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民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战争是不同部落、民族和国家之间解决矛盾纠纷的暴力手段，是政治与外交的延续。战争是和平之殇，人类灾难，从原始社会至今，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但战争往往又不可避免。据不完全统计，5000 多年来，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的大小战争达1.45 万次。战争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属性，如何看待战争，需要将战争置于社会领域，从战争与社会发展变迁的联系来考察战争的社会属性。公元前3 世纪，亚洲东部发生了“秦并巴蜀”事件，位于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蜀国和巴国相继被秦国灭掉，被纳入到秦国版图。“秦并巴蜀”，对于巴国和蜀国的统治者而言，是灭国之战的国殇。然而当我们将“秦并巴蜀”事件置于当时的社会领域，从战争与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和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联系起来看，这次战争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秦并巴蜀之后，秦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从而为其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此后，秦将巴和蜀纳入到中国一体化进程中，巴蜀地区经济有较大发展，社会也出现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巴蜀地区各民族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开启了巴蜀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因此需要重新认识“秦并巴蜀”的历史意义。
20 世纪以来，现代考古学在全球的兴起与发展，充分证明了全球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也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文明起源初期，区域文明犹如满天星斗，群星闪烁。人类文明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也有着若干共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主要表现为 “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
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①王巍：《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897296654401431＆wfr=spider＆for=pc。。世界不同地区国家形成的条件有所不同，但国家的要素是基本相同的，即国家包括领土、人民和政府等基本要素。
人类文明兴起之初，各地所建立的国家大都规模较小，形成了“万国”林立的发展局面。但从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3 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世界大国的出现，大国崛起成为世界主要文明发源地的一种共同现象。在欧亚大陆相继崛起了罗马、安息、贵霜和秦汉四大强国。随着大国的崛起，不同区域的文明也出现新的发展，并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位于欧洲西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国从公元前3 世纪开始，相继对地中海沿岸的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强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使这些国家皆臣服于罗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崛起，罗马城成为世界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前1 世纪，位于亚洲西部的广袤地区也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即安息王朝。安息王朝通过战争相继占领了两河流域和伊朗地区，并与罗马之间长期发生冲突，从而阻止了罗马的东扩。另外，公元前1 世纪在今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也兴起了贵霜王朝，并与东方的汉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公元前3 世纪，亚洲东部在经历了春秋战国长达500 多年的大分裂大动乱之后，于公元前221 年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辽阔的秦朝，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制度和文化，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然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5年，但继之而兴起的汉王朝仍然保持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体制，中华文明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可以说，此一时期无论是欧洲、西亚、中亚，还是东亚，都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从小国向大国发展变迁的过程。从小邦到小国，从方国到大国，这既是全球主要文明兴起发展地区的共同现象，也是亚洲东部中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因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选择，而“秦并巴蜀”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重要一环。
（一）中华大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推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条件
亚洲大陆东部中华大地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东西跨经度62 度，南北跨纬度49 度，是一个幅员广阔且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的生存空间”。这个自然地理单元具有对内开放而对外封闭的特点。亚洲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是长达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浩瀚的大海，东北有大兴安岭与西伯利亚高寒地区相隔离，北部横亘着广阔的沙漠，西北地区则有无垠的戈壁荒漠和人迹罕至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冰川高山。正如《尚书·禹贡》所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海洋、高山、高原、沙漠、森林形成了农业时代人们难以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古代中华各族群之间的交通与交流相对困难，从而决定了中华大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具有很强的内向性，也使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性和凝聚力不断加强，在与外部交流借鉴过程中表现出稳定连贯的延续性。中华大地内部的自然框架中，有包括高原、平原、丘陵、盆地等结构完整的地理体系，地大物博，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并无对外开拓的需求。亚洲东部中华大地“于外严整而于内又气象万千”，虽然内有因高山大河阻隔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地理区域，但在各大自然地理单元之间存在若干通道，使古代各族之间可以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见，中华大地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共生共息的地理空间，既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赖以生存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自然基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以来不曾中断的保障。一是中华域外的游牧民族难以逾越高山大海的地理障碍，由此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二是中华域内的游牧民族和高原山地民族由于与中原农耕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同质性，因而他们即使入居中原，甚至取代汉族建立了独立的政权，但也没有消灭中华文明，而是主动融入到中华文明文明体系之中，因而中国没有如巴比伦、古印度和罗马一样分崩离析，文明出现断裂。正是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中华域内各民族的文化同质性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融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谓“天佑中华”。
（二）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构成了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统一国家的建立
史前时期，在中华大地出现了满天星斗式的无数个文明中心，大大小小的国家散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南北东西各地。但分散的小国很难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和生存的压力，相互之间难免不出现争夺食物、土地、人民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演变成战争。但战争往往就会造成两败俱伤，因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寻求联合成为一种趋势。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诸侯有不顺者，从而征之，未尝宁居。”其后，通过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击败炎帝与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成为中原华夏地区的盟主后，“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黄帝在“万国和”的基础上主张不同部落之间相互通婚，加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交融，由此推动了华夏地区各部落的融合发展，并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增强了向心力和凝聚力。
黄帝之后诸帝时期，黄河中下游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大一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尧、舜、禹都建立了统一的部落联盟及巡狩天下的机制。尧、舜时期，洪水泛滥，给黄河流域华夏各族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因而亟须整合各部族力量进行大规模水患治理。大禹正是通过大规模治水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推动了国家体制的完善，进一步增强了黄河流域各部落之间的凝聚力，由此推动了第一个统一大国夏朝的建立。大禹治水成功后，“舜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商，如舜让尧子。”《史记·五帝本纪》而诸侯归于禹，然后禹践天子位。大禹顺应诸侯的拥护，继王位后，内划九州，外设五服。夏朝建立，标志着黄河流域华夏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进入“月朗星稀”阶段，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以其完备的国家体制和先进发达的文化在中华各区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大一统的观念初步形成。从商朝到周朝，中华大一统观念进一步发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一种共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人心思定，盼望结束分裂和战争。孟子提出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的主张。《公羊传》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概念。因此，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以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目标。战国时期，建立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仅具有思想和政治基础，也有经济和文化基础。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繁荣对于推动统一国家也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交流，要求打破诸侯国之间的藩篱，而中原各国之间民众通商、通婚十分频繁，从而推动各国民众向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秦并巴蜀”，正是在中华大一统思想形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冲破诸侯国分裂割据的历史背景下而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秦并巴蜀”对巴和蜀的统治者而言是灭国之战，让他们失国，失去特殊的地位。然而从广大民众的生存发展来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巴蜀地区经济和文化都得到更大的发展，尤其是蜀国经过治理，农业兴盛，工商业发达，水旱不饥，丰衣足食，人民的生活较前更好，因而对民众而言被纳入秦国是更加有利的。而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性，“秦并巴蜀”使秦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为其后秦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视域来看，“秦并巴蜀”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战国前中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秦、楚、齐、燕、赵、魏、韩七个实力雄厚的国家，被称为战国七雄，此外还有巴、蜀、充、苴、越、宋、中山、鲁、郑、卫、滕、邹、费等国。
巴、蜀、充、苴等国在今四川和重庆地区。古代巴和蜀“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区”①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6 页。。巴和蜀都共同根源于土壤肥沃、降水丰沛、气温适宜、自然条件优越的巴蜀地区。正是巴蜀地区的好山好水孕育出了灿烂辉煌底蕴深厚的巴蜀文化。巴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如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和20 万年前的眉山坛罐山遗址（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多悦镇滴水村与太和镇马堰村交界处，地处成都平原南部、岷江支流东醴泉河右岸的低缓垅岗上）及3.5 万年前的资阳人，都充分证明巴蜀地区人类文明起源悠久。这是传说中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97 页。的时代。《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③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5 页。巴蜀地区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尤其是成都平原面积辽阔，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沟渠纵横。由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古便能利用江河之水自流灌溉，这为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史记·货殖列传》称赞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3261 页。《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童，西近笮马牦牛。民食鱼稻，亡凶牢忧，俗不愁苦。”⑤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645 页。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农业，为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巴、蜀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蜀国的历史久远，《太平御览》曰：“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人椎髻左祍，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四千岁。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⑥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子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 年。古史记载中，关于巴族的形成，传说很不一致⑦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年，第7 页。。《山海经·海内经》载：
“西南有巴国。太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⑧《山海经·海内经》卷十八，《四部丛刊三编子部》第84 页。“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生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⑨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6 页。战国时期，巴和蜀都分别发展成为西南的两个大国，巴国“其地不至鱼复，西方至僰道，北接汉中，南至黔涪”⑩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8 页。。七国称王，巴也称王。蜀国的面积更大，国力更是强盛，“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①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1 页。并据有褒、汉之地，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巴、蜀两国有宿仇。公元前316 年，巴、蜀之间因苴侯而发生战争冲突，苴、巴主动请求秦兵援助。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6 页。此时，秦惠王励精图治，于前330 年至前328 年，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并在黄河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基地，有效地防范魏国的侵扰。同时秦惠王任用张仪，运用连横之策挫败了公孙衍的“合纵抗秦”之术。秦国的国力较前大增，向外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当苴、巴向秦求助时，秦国面临两个重大决策的选择，一是南取巴、蜀，拥有富饶的巴蜀之地为大后；
二是起兵伐韩，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此秦国高层出现了较大争论。《史记·张仪列传》载：“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③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281 页。“仪曰：‘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老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愿争于戎翟，去王者远矣。’”④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282 页。但司马错则主张伐蜀，他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⑤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283 页。但《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争论的焦点却是伐蜀还是伐楚，“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⑥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6 页。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纵横家和辩论家，他所提出的攻韩以劫天子，从而号令天下的主张颇具煽动性。但韩国军力强大，且攻韩以劫天子就会使秦国承担不尊天子的恶名，为不义之举，无疑会给其他国家以借口，导致各国联合攻秦。因而司马错认为攻伐蜀国，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有禁暴止乱之名”，故而可以“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更重要的是，“得蜀则得楚”，进而可以得到天下，从而实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霸业。善于纳谏的秦惠王经过比较后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历史证明，司马错的建议是正确的，较张仪的主张更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判断也更加正确，一是久经战争考验的秦国虎狼之师攻打蜀国，确如“豺狼逐群羊”，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
二是秦并巴蜀未引起其他列国的反对；
三是巴蜀之地民众而物丰，使秦国的综合国力由此大增，进而成为秦国的战略大后方，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发生在秦国的这场廷前辩论，不仅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前316 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蜀王在葭萌（今昭化一带）与秦军决战，但蜀军战败，蜀王逃到武阳（故城在今彭山县东），为秦军所杀。蜀王之长子率领残余力量退到逢乡白鹿山（在今彭县西北），也被消灭。《史记·张仪列传》载：“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①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284 页。张仪、司马错在灭蜀后，又一鼓作气，也将巴、苴两国占领。“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2 页。。
秦并巴蜀后，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③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284 页。。秦国统治的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长江上游，从而越过了秦岭这个南北分界线，不仅使秦国的土地扩大，人民增多，而且也使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相融合，从而助推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秦并巴蜀后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利用巴蜀之物力、财力和兵力，挥师东进伐楚，“七年，封子惲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④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7 页。。黔中郡成为其后秦灭楚国的前沿要塞，为统一南方奠定了基础。
秦并巴蜀后，对巴、蜀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策略。
一是对巴蜀地区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分别设置巴郡和蜀郡，郡下设县，由秦王朝直接管辖，后又分巴蜀之地置汉中郡。郡县制在巴蜀地区实施，实行层级管理，巴、蜀、汉中各郡县官员均秦中央政府委派，加强了秦国中央集权，同时也有利于地方治理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其后巴蜀地区各民族人民不断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创造了条件。
二是在巴、蜀、汉中三郡推行秦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政策，统一了当地的行政、财政和法律制度；
秦国的文字和教育也在巴蜀地区推广，使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有机地结合，也为汉代巴蜀地区文化繁荣、名人辈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对蜀地大规模移民，“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并允许移民与汉地人民通婚，从而推动了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出现深度的融合。
四是在成都等地大规模筑城，使成都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政治中心城市。“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
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
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
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①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8 页。成都在其后2000 多年间一直是中央政府治理西南地区、稳定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重镇。
五是建设天府粮仓。秦并巴蜀后的百余年间，巴蜀地区被秦国赋予了战略大后方和天下粮仓的重要功能，为了大力发展蜀地农业，秦国开始在成都平原大规模地治理水患，“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
又溉灌三郡，开稻田。”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08 页。都江堰将岷江之水化害为利，此后千百年来一直滋润着成都平原大地，带动着成都平原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创造出了无穷的财富，故而东汉以后世人将“天府之国”的美誉从关中地区转赠与成都平原，“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③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112 页。。
成都平原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为成都城市人口的增加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也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秦并巴蜀之前，巴蜀地区的手工业就相当发达，尤以盐业、冶铁业、纺织业、漆器业、金银制品业等发展突出，堪称天下翘楚。秦并巴蜀后，在成都等城市设有大型的官办手工业作坊，成都的官府作坊称“东工”，主要管理冶铜、制造兵器、制作漆器等官营手工业作坊，各作坊规模较大，工匠总人数在5000 人以上，其中仅冶铜工匠等便有2000 多人。其内部分工细致，仅工官管理人员的名目就达12 种。从成都、新都、广汉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砖所绘图案，可以清晰地看到秦汉时期成都商业的盛况：商铺林立、人头攒动，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不绝于耳。正是因为秦并巴蜀后，大力发展工商业，故而为汉代成都发展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奠定基础，成都成为汉代五大都市之一。
秦并巴蜀后，秦拥有南北两大“天府”之地，地更广，财更富，民更众，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秦作为大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秦统一中国实自并巴蜀始。
天府文化根源于中华文化，与巴蜀文明一脉相承，是黄河文明与巴蜀文明融合形成的区域文化体系。天府文化因“天府之国”而得名，因而与巴蜀文化有着区别，同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天府文化的形成是以巴蜀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国家建立为基础，以传承和发展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为主线，以都江堰水利事业的开拓创新为前提条件，以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为动力，以文化教育的繁荣为支撑。
天府文化实际上是以古蜀文化为基础，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其他多种地方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文化系统。成都平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巴蜀文化发展、创新的重要动力源，因而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文化与巴蜀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是巴蜀文化的核心，也是巴蜀文化的亚文化系统。
但是天府文化并不等同于巴蜀文化，在时间上巴蜀文化早于天府文化，巴蜀文化以先秦时期的文化内容为主，天府文化则以秦并巴蜀以后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文化为主，在历史时空不断演变，形成了与巴蜀其他地区相区别的文化体系。在空间范围上，巴蜀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即今四川省、重庆市及陕南、黔北、昭通、鄂西等地，其文化边界远超行政区域；
天府文化则以成都平原为主体，以成都城市为中心，因而空间范围要小得多。另外天府文化与巴蜀文化在内涵和特点上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所区别。天府文化虽然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体现了对古蜀文明的历史记忆，但也反映了巴蜀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后，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创新和持续发展，内涵不断丰富等特点。
可以说，“天府文化”正是依托成都平原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空间，伴随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天府文化”是对古蜀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秦并巴蜀以后深度融合了黄河中下游华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汉时期是天府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成都城市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汉代，成都作为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成为秦岭淮河以南唯一的工商业大都会。秦汉时期成都农业高度发达，其水稻产量居于国内首位，亩产达700-1000 斤，经济作物也十分丰富。成都的手工业和商业在全国异军突起，一跃而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中国商业最繁盛的“五都”之一。
汉代，天府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兴盛，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一代文宗“文章冠天下”；
文翁石室开汉代地方政府办学之先河，“蜀学比于齐鲁”；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成都发源，佛教也以成都为中心向西南和东南传播；
蜀锦等丝绸产品通过蜀道运至都城长安，成为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和欧洲进行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被誉为20 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发现之一的“五星东方利中国”蜀锦即是“成都制造”。“天府之国”还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和世界漆器制造中心。天府文化融文学、教育、音乐、诗歌、戏曲、宗教、水利、稻作、蚕桑、丝绸、茶叶、贸易、交通、饮食等多种文化于一体，初步形成了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天府文化在此之后一直不断充实发展，天府文化既有和谐包容、创新创造、不拘一格、敢为人先、勇于奋斗、不怕牺牲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有友善公益、助人为乐、热情待客、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在历史的长河中，天府文化成为四川地区发展的动力之源。
5000 多年以来，中华文明从多元向一体演变，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构筑。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有无数文明如涓涓细流在不同历史时期源源不断地汇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巨流，而“秦并巴蜀”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进程中一个典型样本，是中华文明巨流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可以说，“秦并巴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巴蜀地区被纳入到秦国版图后，成为秦国统一中国伟业的重要战略大后方，使秦国的版图大为扩展，人民增加，国力强盛，从而为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物资和兵力，使秦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故而可以说，秦统一中国，自“秦并巴蜀”始。巴蜀地区被纳入到中国一体化进程以后，就一直被赋予了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在动乱时期巴蜀地区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大后方；
在和平时期则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秦并巴蜀”将巴蜀地区各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之中，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此使巴蜀地区各民族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有机组成部分，2000 多年以来巴蜀地区的民众形成了强烈而牢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每每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关头，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使巴蜀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挺身而出，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秦并巴蜀”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秦人用治理北方的方式来治理和开发南方的巴蜀地区，使南方的国家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社会也得到发展，经济出现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使成都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所生产的粮食多兼济周边各地，所生产的纺织品可以“衣被天下”，故有着“天府之国”的美誉，人民丰衣足食。“秦并巴蜀”也使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文化出现了深度融合，推动了新的区域文化体系——天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天府文化成为成都等巴蜀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天府文化的兴衰演变，与成都等巴蜀城市的兴衰演变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化兴则城市兴，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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