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雁，魏 星，谭成慧
1.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南京 211100）;2.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中国北京 100872）
近年来，我国大、中学生校园暴力事件检出率分别为40%和50%，且48%和70%的犯罪青少年分别在9岁和13岁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攻击行为多的青少年更易发生犯罪行为，成年后犯罪率亦更高［1］。攻击行为是指任何形式的违背他人意愿、给他人带来痛苦的伤害行为，其强度、频率、严重性及持续时间都超过了他人能够承受的范围［2］。随着在校园中的扩展，攻击行为已成为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校园欺凌还是暴力犯罪，攻击行为一旦发生都会对被攻击者的身体或心理造成伤害。学校是对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教育和干预的主要阵地，要提高预防攻击行为教育的有效性，探讨攻击行为的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早期的社会信息加工（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模型主要从认知加工的角度解释攻击行为的产生：攻击行为包含了编码信息、解释信息、确定目标、选择反应、评价反应和执行最优反应6个认知加工阶段［2］，并认为面临相同的情境信息时，个体对刺激的加工和解释方式是决定其行为的关键因素。
情绪在攻击行为产生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能影响认知加工模式。有研究者［3］将情绪因素整合到了原有的认知模型中，认为认知加工的每一步都会受到情绪（即特质或状态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的影响。情绪加工主要通过减少认知加工需求来促进适应性目标指向行为的产生［4］。例如：在面对人身威胁时（如购物时发生持枪抢劫），个体的情绪反应（如恐惧）会促使其避开威胁（如离开现场）；
情绪加工使得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避开威胁情境），而降低或忽视其他的情境需求（完成购物）。然而，当情境引发的情绪过于强烈或难以调节时，则可能会对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得个体做出反社会的行为反应。基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近年来许多研究探讨了情绪在攻击行为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已有研究［5］通过问卷调查证实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不仅能直接影响攻击行为，还能通过影响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作用于攻击行为，这对于攻击行为产生机制的探讨和教育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总结情绪对攻击行为产生各个认知阶段的影响，阐释情绪与认知加工在攻击行为产生过程中的可能关系，并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能促使人们对攻击行为有进一步了解，以更加科学的方法减少和预防攻击行为的产生，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发展。
个体当前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其对情境信息的注意，使得那些与自身情绪一致的情境信息更容易被编码和回忆［3］。研究发现，负性情绪较高且情绪唤醒更容易的个体在社交互动中更有可能导致执行功能受损，即影响其工作记忆、注意控制和抑制，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应对冲突社交情境［6］，表现出适应不良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式，更有可能会做出攻击性的行为反应［7］。这说明那些处于负性情绪下的高唤醒个体，其执行功能会受到一定的情绪影响，使得其更有可能选择注意那些与自身情绪相符的情境信息。研究发现，那些更易产生愤怒情绪的个体，其对攻击性信息也更加关注，表现出更多的攻击倾向［8］；
同时个体产生的负面情绪如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排解，就很容易导致个体陷入愤怒沉浸（anger rumination），即不断思考和回忆愤怒情绪和体验的一种认知过程，能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的产生［9-10］。研究［11］发现，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能显著负向预测愤怒沉浸，那些能够采取有效策略对消极情绪进行调节的个体更少陷入愤怒沉浸；
而消极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个体则更容易沉浸于愤怒情绪中，不断思考和回忆负性事件。这说明情绪调节能力不仅会影响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对负面信息和威胁线索更加敏感和警觉［12-13］，还会增加其对负面线索的回忆和沉浸，使其更积极寻求冲突和敌对情境，更容易注意和感觉到任务中掩盖的愤怒表情［14］，影响行为反应过程中的信息编码阶段。
情绪对信息解释阶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敌意归因偏向（hostile attribution bias）的研究上。敌意归因偏向是指倾向于将模棱两可的情境或模糊刺激知觉或理解为威胁性的，将他人的意图归因为敌意性意图的特质［15］。敌意归因偏向反映了信息解释过程中的偏颇，已被证实是引发个体攻击行为的重要认知变量［16］。研究［17-19］发现，情绪化、情绪理解、认知能力低下以及情绪困扰都会增加个体的敌意归因偏向。无论是模棱两可的现实社交情境还是网络情境，愤怒和悲伤情绪都会增加个体的敌意归因偏向，将模糊的情境信息解释为敌意的。当情绪困扰水平较高时，敌意归因偏向更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关系型攻击［20］。除此之外，情绪表达和调节能力的欠缺也会影响敌意归因，并决定了后续的行为反应。适应性的情绪调节与敌意归因偏向、自身愤怒情绪以及攻击反应均呈负相关［21］；
那些面对负面情绪时无法有效调节自身情绪、消极紧迫感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将他人意图解释为敌意的，并表现出更多的冲动行为反应［22］。另有研究［23］发现，敌意归因偏向在情绪表达欠缺与主动型攻击之间起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情绪表达能力欠缺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敌意归因偏向，进而引发更多的主动型攻击。这说明，情绪对信息解释阶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体验到的愤怒或悲伤等消极情绪和情绪困扰，以及情绪表达和调节能力的欠缺，增加了个体的敌意归因偏向，进一步决定了个体的攻击行为反应。
个体体验到的情绪强度以及情绪调节能力的大小会影响其选择的目标类型。当感知到的情绪或对他人情绪的反应过于强烈时，更有可能选择回避或敌对的目标以降低情绪唤起和情绪困扰。HARPER等［24］研究发现，诱发儿童回忆并唤起不同的情绪能影响其后续的目标偏好：唤起了愤怒情绪的儿童更加关注工具型目标而非社会关系型目标，即相比于维系人际关系，更多地以他人或其物品为目的，对不确定的挑衅情境抱有更消极的结果预期。社会认同度较低、攻击性倾向较强的儿童也更容易受到情绪诱导的影响，确立不适合的目标和反应并影响随后的认知加工步骤。此外，对青少年的研究［25］也发现，高攻击倾向的男孩在挑衅情境中会感知到更多的愤怒情绪并不计后果地针对目标采取报复。这些高攻击性的个体在解释其目标选择时，往往会从情绪情感上进行考虑，即想让他人也和自己一样感觉到糟糕的情绪。研究［26］发现，个体在遭到排斥或拒绝后，会通过报复来修复其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报复带来的愉快体验能使情绪回归稳定状态的欲望得以实现，进而驱使个体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消极情绪难以消解或较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个体在确立目标时可能产生偏向，对结果的考虑也有失周全，会不计后果地选择攻击性目的或直接实施报复。
情绪对反应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选择反应、评价反应以及执行最优反应阶段。经历强烈情绪的个体可能表现得更加不知所措，并且过于自我中心化，这使得其无法产生多种多样的反应，更无法从多角度评估这些反应，进而导致执行决策出现偏差。研究发现，相比于快乐和中性情绪，诱发愤怒情绪的儿童会对负面敌对的反应给予更积极的评价，并呈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24］；
而面对挑衅情境时，愤怒情绪下的男孩更具备攻击性，并认为报复反应是一种道德准则［25］。可见，不同的情绪体验会影响个体采取行动前对多种反应的评价和选择，最终导致攻击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对攻击报复反应的认可和接受。另有研究［27］发现，情绪调节与攻击性反应抑制控制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对于低抑制控制个体，高情绪调节能力会降低其攻击反应的倾向。除了自身感知到的消极情绪，他人的情绪表现也会影响个体的反应决策。LEMERISE等［28］考察了挑衅者的不同情绪表现对儿童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愤怒情绪的挑衅者，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敌对反应；
而对于悲伤情绪的挑衅者，儿童则表现得更加友好；
当进一步要求儿童判断挑衅者具体的情绪类型时，其对快乐和悲伤挑衅者的敌意降低，而对愤怒挑衅者的敌意却并没有降低；
相反，不要求进行判断时，那些受到挑衅和拒绝的儿童的反应就没那么友好了。这说明，无论是自身情绪还是他人表现出的情绪，都有可能影响个体在社交情境下的反应，以及对这些反应的认知和评价。
综上，情绪在攻击行为的产生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并与认知加工过程存在联系。首先，不同类型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人们在社交场合中注意到什么，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回忆起与自身情绪一致性的信息，同时也有可能影响人们对情境的解读方式。其次，强烈的情绪体验或不当的情绪调节方式限制了个体对多种反应的选择和评价，使得目标确立和反应决策发生偏差。本文通过总结已有研究表明，情绪体验、情绪理解、情绪识别和情绪调节在认知加工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与攻击性反应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而，这些情绪相关的影响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虽然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其相互作用效应，但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能力很可能在认知加工的不同阶段产生联合效应［29］，情绪体验可能在早期阶段更为突出，而情绪调节能力则在后期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也可能作为调节变量，影响认知处理过程中的偏颇和准确性［30］。基于已有研究，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的攻击行为，考察不同情绪体验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将情绪细化而非以整体的形式进行考察，如果广义上的负面情绪与敌意归因偏向有关，那么对不同情绪体验的解释可能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例如：悲伤和愤怒可能分别促进内化和外化反应；
愤怒和尴尬情绪也可能激发不同类型的攻击性反应。对积极情绪的考察可能有助于解释主动和被动型攻击形式中情绪与认知过程的相互作用［31］，因为相比于被动型攻击，选择主动型攻击的个体往往是由积极情绪激发的，以为攻击是愉快和有趣的。目前虽已有研究涉及不同情绪的考察，但仍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而这对于理解情绪体验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扩大样本群体并开展纵向研究的必要性。总结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以一般人群和儿童为对象的横断面调查研究，缺乏对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以及对正常儿童的纵向跟踪研究。情绪和认知加工方面的缺陷或许能为解释其行为的特异性提供更多线索。此外，目前研究尚无法阐明随着年龄增长，社会信息加工过程是何时发生扭曲的，而情绪在不同年龄阶段对认知加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32］，有进行纵向研究的必要性，据此能够修正和补充现有的理论模型，使之分别适用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总的来说，探讨情绪与认知加工对于攻击行为产生的作用、理解攻击行为产生过程中发生的扭曲和作用机制是发展相应理论和开展教育预防和临床治疗的前提。对于攻击行为的教育预防和干预不仅重视对攻击冲动的控制，还要求个体能够表现得更加亲社会，进而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结合已有研究，未来的教育和干预不仅要改变个体的认知扭曲，更需要学习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即要求其能准确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反应，并根据情境需求对其进行调节。在教育方面，鼓励与教育儿童青少年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调节自身情绪，从而避免攻击行为的产生。例如，在面对负面事件时，使用认知重评等策略积极调节自身负面情绪［33］。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丰富，相信会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不同社会群体减少可以避免的威胁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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