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提 要 女书习俗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代表性项目知识是女书和土话，传承核心技艺是与女书非遗相关的语言能力。为解决女书习俗失真、失传的问题，提升女书非遗传承人的语言能力，需要构建科学、系统、具体、可行的语言能力标准。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可从女书标准语言知识、女书社会语言能力、女书职业语言能力、女书艺术语言能力4 个维度构建基本框架，等级可以按非遗“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层级划分，借鉴以《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标准为代表的“能做”模式，对每个等级进行总体和具体描述。构建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对缓解以女书习俗为代表的语言类非遗的传承危机有普适意义，将为评估、培养语言类非遗传承人提供标准参照，有利于提高语言类非遗传承人的实践水平和传承能力，也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向非遗领域延伸的有益探索。
2006 年，女书习俗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它记录方言，是中国唯一成系统的方言文字。本文的“语言类非遗”，指代表性知识或知识载体是语言或文字的非遗项目，女书习俗是典型的语言类非遗，以下称“女书非遗”。
女书非遗目前面临两个重大传承危机。（1）失传。主要体现为女书非遗传承人数量急剧下降、年龄断层严重；
截至目前，官方女书非遗传承人6 人，50 岁以下的仅1 人。社会环境改变导致女书功能萎缩、传承困难，使用人口骤减。女书原生态历史结束，土话和地域文化迅速衰亡，传统家庭式、私塾式、歌堂式、祭祀式等传承方式难以为继，这使得女书非遗传承失去有效依托。（2）失真。主要表现在女书技艺上。不管是官方女书非遗传承人，还是普通女书爱好者，大家所写的女书各有差异，对同一篇作品或同一个字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随着商业因素介入，女书领域鱼龙混杂，出现“假字、假本、假村、假学说”等不良现象。这种局面跟女书传承标准的缺失不无关系。过去女书依赖口耳相传，技艺标准和能力是在反复而漫长的实践中习得的。如今，女书非遗传承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特别是与女书相关的语言能力，无法再以传统模式获得。女书传承标准的缺失，不仅是失真的根源，也导致女书非遗传承人习得女书的时间、精力成本大大提高，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加剧失传等。
因此，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建立一种新的传承模式。本研究尝试通过构建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的办法，应对女书非遗传承失传、失真的危机。
（一）语言能力是女书非遗传承的核心技艺
参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可知，女书非遗在3 套非遗分类系统中都不以单一形态呈现（见表1），其主要形态可分为8 类。（1）女书文字，根据赵丽明（2007），它是一种音节字符表音文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汉语地区唯一成系统的方言文字。每个女书字符代表江永土话一组同音字或音近字，如“ ”字符表示土话里的“二、入、日”等字。（2）女书文献、女歌中记录的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江永土话，包含土话谚语、谜语、故事、童谣、传说等。（3）女书文字的使用文化，女书的使用者、使用场合、功能、传承方式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女书作品中的语言，与口语土话相比，在性别特征和语域特征上具有鲜明的变异性。女书作品多涉及婚姻及家庭生活、老同①老同：同年出生的结拜姊妹。在女书流传的地区，妇女结老同，不受年龄限制，只需志同道合。结交、情感诉说、劝慰训导等女性话题，用词性别特征明显。女书多在婚嫁仪式、女红制作、女性节日、女神祭祀等特定场合使用，语言上有独特的语域性，篇幅、主题遵循一定的模式，用词造句书面语色彩浓厚。（4）女书文献、女歌中反映的本土知识，诸如江永历史、地理、物质、观念等方面的知识。（5）女书文献反映的地方文学，包括书面文学、口头文学，如女歌，女书写的贺词、传记、书信、祭文、故事等。这些作品虽取材于口语，但需要符合特定的体裁、篇幅、创作规则，如女歌一般七言一句，运用比兴、顶针、对仗、借代、回环等手法，具有浓郁的文学性。（6）以女书为载体的表演艺术，如唱女歌、写女书书法。（7）有女书元素的传统手工艺，如女书编织、刺绣。（8）与女书或女书非遗传承人有关的仪式、节庆等民俗，如坐歌堂、过斗牛节。
表1 女书的非遗表现形态
女书非遗的不同形态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交集（见图1）。如“三朝书”用女书文字写就，可用土话唱念，是特定女书文学样式，而互赠“三朝书”是江永传统婚俗的一个环节。
图1 女书表现形态关系示意图
在女书非遗的众多表现形态中，最核心的就是女书文字及其记录的江永土话，其他形态或是由两者衍生的习俗、艺术、手工艺，或是以它们为载体的知识、文学。因此，女书文字及江永土话是女书代表性项目知识，与女书相关的语言能力是女书非遗传承的核心技艺。
（二）解决女书非遗失传、失真问题的现实需求
目前，对女书非遗传承人的要求主要见于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2006 年制定的《“女书传人”评选管理办法（试行）》和江永县人民政府2004 年制定的《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2004—2020）》。现行文件相关标准存在以下问题：篇幅较短，描述相对含混；
在女书传承核心技艺——语言能力方面缺乏系统、全面的设计，在明确性、专业性上也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如文件未对女书文字内容标准和土话标准做出明确阐释，标准存在很多模糊之处，一些量化指标缺乏科学依据。现行文件要求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怎样算“会讲永明土话（永明是江永的旧称）”？具体分哪些技能？江永土话内部存在差异，最近几十年变化较大，应以何时何地的土话为标准？再如，“能认、会写300 个以上的原生态女书字（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佚名女书原件中出现的字），且熟练掌握女书字的笔画、笔序及行款方式，正确书写女书”？ 300 字要求的依据是什么？从什么范围里选？正确与否参考何种标准？女书作品和女歌创作有无规范？其他要求方面，如“创作有1 篇以上（含1 篇）传统女书作品（三朝书、结交书、自传书、劝解书等体裁）”“会做女红（刺绣、织锦等）且有相关成品2 件以上”“知晓相关民俗活动”，与语言能力的要求是何关系？
明确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可解决女书非遗失真的问题，为女书非遗传承人选拔、评估、培养、管理、退出提供更客观的标准；
也可以厘清女书核心技艺——语言能力习得的关键问题，推动科学制定女书语言能力学习目标、时间规划、行动指南等方案，在现代语言学、教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探索出更科学、系统、可行、高效的传承模式，从而解决失传的问题。
（三）非遗保护工作标准化建设的政策趋势使然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2020 年3 月1 日起正式施行，以下简称《办法》）规定，“长期从事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熟练掌握其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首要条件。按照《办法》精神，代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是传承人制度里的重要指标。如前所述，语言能力是女书非遗传承的核心技艺，也是决定女书非遗传承人认定、评估、培养、管理、退出的关键要素，因此有必要对其构建明确的标准。对管理部门来说，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能为非遗工作提供一套科学、系统、具体、可行的依据，使工作客观、公正、有效地开展；
对女书传承人来说，该标准可提供统一的参照，解决语言知识、技能传承失真、失范的问题，也可用于评估自身语言水平，以便针对性加强，也可用于后继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女书非遗传承人义务的履行。
语言能力标准，又可称语言能力量表，是对语言使用者运用某种语言能力的一系列描述，通常分不同等级，描述语言能力发展各阶段的具体水平。自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以及欧盟先后发布各种语言能力标准。语言能力标准可按研制目的、使用对象、研制用途等不同标准分为不同类型，每个标准都有各自的框架以及语言能力描述。
（一）语言能力标准的框架
语言能力标准的框架由能力指标、级别构成，受相应的语言学理念支配。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支配的语言能力标准将语言能力分成知识、技能两个维度，从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的角度，对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语言知识进行描述。20 世纪美国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制定的《口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口语能力等级量表》基础上形成的《跨部门语言圆桌标准》（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简称ILR 标准）、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ACTFL）和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共同制定的《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标准》（ACTFL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标准按从0 到5 分出6 个主要级别。
受功能主义理论支配的语言能力标准关注环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把语用能力纳入语言能力，澳大利亚的《国际第二语言水平标准》（International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Ratings，ISLPR）便是这种类型。ISLPR 标准从0 到5 分为6 个主要级别，每个级别的能力描述都从语言运用出发，说明相关级别的人可以胜任的任务，以及这些任务所需的语言描述。
由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支配的语言能力标准所构建的框架，有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用能力3 个维度，典型代表如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①中译本：《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刘骏，傅荣主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CEFR，以下简称《欧框》），2001 年版分三等六级，2018 年版增加Pre-A1 级。刘壮等（2012）曾梳理过《欧框》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现整理如表2。
表2 交际语言能力框架表
（二）语言能力标准的描述
1.描述角度
方绪军等（2011）总结语言能力描述的主要方法有定性、定量两种，前者多抽象、概括，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对各项指标进行细化、量化。目前绝大多数语言能力标准的描述，包括《欧框》标准都是定性描述，不过也有一些标准，如《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行）》对各个等级的语言能力均有定量规定。
2.描述参数
语言能力标准的描述参数直接反映语言能力标准的框架。李曼丽、李加（2020）分析国内外最有影响力的语言能力标准的描述语，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1）按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描述；
（2）按语言技能、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策略描述；
（3）按交际性语言活动（语言技能归于此）和策略、交际性语言能力（包含语言学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语用能力）、手语能力、多语和多元文化能力描述。第三类的描述参数最全面，《欧框》就是典型的代表。
3.描述方式
目前学界大多主张参考《欧框》标准的“能做”描述，描述具有相应等级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在实际生活中能做什么；
既描述某个水平学习者能用语言参与或完成的交际任务项目，也描述各等级水平的学习者能接收和产出的语音、词汇、语法、书写形式、话语组织等方面的语言学特征。也有一些语言能力标准描述“不能做”。在描述精细度、描述语制定原则等方面，也有李曼丽、李加（2020），刘淑学、余光武（2013）等做过探讨。
（三）汉语语言能力标准
1988 年出版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行）》是最早的汉语语言能力标准。该大纲侧重描写语言技能、语言要素；
其描述语相对简略，数据多采用直观法和定性法获得。2007 年，国家汉办颁布《国际汉语能力标准》。该标准注重交际能力，借鉴国际语言能力标准研究成果，将汉语能力分为3个层次，区分口语与书面语。不过该标准缺少对文化知识和素养的描述，分级描述也不够细致。2021 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汉语能力标准。有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包含言语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和语言量化指标3 个评价维度，从中文听、说、读、写、译等5 项语言技能，将学习者中文水平分为“三等九级”。以上标准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少数民族学习者，并不针对汉语母语者。
近十年来，杨亦鸣、刘淑学等学者开始尝试构建汉语母语者语言能力标准。刘淑学（2013）提出，汉语母语者语言能力标准应从“标准语言知识、社会语言能力、职业语言能力和艺术语言能力”4个层面构建，教育目标应设定为包括语言知识素质、语言能力素质和语言文化素质的三级递进的动态目标，即“拥有汉语规范知识、具备汉语语言应用能力、形成汉语母语文化认同”。刘淑学、余光武（2013）呼吁，建立汉语语言能力描述语库，先根据对语言能力本质、层次及构成的认识，初步确立标准要测评的语言能力的方面，再综合直观法、定性法和定量法，分析大量描述语素材后统计分析，得出各标准的描述语库，最后试用并完善有分级、有相应描述语的标准。
（四）领域语言能力标准
李宇明（2013）提出“领域语言规划”的理念，其中的基本内容“建立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与“解决领域语言问题”都与领域语言能力有关。此后，个别学者也开始探讨教师、法律工作者、解说员等具体领域从业者的语言能力标准，如王东海（2019）提到法治工作各层面对语言能力有4 个关键需求，设定法律工作者语言能力“四位一体”的架构。薛小梅（2021）用比较教育学的视角，选取6 项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外语教师标准、外语教师资格认证体系进行比较，提出外语教师应构建通用语言能力、课堂语言能力、多语能力、语言意识及语体意识构成的五维外语能力。尹素伟（2022）倡导建设解说员语言能力培养和评价体系，着重夯实语言表达基础、熟练名词术语使用、培育深度感官体验，逐步搭建解说员语言能力测试体系。
综上所述，欧美的语言能力标准研制、研究已经发展多年，目前最为成熟的代表是《欧框》标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能力标准的研制、理论探索只有20 多年，但已在语言能力标准的框架和描述上取得一定的成果。汉语作为母语的能力标准、领域语言的能力标准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语言能力框架的设想阶段。
按照《“女书传人”评选管理办法（试行）》，女书代表性传承人必须是江永女性，籍贯必须在江永县东北部的上江圩镇、潇浦镇、铜山岭农场、千家峒瑶族乡、允山镇、黄甲岭乡等乡镇，必须能熟练使用江永土话。因此，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本质上是领域语言能力标准，是汉语方言作为自然母语的语言能力标准。鉴于这两类标准目前还在初步构建阶段，在语言能力标准的描述上（如描述的角度、参数和方式等）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很有必要借鉴已相对成熟的外语语言能力标准，特别是借鉴《欧框》标准。
从语言能力标准的类型看，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应该是多种类型的系列标准。从非遗保护的现实需要看，首先应该开发作为面向评价者的语言能力标准，用于定级，用于女书传承人选拔、管理工作。从研究基础看，首先应开发报告总体水平的简要的综合标准。下文讨论的语言能力标准，面向的是女书传承人，属于简要的综合标准。
（一）基本框架
参考刘淑学等构建的汉语母语者语言能力框架，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可从“女书标准语言知识、女书社会语言能力、女书职业语言能力、女书艺术语言能力”4 个层面构建，最终目标是使女书非遗传承人“明确女书语言规范、熟练女书语言技能、形成女书文化认同”。
1.女书标准语言知识
女书标准语言知识包括女书在文字、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如文字部分应制定女书规范字表、女书规范字与异体字对照表、女书规范字汉字翻译表、女书笔画规范与笔顺规范、女书规范字国际音标表等，这些标准将为女书传承人正确释读、书写女书提供参考，防止出现“假字”现象。女书有标准音——江永土话城关音，但土话内部差异大，旧时女书使用者来自不同乡村，文化水平较低，其“城关音”系统往往混有母方言音系成分。随着时代变化，如今的江永城关音也不同于往日。鉴于此，女书标准语言知识的语音部分应包含女书标准音音系、主要变异规律说明、女书标准音与今城关音异同比较说明。女书作品中有大量方言词、方言语法，很多江永人已经不太熟悉或不了解相关用法，因此有必要制定土话常用词词表，解释其含义和用法，也应该专门制表说明女书书面语篇、口头语篇的方言语法现象。女书目前正在丧失自然使用的环境，坐歌堂、送“三朝书”之类的女书文化现象也在迅速衰亡，年轻人对女书的语用规则（如什么场合使用、怎么使用等）和女书的方言文化、习俗文化等也不甚了解，因此有必要对年长的传承人进行访谈，结合文献和女书原件，及时记录相关信息，整理出核心的语用、文化知识点指标。
2.女书社会语言能力
女书是记录江永土话的文字，因此，女书非遗传承人的社会语言能力实际指其江永土话的社会语言能力，即面向不同交际场景、不同交际对象，用江永土话应对自如的能力，它包含语言交际能力、交际策略、语用能力。与一般土话不同，女书记录的土话在性别、语体、语域等方面有一定的变异，相关语言能力标准也应包含这方面的信息。
3.女书职业语言能力
女书非遗传承人需具备的职业语言能力指从事女书传承、教学、宣传、对外交流的语言能力。女书的教学、宣传、对外交流面向江永大众，也面向不懂土话的外地人士，因此新时代女书非遗传承人，除了掌握江永土话，也需要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汉字。女书非遗传承人需具备的职业语言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5 个方面：“听”指听懂土话的能力；
“说”指说土话的能力；
“读”指女书阅读能力；
“写”指女书书写能力；
“译”指女书文字与土话、普通话的口语对译、女书与汉字的书面语对译。
4.女书艺术语言能力
由女书衍生的艺术主要指女书书法艺术和女歌艺术。女书非遗传承人需具备的艺术语言能力指欣赏、演示、创作女书和女歌作品的能力，如具有鉴赏经典女书作品、女歌的能力，有创作女书作品的书法技巧、文字功底、文学技巧，有演唱女歌的音乐能力等。
（二）能力描述
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的使用目的和使用对象针对非遗，因此，等级可以按非遗“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层级划分，借鉴以《欧框》标准为代表的“能做”模式，每个等级设定总体描述和具体描述。
1.总体描述
总体描述包括：（1）女书交际场合，如国内外不同公共宣传场合、传人内部交流场合、私人领域等；
（2）女书交际任务项目，如女书宣传、教学、交流、练习等诸多内容；
（3）女书交际话题范围，如婚姻及家庭生活、情感诉说等；
（4）女书语言复杂性，如女书标准音、变异音等。
2.具体描述
具体描述包括：（1）女书交际活动描述，如与女书语言文字相关的口语和书面语的接收、交互、产出等能力；
（2）女书交际能力描述，包括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描述，如掌握女书文字、女书音、女书词汇等语言要素的能力，土话的社会语言能力，女书口语、书面语相关的语用能力等；
（3）女书交际策略描述，如在接收、交互、产出女书语言文字时，计划、补偿、监控、修补等策略的运用能力；
（4）女书语篇处理能力描述，如理解、识记、创作女书和女歌作品的能力描述。
综上，大致可以参考图2 构建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的具体内容。相关语言能力描述也应设定定量指标，鉴于现有的女书使用者、研究者、研究资料数量都相对有限，在“能做”描述语量表化时，主要采用直观法、定性法，即根据专家和女书非遗传承人的经验；
同时参考文献资料，形成系列描述语，建立描述语库，然后对描述语进行评价、取舍、排序，待女书非遗传承人试用后再加以完善。
图2 女书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构建的内容
（一）推动非遗保护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建设是当前非遗研究、实践工作的热点和趋势。不少研究对非遗保护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原则、理想构成、建设路径、工作特点以及标准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过讨论。王霄冰、胡玉福（2017）将非遗保护标准体系分成非遗保护操作标准、项目分类标准、项目标准三大部分，指出目前项目标准研究比较少。从实操层面看，国际上不乏将非遗项目标准化并通过传承人或团体贯彻标准的案例。如日本每年有文化审议会（文化遗产分科会）的“专业调查会”，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持者或团体、艺能和工艺技术领域的发展状态等进行专业调查、研讨、认定。该机制严格执行几十年，受《文化财保护法》以及“指定无形文化财的技艺保持者及保持团体的认定基准”法案等文件保障。韩国设立了无形文化财科，其工作职能之一是审查、认定、培养传承人技艺，选拔标准实现制度化、标准化。中国也在实践中逐渐重视非遗标准体系建设。2007 年中国文化部制定《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以标准化建设促进文化和旅游发展，非遗是被标准化的对象。2014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系列推荐性行业标准正式立项，一些非遗项目标准随后出台，如《赫哲族鱼皮服饰》《山西刀削面制作规范》等。近几年，张寒月（2020），金姚、林发钦（2020），张兆林（2020），哈尼克孜·阿布都外里（2020），毕旭玲（2019）从理论上探讨传统医药、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技艺等类别的项目标准问题。目前非遗项目标准研制、研究成果都相对匮乏；
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理论建构上，实操性方案少；
各地出台的同类标准不统一；
已有成果集中在有限的几个类别。目前没有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的专门文件，具体非遗项目的标准也鲜少涉及语言。像女书一样，构建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对体量庞大的语言类非遗至关重要，是非遗保护标准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为其他语言类非遗保护提供有效借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3610 个子项目中，语言类非遗占28%以上（民间文学和传统戏剧类就有724 个子项目，传统音乐类200 多个子项目，曲艺类100 多个子项目，另有一些散布于民俗类、传统美术类、传统舞蹈类中），远高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十类中的任何一类（占比最高的是传统技艺类，有629 个子项目，占17.42%）。语言类非遗在国内外非遗名录上屡见不鲜。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有“加利弗那语言、舞蹈和音乐”“瓦雅皮人的口头和图画表达形式”等项目是典型的语言类非遗，中国入选非遗42 项中也有若干项是以语言（包括方言）为媒介的表演艺术，如昆曲（昆山方言）、南音（泉州方言）、粤剧（粤语）、京剧（北京方言）、皮影戏（湖南、陕西等皮影戏流行区方言）。
语言类非遗的核心技艺是非遗传承人的语言能力，目前普遍存在语言能力标准缺失与传承危机问题。如刁小卫、杜秀丽（2015）就指出，锡伯语的使用面比较窄，使用范围比较小，目前处于衰变状态。欧阳大霖（2008）提到，水书主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两种模式，因为家传“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师徒传承不如家族传承完整，造成水书传承出现不同程度的讹变。女书传承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学习女书要求高、过程长，传承人数非常少，导致后继无人的风险。
非遗代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是认定传承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一般每5 年开展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增加材料复核、根据需要安排现场答辩、公众异议等评审程序和环节，体现非遗管理部门对传承人的认定、管理工作日趋规范和完善。《办法》明确5 种取消传承人资格的情况，传承人有了退出机制，其中第二条“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的”和第三条“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累计两次评估不合格的”与非遗代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的掌握有关。对语言类非遗来说，语言能力是核心技艺，因此语言能力标准就是评估、选拔语言类非遗传承人的关键标准。
非遗代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标准是培养传承人、提升其非遗技能的重要的标准参照。培养传承人已成为非遗保护事业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2021 年10 月9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表明，自2015 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以来，完成了“十三五”培训传承人群10 万人次的目标任务。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促进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培养非遗传承人、提升传承人技艺，需要行之有效的专业标准。采用最前沿语言学理念构建的语言能力标准，将成为培养语言类非遗传承人的标准参照。
（三）推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
新中国成立至今，通用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已基本形成，但专业领域内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成果尚少。刘宏、徐欣路（2020）指出，当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应朝提升领域语言生活服务能力、促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方向持续推进，可采取一些具体举措，如完善具备多领域服务能力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围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推进古籍印刷规范、古诗文诵读字音规范、方言用字用词规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语言能力建设等。李宇明（2021）指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须与时俱进，要向应用领域、特殊领域延伸，标准制定理念除注重交际职能，还应兼顾语言的文化职能。2021 年11 月30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发布，指出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建设。探讨语言类非遗语言能力标准，正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向非遗领域延伸的有益探索。
以女书为代表的语言类非遗是中国非遗体系中特殊、重要的类别。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语言习得和使用环境改变，很多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日渐衰亡，其所代表、承载的语言类非遗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如何让这类非遗“活下去”？在新形势下，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方式，通过制定合理、可行的语言类非遗传承人语言能力标准，提升非遗传承人的语言能力、语言素质，从而培养、选拔非遗传承人，使其继续保持非遗实践活动，进而推动非遗传承发展。实现该目标，需要语言学、非遗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人才通力合作，对非遗领域的语言生活进行更细致、全面的观察，并做好跨学科的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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