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丹华

时间:2024-09-11 14:00:03 来源:网友投稿

谷卿

关键词:谢磊明 方介堪 徐无闻 篆刻 印学

即使有意跳脱出『印章』的语境来审视『篆刻』,其历史也已足够悠久。从宋人『填篆有法』自矜为艺,到元人撰述立论奠基印学,从明人以石为介大展身手,再到清人复兴古学滋养篆法,篆刻已然由『技』而进阶为『艺』『学』乃至于『道』,既与其他传统艺文形式构成互补与互益,也由此具备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近代以来,时势和社会主流观念不断变动,各种『旧文艺』的命运亦随之沉浮,篆刻作为一种看似边缘的艺术,实际上却起到连接、承续种种古典式的学、艺及人情、风俗、名教的作用。以今日后见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的篆刻艺术史足以称得上灿烂辉煌、众妙咸备,在彼时涌现的篆刻名家群体之中,谢磊明(一八八四—一九六三)、方介堪(一九0一—一九八七)、徐无闻(一九三一—一九九三)三位篆刻家无疑极具代表性,他们之间师弟授受、承先启后,在深入汲取传统养分的基础上,对文人篆刻和篆书艺术进行了有益探索,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展现出古典文艺的丰富美感和独特魅力,同时也重申了印学和书学的文化立场。

事实上,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三人均带有浓重的学者色彩。自宋室南渡,浙江永嘉一地才人辈出,至有『永嘉学派』之创生,尤重开物成务、义利并举。元明以后,其学渐趋衰寂,融于地方文化传统而成潜流,直至清代道咸间始得复兴,永嘉学人也在当时以『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1]的优势独树一帜。晚近时局剧变,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永嘉学风亦因其兼容并蓄、善执其中的特色得以存续转化,最终迎来新的振兴。如孙诒让这样的学者,正是近代永嘉学人的卓越代表,他既精研朴学,由小学而通经学,又倡言革新,积极兴办教育和各种实业,所谓『甄综术艺,以应时需』[2]。同为永嘉人氏的谢磊明和方介堪,受所在地域风习熏沐,作为篆刻家的他们,也迥异于一般的雕虫匠人。谢磊明出身富足之家,经营实业有年,资财优裕,他最大的爱好便是搜聚金石碑帖和印谱旧籍,所藏以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六册全帙为冠,堪称印林第一奇珍。此谱辑成于隆庆壬申年(一五七二),是最早之原钤玺印汇录,因仅钤成二十部,在明末已属稀见,谢氏藏本原为钱谦益弟子冯班收藏,后归篆刻家吴廷康,其上有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张廷济题跋。后谢藏六册本《顾氏集古印谱》久存上海宣和印社,今未详其下落。张鲁庵也藏有四册本《顾氏集古印谱》,虽不及谢氏藏本完整,亦极珍贵,他曾将褚德彝为谢氏藏本所作题跋过录至自藏四册本上,此本现收藏于杭州西泠印社。方介堪曾作《明孤本顾氏集古印谱考》,韩天衡对此谱亦有专文介绍。[3]

一九二六年,谢磊明将印谱托付方介堪携至沪上,延请吴昌硕、郑孝胥、罗振玉、王福庵、褚德彝、吴湖帆等二十余位名家题跋。仅据这部海内孤本,即可推知谢磊明收藏的品位和量级,但他绝非以之为玩好,而是借藏养学、以藏助艺。谢氏大量篆刻、书法、诗文作品,与其说是有意为之的艺术创造,不如认作他在研古、摹古过程中的自然留存之迹。他早年学徐三庚,得其婀娜飘逸之姿,后转效吴熙载、赵之谦、邓石如等,出入浙皖、寝馈八家、远溯秦汉,最终形成朴厚雅正、平淡高华的风格特质。谢磊明还常常缩摹碑帖为印章边款,皆为鸿篇巨制、蝇头小字,每字点画不失神采,得与印文交相辉映。方介堪早年曾在谢磊明家中助其为藏品编目、撰写提要,每晚则浏览谢氏庋藏群书,遍观碑版摩崖拓本、法书名画,同时勤作札记,《玺印文综》一书之材料搜集即自此始。据载,方介堪于一九二六年结束在谢家的工作,三月赴沪,一九二八年九月开始编纂《玺印文综》等著作。实际上,方介堪大规模、系统性地搜集印学资料,主要还是在谢宅进行的,只是一九二八年后正式据以整理、编类和补苴。

[4]方介堪终其一生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今尚存世的《古玉玺印辨伪初稿》《说文碎金》《晋东瓯窑青瓷系》《宋龙泉窑》等手稿,足见方氏为学沉潜、为艺不尚虚空的特质,而《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意见》《保护文物与抢救的问题及方法》《温州古窑址分布情况报导》《温州工艺美术史参考资料提纲》《当地文物情况报道》等文稿,也显露出他务实致用、希望有裨于乡邦文化建设的动机。至于徐无闻,则是活跃于当代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新式学者,他长期执教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兼作唐宋文学和书法两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培养后学无数,所撰《甲金篆隶大字典》《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及合编之《殷墟甲骨书法选》《书法教程》等,皆度人金针、嘉惠学林。事实上,徐无闻依然属于传统文人类畴,他的情怀、趣尚和综融诸艺的才调,也对『西师流派』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借由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三人的关系,及以他们为核心的学人群体,正可明显地看到篆刻艺术与学术的传承递嬗、琢磨切磋。清代晚期以至近世,温州金石篆刻界出现了一些闻名乡邑的印人,其中以叶墨卿为代表,他因地利之便自浙派汲养,追踪西泠八家,所刻印作瘦硬苍古而不失雅致,谢磊明或曾师事之;
嗣后倾心上虞徐氏遒媚印风,又溯究古法,逐渐蜕变。与叶墨卿的以治印为业不同,谢磊明余事游艺,学篆、奏刀也没有过多的门户之囿,故而能在自娱之中自然进益,卓然成家。方介堪自幼喜好篆刻,早年师事任公衡等前辈,经父亲好友介绍拜入谢磊明门下后,得以饱览谢氏珍藏,随之研习众艺,并代其钩摹宋元明清以来各派印文、编为专集,这段特殊的经历为方介堪日后不凡的篆刻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谢磊明可以算作给予方介堪诸多恩惠的启蒙者,同时也是方介堪两位堂弟、后来均成为其东床的方节庵、方去疾昆仲在印学之途的引路人,而徐无闻成为方介堪的弟子,很大程度上则属于『带艺投师』。徐氏幼承庭訓,十五六岁起问学于易均室、周菊吾等名师,三十二岁到上海向沈尹默、潘伯鹰等大家求教,因钦慕方介堪印艺,乃经易均室介绍,时时以书信向其恭谨问学。一九八一年,已过天命之年、名满西南的徐无闻专程前往温州方宅进谒,循旧仪向方介堪补行拜师之礼,一时传为美谈。不管是同方介堪半个世纪间屡有合作的张大千,还是最终列于方氏门墙的徐无闻,他们与方介堪艺术生命的精彩互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蜀学』与『浙学』的交融和会通。

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虽以书法篆刻名世,实则他们也都是兼综诸艺的人杰,正由于『博通』而不至于『拘滞』,故尤能接受、亲近、主动探求『新意』。谢磊明自幼饱诵诗书,喜好辞章,其篆书以『二李』为宗,温文典雅、柔劲相成,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读书作字之暇,他还常常择取古典小说人物名、词牌名、碑刻题名入印,亦将诗词、经文、古代墓志刻为印章边款,一些作品已全然脱离印章的附庸,成為独立的书刻艺术品。其中还有以草书入印的试验品,如《水浒印草》所收谢氏刻梁山英雄姓名印,皆双面镌字,一面篆书一面草书,两相映对,饶富趣味;
又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刻《清平乐·六盘山》全词草书边款,印身可见墨书痕迹,是知谢氏此类作品多循先书后刻的次序。一九六四年,郭沫若在细阅方介堪印作之后留题:『自来刻印多用篆书,介堪于此道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唯追求革命化与现代化刻印,如改用现行行草书,不知如何?』郭沫若当时大约尚未寓目谢磊明草书印作,假如方介堪持以示之,或向其介绍描述,他也许会为自己『怀此有年』的想法早就有所实践而感到兴奋。方介堪的艺术品格也是永嘉学人学风的至佳体现,他在书法上勤习诸体,所作甲骨钟鼎文字以及秦篆汉隶等,一如其印,工稳匀净且不乏古意,行楷欲绍述唐宋名贤,章草亦颇具个人特质,作书治印以外,还时染丹青,笔下山水大略脱胎于前人画样,松竹、水仙、墨梅往往近乎自况,博古、清供、花鸟无不寄寓着文人逸兴,题画诗文常见自作,由此可知方氏艺文修养相当全面。徐无闻在父亲徐寿的指导下,以《说文》作为学问根基,精研小学,于金石文字、书法篆刻雅有妙诣,印风质朴典正,书法刚健渊雅,最为人称道者,是其玉箸篆的非凡功力,更以拟中山王器铭文书法独步字林,纸间渊穆之气,鲜有媲美者,徐氏在诗词、绘画等领域也是深耕既久、多有创见,是故一向有『全能』之誉。

艺术生命需要源头活水,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都无一例外地重视新见文献,尤其对乡邦文物着意搜集整理和转化。一九四〇年,位于温州鹿城区海坛山支阜慈山南麓的南宋大儒叶适墓,出土了一方龙泉窑青瓷墓志,其上有『大宋吏部侍郎叶文定公之墓淳祐十年吉立』十八字篆文。叶适为温州永嘉人氏,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深远,这方青瓷墓志为海内仅见,也是十分珍罕的宋篆标本。谢磊明以特殊机缘收藏此志后,朝夕揣摩,以一扁方形印石摹刻了志铭篆字,还在印石背面以印款的形式刻记此志出土情形及护持经过,无形中留下了一份近于『考古报告』的史料。这方印石和叶适墓志后被谢磊明捐献出来,如今并存于温州博物馆,堪为谢氏文物鉴藏与艺术创作的重要见证。方介堪以篆刻名世,同时也在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卓有建树,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家乡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教育事业,曾参与筹建温州文管会和温州博物馆,为抢救、保管、研究国家文物倾注大量心血,同时不遗余力丰富博物馆馆藏、合理利用文物的再生资源并推动文物『活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温州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出土了『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原石被当地士绅陈锡琛收藏,考为晋刻,由于传世晋碑极少,该石自出土且经传拓流布之后,即引起金石界的广泛关注。方介堪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曾向美专学生、陈锡琛的后人陈德辉询问此石,陈德辉乃以新拓相赠,方介堪始知此物尚在人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出任温州文管会副主任的方介堪亲赴平阳寻访这方买地券原石,最终该石于一九五六年在陈德辉的帮助下重现于世,并顺利入藏文管会和博物馆,方介堪还将此石传拓多份加以题跋,与文博同仁交换藏品,有效地丰富了馆藏品类。

与谢磊明、方介堪有着同样的敏感,徐无闻也从新见玺印和金石古器中汲取了充沛的养料和灵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战国时期中山国重要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三器』,铭文总计千余字,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三器铭文字体修长,流美劲挺,形态独特,装饰意味强烈,堪称古代书法史上的精品奇葩。徐无闻知悉以后,立即搜求拓本研考,后又亲往谛观原件,他被中山王器铭文特殊的风格所吸引,遂以之为法,曾坚持十余年临习不辍,最终写出了修长健挺、自然流畅、极大程度传达器铭神韵的『中山篆』,正可与吴昌硕多年浸淫『石鼓篆』相媲美。在徐无闻的篆刻中,也有吸收借鉴中山王器铭文之用字,所谓『印从书出』者。此外,徐氏遍取新见资源,摹写、拟刻、意临,援之以为己用,如摹甲骨文刻『云从龙』印,边款谓:『《易》,卜筮书也,其原甚古。兹集殷卜辞字,刻《乾·文言》「云从龙」三字,或于理不悖』;
拟燕国烙马印刻『前身相马九方皋』印,边款谓:『「皋」字见《说文》,或谓拟古玺不当杂以小篆,但商鞅量、秦杜虎符已作小篆,皆战国物也』,又如择新莽嘉量字刻『龙集戊辰』印、仿徐州龟山汉墓新出西汉银印『刘注』印、临汉画像孔子见老子刻『老子其犹龙邪』多面图文款等,无不体现了徐无闻兼具学者之博识和艺术家之创造力的特点。

从谢磊明、方介堪、徐无闻这三代篆刻学人的身上,能够看出一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精神和风貌,那就是他们对古典精义、往昔典范的执着追寻,和对印外诸艺的广涉博采,同时绝不排斥一切『新』的对象、内容和形式,最终达到『自万以治一』和『一中见万象』的高明境地。我们在瞩目这样的对象的同时,其实既完成了对过往的回顾,也开启着向未来的瞻望。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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