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21 世纪，马来西亚政治进入转型发展期。随着反对党联盟的崛起，马来西亚有限开放的政治制度以及多元平衡的治理方式逐渐难以维持政权的稳定。2018 年大选，希望联盟①希望联盟，成立于2015 年，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组成，下文统一使用“希盟”。战胜执政60 多年的国民阵线②国民阵线，成立于1974 年，由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组成，下文统一使用“国阵”。，实现了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并加速了从威权到民主化的政治转型进程。但希盟执政不到2 年，由于内部矛盾，政权倒台，此后马来西亚政治进入动荡期。从2020 年3 月至今，马来西亚先后经历了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①国民联盟，成立于2020 年，由伊斯兰教党和土著团结党组成，下文统一使用“国盟”。政府、伊斯迈尔领导的国盟政府，以及安瓦尔领导的团结政府。政局越过国阵一家独大时期的相对稳定阶段进入动荡时期，政治转型也陷入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困境之中。②许立平：《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1 年第5 期，第65—71 页。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权力体系③以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学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系统，它与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类似，拥有特定的结构,也发挥着特定的功能，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协调运行就能够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也对社会稳定发挥着一定作用。权力体系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主要关注政府的政权获取过程，研究权力传递过程中所经过的不同层级，以及形成的结构体系及其特点。变迁的视角研究马来西亚政治转型遭遇的政治动荡困境，分析权力体系的形成、特点及其变迁规律，找寻近年来马来西亚政治无序震荡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实行西方式民主制的国家，马来西亚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权力自下而上从选民转移到执政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权力体系建构的过程，民主权力经过不同层级传递给执政者，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传递体系。权力传递过程中各权力层级协调配合，整个权力体系就会趋于平衡和稳定，权力顺利传递通常也就意味着政权的稳定。反之，如果某个权力层级出现失能，导致自下而上的权力传递失调，整个权力体系将会趋于不稳定，而政权也将会出现动荡。
（一）国家制度与权力体系的形成
马来西亚特殊的权力体系是历史和现实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置于英国殖民者的政治遗产与马来西亚的现实国情相结合所形成的政治制度之中，在体现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普遍规律的同时又影响着政局的走向。马来西亚沿袭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国会是最主要的权力机构，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其中下议院是议会中最重要的部门，也是获得权力的重要机构。④龚晓辉、刘勇等：《马来西亚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版，第221 页。大选（包括补选）是获取权力的主要方式，政党在各个选区提名候选人，选民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支持的候选人，最终在选区内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成功当选议员。政党或者联盟获得超过半数下议院席位，其领袖则有权组建政府内阁，获得执政权力。因此，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国会下议院超过半数席位，从而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而政府的政治稳定也构建于这一过程当中。当一个政党或者联盟能够长期保持超过半数国会席位时，其组建的政府拥有政权合法性，也就能够保持政治相对稳定；
而当政党或联盟无法拥有足够议席时，其组建的政府面临合法性不足的困境，难以保持政治稳定，政局随即呈现动荡发展过程。
马来西亚传统的权力体系形成于国家独立前，在1952 年吉隆坡市政局的选举中，英国支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巫统与马华公会组成的联盟在选举中展开竞争，最终联盟获得12 个竞选席位当中的9 席，马来亚独立党只获得2 席，无党派人士获得1 席。随后，巫统与马华公会以相同的竞选策略，在其他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开展合作，最终赢得74.4%的市政议席和70%的地方议席。①李江：《族群政党合作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49 页。在1955 年马来亚第一届大选中，联盟在引入印度人国大党后正式成为联盟党，获得了52 个国会议席中的51 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联盟党也成功为马来亚争取了独立，获得政府执政权。②庞卫东：《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156 页。
联盟党的胜利基本塑造了马来西亚选举政治中的权力体系架构，并且在独立后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相对稳定。由于马来西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单一政党执政，一直以政党联盟的形式组织政府，因此，其权力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拥有四个层级：第一级是选民，第二级是议员，第三级是政党，第四级是政党联盟。③在此权力体系中，第三权力层级为政党，但实际主导者是政党负责人；
第四权力层级为政党联盟，主导者则为政党联盟领袖。政党联盟是权力的最高层级，也是将选举获得的民主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的主体。在传统的权力体系中，权力流动的基本方向是选民将手中的民主权力授予议员，议员成功当选后则将其权力上交政党，政党领袖将权力贡献给政党联盟领袖，最终帮助政党联盟领袖获得执政权。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传递，马来西亚在确保权力体系稳定的同时，也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但如果权力流动不顺畅，或者权力体系的相关环节出现问题，体系的稳定性则会降低，从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
（二）权力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政权稳定的作用
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权力体系中，政党联盟是权力体系的最高层级，其领导人是将选举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的最终执行人，也是最终的执政领袖。对于政党联盟而言，权力体系的第一至第三级都能决定其权力的稳定与否。为了促进政权稳定，需要加强对各级权力承载主体的巩固。由于选民、议员和政党相对于权力顶层的距离呈现出由远及近的特点，其与权力核心的关系由疏到亲，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1.选民因素的特点及其作用
选民是权力流动的第一层级，是政府权力的根本来源，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它对于权力的最终归属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选民一直是各方争取的首要目标。大选（包括补选）是获得选民授权的主要方式。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较多，有族群因素、政治理念因素、政策因素、地域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因素等，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从选举的过程来看，选民需要将选票投向某个议员候选人，投票的依据可以是议员本人或者其背后的政党及政党联盟。由于马来西亚特殊的政党联盟竞选模式，在分配竞选席位时通常由内部协调，一个选区会安排一个联盟成员党的候选人参选，因此选民在投票时并非严格按照支持的议员进行投票，有时获得投票的议员并非选民支持的对象，只是因为该议员来自选民支持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对于中立选民而言，则会存在选举的不确定性，即使该选民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有一定的选举倾向，但现实选举中也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将权力从选民过渡到议员是十分复杂的过程，中间包含众多的影响因素，是政党联盟着重关注的环节，也直接决定了政权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各党派和联盟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争取选民的支持。
权力体系中，选民距离权力顶层最远，是影响政权稳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2018 年大选中，希盟获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席赢得大选，从权力体系的视角看，影响政权轮替的主要因素是选民，正是由于选民对希盟的支持才实现了希盟的胜选。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选民影响政权稳定的情况，并多次引发执政党联盟的主动求变。从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到20 世纪末期，以巫统为主导的执政党联盟遭遇的最大挑战是1969 年大选，选举中反对党得票率首次超过执政党，严重威胁执政党的执政根基。为了防止反对党发展壮大，拉扎克总理主导建立国阵，通过广泛联合反对党化解了政权危机。进入21 世纪，2008 年和2013 年大选相继爆发了以选民为基础的“政治海啸”，影响了国阵的执政基础。可以说，选民对于权力归属的影响越来越难以把握。国阵通过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保持了政权的相对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选民将权力过渡给议员的过程具有周期性，马来西亚一般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通常情况下当选民在大选期间作出选择后，他们对权力后续传递的影响力也将会降低。因此，即使选民的摇摆程度较大，他们对于政权稳定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仅限于大选或者补选期间。
2.议员因素的特点及其作用
议员是权力体系的第二层级，向上接受政党的领导，向下得到选民的支持，因此议员地位的确立需要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即政党的支持和选民的支持。基于上述特点，议员地位的确立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议员地位的确立靠选区选民的支持大于政党的支持，当议员与选民建立了长期的良性互动之后，选民会将选票投向支持的议员，此时议员的地位相对较为巩固，权力也相对较为独立。①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当议员与选民建立了良性互动后，议员候选人在没有政党背景的情况下，也能当选为独立议员，这在马来西亚大选史上数见不鲜。第二种是议员地位的确立依靠政党或联盟的支持大于选民的支持。②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当某个选区是某个政党的强势选区和传统票仓，那么政党委派任何人参与选区选举都能够获得胜利，这在马来西亚也经常出现。由于政党或联盟长期发展后容易在某个地区拥有较大影响力，甚至将某个地区发展成为票仓，此时，议员地位的确立主要靠政党或联盟将其确立为候选人。此类情况下，由于议员地位的确立主要依赖政党或联盟的安排，权力也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特征。这两种情况在马来西亚都不同程度存在，一般而言，议员身份的确立会受选民和政党两方面的综合影响，但受到政党因素的影响往往更大。例如在2022 年大选中，前巫统党员凯里·贾马鲁丁由于与巫统主席扎希德不和，巫统在提名候选人时并未将其确立在其传统强势选区，导致凯里在国内呼声很高的情况下仍然落选，可见政党对于议员是否能够当选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
而土著团结党①土著团结党，由马哈蒂尔和穆希丁于2015 年合作成立，现主席为穆希丁，下文统一使用“土团党”。的阿兹敏·阿里作为前人民公正党②人民公正党，成立于2004 年，现任主席为安瓦尔，下文统一使用“公正党”。副主席，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政治声望，但由于他是“喜来登事件”的始作俑者，作为与安瓦尔争权的“政治青蛙”，在大选中他遭到其传统强势选区选民的抛弃，落选国会议员。由此可见，议员地位的确立与选民和政党密切相关。
议员数量是决定政权归属的关键因素，只有获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员支持才能够获得政权，因此议员对政权的影响通常取决于是否属于或者支持某个政党或者联盟。从理论上讲，除极少数的独立议员外，议员当选前已经确定其政党或联盟归属，甚至部分议员的当选也是由于其背后的政党或者联盟属性。但如果议员当选后脱离其原来的政党，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摇摆，就有导致政权无序动荡的风险。马来西亚历史上曾出现过州议员在当选后退出某个政党或者宣布支持其他联盟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州政权的易主，但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不高。
3.政党因素的特点及其作用
政党是权力体系的第三层级，当一个政党权力巩固，其领导人就能够获得该党所有议员从选民处收集的民主权力，然后再将其贡献给政党联盟，帮助政党联盟领袖获取执政权。通常，政党与政党联盟的关系最为紧密，政党领袖一般都是政党联盟最高理事会成员，能对联盟的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政党联盟通过政治理念、利益分配的方式也较容易得到政党的支持。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一个权力巩固的政党联盟很少因为在政党层面出现问题而导致政权发生变动，政党联盟在获取权力之后也会平衡内部利益，注重对盟友的各种支持，以换取政党对政权的拥护，因此马来西亚政治也经常会被诟病为裙带政治和分肥政治。③刘勇、李卓：《近年来马来西亚“青蛙政治”与“反跳槽法”的制定》，苏莹莹、翟崑主编：《马来西亚蓝皮书：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版，第105—130 页。政党联盟作为权力体系的最高层级，联盟领袖在获得政党派出的议员从选民手中收集的权力后，领导组建内阁，将选民的民主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然后，政府通过运用行政权力为选民造福，为下次大选继续获得选民的民主权力创造条件，周而复始，实现政治上的良性循环和稳定发展。
当联盟内部政党之间产生分歧时，政党联盟的政权稳定性也随之降低，其中政党对权力体系稳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加入或者退出某个政党联盟。例如，1952 年巫统以华巫合作的理念与马华公会达成合作，1954 年以三大族群合作的理念吸引了印度人国大党加盟，1969 年大选联盟党在遭到反对党的冲击后，于1974 年吸纳了大量的反对党，组建成为国阵。2016 年希盟成立之初只有行动党和公正党，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并挑战国阵，希盟吸引国家诚信党①国家诚信党，成立于2015 年，现任主席为穆哈马德·沙布，下文统一使用“诚信党”。和土团党加入，这才为2018 年政治变天奠定了基础。可见，政党可以通过加入政党联盟来巩固联盟实力。同时，政党退出联盟也能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党联盟的实力。例如1977 年吉兰丹事件后，伊斯兰教党②伊斯兰教党，成立于1951 年，现任主席为哈迪·阿旺，下文统一使用“伊党”。退出国阵就削弱了国阵在西马东海岸的影响力。1987 年巫统党争后，四六精神党的出走导致巫统和国阵实力的削弱，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反对党联盟开始进行两线制的尝试，并从根本上影响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势。
总的来说，在传统的四级权力体系中，选民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各方获取政权需要关注的重点，每次大选朝野两派都会采取多项举措来获得选民的支持。对于权力体系而言，选民对于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与议员和政党不同，选民对政权的影响很大，但周期性很强，当不在大选（或补选）期时，选民对政权几乎没有影响；
在政党和议员这两个层面，其对权力体系的影响没有周期性，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导致权力体系中权力流动不顺畅的问题，从而引发政治的动荡。由于在2018 年以前极少出现由于政党和议员的因素导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层面的相关政策规定较少，这也是导致后来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
不同于以往执政党与反对党聚焦于选民竞争导致政局的周期性振荡，从2020 年开始，马来西亚进入政治无序震荡时期。由于并非处于大选时期，选民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反政党和议员这两个因素成为政治无序震荡的主要原因。从2018 年到2022 年，政党和议员两个层级多次影响权力体系的稳定，导致马来西亚政治转型遭遇困境。在四年时间里，马来西亚经历了四任总理和政府，在政权频繁更迭的同时，马来西亚的权力体系也发生了变迁。
（一）国会议席不足与希盟倒台
2018 年5 月希盟击败国阵成功上台执政，在22 个月之后发生“喜来登事件”，希盟政府倒台，其直接原因是：在政党层面，土团党在穆希丁的主导下宣布退出希盟；
在议员层面，阿兹敏·阿里带领公正党中支持自己的议员退出公正党与希盟，上述措施直接导致希盟国会议席数不足。希盟政权虽然在大选中获得了选民支持，但在议员和政党层面同时发生松动后造成权力体系动摇，以致政权倒台。在此后一段时期，马来西亚政坛有希盟、国阵、全民共识①全民共识，2018 年巫统败选后与伊斯兰教党合作组成的政党联盟。等政党联盟，但却没有一个政党联盟能够获得国会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国家政治陷入窘境。在此情况下，最高元首不得不任命马哈蒂尔为临时总理，组建临时内阁行使政府权力。此时，各政党则忙于合纵连横，尝试组建权力拼盘来获取政治权力。其中巫统、伊党、土团党以及公正党阿兹敏派系等表示愿意合作组建国盟并推选马哈蒂尔作为国家总理，但马哈蒂尔本人则表示不愿与巫统合作，而是希望通过朝野政党合作来组建团结政府。马哈蒂尔的想法遭到各方反对，也造成新政府的组建陷入困境。由于处于传统权力体系最高层级的政党联盟已经难以整合现有权力组建新的政府，只能继续向上寻求更高层级的合作，因此出现了第五权力层级——联盟拼盘，即由政党联盟合作组建的新的拼盘——国盟，国盟中包含有国阵、全民共识、沙巴人民联盟和砂拉越政党联盟②沙巴人民联盟和砂拉越政党联盟是2018 年国阵败选后由沙巴和砂拉越当地政党退出国阵组建的政党联盟，下文分别称为沙盟和砂盟。，实际上这是一个由政党联盟合作组成的政治拼盘。③刘勇：《马来西亚联邦政治与东马政治的双向互动》，《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44—56 页。
（二）议员变节与穆希丁政权的倒台
由于马哈蒂尔不愿与巫统合作，穆希丁在最高元首的支持下担任国盟领导人从而组建了新政府。穆希丁国盟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的五级权力体系正式形成。权力体系由传统的四级变为五级，联盟政治拼盘成为实施权力的最终主体，选民、议员、政党和政党联盟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从权力体系本身来说，层级的增加会导致影响体系稳定性的因素增加，造成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强。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需要兼顾的利益方增多，在不同时期则会由于不同的原因导致政权不稳定。实际上，穆希丁的国盟政府只得到113 个国会议员支持，刚刚超过下议院总席位的半数，难以保持稳定。基于上述原因，穆希丁在进行内阁重组时，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将大量国会议员选拔为政府部门官员，以稳固其支持。其中，有70 余人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和副部长，39 人被任命为政府经济部门、国有企业的负责人。④刘勇：《马来西亚政权危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农克忠、雪小华主编：《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报告2020》，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 年版，第74 页。但由于巫统官司派领袖扎希德等未获官职任命，且在相关指控上未获益，因此扎希德宣布巫统仅支持国盟，而不会加入国盟，这为穆希丁政府的倒台埋下了隐患。此外，除了来自巫统的挑战，希盟领袖安瓦尔也多次宣称获得国会过半数议员的支持，寻求面见最高元首改组政府。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穆希丁政权才得以维持。2021 年8 月，在国家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后，巫统主席扎希德随即宣布，巫统内部15名议员撤回对穆希丁的支持。在此压力下，穆希丁主动辞职，穆希丁国盟政府宣告倒台。从权力体系的角度来看，影响穆希丁国盟政府政治稳定的直接原因是来自巫统的15 名国会议员，由于他们撤回支持，导致政权不稳而随即倒台。在深层次原因上则是因为巫统前领导人纳吉布、现领导人扎希德等并未从国盟拼盘政府中受益，因此不愿再与穆希丁合作。
（三）政党竞争与伊斯迈尔政权的终结
穆希丁辞职后，国盟重新推选巫统副主席伊斯迈尔为新任总理。伊斯迈尔上台后，为了避免政治长期动荡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与希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采取多项措施稳定国家政治。国家政治经历了短暂的稳定期，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向上发展的势头。但国盟内部关系却悄然发生变化，土团党与伊党关系更加紧密，而巫统则与伊党逐渐疏离。进入2022 年后，在伊斯迈尔新政的影响下，巫统声望逐渐恢复，国阵在多场补选中与希盟和国盟竞争都获得了成功，但巫统与国盟内部政党的关系也越来越敏感。2022 年10 月，巫统主席扎希德向伊党提出三项要求，作为双方在全民共识框架下继续合作的基础，分别是：离开国盟、切断与土团党的政治联系、正式宣布世俗化。①“Tiga Syarat UMNO Jika Pas Mahu Bekerjasama-Zahid”,Malaysia Gazatte,https://malaysiagazette.com/2022/10/02/tiga-syarat-umno-jika-pas-mahu-bekerjasama-zahid/.而伊党则拒绝了上述要求，双方合作终止。
此外，巫统难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作为副主席的伊斯迈尔在巫统内部面临较大压力。2022 年8 月23 日，前总理纳吉布涉SRC 国际公司4200 万林吉特洗钱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宣布驳回其上诉，维持对其有期徒刑12年和罚款2.1亿林吉特的判决。该事件引起了巫统内部官司派的担忧和纳吉布支持者的不满，伊斯迈尔面临的党内压力加剧。9 月30 日，巫统最高理事会通过将大选提前至2022 年举行的议案，但伊斯迈尔政府内阁却存在不同的声音。10 月5 日，12 名来自国盟的内阁部长越过总理向最高元首呈递请愿书，请求在年内不要解散国会举行大选。此举引发巫统领导层强烈批评，也造成了外界对伊斯迈尔政权合法性的质疑。10 月10 日，在面临各方压力的情况下，伊斯迈尔宣布解散国会并择机进行大选。伊斯迈尔政府的解散实际上是巫统与土团党和伊党之间关系破裂的结果，也是国阵与国盟之间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决裂的结果。从权力体系的视角来看，在新的五级权力体系中，由于政党和政党联盟这两级的不稳定，导致了伊斯迈尔政府在国内一片叫好的形势下也难以为继。
（四）第十五届大选与权力体系的重塑
第十五届大选中，国阵、希盟、国盟三个政党联盟在联邦选举中展开竞争，马哈蒂尔也领导祖国运动阵线加入角逐，砂拉越和沙巴的本土政党及联盟则集中竞选东马区域的国会议席。国阵以“稳定与繁荣（Kestabilan dan Kemakmuran）”为竞选宣言，将自己宣传为能够结束马来西亚政治动乱，恢复政治稳定的唯一选择。希盟则喊出“我们可以（Kita Boleh）！”的口号，带有回击对希盟执政能力质疑的意味，意图激起民众的信心。希盟在宣传中表示，由于其政权是被窃取的，所以选民应当选择希盟，以恢复人民的授权。①James Chin,“Anwar’s Long Walk to Power: The 2022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The Round Table,Vol.112,No.1,2023,pp.11-13.国盟以“关怀、干净、稳定（Prihatin,Bersih dan Stabil）”为竞选宣言，强调“干净”，表达其反腐倡廉的决心。②“Manifesto Perikatan Nasional (Tawaran PN BEST PRU15)”,eCENTRAL,https://ecentral.my/manifestoperikatan-nasional-pn-pru15/2022-11-7.祖国运动阵线承诺会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和值得信赖的政府，并复苏马来西亚经济使其再次成为亚洲之虎。③“GTA Launches Manifesto,Pledges 5 Key Reforms”,New Straits Times,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2/11/849292/gta-launches-manifesto-pledges-5-key-reforms.东马政党及联盟的竞选宣言则是以本土利益与发展为中心。
由于多个政党联盟的存在导致选票分散，加上首投族的参与增加了选民群体的多样性，大选结果并没有缓解政局的动荡。大选后，马来西亚并未出现获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席的政党联盟，在传统的四级权力体系下仍然难以组建新的政府，马来西亚也出现了建国60 多年来首次大选后的悬峙国会。政党联盟只能继续向上谋求组建更高的权力单位，各个政党联盟尝试了多种合作模式。最终，在最高元首的主导下，国阵、砂盟和沙盟决定支持希盟组建政府，马来西亚新的政治拼盘最终成型。从穆希丁国盟政府开始直到十五届大选后的安瓦尔团结政府，传统四级权力体系已经难以维持国家的政权稳定，五级权力体系成为新常态。政党联盟成为权力中间单位，最高权力单位则是由政党联盟所组成的政治拼盘。新的政治拼盘的形成使马来西亚暂时结束了大选后的政治混乱局面，但也为未来政治发展埋下了新的隐忧。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权力体系处于变形和重塑期，三年间马来西亚经历了政局的无序震荡，体系中的议员、政党和政党联盟三个层级都不再稳固，无法保持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的顺畅流动，从而导致了政治的动荡。
从2018 年希盟上台执政到2020 年“喜来登事件”后政府倒台，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政治民主化转型突然转向，政府进入无序动荡时期，权力体系发生变迁，国家政治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权力体系变迁的原因
2018 年后马哈蒂尔执政的22 个月是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突然从相对平稳转向动荡发展的阶段，也是权力体系酝酿变化的重要时期，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在悄然孕育着权力体系的变更。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政治生态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和走向，并催生了新的权力体系。
1.“青蛙政治”导致传统权力体系松动
在传统的权力体系中，由于议员地位的确立需要政党的支持，因此议员与政党间的关系相对密切，也极少出现议员脱离政党的情况。但是在2018 年希盟上台后，议员带议席跳槽成为常态，“政治青蛙”现象严重影响了权力集团的权力状态。其中最先开始的是国阵议员的跳槽，国阵大选失利后，成员党相继退出联盟，同时还有14 名巫统议员跳槽到土团党，使土团党国会议席由大选时的13 个增至27 个。①刘勇、李卓：《近年来马来西亚“青蛙政治”与“反跳槽法”的制定》，苏莹莹、翟崑主编：《马来西亚蓝皮书：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版，第103—130 页。在州层面，沙巴州和霹雳州也出现国阵议员跳槽到希盟，导致政权易主的现象。政府对跳槽现象以及跳槽议员的纵容使得议员跳槽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朝野力量逐渐失衡的同时也使“青蛙政治”成为一种新政治生态。“青蛙政治”成为政治人物在非大选时期获得政权的捷径，只要能够动员议员跳槽，就能够获取或者巩固自身权力。在希盟政府的默许下，“青蛙政治”的流行导致传统的四级权力体系中相对稳定的议员这一环节发生失能，议员对政党和联盟的忠诚逐渐消失，议员变节成为政权稳定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这种跳槽行为会引发政坛的惯性作用，从而得到大家的效仿，在短暂的穆希丁国盟时期和伊斯迈尔国盟时期，也有大量议员跳槽，导致了政权的无序震荡。因此，希盟短暂执政时期形成的“青蛙政治”生态是导致后来政治无序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2.精英斗争导致联盟分裂
希盟通过大选获得选民支持并赢得政权，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阵对于大选的垄断。但是，在传统的四级权力体系中，克服了选民这一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后，希盟的问题却暴露在难以协调内部关系上，包括政党间的关系和精英间的关系。其中政党间关系主要是土团党与行动党间政治理念的错位，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而合作，不但导致希盟政权的倒台，还推动形成政党合作强调功利性大于强调政治理念的政治文化。土团党是希盟内部唯一的单一族群政党，强调马来土著的权益，而行动党是以华人为主的多元族群政党，两党基于政治利益合作，但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难以调和。第十四届大选后，巫统和伊党重拾马来民族主义的大旗，不断侵蚀土团党的选民基础，导致土团党面临着支持者流失，政党地位下降的危机。同时，希盟内部不断催促马哈蒂尔明确交棒安瓦尔的时间，一旦交棒，土团党将难逃在希盟内部被边缘化的命运，②土团党主要代表以马来族群为主的土著群体的利益，它继承了巫统的政党特性，具有一定的族群排他性；
而民主行动党虽然号称代表各个族群，但却难掩自身以华人族群为主的特点，因此两党在政治理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将直接影响土团党在希盟内部的发展。于是通过吸引跳槽议员来提高自身影响力。此外，马哈蒂尔领导的希盟不能协调联盟内部精英间的关系甚至故意利用精英间的矛盾，导致精英严重分裂，从而直接导致了希盟的分裂。希盟精英间的矛盾主要是马哈蒂尔与安瓦尔以及安瓦尔与阿兹敏的矛盾。马哈蒂尔曾经将安瓦尔革职下狱，双方相互指责已有20 余年。出于制衡相同的政治对手——前总理纳吉布，2016 年土团党加入希盟与公正党合作，双方达成暂时和解，但实际上只是权宜之计。阿兹敏则由于安瓦尔的长期缺席，在公正党内部不断培育自身势力并发展壮大，他与安瓦尔激烈的竞争关系引发了双方严重的派系斗争。①在公正党内部，主席安瓦尔与副主席阿兹敏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公正党在创立之初，安瓦尔由于受到刑事指控一直是政党的精神领袖，而阿兹敏则一直主导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安瓦尔获得最高元首豁免回归公正党之后，与阿兹敏之间渐生嫌隙，安瓦尔意图将阿兹敏排挤出党的核心领导层，从而导致了两派之间的多次明争暗斗。由于马哈蒂尔不愿意交权导致他与安瓦尔之间的矛盾继续加深，加上他利用安瓦尔与阿兹敏的竞争来牵制安瓦尔，导致希盟内精英间的矛盾难以调和。2020 年2 月，土团党主席穆希丁和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主导“喜来登事件”，带领两党部分议员退出希盟，导致希盟政权垮台。这一事件开启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政党联盟由于政党及议员退出而丧失政权的先例，马哈蒂尔领导的希盟政府也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政府。实际上，政党及精英间斗争的根源在于各政党在联盟成立之初就存在的政治理念不和，功利性的合作关系在获取政权后的政治利益分配中难以达成共识，最后导致了联盟的破碎以及政权的倒台。
从权力体系的视角来看，正是在2018 年后马哈蒂尔领导希盟的短暂执政时期所出现的议员频繁跳槽现象导致了在传统权力体系中通常都保持稳定的第二级架构发生变动，并引起了各方的效仿，继而形成一种消极的政治文化，严重影响权力体系的稳定。而希盟内部政治理念相斥的政党出于特定政治利益的合作方式，导致精英间的决裂和政党关系的破裂也影响了权力体系中的第三级架构，以至于权力体系发生动荡，并推动了权力体系的重塑。
（二）新权力体系形成后政治发展的特点
随着穆希丁国盟政府上台，新的权力体系逐渐形成，第十五届大选后组建的安瓦尔团结政府仍然属于五级权力体系。新体系是对新政治生态的适应，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政党竞合模式发生变化，政党权力更加集中
“喜来登事件”后，在国盟筹组及新权力体系的酝酿时期，政党及联盟之间的竞合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政党之间的合作主要基于政治理念的契合，例如联盟党时期的族群合作理念，国阵时期的马来西亚民族理念等。反对党联盟从替代阵线到人民联盟再到希望联盟也十分强调理念契合问题，其多次分合的主要原因是伊党与行动党在伊斯兰教国与世俗国家上的理念相悖，难以相容。可见，在传统权力体系中，政治理念契合是政党合作的重要前提，但在新权力体系形成后，政治拼盘的形成不再主要依靠政治理念的契合，更多是利益的交换。穆希丁国盟时期，虽然其政治理念和巫统极其相似，本应完美契合，配合默契，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最终推翻穆希丁政权的正是巫统。伊斯迈尔执政时期，面对巫统与土团党逐渐增大的裂痕，他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兼顾反对党联盟的利益，从而稳固政权。安瓦尔团结政府时期，利益平衡的特点更为鲜明，希盟在竞选中就曾表示胜选后将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各委任一名副总理，团结政府成立后安瓦尔将官司缠身的巫统主席扎希德任命为副总理，①安瓦尔委任扎希德为副总理的做法受到了外界的普遍质疑，认为他此举是为了获得政权而进行利益交换。而他本人则表示，法院并未宣判对扎希德的指控，因此不能确定扎希德有罪。另一名副总理则来自于原本计划支持穆希丁的砂盟。在安瓦尔的团结政府中，不仅马华公会和行动党是多年的宿敌，而且巫统与行动党的政治理念也是完全相悖。多种现象表明，在新的权力体系下，为了促进政治拼盘的形成，不再强调政党或者联盟之间的政治理念契合，而是将利益平衡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2022 年8 月《反跳槽法令》在国会通过后，政党利益竞合模式的上述特点更加明显。由于法令规定议员当选后不能带议席跳槽，在选择合作对象的问题上政党领袖更加拥有发言权，拼盘政府的组建将是几个核心政党领袖之间的抉择，议员即使反对也将无能为力，这更加增加了利益交换的便利性，同时也会导致政党权力更加集中。以巫统为例，在大选结束后的国会悬峙期间，巫统以希沙姆丁为首的10 名议员宣布支持穆希丁的国盟，加上沙盟和砂盟的支持，穆希丁获得了超过半数国会议员的支持。②Mohd Nasaruddin Parzi,“‘tiada kerjasama BN dengan PH’-pendirian Hishammuddin”,Berita Harian,http://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2/11/1028628/tiada-kerjasama-bn-dengan-ph-pendirian-hishammuddin.但由于大选前巫统议员候选人曾签署协议，胜选后将由政党领袖来决定未来合作对象，导致议员的声明失效。最终巫统主席扎希德决定支持希盟组建团结政府，穆希丁再次就任总理的愿望落空。在2023 年巫统党内选举前，面对来自各方的威胁和批评，主席扎希德领导巫统最高理事会宣布主席和副主席两个职位将不参与竞选。随后，巫统宣布冻结希沙姆丁等人的党员资格，开除凯里·贾马鲁丁等人的党籍，这样的举动无疑体现了政党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
2.政治无序震荡的概率降低，选民政治参与热情减弱
在新的权力体系中，虽然层级有所增加，但由于《反跳槽法令》的落实，议员的跳槽行为将受到限制，这将极大地降低政权的无序震荡概率。在限制了议员层面的不确定因素之后，在政党和政党联盟层面，安瓦尔团结政府通过利益绑定的方式，暂时稳固了政府的权力。相比于上世纪马哈蒂尔的个人威权时期，团结政府更像是一种团体威权，由少数几名政党或者联盟领导人共同平衡利益，实现对国家政治的掌控。但在新的权力体系中，政党联盟这个层级仍然是未来政府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各联盟政党之间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异以及相互间的竞争，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存在很大疑问，加上联盟之间政党和精英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将是未来影响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政党联盟在合作组成政治拼盘之后——例如安瓦尔团结政府，政治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但等到下次大选时，能否组成相同的政治拼盘，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马来西亚政治转型中还将会面临基于大选的周期性震荡。
与此同时，由于权力体系层级增多，作为第一层级的选民与权力顶层的距离拉大，选民对于政局走向的影响力将降低。传统权力体系下，选民可以通过将选票投向特定的联盟实现“一步式”投票确定未来的政府，①刘勇：《马来西亚联邦政治与东马政治的双向互动》，《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44—56 页。但在新的权力体系中，政党联盟各自单独参选，选举后再进行拼盘政治组合，这导致选民投票时将无法预知未来的政府组建格局。由于缺乏对未来政府的期盼，选民对政局走向的影响力降低，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也将随之减弱。根据媒体报道，在2023 年8 月举行的六州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率较低。以雪兰莪州为例，每个选区的投票率仅在70%左右，②“Keputusan rasmi PRN 2023-Selangor”,Berita Harian,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3/08/1139604/keputusan-rasmi-prn-2023-selangor.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在减弱。此外，马来西亚还存在严重的选民分裂现象，除了传统的族群分裂，还存在宗教理念分裂、政治理念分裂和地域分裂等。第十五届大选将选民年龄调低到十八岁后，选民内部甚至出现了年龄的分裂，例如马来西亚民主阵线（MUDA）就强调对年轻人的吸引。高度分裂的选民群体向高度分裂的政党及联盟投票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马来西亚政治的重要特点。而选民、政党和政党联盟也将是未来影响马来西亚政治稳定，从而影响国家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在马来西亚传统的四级权力体系中，政党联盟在相互竞争时通常会将关注重点放在权力第一层级的选民身上，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吸引选民支持，以实现政府政权的稳固。传统上，由于选民对权力体系的影响机制与议员和政党不同，在促进政权稳定的问题上，政党联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议员和政党的关注及制度制约。2018年希盟短暂执政期间，马来西亚形成了议员随意跳槽、精英斗争激化导致联盟分裂的政治文化。上述政治文化在导致政权无序震荡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权力体系。在新的五级权力体系中，选民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各方尽力争取，但由于权力体系拉长后，选民对政权的影响力降低，参政热情也随之减弱；
《反跳槽法令》限制了议员的随意跳槽行为，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权力体系的动摇；
在新的拼盘政治中，政党和政党联盟的权力更加集中且缺乏政策规范，对政权稳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总的来说，新的五级权力体系建立后，团体威权会避免国家政治的无序震荡，但周期性震荡的烈度将可能会加深，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转型仍然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