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敏
我国关于宋代历史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南海I号”沉船考古印证了宋代文献中所述的海外贸易、交通、异域见闻、中外交流等内容，甚至文献记载的“饶玉”“鍮石”“火长”“螺杯”“保甲保伍”“水陆法会”实物出现在沉船上，笔者用统计、文献考证、科学仪器分析等方法，就此类出土文物进行释读，探寻它们的内涵和外延。首先，笔者从研究“南海I号”的历史背景开始叙述。
孟原召、刘未根据宋代沉船考古出土瓷器类型，将“南海I号”沉船归入南宋中期（约1180-1220）。[1][2]笔者认同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结合上述年代概述其历史背景如下：
（一）南北对峙、势力均衡的政治格局
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商丘）即帝位，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金兵追击，宋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临安。从1127年“靖康之变”至1141年“绍兴和议”，从1148年完颜亮南侵到1164年“隆兴和议”，期间战争、议和交替，是为南宋初期。以1164年宋孝宗“隆兴和议”为标志，大体形成南北对峙，势力均衡的格局，之后度过了相对平静的40余年，双方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40余年历史是“南海I号”所处的大背景。南宋衰落以1207年开禧北伐失败为标志，直到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蒙元政权攻占，1279年南宋灭亡。
南北对峙、势力均衡的政治格局为金和南宋辖域内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沉船出土的巨量陶瓷器、大宗金属器和精美竹木漆器亦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现。持续发展经济，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进而为海上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南海I号”出土有耀州窑青釉瓷盘、定窑瓷片、辽地风格的桃心形金挂饰和游牧民族皮囊形瓷壶，[3]北方窑口瓷器和游牧民族风格器物说明这一时期西辽、金和南宋有技术交往、物资流通。
（二）南宋朝廷偏安，重视海外贸易
南宋毗邻金、西夏、蒙古和西辽政权，偏安江南后，西北陆上交通断绝，重视发展东南海上交通。南宋朝廷发展海外贸易，延续了北宋市舶制度，广州、泉州、两浙设有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能是对进出港口从事海外贸易和国内沿海贸易的人、船、货进行管理；
给中国商船颁发出口许可证——公凭；
查验出入港的商船及船货；
对入港货物进行抽解和博买；
抽解、博买货物的运输和出售；
接待番商和贡使；
为商船祈风祭神。笔者根据文献整理南宋市舶司名称变更如下表。[4]
表1 南宋广州、泉州、两浙市舶司名称变更表
南宋皇帝颁布诏书，鼓励进出口贸易。《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宋高宗诏书提及“市舶司得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南宋初期继续注重对外贸易。[5]外国商人或者国内贸易的官员，凡是能够交纳税，超过标准的，可以奖授官。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6]南宋早中期的这种措施，是进出口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不仅增加了国家税收，同时国内商品瓷器、丝织品、茶、铁器等也因此大量出口。
此外，中国商品历来在国外深受欢迎。在南洋诸国以芭蕉叶为盛器的时代，瓷器对他们来说是很珍贵的物品。从“黑石号”沉船出土的中国船货看，早在唐代就有瓷器、铜镜等商品销往东南亚，互通有无的需求让南宋海外贸易市场越来越大。
（三）先进的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技术先进，船舶结构将船身分为多个独立部分，彼此隔绝，提高船只的抗沉性能，如“南海I号”发现14道隔舱板。锚碇是海船用以固定停泊的工具，“南海I号”使用木爪石碇，结构形式科学，是近代西方有杆锚的前身。宋代除以绞木提升的升降舵外，还出现平衡舵，“南海I号”沉船仅存舵盘，属木船舵承构件。宋代尖底海船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在船舷两侧有舭龙骨和大㯿，使船只更坚固，2016年至2023年的发掘，“南海I号”艏艉龙骨已显露出来，大㯿紧贴船壳板。船帆是海船行驶最重要动力来源，帆的操纵和对方向的把握，可增加受风面，宋代海船除有庞大的布帆、竹蓬、蔑蓬等织成的主帆外，还加挂小帆以增加各方来风的推力，出现多桅多帆相互配合，船可使八面风助力航行，“南海I号”出土有竹篾编织的席片或为帆的残留。宋代海船出现可倒桅，方便船进洞过桥，“南海I号”存在朝船艏方向放置的可倒桅杆。宋代中等以上的大船多采用多层板结构，“南海I号”主要采用三重板结构。宋代海船板材的连接方式有平接、斜口接、榫接、搭接等，接缝用石灰、桐油调成的艌料填充，“南海I号”部分船板使用了同口接和榫接，板间有艌料痕迹。[7]“南海I号”如水鸟身形，中后部最宽；
舵似蹼足，除转向功能外，舵根据需要降下或升起获取水的推力或阻力。
（四）针盘和测深锤导航技术
除了天文、地文导航，北宋我国开始用指南针为海船导航，南宋将水浮磁针与方位标志组合成针盘，用于导航，“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凭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8]“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之命所系也。”[9]南方五行属火，掌管指南针盘者名“火长”，为专职领航员。“南海I号”出土“蔡火長”墨书便是实物证据，另外，出土有测深锤，船员取泥沙辨色识别海域，且能测水深，避开礁石，保障航行安全。
宋代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为海外贸易商船航行提供了支撑，船舶安全系数提高，进而海船数量增加，开辟了远洋航道，拓宽了航行海域。以上是“南海I号”出现的历史背景，结合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和沉船出土物，笔者又有新的发现。
（一）瓷·墨
1.瓷器特征
目前馆藏“南海I号”出土的瓷器主要来自船舱上方，为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7年大小帆石海域“南海I号”遗址采集器物；
2009年和2011年馆内试发掘出土器物；
2014年至2015年馆内全面发掘出土器物。瓷器占馆藏文物比例最大，青白瓷是出土瓷器中的主流产品，青釉、酱釉、黑釉和绿釉瓷器占少数。截至2022年底，馆藏“南海I号”出土的27967件瓷器，笔者使用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对其分类统计见表2，大体反映了“南海I号”出土的各个窑口、釉色瓷器构成比例。青白瓷釉色中，义窑青中泛白、泛灰或泛黄，德化窑泛白，景德镇窑泛青。青瓷釉色里，龙泉窑呈粉青、青绿或青黄色，庄边窑呈青黄色，[10]罗东窑青灰或青黄色，耀州窑青绿色。酱釉、黑釉多不及底，绿釉瓷常点褐彩。
表2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南海I号”各色瓷器构成比例表
浙江、福建的南宋瓷窑较多，与唐代相比，瓷窑数量成倍地增长。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沿海地区的瓷窑就是为外销服务的，[11]我们从“南海I号”出土外销瓷器构成比例中亦可窥见这一特点。“南海I号”出土瓷器品种较多，有碗、盘、碟、罐、钵、盒、瓶、壶、炉、器盖、军持。诸多瓷窑生产有大口径的碗、且存在共同造型、装饰或纹样的瓷器，同器型瓷器有多种规格尺寸。“南海I号”出水瓷器中，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罗东窑都生产有口径20厘米以上的敞口弧腹大碗，来迎合东南亚或中东地区人们的饮食方式，国内同期考古则少见。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磁灶窑都生产同造型的菊瓣碗。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磁灶窑、义窑的部分碗、瓶、碟都在口沿装饰上采用花口，在腹壁压印呈花卉造型，出土铜镜、漆盘、银盘亦如此。凤鸟纹出现在磁灶窑绿釉粉盒、德化窑青白釉粉盒、景德镇窑青白釉芒口碗碟上，漆盘、铜盘和铜镜亦有。德化窑青白釉印花粉盒、龙泉窑青釉划花碗、景德镇窑婴戏纹碗、磁灶窑酱釉扁瓶和梅瓶至少有大、中、小三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出土瓷器中，来自福建的窑口最多，其中义窑瓷器数量最多，较景德镇和龙泉窑瓷器釉薄，胎质粗。代表南宋早期的“华光礁I号”出水有和“南海I号”相同器形、纹饰的闽清义窑青白釉瓷碗，德化窑青白釉印花瓷盒、喇叭口瓶，磁灶窑酱釉四系罐、黑釉执壶、长颈瓶，罗东窑青釉瓷碗，[12]呈 现出福建窑口产品在南宋早中期瓷器外销中的延续性。
2.瓷器墨书功用和反馈信息
船上出土瓷器胎或釉写有墨书，大致功用有三，一是墨书标注生产者姓氏，作为陶瓷生产商号，建立商家信誉。德化碗坪崙宋瓷窑址出土墨书“林”的瓷器，说明器物生产之初即有墨书。二是墨书用来区分货主货物。在日本福冈市博多遗址、[13]中 国福州市出土陶瓷[14]及“南海I号”出水陶瓷上都有墨书“直”字。姓或姓名加“直”字，或只写“直”字。不同姓氏后的“直”字形象趋同，但写法不同，部分可理解为花押，[15]笔者认为墨书“記”、姓加“記”同“直”还有各式花押功用都是记号，划分货物所有权。三是标明器物使用者和用途的墨书常见于船员、乘客生活用品。写有“舟喬前公用”的壶指出了摆放位置和使用者。穆斯林饮食习惯有别汉人，罐底写有阿拉伯文，区分用具。
瓷器墨书反馈的信息有如下几处：一是同一款识的墨书出土位置相对集中，说明货主在船上摆放货物是有分区的。同一货主用不同的墨书标示，写有“李大用直”“李直”“大用直”的德化窑碗，货主都是李大用。二是同一货主置办多个窑口的陶瓷。货主“林直”“鄭知客”“蔡”“莊”“戴”“黄念”置办有德化、磁灶窑陶瓷。“陳”姓货主有德化、闽清义窑瓷器。三是“南海I号”出水陶瓷上墨书陈、林、黄、李、王、郑、杨、吴等姓氏至今在福建排名前十，蔡、谢、庄、方、高、戴、詹、马、尤、许姓亦为福建常见姓氏，根据墨书姓氏推测，船上人员多来自福建沿海地区。墨书“林二十”“楊十”“陳二”“陳十二”“陈十七”“陳十八”“王二”“王五”“黄十七”等墨书姓名体现宋人以数字命名的习俗。四是墨书反映宋代海船的组织形式，瓷罐底写有“綱”字，是负责纲运的纲首；
部领是水手长，“陈二部伍”是船上的水手长；
“蔡火長”是该船的导航员；
直库管理武器，“陳□庫”是该船的武器管理者；
“黄工正”“陳工尺”为船工。五是反映船上存在阿拉伯人，孙博对阿拉伯文墨书进行释读有“开船”“万物皆由主造”“艾布·马克里姆”“知识、科学”“空中的、天上的、上方的”“毒水”等意思。[16]六是《宋会要辑稿》中“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户部言…且以五百料船为率，以条八分装货，留二分揽载私物。”“南海I号”船上出现水手“五”、火长“蔡”的陶瓷货物印证了上述文献宋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准许船员携带货物的内容。七是典故、地名引申为族望代姓氏，同泉州后渚南宋沉船出土的木货牌墨书“西河”是林姓族望道理相同，[17]“南海I号”出土墨书“東山”是谢姓族望，典故出自谢安“东山再起”，和出土的墨书“谢”“谢直”意思相当，指代谢姓的货物；
墨书“济阳”是蔡姓和丁姓郡望、族望，同出土的墨书“蔡”“蔡火長直”意思一样，可视为蔡姓货主。八是宋高宗绍兴五年“诏，福建、广东帅臣，措置团结濒海居民为社，擒捕海贼”宋代强令船户结成准军事组织“社”“委具措置，团结濒海居民，五百人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才勇力户为社首，其次为副社首”。墨书“林社”“馬社”即林姓和马姓水手，也反映了南宋初期福建、广东沿海“社”这一组织的存在。[18]南宋施行有保伍制和结甲制，保伍制旨在维护乡村安全，保伍是五家为一保，二保为一甲，六甲为一队，按地形便利合置为“总”，总有总首和副总首。结甲制是将保伍组织的大保、小保打散，重新编排，合二三十户结为一甲，每甲差甲头一名，一税一替，甲头又各户轮流充任。[19]墨书“保长李直”“柯头甲”“王五”“陳二部伍”的出现与保伍结甲制在船户中推行有关系，是当时海船保甲制度的重要物证。
3.“鄭金尽記置癸卯歳次”墨书·“丙子年号”戳印
“南海I号”出水的1件德化窑青白釉双系罐底墨书“鄭金尽記置癸卯歳次”，显示其置办时间，癸卯年在南宋（1127-1279）出现两次，分别是1183年和1243年，从墨书“鄭金尽記置癸卯歳次”青白釉双系罐推断“南海I号”沉船年代不早于1183年。
另有1件磁灶窑酱釉“丙子年号”四系罐，丙子年在南宋（1127-1279）出现三次，分别是1156年、1216年、1276年。如果从“南海Ⅰ号”沉船出土人骨加速器质谱碳-14年代测试结果983-1160年，可以排除1216年、1243年和1276年；
若从“南海Ⅰ号”沉船出土植物加速器质谱碳-14年代测试结果1052-1270年，仅能排除1276年，[20]即存在1156年和1216年两种可能。“丙子年号”反映的是四系罐的制作时间。
笔者推敲“丙子年号”罐类与船上的外销瓷性质不同，是服务于船员生活的淡水贮存器，或外销酒“玉液春”的贮存器“酒墱”。我们将酱釉罐、酱釉小口梅瓶、酱釉小口扁瓶、酱釉漏斗、木杯（勺）视为一个器物组合看，木杯用于舀取四系罐中水（酒），漏斗用于束流，以便将木杯舀出的水（酒）注入酱釉小口梅瓶和扁瓶售卖，或舀入碗中方便饮用。若“乾道年号”“淳熙年号”“丙子年号”戳印的四系罐作为连同酒水整器售卖的商品，[21]一 经生产，便投入贩卖是正常逻辑，不会存在年号戳印，不会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仍在船上。推断“丙子年号”罐制作于1156年，存在延续使用30余年的可能；
或制作于1216年，视该年为船沉没的晚期节点。江西纪年墓出土同“南海I号”形制、纹饰相同的景德镇窑系青白釉婴戏纹瓷碗，纪年墓发现于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镇圳口公社新建生产队村旁的公路上，官员叶九承事葬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22]同型婴戏纹碗出现在1201年，所以船沉没于1216年后也有可能。不过，目前发现船上年代最晚的铜钱为“淳熙元宝”[23]，背无字，推其铸造于淳熙元年至六年，淳熙七年开始铸纪年钱，背铸“柒”字，以此类推。所以船沉没时间在1183年后可能性更大。
结合宋元海船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
船壁有六板厚时，不再加板，不再航行大海，仅供沿岸航行之用的记载[24]可见，宋元船舶航行大海的使用年限在7年以内。“南海I号”已暴露的船体上部左右船壳板及船艉左右小船舱的底板等，绝大多数表现为三重板，少数部位四重板；
且2011年“南海I号”试发掘木船舷出土时呈鲜黄色，推断其落成后使用约2至3年。
（二）丝·姜·茶
1.红褐色遗迹是丝织品残迹
“南海I号”第10舱右半部分发现大片红褐色夹杂黄色黏性物质遗迹，厚1.5至7厘米，断面可见厚2至3厘米的叠压分层，放于木垫板和草席构成的铺垫物之上。周旸等人基于免疫磁珠的双抗体夹心ELISA快速富集检测技术和蛋白组学方法，[25]检测出红褐色物质含有丝素蛋白，推断红褐色遗迹是丝织品腐败后的残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
丝绸是海上贸易的传统外销货物，质地柔软，色彩绚丽，受到各国人民喜爱。“丝绵缣帛蕃商所欲之货”[26]。南宋丝绸大量行销东南亚诸国，史载渤泥国“无蚕丝”[27]占城“无丝蚕”[28]，在这种情况下，东南沿海地区丝绸大量行销该地。另据《诸蕃志》诸国进口货物看，“南海I号”铁器则销往三佛齐和阇婆。
2.木牌“张直槽薑”“茶□水□”
图1 南海I号出土的“张直槽薑”木牌、“茶□水 □”木牌、木杯、“水陸墱上”木牌、木串珠、酱釉瓷钵
图2 “南海I号”出土的黄铜丝、黄铜环、青铜环、青铜钱币、青铜碗、铜镜
图3 “南海I号”出土的玉雕佛像、墨书“蔡火長”“鄭金尽記置癸卯歳次”“丙子年号”戳印
“南海I号”沉船遗址船尾中后部的堆积中出土一完整方形木块，表面行书体墨书“张直槽薑”。[29]槽薑，即糟姜。南宋浦江吴氏“姜一斤，糟一斤，盐五两，拣社日前可糟。不要见水，不可损了姜皮，用干布擦去泥，沥半干后，糟盐拌之，入瓮。”[30]黄庭坚《糟姜帖》“庭坚顿首，承惠糟薑银杏，极感远意，雍酥二斤，青州枣一蔀，漫将怀向之勤，轻渎不罪，庭坚顿首。”[31]由上述文献可见，糟姜是盛行于宋朝的美食。宋人不仅自己食用糟姜，而且还以之作为佳品，奉送与人。
从“南海I号”出土海洋鱼骨来看，船员以海洋鱼类为食物补给，携带糟姜、胡椒、花椒可起到去鱼腥和驱风寒的功效。“南海I号”遗址出土有蛋、梅核、槟榔核、橄榄核、枣核等标本，从远洋航船对食物长期存储要求看，有可能是腌蛋或蜜饯类食品，再如泉州后渚宋代沉船出土的木货牌“西河酱瓜”亦属长期保存的腌制食物。此外，“南海I号”沉船遗址船尾出土的墨书“茶□水□”木牌，反映了航船对茶叶、淡水等物资的存储。
综上，南宋丝织品行销海外，船员食用糟姜去鱼腥，驱风寒，扩充海洋鱼类和腌蛋补充蛋白质；
使用蜜饯果品和茶叶补充维生素，展现了宋代船员海上生存技能。
（三）铜器·银器·海螺雕杯
本节从金属器和螺杯着手，探究南宋外销铜镜的包装、“鍮石”与真金辨别、银器和铜器成分、螺雕工艺历史。
截至2023年，“南海I号”遗址出土58枚铜镜，为高锡青铜，光线反射率高，映照效果好。笔者清洗8舱出土的40枚铜镜时，发现有细长竹篾捆扎，铜镜之间用黄色胶泥垫隔，以防船舶摇晃导致镜体擦碰和镜面磨花；
一类是双凤朝阳带柄菱花镜，一类是“湖州石十二郎□□□照子”方框款带柄菱花镜。
截至2015年，“南海I号”出土的铜环有青铜、黄铜两种材质，青铜环直径8.3到8.7厘米，环径0.3到0.5厘米左右，为铜、锡、铅合金，共计188件；
黄铜环直径5.6厘米左右，环径0.6厘米，共计8件，另馆藏黄铜丝1卷，为铜锌合金。馆藏青铜钱币5711枚、青铜碗1件。黄铜丝和黄铜环是“鍮石”的实物证据，宋代方士崔昉《外丹本草》“用铜三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32]周 卫荣考证宋代鍮石即黄铜。[33]“南海I号”刚出土的黄铜环光泽如黄金，后氧化泛红。鍮石似金而非金，出于辨识真金之虑，“南海I号”船上出土有铜砝码、天平秤和试金石，砝码和天平秤是通过重量判断真金与否，试金石则通过成色辨识黄金，肉眼可见试金石上有金粉残留。
“南海I号”出土有银钵、亚腰形银铤、碎银、高足葵口银盘等银制品，含银量较高；
其中银铤含Ag 88.5%，S 4.8%，Au 2.76%，Cu 1.45%，Fe 0.86%、Sn 0.44%、Pb 0.4%，其它元素0.79%，器表有蜂窝孔洞，存在粉状硫化银腐蚀。银铤在浇铸时，银液与范腔间存在压力，银液吸收氧气难以排出，冷却中气体在底部形成气泡，形成银锭上的蜂窝孔洞。另有鎏银镂铜香薰盖1件。
“南海I号”出土雕工精美的螺杯1件，周去非《岭外代答》“南海出大螺，南人以为酒杯。螺之类不一，有哆口而圆长者，曰螺杯。”[34]可见，螺杯在宋代岭南地区的用途和类型。除奇石窑瓷罐，螺杯也是“南海I号”途经广州的实物见证。从今天广东地区螺雕、牙雕工艺传承看，亦可追溯其为源头。
（四）玉石雕像•“水陸墱上”•礼佛器具
“南海I号”出土的四件玉雕较完整，为全身像，材质是和田玉。人像1穿右衽服饰，正面跏跌坐于台上，双手拢合，置于腹前，结禅定印，台座有两对穿孔。李岩考证其为僧迦大和尚。[35]人像2侧面而视，披袈裟，袒露右胸，左手托钵，右手指结一手印，点在钵沿，呈托钵罗汉。人像3向左而视，披袈裟，袒露右胸，呈半跏跌坐于台上，高鼻长耳，肥肩瘦腰，左臂下垂，右臂放于左膝，结一法印，台座有两对穿孔。人像4顶缠头巾，深目高鼻，侧脸而立，身着圆口长衣，束带曳袍，两臂屈伸，双手捧物向前，作施舍状。上述玉石雕像有拱手布施、托钵斋僧、禅定、救难等内容，结合木牌墨书“水陸墱上”看[36]，或为水陆法会坛内佛像，水陆法会源于“阿难施食救面燃鬼王”的佛教故事，即佛教徒施食恶鬼，慈悲救苦；
其产生于唐末，盛行于宋代，渐与本土丧葬祭祀文化融合，超度亡灵，解怨释结，祈福神灵保佑，宋代水陆制有《仪文》；
[37]南宋佛教寺庙中设“水陆院”，于七月十五日行水陆法会。
“南海I号”木牌墨书“水陸墱上”是宋代水陆法会盛行的见证，“水陸”是指水陆法会，“墱上”是水陆法会的坛上，置佛像，以供养。另外船上出土有2件银钵、1件酱釉瓷钵、2件军持和1件串珠，为佛教徒饮食、净手和礼佛用具。综上器物组合，笔者推断有佛教僧侣随船航行。
“南海I号”诞生于宋孝宗“隆兴和议”后的40余年间，宋和金政权南北对峙、势力均衡，期间，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南宋偏安江南，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业已阻断，其朝廷重视并鼓励海外贸易，在先进造船和航海技术加持下，向海而生，开拓了盛极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笔者根据沉船所处的历史，检索相关文献，探究出土物的背景资料，从出土器物组合的角度，提出佛教僧侣随船并行水陆法会，“鍮石”黄金混杂下使用试金石和天平秤辨别，糟姜和鱼及茶的荤素搭配饮食，戳印类酱釉四系罐长期作船载贮存器等观点；
从科技考古角度，释读黄铜、高锡铜镜、铜鎏银器物的存在，银铤铸造工艺缺陷和腐蚀，红褐色残迹为腐败的丝织品；
用同时期考古出土物印证和文献考证的方法，开展“南海I号”沉船断代和瓷器墨书的释读；
用藏品信息数据库统计分析认为青白瓷是当时外销的主打产品，外销的诸窑口瓷器存在共同特征。关于“南海I号”沉船及船货的研究是多学科多角度的，不同领域的研究会勾勒出宋代船舶行驶海上丝路的点、线、面，也将绘制出12世纪东亚、东南亚烧瓷、冶金、漆作、造船、航海、商贸、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宗教信仰、中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