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天舒 方 彪
国家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讨论且充满争议的重大议题。现代化研究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以来早已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学界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也催生了大量的所谓发展问题和现代化问题的文献，“构成了一个包括政治发展理论、欠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以及经济成长阶段论等现代化理论在内的庞大理论体系”1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不过，主流学者们总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用西方早发国家发展的道路与经验来解释和分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而，随着国家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成熟及扩散，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在不同层级和领域下形成的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各种批判与教益。如“依附论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且传播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那些新解放的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意识而引起共鸣。冷嘲热讽的人也许可以把依附论说成是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出口产品”1[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体现为各国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发展前沿水平的行为与过程。”2何传启：《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现代化（历史轨迹）》，《人民日报》，2016年01月17日。而全球化也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安全和发展已经相互关联，各国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靠的安全，没有安全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导致在一国内人与社会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不断激化，这些矛盾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并演化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发展。中国以人民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论追求国家安全还是推进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现代化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共享。所以，我们有必要跨越西方的理论凭依和认知框架，从安全和发展的双重向度来理解国家现代化。一方面，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属性是发展，因为现代化就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它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现代与传统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另一方面，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则一切发展毫无意义，如果国家没有安全保障，任何其他的发展都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摧毁。“今天看来，统一而无分裂之虞，强大而无人冒犯，发展均衡而非差距悬殊，和谐而不内讧外斗，环境友好，舒适宜居，国民安居乐业而不背井离乡，这些应该都是‘国家之善’，也都是‘国家至善’。”4燕继荣：《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 --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载于《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所以安全和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两个重要议题，它们不仅关乎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也关系到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从类型学上看，安全与发展在国家现代化中存在多种关系，本文将其归纳为两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分别是失衡关系和平衡关系。失衡关系模式是指国家在对安全与发展的追求中，出现“重安全、轻发展”或“轻安全、重发展”的倾向。这种关系体现了一种静态思维，遵循着固定的思路去推进国家转型、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它忽视了安全和发展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其中“重安全、轻发展”往往表现为国家在安全领域加大投入，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将会使国家陷入被动状态，缺乏动力和竞争力。“直到今天，大多数非洲国家继续靠生产它们在殖民时期被迫生产的少数商品来维持经济命脉。许多国家就是靠出口这些原材料来换取大部分外汇的。”5[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低质量发展陷阱，还会造成族群间、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矛盾。“轻安全、重发展”则可能出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安全保障的问题，就会导致一些重大安全问题发生。例如，第一次现代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取得了世界统治权。然而，这样的现代化方式导致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如对外大肆扩张、侵略和征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行其道6参见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相对而言，平衡关系模式则是指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在发展和安全的不断变化中，寻求最优的平衡点，使两者相互配合、互相促进。这种关系体现了一种动态思维，即不断调整战略规划，注重安全与发展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逻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并兼顾精神文明建设、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科技进步等方式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注重加强国家安全的保障，以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这种关系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可以帮助国家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安全和发展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根重要支柱，支撑着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影响着国家运行和政治生活的四梁八柱。如何平衡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历来都是一个国家的重大政治议题，它会导致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纵观世界历史，西方国家和后发国家往往会走向安全与发展的失衡，表现出“重发展、轻安全”或“重安全、轻发展”的特点，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一种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模式，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兼顾安全问题。
（一）“重发展，轻安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突出特点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于西欧文明的现代化……然而，对西欧现代化进程有着更直接贡献的则是同时发生的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是始于18 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在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受资本逻辑支配普遍重视发展问题，以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为主要发展手段，提高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对轻视或较少关注安全问题，同时也忽视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西方部分国家较早地推动工业化发展，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加速，人的现代化完全滞后于物质的现代化，且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安全稳定环境，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使其能够抵御内外部的安全威胁。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后，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安全转向，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安全问题。但从一定程度来说，“重发展、轻安全”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突出特点。
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重发展，轻安全”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优先上，安全机制则相对简单。一方面，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和进步史观主导下，将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视为个人乃至国家的核心与重要任务。马克斯·韦伯就指出，“一个人假如不但能够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还能促进故乡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那么他理应感到自豪和愉快。这些状态能够让近代商人获得极大的满足感”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刘作宾译，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之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共同推进了西方早发国家的经济增长，世俗化和宗教信仰的演变助推人们普遍追求物质财富，这些都在客观上塑造了西方现代化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促使那些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味地去追求资本发展和文明进步。斯文·贝克特就以棉花帝国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史：“欧洲的资本家和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改变了全球网络……在欧洲和东亚人均经济生产值出现‘大分流’前，一小部分欧洲人主导了构建全球经济联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当时只是间断性的且逐步发生的，这不仅对棉花产业，而且对全球各处的人类社会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4[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伴随着大国兴衰和时代变化，这些西方国家又更加注重市场竞争和科技创新以保持其领先地位，从而牢牢掌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隐患和风险，其中尤为严重的就是安全问题。从国内来看，这些国家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传染病流行等问题出现，对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平造成多方面危害，如在工业革命中，“作为重工业的钢铁业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炼铁业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对森林的大肆砍伐”5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载于《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伴而生，全球化将现代化推向世界各地，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又被逐渐放大到全球层面，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日益频繁。“战争和经济转型与重商主义实践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创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6[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册，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于是西方国家开始重视安全问题，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建立了一系列安全机制，如欧洲一些国家经过三十年战争后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此之后又先后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但这些安全机制的内容相对简单且具有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其他国家视为假想敌，倾向于以对抗去化解冲突，容易走向极端带来新的集体安全困境。
（二）“重安全，轻发展”：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突出特点
相比于那些西方国家，后发国家（主要指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起步较晚，安全稳定问题常成为其政治精英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化与政治动荡、技术落后、经济腐败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一同出现，它们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既要面临发展的时序问题，还要在安全与发展之间进行取舍。尽管有些后发国家从一开始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片面追求发展，无视实际发展情况和经济规律，“人为地将发展问题置于安全问题的之上，从而达到吸引外资和更多外部资源的目的”1Krasner，Stephen and C.Pascual，"Addressing State Failure"，Foreign Affairs，Vol.84，No.4，2005，pp.153-163.。然而，“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这些欠发达国家已经无法重复过去那些欠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张善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因而，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更强调国家的安全稳定转型，从而摆脱发达国家对其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发展则相对居于次要地位。
一般而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主要是“重安全、轻发展”，导致安全与发展关系呈现失衡的样态。一是它们强调独立自主和政治稳定，亨廷顿就指出，后发国家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打破传统的旧秩序而又未建立好新秩序，没有处理好政治参与和制度建设及政治秩序间的关系，则可能滋生政治动乱和不稳定。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因为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如果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早于政治现代化，那么相对落后的政治秩序就会出现衰败，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安全。因而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吸取经验教训，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更加重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普遍建立威权主义政体来维持稳定秩序与实现经济发展。二是它们缺乏稳定的发展环境，“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而是来自外界的强求”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限制，这些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往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中，既要面临西方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示范压力，又要应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威胁，甚至存在族群冲突和战乱等。三是它们较为重视军事实力，出现许多军人政府。后发国家通常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和内部的不稳定，国家精英和军事领袖常会通过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统治和国家稳定，这在非洲和很多拉美国家较为普遍，如巴西就曾多次建立军人政权并吸纳其他领域的精英来推行专家治国。四是国家主导现代化模式，政府往往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限制外来投资，以保护本国产业，维护国家安全。但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和低效，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公平的竞争现象的出现，还会使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受到一定影响。贾雷德·戴蒙德比较研究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济差异，指出“这两个国家都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自然地理环境相似，其中海地是新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政府很弱，甚至不能为其大多数居民提供最基本的服务；
而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其人均收入为海地的6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倍，拥有许多出口产业。最大部分的解释在于它们不同的殖民历史，殖民势力的差别造成了两个国家争取独立的差别，然后又造成了接受外国投资和移民能力的差别。”5[美]贾雷德•戴蒙德、詹姆斯•A.罗宾逊主编：《历史的自然实验》，李增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3-170页。这反证出“重安全、轻发展”的模式在后发国家行不通，海地取得独立后拒绝欧洲人的投资或帮助而日益贫穷，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很大程度上依赖西班牙的殖民遗产，从更深层次来说其发展和安全受制于人。
（三）统筹安全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下，形成了既有一般共性，又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6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人民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发展被视为实现人民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国家整体安全则被视为国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由此，无论是关于人的现代化、物质与精神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追求，都对实现安全与发展相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国家现代化来说，安全与发展不仅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复兴应努力达到的良好状态，也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有效运行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与外部环境。以人民逻辑为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以资本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及其他现代化发展道路，把五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自觉追求和安全与发展有机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和政府把安全和发展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统筹考虑安全和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没有脱离安全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发展去谈安全。能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蒋华福：《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思维方法》，载于《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西方一些早发国家强调发展进步，忽略安全能力建设，面临许多的内外部安全风险与威胁。部分后发国家更注重安全稳定，但可能会牺牲发展机遇和利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进一步拉开差距，甚至会被甩出这个体系。“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不仅是对制度规则、政策任务、组织激励的临时纠偏，而且是围绕悖论进行的阶段性体制重塑。”2何艳玲、汪广龙：《统筹的逻辑：中国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实践分析》，载于《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自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就安全与发展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主线永远都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同时注重国内外平衡、和平崛起、经济社会协同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这种模式已在中国得到了实践和验证，并为世界其他后发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以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例，随着我国不断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避免要开放市场、推动粮食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如中国加入W TO在农业方面做出相关承诺，包括关税减让、采用关税配额制度、限制农产品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3参见蒋庭松等：《加入WTO与中国粮食安全》，载于《管理世界》2004年第3期。。但我们始终从更高的国家战略角度来维护粮食安全的主权，保持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体系的独立自主，提升我国在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力。因而，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模式不论在制度基础还是价值追求层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制度层面，它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利益为最高目标，建立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治国理政模式。这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自觉追求形成耦合，有利于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全体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进步，调动社会各主体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及综合国力增强，国家逐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就是很好的例证。价值层面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现代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这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重大科技的创新突破，也进一步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今天我们处在新发展阶段，仍然有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将发展融合到国家安全治理进程中，将国家安全治理渗透到发展过程中，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寻求发展与安全的平衡点，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
客观来说，中国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并不长，国家发展过程的各种安全风险时有发生，如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风险、领土争端和边境冲突以及经济安全危机等，为了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治理问题”4肖晞、陈旭：《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生成逻辑、实践价值与路径探索》，载于《国际展望》2020年第5期。，也是一种发展问题。只有创造稳定有序且蕴含活力的内外部环境，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高度强调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这要求我们坚持人民逻辑，在安全观念、领域和体系三个层面采取一系列策略和行动，实现主体要素、能力要素和制度要素的有效联动与有机统一，从而推进国家安全现代化，迈向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一）树立国家运行与治理的安全预防与发展提升观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引导我们在观念层面认知安全与发展动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在制度、能力要素上进行联动，从而推动安全制度预防与发展能力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它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将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我们认识和处理安全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安全制度与发展能力相伴而生，其中制度侧重于国家安全预防，能力倾向于国家发展提升，两者统一于国家治理实践之中。从宏观层面来说，制度供给对于国家安全预防具有可操作性和持久性意义。国家安全的制度供给主要体现在静态层次，注重顶层设计，既有根本性制度建设，规范了各主体间基本关系，也有具体领域及相关安全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创新，保障了国家安全治理的有序展开。国家发展的能力提升则主要是聚焦动态层次，注重不同行动者的能力培养，其关键在于激发党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积极性，共同营造安全共同体。制度要素属于国家安全的纵向维护，它要求在垂直层面对相关制度规范进行维护和更新，以确保整个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能力要素则属于国家发展的横向维护，它强调在国家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不同制度或主体之间的集成和协调，以确保国家发展与建设能力的交互与提升。因此，我们应从静态和动态的双向互动出发，既着眼于纵向维护，又高度关注横向维护，构建协同的“大安全”治理格局，不断深化安全制度与发展能力的契合度。
国家运行与治理的安全预防与发展提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们既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制度预防与发展能力提升统筹到维护整体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又要运用系统思维来认知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并将具体策略落实到实践行动上。一方面，国家应在制度要素上注重提高安全预防和应急，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安全治理制度和机制，加强对各类安全风险的评估、预测和管控。同时，建立起高效、快速的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详细、科学的安全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韧性能力。这既能增强安全共同体的反脆弱性和抗击风险的韧性，又能使安全共同体在遇到危机后尽快恢复到有序状态。另一方面，国家应在能力要素上注重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创新和发展提升。在现代化过程中，新型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繁荣进步的支撑力量，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大国竞争博弈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现代化应注重国家安全预防和发展提升的耦合，通过持续有效的制度建设来容纳更多的主体与技术等，推进发展能力的提升，为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制度供给和能力支撑。当然，国家安全的制度性预防所限定的治理行动边界不能过于局促，否则会消解多元主体的共识，进而难以激发其参与现代化发展建设的活力；
但过于强调国家发展能力的刚性，则会导致已有制度无法包容更多的主体参与和治理要素，从而陷入安全和发展诉求无法平衡、国家治理效率低下等困境，同样不利于国家安全与发展。
（二）确定国家运行与治理领域的边界与规则
主体、制度要素共同塑造了国家运行与治理领域，其中制度要素规定了安全的边界和规则，主体要素则在边界和规则范围内调动了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安全作为发展基石，在国家安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是作为一种制度属性或治理范式嵌入到国家运行与治理之中，从而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提供兜底保障。且安全治理自身的运作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从制度要素出发规范主体要素的行动，明确国家运行与治理领域的边界与规则。其中边界的划定需遵循权责明晰、科学合理、制度规范等原则，体现出安全治理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规则的制定需要考虑多方利益和复杂局面，实现全面、协同、高效的发展。强调安全治理的制度属性，是因为安全范畴太广，安全问题存在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存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如果不将安全治理制度化，并促使它与其他各领域基本制度体系相契合，从整体国家安全的视野来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就会使安全成为一种空洞的概念而失去抓手。最后必然会破坏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及安全自身运行，引发难以化解的安全危机。所以有学者基于欧美科学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政策等提出科学数据安全边界概念模型，认为“明确科学数据安全边界的内涵和影响因素，是寻求数据共享与安全博弈平衡的必要条件”1李宜展、刘细文等：《科学数据安全边界概念模型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载于《中国科学基金》2022年第2期。。
在国家运行与治理领域，不同角色有不同的发展诉求和利益取向，主体要素则从效率和公平的维度出发不断推进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这意味着主体要素需要在不同利益诉求和制度规范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整体的利益和充分的发展。因为主体要素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不同主体要素的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福祉。在实践中，制度要素为主体要素的行动提供了框架和规范，主体要素通过遵循制度要素制定的边界和规则，保障安全和促进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如果没有主体要素的积极参与及其在国家发展与安全建设中的主动作为，并在制定发展计划和政策时将安全纳入考虑，那么国家运行与治理领域的制度作用也就无法发挥出来，安全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由此，主体要素在安全治理的边界和规则范围内形塑了发展逻辑，并与制度要素在不同领域层面相互联动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并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三）保持国家运行与治理体系的秩序与活力
在国家运行与治理体系层面，能力、主体要素的联动维护了安全和发展的秩序与活力。能力要素作用于安全秩序并为其注入新动力，秩序的存在可促进各主体要素的参与和协作，形成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提高安全治理的效能和适应性。主体要素体现在发展活力上，不同主体的参与可赋予体系灵活性和创新性，激发各方面的发展创造力和活力。可以说，安全秩序与发展活力相互关联，只有在秩序与活力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因为它既取决于安全制度本身的完善，也取决于党领导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发展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国家运行与治理的主体、能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了诸多弯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大力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和市场化转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成功建构了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需要的现代化国家运行与治理体系，既保障了国家安全秩序，也调动了现代化发展的活力。
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认知也更加深刻全面，国家安全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但促进安全治理和发展成果共享的能力是基于民众对安全与发展的需求及人民群众和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共建共治共享形成的合力。国家运行与治理体系是多元力量的治理参与、权利共享和治理共建而形成的，是安全秩序和发展活力的辩证统一体。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升秩序生产和适配的能力，以建构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秩序。“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转化为秩序；
秩序是相对静态的，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形成的。”1陈尧：《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载于《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期。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发展而忽视了秩序的更新调试，而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去进行安全秩序建设，留给民众足够的适应时间和发展空间。此外，我们对安全的追求，不能超过某个限度，否则会导致收益超过成本而得不偿失2参见贾庆国：《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发展建设的活力。“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全过程的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领导中嵌入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这样既能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全面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意志和诉求，也能通过民主协商不断吸纳不同群体的智慧，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阙天舒、方彪：《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因而，要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就必须将国家运行与治理的内在要求与其所面临政治、经济、社会与日常生活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在积极推进治理转型所需要的动力基础与外部秩序改进的同时，优化国家安全的运行逻辑、价值追求和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比较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重发展、轻安全”模式驱动下的现代化，也不同于后发国家“重安全、轻发展”模式驱动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同时保持政治社会长期的稳定，国家安全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重要的目标，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服务。当前，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统筹安全和发展，在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更多努力。
（一）组织维度：凝聚多元力量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协调需要我们在组织维度上凝聚多元力量，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让我们意识到，国家安全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身处国家安全“万里长城”之中，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幸福与安定，同样具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它、建设它。因而，我们应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更加深入地认识国家安全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全面地分析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风险，为实现国家安全现代化和社会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进而言之，我们“要坚持全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协调好各种安全的关系，各种安全要协调、全面发展，决不能顾此失彼，留下国家安全的短板和隐患”1王林：《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究》，载于《<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1卷 总第49卷）--上海市法学会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小组文集》2021年第1期。。
对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来说，组织力量的参与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根本和保障。党和政府动员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国家安全治理和发展建设可被视为一个价值追求和治理适配的过程，它在具体实践中强调不限于主体和利益的约束。当然，组织多元力量参与安全治理与发展建设的效果，既取决于多元组织与个体的协商合作与行动网络，也取决于不同行动者的参与机制和平台空间。因为在国家范围内出现的安全问题和发展难题既可能涉及不同领域、层级，又可能导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混淆、交织，其治理难度呈现指数级增长。有研究指出在政府治理领域，智能政务ChatGP T化会在强化科学行政、提升工作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也在就业排斥、算法歧视、技术依赖等方面带来隐忧和风险2参见陈潭、刘璇：《智能政务ChatGPT化的前景与隐忧》，载于《电子政务》2023年第4期。。这要求我们在国家安全现代化中保持开放性的认知思维，以发展促安全，通过吸纳不同层级组织与个体推动更大时空范围内的协商合作，进而在不同情境中更为有效地解决安全风险与危机。同时，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又涉及到国家权力、政府行政、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建设，需要党和政府作为强有力的组织者、推动者来对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进行赋权，加强法律和机制建设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利益诉求，借助先进技术开拓治理参与渠道和机会空间，最终构建开放包容的新安全格局。
（二）结构维度：塑造制度包容力建构弹性治理空间
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协调还需要在结构维度上塑造制度包容力，建构弹性治理空间。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打造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国家安全具有多样化、关联化和阶段化的特点，只有不断增强制度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将更多的安全威胁和风险容纳进治理体系当中，才能与时俱进地更好应对各种安全治理问题与发展难题，实现健康优质发展。“从安全的实现手段看，除了技术措施，还需要人的合作和环境的协同等，因此，安全系统其实是人、物、人与物构成的复杂系统。”3杨义先、钮心忻：《安全通论：刷新网络空间安全观》，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因而，国家安全治理在结构上应构建一种新型的治理行动框架，以开放式的生态系统来取代封闭式、场域式的物理空间，以更加柔性和复杂性的治理方式来重新塑造国家安全治理的运行秩序。
实现包容性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建构弹性治理空间，需要我们在宏观的治理结构和微观的治理行动上提出更多新的思考方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背景下，国家治理在结构维度上的要件有：一是多元主体复合，即国家安全治理主体应在党的领导下吸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与个人等不同主体参与，并对各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和，使其成为一个多方联动的复合整体，促使各主体承担各自的责任，协同参与治理4参见阙天舒、方彪：《基于“政治性议题”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5期。。国家可从教育、激励和法治三个层面发力，如教育上要大力培育国家安全方面的人才，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和法治精神，为我国社会发展和安全建设提供人才保障。二是治理的整体规划，“随着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提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我国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化地建设国家安全治理体系”5徐晓林、朱国伟：《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人民本位，综合安全与总体治理》，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但统筹协调关涉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还要从全局进行整体规划，采取以安全需求为导向的制度创新推动战略，并根据实际发展需求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试点，引领制度建设。三是必要的制度监管，在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各主体自主性作用基础上，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间在安全治理领域的权责关系，形成较为完备并具有本国特色的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同时要加强对安全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发挥新技术的作用，提高安全监管和应急响应的效率和能力，寓良好发展于安全监管之中。
（三）价值维度：关注民众需求走向国家安全现代化
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内在地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对价值的追求，人们参与国家安全治理创新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有着更高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传统国家治理中，国家在管理的运行中出现因果倒置的情况，按照自身的意志以“稳定的秩序”取代“民众的需求”。这样，国家在主导安全治理和发展建设时会忽视人的利益和需求，削弱其他主体参与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会带来一系列治理难题和发展危机。“‘不安全的发展’和‘不可持续的发展’，与发展的初衷相背离，远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1余潇枫：《“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载于《国家治理》2023年第1期。。随着实践发展与民众对权利的需求越来越明显，现代化带来的主体性（包括现代化塑造的自主性、主观性和自发性等）对国家安全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国家安全治理逐渐向以人民为本位进行转型。
国家安全治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准则和价值追求，强调不同治理主体通过包容合作、共同参与来实现安全共同体的有序发展。虽然在安全共同体中多元主体的需求分歧和社会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诉求与差异都可以通过协商合作来化解，进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无论是从社会矛盾的变化，还是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看，人民群众的权利愈加受到重视，其利益也将得到更好的维护。进而言之，国家安全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家安全治理是从更加具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关联，愈加关注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国家安全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安全，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空间。其次它是以尊重人民群众自主性、创造性为前提，从整体国家安全和命运共同体来考虑最大多数人利益。只有构建起全体人民命运共同体，才能够真正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最后它重视整合国家安全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硬性和软性资源，既要善于运用各种安全法规、制度、行政命令以及技术手段等硬性资源，守护安全共同体的秩序；
又要强调个体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的爱国情感、价值理念、道德自律和心理认知等软性资源，实现个人需求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相辅相成。
在现代化潮流中，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盲目追随西方现代化去追求资本逻辑和适应“普世价值”，而是保持自身发展定力，以人民为中心，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引领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安全与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机统一，而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发展也在理论和实践逻辑上实现安全与发展相统一。同时，我们还需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究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一方面，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我们要适时地去界定安全与发展的内涵，系统性地探索国家安全治理与发展建设。因为安全与发展不仅在空间角度，而且在时间和观念角度具有变动性和多样性。如国家安全先后经历“以军事安全为内涵主体的起始阶段、以经济安全为重要关注的双轨发展阶段与以实现综合安全为要求的全面治理阶段”1Edward Kolodziej，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13.。发展也是从最初为解决落后挨打和生存问题，到新中国成立后解决温饱问题，再到新发展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无处不在，但有时治理效果又不尽如人意，社会组织和个体的相对参与不足，导致公共部门被赋予“无限责任”。因而，我们要从国家安全治理层面来实现统筹安全与发展，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自治的基础上，优化国家安全治理结构和制度，实现政府与社会各方面的协同治理。在国家现代化中，我们应通过技术、制度吸纳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治理中，为不同行动者赋能和赋责，将治理、安全和发展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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