdi）、市场开放度（open）、科研投入（rd）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tech）（表2），φ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j代表截面固定效应，εjt为干扰项。
（一）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增长。通过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关系的散点图（图4），发现数字经济与两者均保持同方向增长。从散点图能够初步判断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推动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数量的显著增长。
与我们的预期相符，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数量。数字经济（digit）每增长1%，我国向全世界出口体育用品数量（lexpot）提高0.227%［表3 第（6）列］。数字化发展通过电子商务、数字网络平台降低贸易双方的沟通成本和政府海关的烦琐程序。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的发展融入了更多的高科技与创新要素，降低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的运输成本，大大提高体育用品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效率。尽管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市场2/3 集中在美日欧发达国家，但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美日欧市场数量增长没有促进关系，却显著促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数量。例如数字经济（digit）每增长1%，我国向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的出口数量（lexpot）显著提高0.282%［表3 第（8）列］。我国体育用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发达国家开展贸易的渠道与网络已经十分畅通与完备，贸易与投资便利程度高。长期以来，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往来并不多，体育产业投资体系并不完善。“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互联网贸易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的兴起，会加速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从事体育用品的贸易往来。另外，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降低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互通的运输和信息成本，提高双方贸易与投资便利性。
表3 数字经济（digit）对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基准回归
数字经济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我国企业长期为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做代工，研发、品牌和售后等高端环节被国外企业控制，国内企业赚取低端制造环节的加工费用，自主研发受到限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陷入技术的“抑制陷阱”。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与高端技术共享，促进先进技术在全国的扩散与升级，加快出口企业对国外消费者需求偏好的了解和对产品的准确定位。同时数字技术扩散促进企业的技术吸收，扩大体育产品品种的差异性与多元性，提高体育用品的出口种类、性能与质量。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化（digit）每提高1%，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显著提高0.191%［表3 第（2）列］。接下来，我们将核心变量digit用digit2进行替代，开展稳健性检验［表3 第（3）列和第（4）列］。我们发现，替代了核心解释变量以后，数字经济（digit2）依然能够显著提升出口质量（lexpy），表明模型是稳健的。
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如下：市场规模（gdpsc）与出口质量和出口质量均显著正相关。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越旺盛。研发投入（rd）强度增加能够显著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和出口数量（lexpot）［表3 第（2）列和第（6）列］。但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tech）则显著降低了体育用品的出口质量和数量。因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偏向于劳动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有限，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仍然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技能劳动力增加而不是资本增加会更有利于现阶段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另外，市场开放度（open）提升能够显著正向提高体育用品的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
（二）区域异质性检验
将样本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一带一路”省份，依次对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进行检验。尽管数字经济促进了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数量增长，但并没有显著推动东部地区出口的高质量增长。我国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长期以来凭借政策、地域、资金和产业集聚优势实现数量和质量增长。东部省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承接了全球体育用品生产的制造环节，通过原材料进口或者“三来一补”的方式进行加工再出口，外循环对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质量的带动效应更显著。就中西部地区而言，来自全球价值链的资本、研发和技术的辐射效应较低，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外溢获得质量提升的空间较小。而大数据、数字技术的共享性和流通性推动了国内市场一体化，以较低的运输成本和搜索成本拓宽了高端技术获取渠道。传统的生产要素扩展到数字要素，由此中西部地区能够比以往更快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质量升级。如数字经济（digit）每提高1%，中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数量（lexpot）增长显著提高1.130%［表4 第（6）列］，西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和数量（lexpot）显著上升0.399%和0.576%［表4 第（3）列和第（7）列］。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对“一带一路”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数量提升幅度是最大的。数字经济（digit）每提高1%，“一带一路”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出口质量和数量分别显著提高0.396%和0.381%［表4 第（4）列和第（8）列］。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的高质量增长，尤其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增长。
表4 区域异质性检验
（三）内生性检验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检验“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倍差分法（DID）进行内生性检验。选择“一带一路”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为实验组，即du=1，其他省份为对照组，即du=0。设定政策实行点为2013 年，2013 年以及往后年份均设定为1，2013 年以前的年份设定为0。du×dt的系数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和非“一带一路”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政策效应差别，同时也甄别了2013 年政策实施前本来就存在的差别。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du×dt）显著提高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高质量出口。“一带一路”倡议后，体育用品出口数量（lexpot）显著提高了0.326%，［表5 第（1）列］出口质量（lexpy）显著提升了0.502%［表5 第（5）列］。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只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增长。如“一带一路”倡议（du×dt）下，西部地区出口数量和质量分别显著提升了1.171%和0.783%［表5 第（4）列和第（8）列］，新疆和广西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新疆，其出口质量2019 年全国排名第九位。通过双重倍差分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数字经济（digit）每提高1%，体育用品出口数量（lexpot）和出口质量（lexpy）分别显著增长0.475%和0.190%［表5 第（1）列和第（5）列］，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与之前研究保持一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的正向推动效应也更大。
表5 DID 内生性检验
（四）数字经济推动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升级的机制检验
由于出口质量升级是实现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增长的关键，碍于篇幅的限制，接下来在研究影响机制时，只分析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质量提升的促进机制。本文从本地市场效应（lgdp）、出口总额（lEXPO）和对外直接投资（lofdi）三个方面来分析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质量提升的机制。本地市场效应由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总值总量取对数（lgdp）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本地区经济容量和本地消费者的需求水平。出口总额（lEXPO）是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所有产品出口总额取对数后表示。对外直接投资（lofdi）和出口总额（lEXPO）这两个因素都体现了每个地区与国外市场的紧密联系程度，是企业参与外循环程度的体现。
我们发现，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显著提高经济总量（lgdp），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从而提升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越大，企业越有动力提供高质量和高数量的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出口扩大。由实证结果可知，地区生产总值（lgdp）增长显著提高了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地区生产总值和数字经济的合力（digit×lgdp）每提高1%，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即显著提高0.030%［表6 第（3）列］。
表6 调节效应分析（1）
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海外投资活动，已成为决定国际资本流向的重要区位因素。数字化经营的网络销售平台、互联网与高科技相互融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大规模。海外并购成为体育用品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主要行为，投资范围包括俱乐部、赛事IP、赛事转播权、企业、球员等多种体育资源，投资项目主要涉及足球和篮球。另外，我国体育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及时了解国际国内生产销售动态，促使安踏、李宁等本土体育企业积极实施国际战略部署，并对海外投资、全渠道营销等做出决策，实现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跨产业融合经营。鼓励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走出去投资，衔接国内的资金、技术与国外的生产要素，实现国内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投资回报率，从而加快生产与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体育用品出口供给质量，从供给侧方面实现体育用品质量升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两者的交互作用项（digit×lofdi）每提高1%，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上升0.011%［表7 第（3）列］。
表7 调节效应分析（2）
数字技术升级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信息远距离、实时传输，提高资源匹配效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匹配效率在数字经济赋能下迅速提升，不同区域的生产者能够快速并准确获取消费者的需求，按市场供求规律高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并提供优质的体育产品。由实证结果可知，数字经济每提高1%，体育用品的出口总额（lEXPO）显著增加0.162%［表7 第（4）列］。数字经济和出口总额的交互作用项（digit×lEXPO）每提高1%，体育用品出口质量（lexpy）显著增长0.008%［表7 第（6）列］。数字经济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构建，也为开拓海外市场的运输和销售提供极大的便利性。跨境电子商务促进体育用品出口数量增加，数字信息共享下投资便利化程度提高，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体育用品出口数量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因此，利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是提高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质量的桥梁和纽带。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数字化发展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而体育产业作为一种新型朝阳产业，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何利用数字经济这种新的生产要素赋能，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增长是一个具有挑战的、意义重大的课题。
数字经济促使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在内的完整体系。数字经济紧密与互联网结合，不仅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也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提供数字化通道，全方位带动体育用品生产与出口的高质量增长。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降低了研发、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成本、信息传递成本与生产交易成本。生产者能够准确触摸、定位消费者的偏好与需求，实现生产与消费的高效衔接，促进体育用品出口的高质量供给。另外，数字化下的跨境电商平台直接推动体育用品出口数量的增长。电商平台真实反映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驱使生产者和销售者提供相匹配产品，促进管理者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为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量大质低”的困境提供一种可解决方案，是实现出口高质量增长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赋能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效应并不显著，赋能中西部地区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增长的效应更大。长期以来，东部地区利用外循环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天独厚的生产与投资环境推动东部体育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扩大生产与出口的规模化，实现体育用品出口的高质量增长。在此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和资本，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资金和技术的反向输送渠道遭遇堵塞，由东至西的经济辐射并不明显。在数字经济浪潮下，信息技术和数字要素的共享与传递性降低中西部地区的运输、沟通、搜索、验证成本，提高国内和国际市场信息对称的透明度，打通国内国际市场资本、技术、技能劳动力传输、溢出与匹配的堵点。因此，数字化平台成为促进中西部地区以低成本吸收资本、技术、技能劳动力、高科技信息等稀缺生产要素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显著提升我国向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出口的高质量增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渠道与网络已经非常畅通，贸易与投资便利性程度高，但与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往来并不多，体育产业投资体系并不完善。数字化平台下技术和知识共享提升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的便利性与透明度，加上“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的支持，将极大地开拓与发展中国家体育用品的贸易往来。
当前经济形势下，应当加强培养我国体育产业的高科技人才和数字型人才，加快我国体育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打造数字化研发、生产和销售平台，完善体育产业数字化的行业标准。利用数字化平台拓宽体育制造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信息类产业与体育产业的合作；
利用国内国外“双循环”，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并开展体育项目的合作。延伸体育产业链条、拓展体育消费边界，加快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以及体育产业内部业态间的渗透交融、协同创新，延伸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网络和数字经济延伸体育产业链条、促进体育制造业与体育服务业融合，加快体育产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推动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利用数字经济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增长，实现由“量”到“质”的跨越。国家应加大对数字体育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鼓励数字企业与体育机构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行业咨询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注释：
①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台湾、香港和澳门。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由于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的数据缺失，故剔除这些样本。
②文中数据均根据国研网国际贸易研究与决策支持自系统数据统计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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