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政府及卫生部门响应国家号召,领导本市开展针灸推广工作,至1966年前,基本实现了针灸在广州自上而下、大范围、深层次的普及,成为新中国初期大型城市普及中医疗法、建设基层中医药事业的典范,也为改革开放后针灸在广州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考察1950—1966年广州市推广针灸的主要史实,总结大型城市推广中医适宜技术的“广州经验”,有助于指导当下广州市基层中医药建设科学开展。
结合党史、国史的重大事件和分期主线,广州市针灸推广可分为初步尝试、全面推广和曲折发展3个主要阶段。
1950—1953年是国家需求下的初步尝试阶段。新中国开展针灸推广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资源匮乏,中、西医比例失调、分布不均,加上历史原因造成“中、西医间,西医之间形成了派系分歧,互相倾轧”[1]。如何充分调动中医资源并在短时间内训练足量适于国情需要的卫生专业人员,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1950年,首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团结中西医”方针,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副局长朱琏在北京开展了小范围的针灸诊疗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效[2]。1951年2月至3月,《人民日报》连载针灸相关文章,呼吁应“迅速地把它(针灸)广泛地推行于广大城市和农村”[3],吹响了在全国推广针灸的号角。半年之后,全国首家专事针灸推广和科学研究的机构——针灸实验所正式成立,朱琏担任所长。在1951—1952年间,先后在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康省(现川西及西藏东部)培训人员并推广针灸,积累了初步经验,证明可通过短期训练使中、西医务人员掌握针灸疗法,成为技术推广的骨干。
中南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大行政区,管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区。除区政府所在地武汉市外,广州市是中南区的另一中心城市。为响应中央推广针灸的号召,1952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联合针灸实验所中南区工作小组在武汉市举办“中南针灸师资训练班”(以下简称师资班),中南区六省二市选派了40名医师参加。师资班以“理论学习+临床实践”为模式,至1953年4月底结业。学员在中南区卫生部和各省、市的统一分配下,到各地医疗机构开展针灸推广与临床诊疗工作[4]。中南卫生部秘书处副处长兼中医科科长徐鉴泉提出,中南区针灸推广要“特别着重武汉、广州两市从点的提高,各省从面的普及”[5]。
中南针灸师资训练班为广州推广针灸培养了首批骨干,学员主要分配在广东中医院(后更名为广东省中医实验院,今广东省中医院)和广州市立人民医院工作。广东中医院是广州市最先响应政府推广针灸指示的医疗机构,于1952年6月创办针灸科,但当时条件简陋、人力有限,只能半日开诊,选择部分病例治疗[6]298。学员司徒铃分配至针灸科后,带领科室开展全日制诊疗,建立了门诊预约制,并设有7张病床。半年时间内,针灸科接诊患者3 197人次[7]。1953年6月,傅禺民和何友良被分配至广州市立人民医院,两人设立针灸治疗室推广针灸,治疗有效率达84.5%[8]。此后,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干部疗养院也效仿推行针灸疗法。与此同时,广州市开始培训针灸人员。广东中医院是广东省最早的针灸临床教学基地[6]298,先后接受了中南卫生部委派的针灸临床教学和广东省卫生学校医士班新增的针灸课教学,并协助指导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员针灸实习[9]。实习结业的学员被派往湛江市和清远、英德、惠阳、宝安等县人民医院或卫生院继续推广针灸[7]。这样一来,初步形成了短期培训、定向分配、逐级推广的推广模式。
这一阶段,广州市针灸推广工作虽有初步开展,但社会上普遍存在排斥中医的思想和做法,卫生系统的部分领导对“团结中西医”的认识存在偏差,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针灸推广的顺利进行。如劳煜槐1952年被派到中南针灸师资训练班学习,回医院推行针灸却受到歧视和排斥[10]。
1954—1960年是政策调整后的全面推广阶段。1953年6月,中南区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召开后,中医的生存困境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经过调查研究,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递交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要求卫生部门“积极发挥中医的力量和作用”,新的中医政策形成[11]。1955年4月,广东省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召开,传达中央关于新的中医政策的指示;同时,省卫生厅成立中医科。1955年10月,省内开展对歧视、排斥中医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医政策的调整为针灸推广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一阶段,广州市针灸推广在以下几方面表现突出。
1.组织领导
1954年,中南行政区撤销,广州市针灸推广由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及相关卫生部门负责。在新的中医政策纲领下,省内组建了负责中医工作的行政机构,广州市针灸推广有了统一领导,此前部分医院歧视、排斥针灸的情况得到纠正[10]。为组织开展针灸推广,广东省、广州市针对医护人员、农村“三员”(保健员、接生员、卫生员)、普通干部群众等群体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学习任务,并要求各地每年总结上报,讨论调整来年计划。“大跃进”时期,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针灸推广的管理,如广东省卫生厅制定中医工作“十大措施”,其中之一为“开展普及针灸运动”,要求1959年国庆前全省县级以上的医务人员要百分之百学会针灸技术,群众学习简易针灸[12]。
2.人员培养
针灸推广的首要任务是培养足够数量的工作骨干。自1954年始,“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在全国开展。广州市借鉴此前“理论学习+临床实践”的短期速成模式,结合“西医学习中医”运动需要,举办了大量西医学习针灸短期训练班,教授针灸知识、操作方法和常见病治疗。广州市多家医院也组织了院内针灸学习班[13]。“大跃进”时期,广州市掀起学习针灸的群众性运动:广州市卫生局多次举办针灸训练班,中华医学会广州分会和广州中医学院联合举办中医业余大学和针灸治疗学习班,均面向市属各医院西医、护士及相关医务人员[14];人民公社也培训“三员”和普通群众学习简易针灸。此外,广州市开始培养高级针灸人才。1956年9月,广州中医学院成立,开启针灸本科教学并举办首届针灸师资班;1959年,广州等36个市、县选送50名中医师前往南京中医学院针灸师资班学习[15],这些骨干学成后承担起了推广针灸的任务。
3.临床推广
乘着“西医学习中医”的东风,针灸在广州市、专区医院以及医学院全面推广,形成应用热潮。针灸治疗范围也由慢性病扩展到临床各科。如广东省、市人民医院用针灸治疗神经痛、慢性胃炎、月经不调、风湿病等[16];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用针灸治疗急腹痛、支气管哮喘、痛经、失眠等;广东省工人疗养院用针灸治疗神经衰弱、胃及十二指肠溃疡、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14]。不仅如此,针灸还被推广于多种疑难杂病的治疗。如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等多家医院的外科,应用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17];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采用针灸治疗产后子宫收缩痛,广州市儿童医院用针刺法治疗传染性肝炎[18];等。1959年,广东省人民医院最先在省内应用针刺麻醉进行扁桃腺手术获得成功。此后,又运用针刺麻醉开展无痛分娩和甲状腺手术[19]。
4.技术革新
针灸推广的工作需要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从业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涌现出司徒铃、欧阳勋、陈全新、梁庆临等一批针灸家,推动了技术革新。如陈全新发明无痛进针法,梁庆临发掘和改进了针挑疗法。医疗机构普遍开展电针、耳针、梅花针等新式针灸的临床观察。随着“大跃进”的到来,针灸“技术革命”及相关研究愈发繁多,以广州中医学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为其中翘楚。1956—1959年间,广州中医学院开展了以经络在临床的应用规律,子午流注法测知十二经络,针刺内关、神门对血压、脉搏的影响,针灸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针灸治疗疟疾等为主题的研究。广东省人民医院在院内手术中广泛应用针刺技术治疗喉反神经麻痹引起失声及吞咽困难、子宫脱垂等疑难病症。这些科研成果作为广东省针灸技术革新的代表,参加了1959年全国中医经络针灸学术座谈会、展览会,引起了业内的关注[19]。1960年,广州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各医疗、科研单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针灸作用机制及经络实质[20]。
1961—1966年是政治影响下的曲折发展阶段。有数据显示,到1960年底,广州市80%以上的医务人员都学习了针灸,其中相当一部分能够运用针灸治疗常见疾病,县和公社的部分接生员、保健员也学会了简单针灸[21]。但受“大跃进”影响,针灸推广也呈现出非理性一面。1961年国家颁布“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医药卫生也进入反思和调整阶段。广东省、广州市先后召开会议总结“大跃进”针灸推广的得失经验,认为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浮夸风等问题,要求调整工作做法。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将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建设的首要地位。为响应国家“支援农业”的号召,卫生工作的重点也发生转变。
这一阶段,广州市主要面向农村推广针灸。1961年春,广州中医学院下乡的师生组成广东省下乡医疗队,先后分批深入多个县、市开展健康普查和疾病防治,教授基层卫生人员针灸、推拿等方法,支援春耕生产[22]。1965年11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参加会议并指出,应面向农村“积极推广针灸、推拿、土方、草药等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方法给农民治病”。会议将“大力普及和推广针灸、土方土法”写进《针灸、草药民间治疗试行方案(草稿)》(以下简称《草案》),要求“所有医药卫生技术人员,特别是县以上医疗队的成员都要掌握这个基本技术”[23]。这些意见实际体现了中央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态度。同年6月,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24],影响了未来十数年中国的卫生建设导向。广州市政府及卫生部门根据毛泽东指示和省厅《草案》,整理本市针灸推广经验,编制面向农村地区的针灸治疗常见病具体方案,并组织针灸医疗队深入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工作。
1966年后的“文革”时期,中医事业收缩,广州城区内的针灸推广转为针刺麻醉研究,由于疗效不稳定,后期局限于条件较好的大医院使用,并以理论研究为主[6]281。在农村地区,针灸主要由赤脚医生使用和传播。针灸是赤脚医生的医疗手段之一,但因缺乏科学管理与统一规范,实际效用难以确考。
1950—1966年广州市针灸推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型城市推广医疗技术成功的典范,加强了本市中医药事业建设与基层医疗力量,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对全省针灸工作起到示范效应与积极影响,彰显出广州市“领头羊”的表率作用。长达17年的推广工作,为改革开放后针灸在广州的繁荣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2020年,广州市中医药大会提出加快中医药强市建设,要求强化政府组织与制度保障,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强基层、建高地、登高峰”,构建“顶天立地”的医疗卫生大格局[25]。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指导当下广州市基层中医药建设科学开展。
一要强化政府主导,统一思想认识,做好顶层设计,提升政治保障。据近年对广州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抽样调查发现,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适宜技术在基层应用的比例有待提高,社区居民和医务人员认为目前政府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缺乏有效支持和政策引导[26]。从广州市推广针灸的历史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针灸推广的重视和支持,是推广成功的首要关键。因此,有必要强化政府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统一思想认识,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各级部门协同配合,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方案条例,实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基层中医药建设,保障相关工作顺利落实。
二要重视医学研究与推广普及相结合,提高针灸疗法的科学性、有效性与普适性。目前,针灸疗法和推拿疗法、中医外治法、中医内服法及中药炮制适宜技术统称为“中医适宜技术”,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自本世纪初以来,适宜技术推广工作已在全国多次开展。但调查显示,普通群众对针灸的知晓率仍然不足,部分人对针灸疗法的有效性、安全性持怀疑态度,甚者拒绝针灸治疗[27]。广州市推广针灸期间,针灸疗法得到较大发展与提高,如陈全新的无痛进针法即为后来的岭南“飞针”,有进针快、痛感小、手法轻、得气快等临床优点;其他技术革新成果也提升了针灸的有效性与普适性。因此,针灸作为一门医学,大力普及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发挥临床工作者和科研学者的合力,不断改进针灸的操作技术,结合现代成果进行科学研究,提高针灸疗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也将有助于提升其在群众中的接受度。
三要培养专业人才,促进人才和技术下沉基层,实现医疗队伍持续稳定补充。目前中医药人才培养普遍存在周期较长、规模有限的问题,加上基层地区待遇偏低、职业前途有限,导致中医队伍缺乏持续稳定的人员补充,适宜技术推广缺乏执行主体[28]。从广州市推广针灸的历史可以看出,培养大批具备专业知识的骨干人才是技术推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理论学习+临床实践”短期速成培训模式,节约了基层人才培养成本,符合当时的国情需要。当下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和基层中医药事业建设,应重视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和可持续的人才发展职业路径,提升基层医务工作者专业性与职业获得感。可借鉴短期培训模式,适当缩短培养周期;借鉴层层推广、定向输送的方式,实现医疗队伍持续稳定的补充。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帮助基层留住人才。
四要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化被动接受为主动采用。调查显示,当下广州市居民对中医适宜技术认知不足,多为被动接受,主动性有待增强[28]。针灸推广的主要对象是广大民众,初衷是保障人民健康。在推广过程中曾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强化了针灸在群众间的信赖与认同。当下,政治运动的形式已不再适用于卫生技术推广,但可通过媒体舆论和社会宣传进行引导、教育,提升群众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尤其是青年人群和外来人群对中医适宜技术的认知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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