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念 郑金辉
摘 要：基于2007—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理念及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出发重构城乡发展的指标体系，计算出城乡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以此来衡量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对该协调水平的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且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但整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省份协调发展水平区域差異不断缩小且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东、西、中部地区对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依次递减。人力资本、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金融水平对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是促进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
耦合协调；
动态演进；
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 291.3
文献标志码：A
Study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WANG Niannian ZHENG Jinhui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7 to 2019，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five concep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five asp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lculat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ubsystem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is coordination level. On this bas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studied through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has steadily improved， with a decreasing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constantly narrowing， mainly due to intra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o intra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decreasing in sequence. Human capital，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level， and financial leve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re key factor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ynamic evolution; spatial Durbin model
0 引言
“十四五”时期，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促进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成为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步飞速，城镇化、工业化已步入中后期，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推动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是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与乡村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关系理论内涵和影响因素、城乡联系水平测度与评估、城乡发展模式和协调推进策略等几个方面展开。现有研究为本文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参考，但还存在一定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改进：①在研究内容上，多是从经济、社会、文化、空间、人口等几大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相应的分析，而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角度对城乡发展水平的测度和研究较少，且缺少对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等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②在研究方法上，在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大多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忽视了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缺乏对全国和分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效应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重构了中国城乡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对该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评价，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归纳了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以期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和实践指导。
1 指标体系构建、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构建了城镇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构建了乡村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较多，不包含西藏，不包含港、澳、台）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EPS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1.3 研究方法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运用熵权法来计算城乡高质量发展水平各项指标的权重及各地区的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各地区的城乡高质量发展水平；
采用全域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来描述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空间集聚特征；
采用泰尔指数将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中国30个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数值，以该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2.1.2 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自然以及政策制度等方面因素对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具体影响因素如下：①经济水平（gdp），采用人均GDP表示，在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②外商投资（fdi），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地区GDP比值表示；
③人力资本（hum），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人数×1+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数×9+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12+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人数×16）/6岁以上人口总数；
④产业结构（stu），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在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⑤市场水平（mar），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来表示；
⑥政府干预（gov），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GDP比值表示，在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⑦金融水平（fin），采用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在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2 空间杜宾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分析各因素对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参考Elhorst的研究，依次进行Wald检验、LR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采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最合适。因此，后续分别在空间邻近、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权重矩阵条件下用此模型进行回归。
3 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3.1 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特征
图1为样本期内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城乡高質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2007—2019年，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除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全国和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均表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且东部地区上升幅度不大；
中部和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稳步上升，上升幅度较大。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始终高于全国均值，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则始终低于全国均值，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
3.2 区域差异及结构分解
表3为泰尔指数计算结果。从总体差异看，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呈波动下降的趋势，表明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从结构分解结果看，研究期内地区内差异贡献率除了2010—2012年三年略低于地区间差异贡献率，其余年份均高于地区间差异贡献率，表明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进一步对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进行分解，不难看出，研究期内东、西、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及其贡献率均依次递减，即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说明地区内差异的主要贡献者是东部地区。
4 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空间相关性检验
研究期内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Moran’s I指数见表4。可以发现，2007—2019年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Moran’s I指数浮动范围为［0.240，0.302］，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4.2 空间杜宾回归结果分析
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系数及显著性在三种权重下有所差异。具体来看，人力资本水平在空间邻近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对本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受教育程度提升能够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强地区创新能力，从而对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空间邻近矩阵下，人力资本水平对周边省份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本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吸引了周边人力资本向该地区集聚，抑制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进一步导致了周边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的降低。在空间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本省份和周边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均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资本的逐利特性使外商资本倾向于向发达城市及发达地区集聚，导致城乡间资源禀赋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政府干预在空间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对本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产生了明显促进作用，在空间邻近矩阵下，政府干预对周边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在城市发展中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偏向资本密集的投资导向将不利于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提升。
产业结构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对本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均产生了明显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使劳动力要素由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流动，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推动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空间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对周边省份耦合协调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为本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吸引周边地区资源要素向该地区集聚，抑制了周边地区产业的发展，进而抑制了周边地区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水平对本省及周边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作用均不显著。在三种权重矩阵下，经济水平和金融水平对本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地区本身经济基础也较好，因而其地方政府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本辖区内城乡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更快地实现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而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拓宽金融资源的来源，有效缓解资本稀缺性，使更多的资本流向农村，从而提高农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积水平，帮助其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先进技术，提高自身创新创造能力，最终促进城乡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各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和符号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研究结果较为可信。
4.3 异质性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后续研究基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展开。由表6可知，从人力资本的影响来看，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本省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省份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影响均不显著；
从外商资本的影响来看，东部地区外商投资对本省和邻近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反，中部地区外商投资对本省和邻近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对本省和邻近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均无显著影响；
从政府干预的影响来看，东部地区政府干预对本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省份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影响均不显著。
从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对本省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邻近省份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对本省份和周边省份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对本省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周边省份影响不显著；
从市场水平来看，三大地区市场水平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影响作用均不显著；
从经济水平来看，东中部地区经济水平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对本省和邻近省份影响均不显著；
从金融水平来看，东部地区金融水平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金融水平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金融水平对本省份和周边省份影响均不显著。综合来看，人力资本、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金融水平相比于其他影響因素对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因而这些因素是导致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差异的关键影响因素。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2007—2019年中国城乡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空间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①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表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但增长幅度较小，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但增长幅度较大；
②总体差异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且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东、西、中部地区对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依次减小；
③中国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主要受到人力资本、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经济水平和金融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5.2 启示
根据上文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城乡高质量发展，落后地区要借鉴发达地区的城乡发展经验，探索适合自己的城乡高质量发展道路；
②充分认识地区差异，根据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因地施策，缩小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③各省份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还要加强与周边省份间的合作、交流与互动，在综合考虑人力资本、外商投资、政府干预等影响因素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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