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中 猛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辛亥之后,民国甫建,师范教育迎来了发展契机。苏北(1)江苏置金陵、沪海、苏常、淮扬和徐海5道,辖60县。本文“苏北”指苏常道(辖南通县、如皋县和泰兴县)、淮扬道(治淮阴,辖清河、江都等13县)和徐海道(治铜山县,辖铜山、宿迁等12县)所辖范围。地区师范教育在清末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既带有我国师范教育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苏北的地域印记,对民初苏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5日,江苏苏州率先光复。随后无锡、清江浦、常州、扬州、镇江、南京等地先后宣布光复。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起以共和政体为基础的民国政府。新政体一定程度上为师范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氛围。
然而时人清晰地意识到共和政体并不会随着民国建立自然形成,便开始讨论共和政体下国民应具备何种素养。1912年9月2日,教育部颁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1912—1913年,教育部发布“壬子癸丑学制”,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拥有了独立的学制系统,获得了较快发展的契机。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师范教育令》,规定了师范学校类型、培养目的、办学经费和设立层次。[2]660-6621913年2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科、学额及修业年限、入学退学及儆戒、学费、毕业服务期等。[2]714-7181919年3月,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科等做了详尽规定。[3]
江苏光复后,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为民政司下属的教育科或行政公署的教育司。1912年1月至2月,江苏都督府下设民政等六司,教育科附属于民政司;3月至11月,教育科从民政司中剥离出来,在都督府下设教育司,首次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12月至次年7月,江苏成立行政公署,下设教育司,黄炎培为首任司长。道级教育行政是县级的监督,事务简一,机构亦简。有的道单独设教育科,有的道则将教育归入他科。淮扬道设视学两名,其他四道仅置一人。县级教育行政初由民政公署下设学务科,后改由县知事公署的第一、第三或第三、第四科负责。[4]
民初江苏教育主要集中于四事:一是“明系统”,提出省级设置中等教育,县设高等小学,市乡设初等小学,稍举办高等专门教育,以应地方急需和补中央规划未及。二是“谋统一”,江苏旧设宁苏两个提学司,现以统一眼光谋完全计划。三是“整风纪”,鉴于学生误读“共和”之意,江苏省行政机关立各种规程,冀学生遵守自悟。四是“通精神”,为免省县教育行政机构“各自为政”,致“治丝益棼”,“施行不得其方”,召开省教育行政会议,公布六则“通令”。[5]1-2
民初江苏省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发展,认为小学教育改良与推广依赖于师范教育,故而“视师范教育且重且急”,[5]1“造就师资”“尤为教育根本所系”。[6]271912年1月至1913年6月,师范教育临时费为40万元,1912年师范经费占省教育总经费的二分之一,1913年降为三分之一。又计划设立8所省立师范学校,1所私立代用师范学校(2)因仅膳食费由省拨付,其他经费仍为自筹,所以称为“代用”。,3所女子师范学校,“校地、校舍、校具逐渐扩充改良,图书、仪器、标本逐渐购备”。虽经费和在校生未及初期计划,但“省视师范教育不可谓不重,力不可谓不尽也”。[5]3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发《学校系统改革令》,称“壬戌学制”。师范教育制度的最大变革在于其基本失去了独立办学的地位,而与中学合并办学,成为中学的一科。江苏省随之实施新学制九条办法,一些普通中学开始设置师范科。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及义务教育的推动,乡村教育师资需求扩大,乡村师范教育得以发轫。1922年至1924年,江苏省在第一至第五省立师范学校设置农村分所,分别位于吴江、黄渡、洛社、栖霞和界首,开全国乡村师范教育的先河。
在全国师范教育发展新态势下,苏北师范教育也获得了发展,并呈现苏北区域特征。民初苏北富有代表性的师范学校是省立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师范学校。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规定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师范学校为省立。经省上报教育部许可,县、私人可设立县立师范学校和私立师范学校。[2]660江苏“责令县行政机关以全力注重小学,规划推广;而原有之中学及师范学校,定收归省立之计划”[7]。
1913年,在原来两淮师范学堂旧址创设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设讲习科一级,有学生104人,教职员20人,首任校长为姚明辉。至1921年,有本科二、三、四各一班,本科一和预科各两班,计学生337人;毕业甲种师范讲习所(3)甲种师范讲习所培养初等小学教员,修业年限为两年。一班,乙种师范讲习所(4)乙种师范讲习所培养单级编制的初等小学教员,修业年限为一年。两班,本科四班,合计290多人。有教员35人,年经费60450元。[8]1在原江北师范学堂基础上建立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设预科、讲习科两级,学生78人,教职员14人,首任校长为徐慕杜。徐州师范学校改为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址位于徐州东门内老卫衙署。学校设预科一级,58人;本科一、二、三和四年级各一级,计171人。教员12人,职员11人。省公署每月拨付3069元办学经费,首任校长为刘仁航。原私立通州师范学校改为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设本科、预科,学生157人,教职员24人。[9]11914年9月,在灌云板浦镇设立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首任校长为单毓苏。1921年,在徐州建立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为杨季威。
此外,苏北开办了一批县立师范学校和师范讲习所。1913年,江苏设立甲乙种师范讲习所47所,其中苏北22所。截至1924年,江苏有14县开办师范学校(不含上海,下同。其中苏北6县),21县开办师范传习所(其中苏北16县)。[6]29-30
民初苏北师范教育规模较大,因资料所限,仅就师范学校数和学生数进行考察。1912年8月至1916年7月,本地域有省立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和代用师范学校,共有学生2742名(5)数据依据1916年《江苏教育近五年间概况》甲编第6—7页计算得来。。1918年,江苏有省立第一至第九、代用、第一和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2所,共有本科学级47级、预科学级14级,其中苏北五所师范本科学级21级、预科学级7级。师范学校附属高小和国民小学分别有34所、59所,其中苏北为14所、22所。补习科共7科,其中苏北1科。学生本科共1881名,预科676人, 其中苏北五所分别为851名和325名。共有高小学生1303人,国民小学2103人,其中苏北五所分别为518人和664人(6)数据依据《江苏教育公报》1919年第2卷第2期《江苏省立师范学校七年度学级及学生数简明表》第91页计算得来。。
单就数量而言,苏北师范学校学生总数大体与同期苏南师范学校相当。就全国范围来看,苏北地区省立学校数和学生数仅略低于一些其它省份的全省数量。以1918年为例,直隶有4所省立师范学校,学生1199人;11所县立师范讲习所、5所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共300人。吉林省立2所,学生602人;道立3所,县立2所,学生共319人。山东省立5所,学生1543人。山西省立8所,学生1990人。河南省立6所,学生980人。甘肃省立10所,学生712人。浙江省立12所,学生2010人;县立6所,学生298人。安徽省立7所,学生1350人。江西省立8所,学生898人;县立1所,学生16人。湖北省立4所,学生891人。湖南省立3所,学生1614人;县立10所,学生608人(7)数据依据教育部普通教育司1918年的《民国七年全国中学、师范、实业学校一览表》中的《民国七年全国师范学校一览表》第17—35页计算统计而来。。
民初苏北师范学校大体保持了清末较快发展的态势,也显示民初政府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加速扩张师范教育的整体发展走向。
民初苏北师范学校在艰苦兴学、注重培养学生教研能力和本地域师资方面呈现出地域特色。
3.1 艰辛兴学
民初苏北师范学校校舍简陋,大都在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学。1914年,省立第八师范校长对灌云知事表示,要求将灌云县衙前审检所办公的西宅后楼及东西厅房,拨付该校。省政府电饬知事“遵照办理”,并令视学“接洽办理”。但灌云知事回复称,校长所请之处为署中科员、书记办公场所,每间住3～4人,早已拥挤不堪,署中已无空房可以腾挪。[10]1923年,该校仍以初期板浦陶公祠崇庆院为校舍办学,“缘不敷用”,只得租赁民房三处,操场一处,管理“殊难联络”,阴雨天时更为不便,在北门外丁家旧园“新购校基”,“建筑似难再缓”[11]20。
1920年,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筹备,租石牌坊吴氏房屋为校舍,请求拨付徐州府衙为校址。次年招生时“校舍狭隘,不敷应用”,于是“添赁对门张姓房屋”作宿舍,运动体操皆在庭院进行,“因陋就简,属不得已之事”[12]1。1922年6月,学校“添赁葛姓房屋张姓房屋”作教职工宿舍。9月,杨季威正式就任校长,“校舍困迫”成为开展校务的“大礙”,解决校址问题“刻不容缓”[12]2。11月,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视察徐州,曾就该校校舍问题商洽于陈镇守使和曹县长,并亲赴府衙查看。1923年3月18日,学校终于接受府衙作校舍之用,然其“久经军人蹂躏”,“颓屋倾墙”,已“不能应用”,不得不加以修葺。5月,该校动工修理校舍,但四周“多被居民占住”,且“经营手续尚多周折,省款支绌”,故欲修缮全部建筑,“尤非易事”[12]2。省立第六师范也因校舍不足,呈请省公署和教育厅拨款购建,得到回复是“省库奇绌”“暂从缓办”。[13]
再看教育经费,苏北师范学校教育经费一般与其他省份同层次师范学校大致相当或略高。以1918年学校总经费为例,位于清苑县的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为31963元,新民县立师范学校为8675元。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为33000元,位于吴兴的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为14474元,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为4499元。[14]13
即便如此,苏北师范学校办学经费仍不堪应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苏同仁回忆,认为该校“设置十分欠缺”,“雨操场、娱乐室一切俱无”,寝室“更不敷用”。有时不同症状病人只能在一间房,无法隔离。这都是学校“经济不充足,无理扩充房屋的结果”[14]13-14。
3.2 制度严谨,校风端正,关爱学生
苏北师范学校较严谨地落实国家和省政府教育法令规定,厘定学校具体细致的教育管理制度。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制定《职员勤务规约》和《管理生徒规则》等,明确校长、舍监、教务主任、教员和学生各自职责。学校表示办学目的“在养成国民教育之师资”。学生“将为人师表”,自应“修饰躬行,立他时本身作则之基础”,并“坚定立身志趣,发抒爱国热忱,勉以教育为己任”(8)依据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1918年编制的《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六周年》第52页的《管理生徒规则》内容归纳。,教员当负“教授所任学科并随时有管理训练之责”(9)依据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1918年编制的《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六周年》第19页的《职员勤务规约》内容归纳。。学校对级长及级值日生、自修室室长、值日生、寄宿舍寮长、室长、生徒请假流程作了详细规定,并对食堂、盥洗处、调养室、生徒应接室、阅报处的使用制定了细则。
苏北师范学校教师大都受过正式师范教育。1918年,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35名教员中,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和江苏优级师范学堂10人,日本留学者3人,其他大都来自江苏省立师范学校或其他学校(10)依据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8年编制的《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六周年》前言页《现任职教员一览表》统计。,多为校方博访周谘的才德兼备者。如校长任诚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与前教育次长袁希涛、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广东高师校长金曾澄等考察美国教育,主政第五师范期间致力于推行科学民主和爱国主义教育。其他如数学陈怀书、生物顾仲起、物理谢芳翚、音乐任子翚、国文李涵秋、教育学和心理学曹刍等多位教师,都是斐声一时的名师硕彦。[15]
这些教师关爱学生,表现出较强的职业精神。省第五师范学校张文林提出师生间感情不能“圆满”概由他们间“态度未善”引起的“误会”,主张师生应互相尊重人格和推诚相待。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应是“先觉”而非“必贤于学生”,“辅助”而非“代庖”,指导而非干涉,视察而非监督,规劝而非训诫。学生对老师应是虚心而非自是,求知而非考问,信仰而非奴隶,敬爱而非畏惧。[16]
在校长、教师的管理和以身作则下,苏北师范学校教风、学风端正,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毕业生回忆称,学校师生未受他校奢靡之风影响,日常鲜有穿绸者。教师“勤学勤教,终日手不释卷”[14]13,学生遇有问题去请教老师,“没有一次不见先生手拿书本”,这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没有一个学生不用功的”[14]14。学校师长在学生生病时,请医入院,“费心劳力”“设法调治”;遇有时疫,必“设法预防”,师生感情融洽。[14]14这虽非民初苏北师范学校师生状态全貌,但至少表明端正的校风和融洽的师生关系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
3.3 注重学生教研能力
对师范生而言,教学能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素养。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制定实习细则,明确主事、级任教师、科任教员、教师指导之责,将学生分组,每学期进附属小学实习3周,共21周。实习内容涉及所任教学科、管理、监护和处理事务等。实习评价主要从教授准备、分量、方法、效果和儿童活动状态五方面开展,成绩由附小主事、各科教员评定,并报送校长。[17]第七师范学校学生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教所有功课,第二学期先至苏州、杭州等地观摩教学,返校后再开展实习。[9]1
学校还重视训练学生教学研究能力,认为师范学校更应创办期刊,“宽大者,可藉以发表主张,阐明学理;小亦可以记载心得,通达事情”[18],刊载学生的文学、历史、教育教学和政治等诸方面的认知[19]。
苏北师范学校注重培养学生教研能力的办学思路受到教育管理者和学生的肯定。1923年,江苏省视学章慰高到访省立第八师范学校。他称学校将学生分为文史地理科、英语科、理科和技能科四类,分类教授使学生“各就所长,精益求精”,“办法甚是”;作文教学方面,“取材切当,教法均合管理标准”[11]20。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在“崇尚规律,注重责任,指导自治”方面“尤合教育原理,训育标准”[11]20。总的说来,学校办学成绩比原有教员“实占优胜”。如果高年级学生最后学期的实习时数比例能够由1/3增至1/2,那么学生未来“教法当更纯熟”[11]20。苏同仁回忆她对女三师满意地方之一就是学校非常重视实学,各门功课“分配得很平均”[14]13-14。
3.4 服务地方,辐射周边
苏北师范学校教员和学生基本来自本地域,且学生也大部分留在本地域就业。据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所列名单统计,1918年该校有前职教员42名,其中苏北籍26人,在职职教员37人,苏北籍23人,已毕业学生164人,其中苏北籍146人。在校本科生142人,苏北籍114人。预科56人,苏北籍47人。其他教员和学生基本来自于周边的上海、昆山、吴县、丹徒、常熟等。1922年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生徒籍贯百分比较表”示意,学校学生主要来源于铜山、沛县、砀山、宿迁、丰县、萧县、邳县、宿县,教师主要来源于宝应、铜山、嘉定、武进、溧阳、杭州等地。[20]
1925年,《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校友录》记载学校概有确切籍贯前职教员37人,其中苏北19人;现任教员51人,其中苏北41人。第一届至第三届讲习所有确切籍贯毕业生共28人,27人来自于苏北;有确切服务处所者64人,就业于苏北各学校者60人(含仍在校学习4人)。第一届至第九届本科有确切籍贯毕业生共165人,来自于苏北160人;有确切服务处所者227人,就业于苏北各学校201人。教员基本为淮扬道人,学生大都来自于和供职于淮扬道及周边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地。截至1923年,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有历届毕业生173人,均服务于本地各县。[11]20民初苏北师范学校既知“负推广及改良地方教育之责任”,[8]1又有意“调和南北文化”,[12]1毕业生服务于地方与周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教育的师资需求,促进了本地域和周边地区教育与社会发展,加强了区域内外文化交流。
民国成立后,延续清末“强迫教育”制度,进一步实施义务教育政策,直接推动了师范教育的发展,“苏省初级中学前期师范,有激增之趋势;造就此项师资,实为时势所需要也”[6]27-29。民初苏北师范学校虽“经济所限”“不能积极猛进”,然“未尝不竭意经营,惟力是视”,培养了诸多初级中学师资,对推动本地基础教育发展做了重要努力,也培养了一批其他领域的社会建设人才。1912—1927年苏北师范学校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学校办学层次不高,都为初等、中等师范学校,缺失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在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上仍有改进之处。
总体而言,1912—1927年苏北师范学校办学成绩值得肯定。1917年,江苏省教育厅长给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典礼发来贺电,称该校“建设未久,成绩斐然”,每询乡贤学校概况,“莫不交口称颂,尤以训练第一右之”,[21]肯定了学校的办学业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1912—1927年苏北师范学校办学成绩的整体性评价亦可大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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