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防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结提炼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其中和平性，可谓中华民族和谐哲学的根本体现，突出反映了中国人的辨证思维，亦体现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看待自我与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和平性主要以中华传统中儒家的和平观为价值理念，以“和合”为核心价值，最终追求天下“太平”这一全人类共同的目标[2]韩星：《“和平性”为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https://www.chinanews.com.cn/dxw/2023/08-06/10056553.shtml，2023年10月1日。。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文艺创作中，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一直都有深刻的表现；
遍览一个多世纪以来浩瀚的中国电影文本，更能加深这种认知。
在中国电影史上，一些战争题材片和武侠、功夫类型片都对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做出过阐释，当下的电影创作则以新的视点演绎着和平性。其中，首推最能代表新时代中国电影艺术成就的“新主流大片”。“新主流大片”是指将主流价值观和类型美学进行对接、以工业制作模式创作而成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和工业层面引领着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主体。该类影片中的《长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万里归途》及“流浪地球”系列等影片大多涉及中国海外撤侨、中外协同作战、中外共同面对未来危机等议题，其表现与传统儒家在国家、民族关系层面上对和平性的追求高度吻合，如《尚书·尧典》中论述了尧的“协和万邦”，《论语·里仁》中倡导的“德不孤，必有邻”，《左传·隐公六年》中提出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以及《周易·乾卦·彖传》中倡导的“万国咸宁”，都是在国家、民族关系层面上对和平性的诠释。“新主流大片”以电影艺术手段，也在此层面上对和平性进行了演绎。
首先，这些影片表现了不同文明如何通过彼此间的合作来实现“万国咸宁”。如古装题材影片《长城》讲述了中国宋朝军队和国外雇佣军联手抵御猛兽饕餮侵袭的故事。两支来自不同国度的军队，虽然秉持着两种不同的观念，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配合默契，最终取胜。影片以此表达了秉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内涵，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体现。
其次，“新主流大片”中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现实题材影片，是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现代诠释。如《红海行动》《万里归途》均是“撤侨”题材，但影片并未仅止于创作救回本国同胞的故事，而是进一步展现出中国政府努力将同胞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受困人员全部救出战乱区，抵达安全地带的责任形象。《红海行动》还展开了另一条情节线，即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在完成撤侨任务后，随即投入粉碎国际恐怖分子制造的危害全球的“黄饼”阴谋行动中去，并最终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避免了恐怖分子在全球制造更大的灾难。影片把“蛟龙行动”从救侨民升级到反恐、反战和拯救人类的高度，表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主题，也构成了对“和平性”的现代演绎。
最后，“新主流大片”中还有一些科幻类型的影片，用“中国式科幻”的叙事方式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流浪地球”系列立足于未来，讲述未来时期地球遭遇灾难，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全球科学家在地球上安装发动机，将其推离太阳系至安全外太空的故事。影片中着力探讨的“带着地球去流浪”的中国方案与西方科幻电影中“发生灾难时逃离地球”的理念在文化逻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创作理念与叙事逻辑的不同，展现出了蕴藏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独特的家国情怀。故事中地球面临危机时全人类协同拯救的设定，传递了中国人对人性和生命的理解，也从另一角度映射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在“新主流大片”之外，中国当下亦有诸多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电影。这些影片有的聚焦“一带一路”，表现“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发展变化，如《长安·长安》展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五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的表现中外经贸合作及共同发展，如影片《边海》以中越传统友谊为主题，集中展现我国边贸城市取得的发展成就，以及中越双边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的则侧重于表现中国的海外援建，如影片《非洲遇见你》以中国人参与非洲地区经济建设、海外投资和反盗猎保护动物为背景，表现了中国对非洲的援建；
《巴铁女孩》以一名中企女员工支援巴基斯坦大型基建为故事背景，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现了中巴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在旅游、艺术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书写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此外，还有表现中国军队海外维和题材的诸多影片，如《蓝色防线》记录了中国第一支成建制维和步兵营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保护当地难民营安全的故事；
《中国蓝盔》主要讲述中国维和战士受命于危难之际在非洲大陆上守卫和平的经历，展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这些影片从不同视阈展现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付出的努力，诠释了中国人对和平性的理解。
无论是“新主流大片”，还是其他涉及中外交流的众多文本，都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层面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这些影片中，能够感受到深植于中华文明中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天下为公”等理念，并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所追求的“万国咸宁”的境界，以及希望各国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
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便有大量的战争题材影片面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讲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历史的电影作品。这些影片展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族侵略、珍爱和平生活的信念与理想。如在1949 年之前，中国电影中便有《塞上风云》《八百壮士》《长空万里》等众多的抗日战争题材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表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历史影片更是大量涌现，如《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林则徐》《龙之战》《傲蕾·一兰》等。这些影片均为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自卫战题材，展现了国人维护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和平的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这些影片或以和平的视点去反思战争，通过表现中国人在反法西斯、创造和平世界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努力，让现代人认识到失去和平的危害；
或以情感去抚慰伤痛，通过表现战争的残酷及人民在精神与生活上遭受的苦难，让现代人理解和平时代的弥足珍贵。
这些影片的背景大都为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都是外敌入侵后中国人民奋起自卫的反侵略战争。从这些影片中可以看到，中国都是为了保卫和平而战，从不主动侵略；
中国人所进行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抗争，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战争发生；
中国人从来没有为昭示霸权而发动占领别国领土的战争—“和平”是铭刻在中国人身上的基因。中国传统思想历来主张：以“仁”为出发点、以“义”为约束，通过正义的战争来制止或消弭非正义的战争。如春秋时期的重要军事著作《司马法》曾提到，“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墨子在提出“非攻”思想时也认为大禹、成汤和武王的攻伐都是替天行道，是以诛暴讨乱、安国保民为目的所发起的反抗，他们对暴虐无度者的讨伐应当称为“诛”，而非以征伐为目的的“攻”[1]崔晓姣：《仁者无敌：早期中国的兵家与军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27—31页。。中华文明中“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和平观念在中国战争题材电影中有着充分而多元的体现。
中国侠义精神和中国功夫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而武侠片和功夫片则是中国电影诠释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文本。自20 世纪20年代后期，这两种类型片就出现在中国影坛，后经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同步发展与融合，成为华语电影的品牌。这一华语电影中的主要类型，从两个方面诠释了中华文明之和平性的深刻内涵。
首先，这些影片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儒家秉持一种和平思想，如《论语·学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
《正蒙·太和篇》提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主张，等等。中国武侠片与功夫片在表现“除暴安良”主题的同时，也在阐释着“和为贵”“和以处众”“仇必和而解”等中国儒家思想。影片里中国武术的内涵大都被诠释为以武会友、求同存异以及忍让克制，作为影片主角的中国传统侠客大都以仁爱、谦让以及宽容解恩仇、包容异己，在经过力量、技巧的比拼之后，终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从而表现出了中国人最终的价值追求—通过加强对自我的修养，追求身心的和谐，修身养性且和谐地与他人相处，以达到真正“和”的境界，并最终维护好百姓和国家的平安与兴盛。其中，《英雄》为集大成者，影片中，在希望社稷与民生向好的诉求之下，一心报仇的剑客无名和他所要行刺的对象秦王之间最终达成了和解，秦王也悟出了“剑道的最高境界是不杀”的和平信条。在影片所塑造的秦王和刺客身上，较为生动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精神。
其次，这些影片从国家、民族关系层面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国武侠、功夫类型片中，有较多表现中外侠客对决题材的作品。这些影片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出中国的仁爱、宽厚、包容的价值观念，表达出中国人和谐、平等、互相尊重的和平思想。如功夫片《叶问》里，中国咏春拳大师叶问在战胜日本武术家后，对比中日武术说出了中国武术的精髓：“我们中国武术，是包含了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仁，推己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因为你们滥用武力，将武力变成暴力，去欺压别人。”在《叶问2》中，当叶问战胜以强欺弱的英国拳师后，也表达了中国武术并非要展示自己有多强，而是以尊重对手为前提，以化解矛盾为主，追求“和”的理念[1]王轶霄：《中华和合文化在中国电影中的体现》，《经济师》2020年第9期。。这些影片对中国武术内涵中的和平性与其他国族武术的侵略性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释，进而说明正是和平性赋予了中国武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些功夫片虽然以中国功夫为表现对象，但整体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内涵。在国家、民族关系层面，中华文明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和偏激极端等做法一直都有深切的批判，讲究一种和平之下的“共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不能简单地否定对方，不追求压倒或击垮对方，也不把自身的观念强加于他人。这便是“协和万邦”的观念，“仇必和而解”的价值，以及“礼尚往来”“以礼待人”等原则在电影实践中的体现[2]张颐武：《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红旗文稿》2023年第12期。。
总之，中国武侠与功夫片，体现了中国人以“和”为中心的价值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家国一体”和“天下一家”的国际秩序观，彰显了中国人所秉持的和平思想。
上述多种题材和类型的中国电影，无论是“新主流大片”中体现的“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主题，还是战争题材影片中表达的“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中国战争观，抑或是武侠片、功夫片中所展现的“和以处众”、“仇必和而解”、平等尊重的价值观等，都从各个方面完整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这种文明特性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一直在延续发展。至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成为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时代诉求，这种诉求将对新时代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诠释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更多的启示，亦为当今世界理解中华文明及其和平性提供更佳的路径。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又让新时代中国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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