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晴无阻，风雨无惧，一个魂牵梦萦的文明遗存，早在我心中锁定。然而，我数次到云南师范大学拜谒西南联大旧址，或因疫情横虐禁入，或因同行诸人无此“雅兴”，一波心潮，一波退潮，近在咫尺，远若天涯。
这一次，我圆了平生一梦。按主办方规则，临门预约，上午准入两轮，一轮一小时。苦于屡经周折，我索性不依套路，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兼而有之，散场不离场，轮回拜谒，游览尽兴才缓步离场。
跨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那一瞬间，我心田泛起朝圣般的起伏涟漪，一所国难当头的年月历经远途跋涉迁移至此的联合学府，生于忧患，难享安稳，各属一校掌门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辱国之重托，不负民之期盼，摒弃一己私心门户私利，精诚合作，表率学林，仪范群儒，以一副书生报国的苦而无语、痛而无言的坚实肩头，以傲世风骨不屑同流合污，毅然承担起了关乎国脉续绝和国运盛衰的育人责任，在最艰难的时节里与最险恶的环境中，陶铸最优良的学风，造就最卓越的人才，一大批国家栋梁在这片土壤汲取充足的养分，茁壮成长，繁茂参天。而今，我仰视一组笑傲兵戈的志士群雕，想起基辛格博士那句有名的慨叹：“中国，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三位学林掌门，广结“海内存知己”的人脉，不乏“桃李满天下”的成就。
我兴致盎然，循序渐进，细看，细品，无遗，无漏，仿佛被岁月的风烟拥围着去飞越忘川，置身当年……
一、文明的火种
一所校龄属“80后”、存世仅仅8年的西迁大学，人们至今依然怀念它，赞叹它，向往它，其魅力何在？
迄今为止，西南联大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的绝顶风光，总共2522名毕业生，均属“绝徼移栽桢干质”的栋梁苗，师生中涌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首批外籍院士4人，“双院士”2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3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人，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2人，民国中央研究院（迁台）首届院士27人，先后有1129名学生不惜血溅沙场慷慨从军奔赴抗日前线。
一所业绩如此辉煌的战时学校，大获成功的奥秘何在？要回答这个提问，既复杂，又简单。因为，它所创造的所有奇迹，无疑受益于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仁人志士，他们彼此以心灵为契约所缔结的“爱国同盟”，这便是一种最优良的文化基因，仰仗它方能横扫阴霾，安度忧患，共克时艰，并以传神之笔贡献一部瞩目东方的教育史诗。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应“戊戌变法”之运1898年8月11日创立，办学宗旨倡导“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施教内容注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重”。清朝光绪皇帝下达《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首倡，尤应首先举办。”总理衙门拟呈《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有了钦定“统率学林”的至尊地位，自然一呼百应。尔后，蔡元培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资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乃众望所归。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均系风云人物和执教名师，他们是向导一个时代的主帅、主将、举旗手和急先锋，傅斯年、罗家伦等则是热血沸腾挺身而出、嘶声竭力奔走呼号、深孚众望不辱使命的学生领袖，师生同仇敌忾为扭转国运并肩战斗，留下一则“一个大学救了一个国家”的传世佳话。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是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8年间培养和选送留美生1099人，以庚款津贴的留美自费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级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生80人。云集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顾毓琇等大师。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为欧美留学归来的当年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的文科生、《新潮》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罗家伦。据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在举世公认的权威学术专著《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中披露，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罗家伦作为北京学界代表，在群情激奋的现场挥笔疾书起草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发出振聋发聩的血性呐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一篇爱国檄文传递了不甘任人宰割的曾经像沉默火山般的大众心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它引发了各地、各阶层的强烈共鸣，在爱国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巨大影响。次年，罗家伦经蔡元培推荐，由上海纺织巨子穆藕初玉成赴美留学。1931年末，同样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梅贻琦接力主持清华大学，在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坦陈观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至此，清华大学稳健步入现代教育的轨道，崛起学林，播誉异邦。
南开大学的前身是南开学校，1895年，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时，正值甲午战败，他痛切地认识到：“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898年借戊戌变法之势，天津学界耆宿严修拟将一个自己设立的家馆改造为一所新式学堂，聘请刚从北洋水师退役的张伯苓任教。时过三年，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益德王”也请张伯苓执教家馆，张伯苓每天在严、王两家各授课半天。1904年，由严、王两家出资，将家馆合二为一，创建私立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洼建造新学馆及学生宿舍，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次年，第一批33人毕业，先后由游美学务处直接派遣梅贻琦、张彭春等赴美留学。1917年至1918年，张伯苓、严修出国认真考察研究美国若干私立大学后，归来得到天津各界资助，着手筹办南开大学。少年周恩来求学南开期间，赠友诗中昭显侠气：“险夷不变应尝胆，争担道义敢息肩？”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与北京叱咤风云的优秀儿女声息相通，担负起了引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时代使命，展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尽管私立大学条件有限，南开教师待遇较低，还是延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有志献身教育的人才来校任教，据1930年统计，教师中留美学者31人，占教师人数的76%，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14人，硕士学位的14人。南开大学具有爱国基因和报国之志，它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早在1927年就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1928年就实施研究教育，并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立足于国内私立大学的最前沿，被企图吞并中国版图的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炸毁的第一所中国名校。
参观西南联大旧址的过程中，我边看边想，渐次解开过往存在的疑窦。这三所临危组合一体的战时大学，同理连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提携，相互拱卫，抱团取暖，合源发光，先后创办于国势飘摇的“危急存亡之秋”，其诞生日均可称为“母难日”，自呱呱坠地就扮演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特定角色和使命，示范了启蒙、启智、唤醒民众的书生榜样，教师为爱国、报国教书育人，何愁没有“师道尊严？”学生怀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栋梁”的鸿鹄之志，何愁没有学霸成群？可以说，其时的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批文盲充斥积贫积弱民族所稀缺的知识精英和一粒粒再塑将来的文明火种，由此，极易理解一批师生从长沙步行去昆明内迁校区时，怎么会由一名知兵善战的中将亲自带队沿途护卫，并电令各地周到接待。因为，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赋予了一份光复河山、振兴国运的神圣职责，寄托着薪火相传、造就英才的民族希望。
二、治学的楷模
在敌寇压境的非常时期，阶级矛盾降位于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爱国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最大公约数，以及必须共守的做人底线。“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时局动荡不安的历史拐点，高度关注国家安危，以发动民众武装御敌的坚毅果决和不计前嫌一致对外的磊落胸襟，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除日寇出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上海市民爱国游行的队伍中，触景生情地现场谱出众口齐唱的《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一座学府治学水准高下，与学生的前途有关，与世风陶铸、人才成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关，与国运盛衰乃至存亡续绝有关，这就无时、无处不考验学政主掌者的无瑕良知和拔萃才具，处于最高层级的知名学府更是人们目光期许或口舌发难的聚焦之所。
在西南联大校史展览馆，我听着导游员音色肃穆的讲说，看着一幅幅见证历史的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实物、一段段严谨精确的文字，顿时感受到一种直击心扉的力道——
一个细节非同寻常，令人感慨万端，热泪盈眶：西南联大启幕和谢幕的仪式活动都是5月4日，这当然不是巧合，是百分百的着意安排。1938年5月4日至1946年5月4日，从战时状况恢复平时状况，时间跨度整整8年，这所战时名校的成功之道何在？显然，要深度认知，就不能不涉及一个关键词或一个开锁密码——“五四运动”。是啊，传递“五四”薪火，高举“五四”旗帜，忠于“五四”宗旨，领衔“五四”使命，正是西南联大精神的崇高魂魄，联想到这所战时学校“刚毅坚卓”的校训，读懂了它便如同掌握了一组打开和建设现代性大学的“秘钥”，先拥有先受益，先力行先圆功。想到这里，我抬眼一望闪亮冬云中那轮天上丽日，觉得继往开来需要勇气，也需要常识；
需要追求，也需要觉悟；
需要创新，也需要承担……
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所独立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战时合组，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他们从不为私利争夺，从不持门户之见，从不自立宗派，即令见解有异亦以大局为念，彼此理解，克己奉公，被师生和学界尊称为“三君子”。按分工，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和设备。由于张伯苓已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并在重庆市沙坪坝购地800亩，新建重庆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常居重庆，蒋梦麟原系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西南联大复原后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们二位涉外活动较多，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多数时候由梅贻琦主持。张伯苓、蒋梦麟的“无为”成全了梅贻琦的“有为”，梅贻琦方能大展身手，践行既定的治学理念，留下一段和衷共济的传世佳话。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女儿梅祖彤都在战事危急关头毅然报名从军，尤其是报考空军的张锡祜驾机与敌机格斗，殒命长空。
抗战开始，三校长和有关负责人齐聚南京商量如何以长沙圣经学院为依托，加上清华已在岳麓山营造房舍，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三校合一”，建立一所战时大学。据翔实史料所载，胡适作为西南联大筹备委员会成员，拟出任文学院院长，却受命以外交使节身份斡旋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犹豫不决不肯受命。此时，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策划者与现场指挥者、《新潮》杂志的创办人与主持人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当面流着眼泪对胡适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为之动容，双眶盈泪应允：“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策对我征调，我不敢推辞！”去国时，胡适到南京机场乘专机，仍牵念西南联大筹备事宜，推迟了半小时起飞。傅斯年为什么能影响胡适这个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系北京大学国学门年年稳考第一的硬核学霸，在学生运动中表现过人的才华、胆魄和组织能力，他赴欧留学时，校长蔡元培赠他一联寄予殷切期许：“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徐志摩留英归来，自办诗刊，知傅斯年懂诗便寄去，傅斯年为之纠错两三百处，调侃徐志摩眼光太差，错别字太多。徐志摩再寄诗刊去时，以一句说笑回敬“大哥”。徐志摩乘机遇难，傅斯年获讯后内心戚然，对人感叹：“再也没人祝我‘胖寿无寿了！”傅斯年是一个有风骨的学人，他从公开抨击位尊、权重的孔祥熙、宋子文，扳倒两个皇亲国戚。当傅斯年与一批民主人士同访延安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颇为称道傅斯年的爱国精神和贡献，傅斯年索要墨宝，毛泽东当即手书唐人章碣所作《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赠孟真先生毛泽东。”8年间，傅斯年纵名满天下，不忘前往西南联大兼职教课和举办讲座，这极其难得。
从湖南长沙陆路西迁入滇，师生共计200多人，其中闻一多、曾昭抡、黄钰生等教师11人，黄师岳中将担任旅游团长负责指挥，学生一律穿土黄色军装，裹绑腿，配备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雨伞，注射伤寒疫苗，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算尽力而为，礼遇不薄。旅行团历经68天，除车船代步。实际步行40天，平均每天30多公里，最多达50公里，沿途穿插军训、教学、社会调查、采风，一路饱览山河风光亦了解民间疾苦，既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做到知与行并重。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当师生们行至湘黔交界处的贵州玉屏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那是县长刘开彝事前得到上峰指令，具名发布了告示：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困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此布。
字里行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火热情愫溢于言表。
西迁途中，贫苦百姓的艰辛与温良，商民举行欢迎、欢送仪式，甚至连拦路抢劫的土匪也让出通道，师生无一伤残，尽数平安抵达目的地，真乃值得彪炳史册的乱世珍闻。一路上，师生们觅古迹，游名胜，翻大山，穿茂林，走村寨，访农家，采集了大量生物标本，收集上千首民歌、民谣，尔后，刘兆吉（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学生）结集出版《西南采风录》，钱能欣（政治学系学生）整理68天日记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闻一多创作风景素描数百幅，穆旦（外文系学生）则触景生情写出了不少诗作。总之，加入旅行团的师生感受到国家和民众的殷殷重托，能治学能求学的不易，以及不容懈怠的救国责任。
1946年5月4日，一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拔地而起，它由三位出类拔萃的教授合力玉成，见证一段书生报国的峥嵘岁月，时人称之为“三绝碑”。三位教授冯友兰、闻一多、罗庸等人都是北大或清华出身，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都有海外留学或治学的经历，都以才气与思锋过人而置顶学界。
冯友兰属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兼具嫡系学子和“海归”学者的双重身份。胡适去国任驻美大使后，西南联大三校合一的文学院需要一个望重之人接任，恰好哲学系、历史系均归属文学院，冯友兰系文史哲三通之异才，便由他挑起了胡适留下的重担。冯友兰撰写碑文集睿智、才锋与激情为一体，文墨酣畅、清晰、凝练，他笔下感慨：“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
宋人南渡，其例二也；
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
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在昆明期间，冯友兰带领学生跑警报、躲飞机时，率性挺立在日机轰炸炸出的弹坑中为学生授课，目的在于惕励学生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早日成才，雪耻复仇。
闻一多就读清华期间，积极投入五四运动，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1922年乘海轮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多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求过学，主攻绘画，涉猎文学和戏剧，有非凡审美眼光与艺术造诣。留美期间，闻一多创作第一部诗集《红烛》，在序诗中他吟叹：“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连串的惊叹号，辅之一连串的问号，显然，闻一多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来路，牵念着内忧外患的故国，也为他日后不惜舍身成仁甘当追求真理和社会出路的殉道者，埋下一个具有鲜红底色的伏笔。在昆明时期，苦于生计艰难，入不敷出，闻一多只好忍痛典卖掉一部分他珍藏的线装古籍，替人刻印章补贴家中11口人的日常亏空。但是，当他风度翩翩地走上讲台，便以“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名士风度，宛如“空谷足音”“仙人点化”，为学生讲授谙熟于心的《楚辞》《唐诗》等古典名篇，成为最受学生拥戴的教授之一。闻一多精心布局的高悬巍峨碑顶的传世篆额，笔力千钧，飘逸沉雄，着意并着力凸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一个万金莫易的“联”字，把非常年代师生众志成城力挽狂澜的爱国精神，宣示于一个以不容亵渎的一个璀璨字眼，可谓有“画龙点睛”的出尘神韵。
罗庸，担责过师资力量异常雄厚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他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系“血统纯正”的北京大学的学界翘楚，完成学业即跻身为鲁迅的同事供职教育部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1927年，罗庸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他由鲁迅举荐出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鲁迅《两地书》《鲁迅日记》曾数度笔涉的知名学者。201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丛书百种书目，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收入罗庸《习坎庸言校正》《鸭池十讲（增定本）》两部，不愧为学术界“顶天花板”的高卓之士。鸭池，即昆明滇池旧称，罗庸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利用假期或月光下纳凉的闲暇，常约同事到坐落鸭池边的居家的门前院坝，轮流举办个人讲座，以期切磋学问，彼此启迪，互补短长，《鸭池十讲》即是他十次讲座的手稿。罗庸多才多艺，彰显于纪念碑养眼醒目的书丹，字体遒劲，落墨严谨，几无败笔。我敬重罗庸并非仅限于他有渊博精深的国学修养，首推由他执笔填词、经冯友兰把关的仄韵《满江红》，乃上世纪鲜见有谁与之争锋的璀璨词章，备受青睐地入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教化校园，感召四方，激励着一代学子壮怀激烈地昂扬上进，争做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的参天栋梁：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三、求学的坚忍
梅贻琦说过：“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尤为重要。”西南联大起点高，师资雄厚，入门亦非同寻常，就连联大附中也为世人仰视。云南省长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报考附中落榜，龙云想到自己与梅贻琦交往甚笃，便叫秘书去说项。等秘书无功而返，龙云一问，才知道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照样落了榜。尔后，梅贻琦向云南省教育部申请了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定教师子女有优先使用权，而他的4个子女均未申请，无一使用。
梁思成、林徽因是西南联大特聘的校舍建筑工程顾问，根据教学需要决定建造一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他俩拿出的设计方案经反复讨论、研究，无奈延误了时间，此间物价急剧飙升，盖楼房款项根本不足，只能盖平房，最终除图书馆和食堂因面积较大仍建造砖木结构瓦房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甚至连铁皮也后继无货，学生宿舍只好改为茅草屋顶。
“这就是当年顶好的校舍啊！”我倚靠窗口，凝视现今唯一保留的一栋林徽因亲自设计的铁皮顶教室，教室与教室之间是一堵谈不上隔音的土墙，可以想象当年暑天的闷热，雨天的嘈杂，当雨点打得屋顶像敲锣鼓一样湮没了教授讲课声，授课教授无奈地摊开两手，幽默一句：“听雨吧！”这种教学氛围与气场，岂容得谁虚掷年华？
学校校舍不足，不少教师被分散到郊外居住，最远的路程有一二十华里，于是便别具一格地出现了骑马到校园授课的“马背教授”。不懈怠工作，不放弃责任，真是一段不堪回首却情不自禁地频频回眸的忧患岁月。
学生的住宿是一列列一字排开分割成房间的茅屋，房间内分出10个单元置放20张双层木床，空间拥挤，转身腾挪不易。那时，学生入校每人可以领到四五个原装两桶一加仑的汽油木箱，供作书桌、书柜和坐凳。工学院还以之拼作床铺，每人发9个木箱。需要多用木箱，则自行到航空学校花钱购买，一个木箱一角钱。部分同学则住进附近的盐行仓库。一些同学家境殷实，便掏钱在校外租房，仍保留宿舍的床位，让其他同学住得较宽敞一些，空出的床板常常被同学们搬去供办壁报使用。
宿舍拥挤且缺少照明设施，发奋苦读的同学们就把注意力转向占地900平方米、可容纳数百人的图书室，尽力抢先占一个舒适阅读的位置，直到熄灯关门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僧多粥少，稳坐图书馆每每难以如愿，附近数家亮灯火的茶馆，很快成了大学生们蜂拥而至的阅读空间。一角钱一碗茶，屁股落下就不移，手握一卷目不转睛，三五同学邀约茶喝白了仍不走，纵通宵达旦却谈兴正浓。久而久之，老板暗自盘算，这些穷书生既不买水烟抽，又不点歌曲听，喝素茶蹲位子，人来得多，钱赚得不多，算大账是包亏不赢。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对付一群接一群的“赖皮狗”，茶资由一角钱普调为两角。
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当清苦，因为那时昆明物价高居全国之冠，尽管当局给予特别关照的优惠政策，每月还能维持15元一月的补贴，而且特许购买平价官粮，但其时一般社会上的苦力都要30元一月才能勉强度日，学校医务室每天人满为患，前来治病的学生，占一半患者属于营养不良。为改善生活，食堂允许学生桌上加菜，然而五六个人拼一桌，每人凑一两角钱，端上的菜只能下饭，几无荤腥，“三月不知肉滋味”是常态。日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建造于食堂旧址，富有怀旧色彩，不失为一种矗立于酸涩记忆上的辉煌纪念。来自沦陷区的同学，每月有7元救助补贴，苦于需要开支项目繁多，几无节余。举一例说吧，那时便纸卖1元2角一刀，以日用三张算，只能用半月。原本水果便宜，3角钱能买10个，物价疯涨仅买一个。
《论语·泰伯篇》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师生们度日清贫如洗，食不果腹，衣着褴褛，面带菜色，尤其是那些才具惊世的饱学教授，他们凭其不菲身价，尽可以投机取巧，奔走豪门，岂愁稻粱谋？可他们不亏大节，自守底线，甘愿无言承受百般磨难，精诚付诸报国行动，迈入教室就像换了一个人，挺起一副削瘦胸膛，义正辞严地剥伪刺谬，余音袅袅地朗声授课，大有旁若无人的伟岸气概。在学生眼中，他们的恩师们不易素心，不折傲骨，不输文采，头顶永远罩着一轮神圣光晕，不愧为一代风流。
四、报国的精诚
基于求真态度，我尽数观看能看到的所有纪录片和影视，查阅的书籍重叠起来达一米多高，西南联大的史实逐渐在我眼前浮现为连环画卷。这样，撩开厚厚的岁月雾幔，边民挥汗如雨修建99道拐的运输车道，怒江岸畔军民同仇敌忾昼夜血战，被腾冲百姓守护完好的埋葬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近万名阵亡将士的国殇公墓，这一切足以佐证云南不单是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广袤土地，更有深明大义、血性骁勇、可以患难与共的各族人民，正是他们在面临国脉存亡续绝之际，挥动手中的爱国花枝，敞开热情怀抱，接纳了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内迁师生。西南联大师生们则不负云南人民的恩遇与厚望，创造了震古烁今的知识传奇，书写了报效祖国的生命华章。
那时节，西南联大学生们弃笔投戎奔赴疆场，并非是听从什么、服从什么的被动选择，而是依心而行、无义无反顾地主动抉择，使人感佩不已。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桃李劫》中，那支风靡社会的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主题歌《毕业歌》，在聂耳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云南昆明，具有气场超强的打动力和召唤力，激荡心弦，励志校园：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而青云直上！
…………
一个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结成了全民御敌的坚固阵线，随处可见“母亲叫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出征场景。当此之际，一支《知识青年从军歌》倾吐出“学生兵”慷慨激昂的报国心声，很快不胫而走传遍烽烟弥漫的滇缅战场：“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因为年代久远，加之世事变迁，于今词曲作者是何许人也，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有几点可以确定：其一，作者是一位或两位富有牺牲精神的爱国者；
其二，作者是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
其三，作者在校品学兼优；
其四，作者许志报国，淡泊名利，不怕隐姓埋名。
在一般人看来，战时放下学业走出校门的从军者，大抵来自生计艰难的贫寒人家，纵算体魄五大三粗，未必是块读书的好材料，这无疑是短视的偏见。根据张曼菱走访海峡两岸大批西南联大学人所著《西南联大行思录》，以及许渊冲、何兆武等诸多学人的回忆录，多数毅然从军的学子，与世俗的预判恰恰相反，他们多数家境优渥、不愁衣食、身体健康，是个个学业优良、外貌出众、品行端庄的好儿女，并非是迫于某种压力或者响应号召、为出风头从戎的，他们是依心而行的自觉、自主的理性选择，反而是政府舍不得断送一批花大本钱培育的栋梁之材，命令不许学生兵上火线，尽量安排文职岗位、翻译官和后勤工作，尽管如此，血与火的战事难免出现不少“学生兵”的大好年华夭折于20岁左右，他们以血肉之躯捍卫着父母之邦的安宁与尊严，他们奔赴国难的最后一刻面容依旧有一个永存的青春微笑。
战时，最危险的兵种是空军，面对空中短兵相接如同与死神对峙，每一次升空都得有血溅长空的思想准备，受命者一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最难考的也是空军，中国航空公司招考飞行员录取率仅1%。被录取后，需要到昆明巫家坝空军基地旁的云南航空学校接受培训，迎面即见一副门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训练期间，历经初、中、高三轮筛选，淘汰率达50%。1941年至1944年，23位西南联大学子考上空军飞行员和应征随军翻译官，他们经短期培训便开始飞越驼峰航线，经常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飞行，尤其是飞越川滇交接处地势险要、气候恶劣的横断山脉长达800公里地段的“死亡之谷”，曾有468架美机坠毁，1579位中美军人在此遇难，至今在高空俯瞰仍可见一个坠机残骸形成的“铝谷”，它在太阳映照下闪烁刺目寒光。服役空军的23位西南联大学子，有13位在航行中和征战中壮烈殉国。
抗战期间，年幼的儿子梁从诫问林徽因：“妈妈，日本人打进来了怎么办？”林徽因回答：“中国的读书人，总有最后一条路，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林徽因是参与新建立的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重要设计者，是去世后安息红色陵园的国家认定的功勋人物，也是前往凭吊者最多的备受人们尊敬的文化名流，她一家真乃“满门忠烈”。1937年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投宿昆明一个旅店，梁思成听见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以为来人是东北“流亡者”，忙上前去探望，结果是航校毕业的飞行员聚会一堂，不久，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赶来，她与他们结下一份情深意笃的姐弟之缘，于是他们家就多了8个飞行员弟弟。梁思成、林徽因原本盼望他们频传捷报，岂料传来一个接一个的阵亡噩耗。1941年3月1日，日军空袭成都，林恒驾驶苏伊153式战机迎战，击落一架敌机后，他头部中弹坠机身亡，年仅25岁。林徽因闻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三年后，她涕肆纵横写出长诗《悼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西南联大掀起过三次从军高潮，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一次，西迁昆明后两次，有的报考军校，有的报考延安抗大，有的报考空军的机械化部队，有的参加战地救护，总计达1100多人，占学生总数14%。留在校园的师生，他们从没忘记救国责任，头脑中没有前线和后方的界线，没有军队和地方的区别，无条件地奉献智力和精力加入战场的后援方阵，夜以继日地结合专业运用拥有的知识去满足战时急需，鼓足干劲去研制武器、制造炸弹、修理和改进兵器、机械、无线电等，以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支援前方，报效祖国。1944年2月，迁徙入川的叙永分校由于教学条件受限停办重返昆明，四四级男生全部被征调去当翻译官，多年以后，这一批从军学子因这一段经历，导致际遇最为不济，尝尽委屈与磨难。对于从军学子，西南联大始终予以特别关照，一直保留他们的学籍，适当减少学分，等到光复河山，除阵亡者外，多数学生则“解甲归学”，重返校园攻读未竟学业。
令人惋叹，一段本该引以为荣的从戎经历，日后却被蓄意剥离了时代背景的偏执者，乘虚而入地发挥“有罪推论”的阔绰空间，不少从军学子遭逢百口莫辩的生存困厄。其实，一个民族危亡的最后时刻，是一份最考验人性和人格的特殊试卷。坠入事与愿违的人生逆旅，绝大多数当事人不再徒劳无益地苦苦申辩，他们选择缄默无语，纵令暗地向隅而泣，半夜泪湿枕巾，也决不轻易向谁吐露心事，耻于四处喊冤叫屈。因为，他们经历过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无悔为驱日寇、除汉奸、挽危亡驰驱疆场，血溅边关，抚膺自问，心安理得。退一步而言，相对马革裹尸、抛骨荒莽的阵亡战友，他们已属于幸存者，个人受点儿冤屈算什么？
五、后世的仰慕
台湾作家鹿桥耗时10余年，创作了再现西南联大求学生涯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它是20世纪中国最经典、最唯美的校园小说，受到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陈平原，电影导演李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翻译家何兆武等有识之士激赏，已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40年来最感动我们的书”“最爱小说100强”。鹿桥在开篇《前奏曲》中点题：
为了一向珍视那真的曾经有过的生活，我很想把每一片段在我心上所创作的全留下来，不让他们一齐混进所谓分析过的生活经验里，而成了所谓锤炼过的思想。又为了过去的生活是那么特殊：一面热心地崇景着本国先哲的思想学术，一面又注视着西方的文化，饱享着自由的读书空气，起居弦诵于美丽的昆明及淳厚古朴的昆明人之中，所以现在记载时所采用的形式也是一样特殊的。
鹿桥所著《未央歌》，满纸无比温馨、美好、纯真且充满留恋、渴望和追求的真挚表述，折射出一种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曾经有过的真实存在，那些无私付出、苦心经营的治校者和执教者，他们以坚实肩头抗住种种压力，以挺直脊梁挡住种种纷扰，为求学者营造出一席安宁祥和的多元开放的学习环境，折射出一种为复兴民族、赢得将来奋斗不息的宽阔胸襟、卓越远见的宝贵精神与高尚人格。
平心而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然是名实相符的“明星大学”，相比之下，另一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因“联而不合”，成为划空即逝的“流星大学”。1937年9月，按其时教育部统一安排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国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沦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西汉中，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不顾朝令夕改之嫌，指令国立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五所独立的国立大学；
1940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又再次奉命将办学地点转至兰州。西北联大从合到分，不足一年时间。论功绩，在于保存了教育火种，为多年以后的西部大开发储蓄了人才，提供了前置条件；
论败笔，在于远不及“君子治校”的西南联大，共护大局，推己及人，慎始善终，谋事成事，培育出大批播誉遐迩的国家栋梁和世界级的科技精英。究其原因，吏治的腐败导致学校的衰败，上层大员挟私误国，过多插手，培植羽翼，搅局生事，酿祸校园；
西迁学校各自为阵，缺乏主心骨与凝聚力，各拨各的算盘珠，各念各的小九九，精算己利，自护门户，明争暗斗，纠葛不绝。在礼仪场合，早已毕露衰相，校训“公诚勤朴”，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均精制匾额，堂而皇之地悬挂于礼堂，进校门如同进官场，各色人物各有套路，岂能同心合力办正事，成气候？
我仔细端详西南联大复员纪念碑，心潮翻卷，思绪万端，假使谁问：“何为西南联大的治学魂魄？”我会朗声作答：“五四精神！”是啊，五四精神就像一支刺破夜幕、风雨不灭的熊熊火炬，在乌云滚滚、荆棘密布的至暗年代，照亮了摆脱封建文化的桎梏与窒息的必由途径，为建设与世界格局和先进文明相匹配的现代大学创造了极为珍贵的前置条件，提供了永不枯涸、永不衰竭的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驱动力。
据此，数点有功之人，决不可遗漏蔡元培。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授职翰林院编修，经甲午海战惊醒，他看清了家天下的腐败、堕落、残酷、专横，完成了一次彻骨寒的幻灭，较早开眼看世界，问心于内，问道于外，开始接触西学，审度现代文明。蔡元培与“戊戌六君子”，意气相投，声息相通，却选取彼此不同的方式付诸行动。他深刻吸取了“戊戌变法”的经验和教训，痛定思痛地认识到，“戊戌六君子”受制于“武死战，文死谏”的臣子角色，试图实施在封建堡垒中“开窗子”的改良策略，寄望于孱弱君王开窍、开恩，错认帮帝王等同于帮天下，最终因轻信与盲动招来杀身之祸。蔡元培更像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辞官出走，两度渡海求学和考察，并重点关注如何发展现代教育，摈弃“君为本”，注重“民（人）为本”，开启民智、民力帮自己、救自己，进而帮天下、救天下。蔡元培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系以翰林身份造炸弹、制毒药、搞暗杀的华夏第一人。他不惧玉石俱焚，多次付诸行动组织诛杀慈禧太后。他既是“天下为公”的早醒人、早悟人，也是奋不顾身拯救国家的早行人、开明人。蔡元培懂得“条条道路通罗马”，追求真理应允许从不同的地点、时段出发，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付诸行动，既可殊途同归，何妨异曲同工？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916年末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校训和倡导“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教学理念。在他看来“小人同而不和”，当政客、混官场尽可粉墨登场时“众口一词”“同腔一调”，现代学堂应鼓励个性表达、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一举荡涤封建学堂钳制头脑、禁锢思想的文化污垢，他不遗余力地觅才、聚才、用才、惜才、育才，只要是各有一绝、一长的治学精英定会怀才有遇，待遇优渥。蔡元培苦心孤诣地培育报国英才，鼓励师生一无所惧地探索真谛，并在比较中鉴别真伪，此举收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优异效果，提供了共产主义种子的萌芽土壤，新文化、新思想的培育温床和传播渠道，正是如此，北京大学成了中国第一所博得国际认同与尊重的现代大学。后来，当年北京大学旁听生、一代伟人毛泽东更为直白精辟地阐述了蔡元培早已“有所思”的强国之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北大学子拥有一国最优良的教学资源和求学氛围，在众多良师的启迪、带动与鼓励下，学子们个个奋发进取，立下宏愿使自己不单眺望、仰视而且有资格并站立于当代文明的最前沿，在国土面临列强瓜分的紧迫时刻，他们发出了唤醒民众的最强音，举起旗帜，点燃火矩，吹响号角，引来无数束向往目光，成为一场具有空前影响力的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5月4日”这一北大时间，从此被后世视作划分新旧时代分水岭和烁古耀今的新起点的醒目坐标。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患病弃世，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赞誉其“老成硕望”“勋劳卓著”。毛泽东在唁电中嘉许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亲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充分肯定了他光风霁月、功绩昭著的品格和贡献。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悻然评价蔡元培：“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西南联大，则是由蔡元培发现、拔擢和培养的人才构成轴心人物与中坚力量，这所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府高擎科学与民主的猎猎大旗，从不卸肩地接力承担起继往开来的时代使命，虔诚守护“多元开放”校园领地，源源不断地造就和输出社会栋梁和科技英才，给予建设一个不受列强欺辱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尽力而为地创造了可能，提供了条件，带来了希望。
实质上，西南联大的成功秘辛就在于忠实继承五四传统，大力弘扬五四精神，竭诚实现五四使命。如此，必然赢得热血青年景仰之，社会精英云集之。值得骄傲啊，国难深重、忧患频仍的非常岁月，一批又一批有风骨、抱负、才具、担当与作为的饱学良师和莘莘学子，联袂演奏了一台中华教育史上传为佳话的交响乐章，这在“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堪称声震人寰的旷代绝唱。
作者简介：
蒋涌，实力派作家、评论家。著有长篇小说《穿云鸟》《荒墟与虹》、散文集《清流》、评论集《富顺才子评传》等个人专著，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文学奖项，众多作品被收入各类当代选集。
责任编辑/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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