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雄辉
地处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的“陆军军官学校”（下简称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创办，为国共两党训练培育了大批军事人才。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四位，与黄埔军校有密切关系。而叶剑英则是最早到黄埔军校的，也是被称为“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在黄埔军校，叶剑英与不少共产党人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也曾迫切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因各种原因，党组织并没有很快回复叶剑英的申请，因而在叶剑英心中形成了一个“结”。为解开这“结”，叶剑英经过3年时间，从自身找原因，不断提升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
这个“结”，最后是由周恩来给解开了；
而讲明这个“结”的是叶剑英本人，时间是1972年8月。
入黄埔军校前，叶剑英已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是旅长张民达最信任的人。对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叶剑英心里十分敬佩。他曾侍卫孙中山身边，追随孙中山。在他的印象中：“1921年—1924年，是孙中山一生思想的最高峰。1922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根据自己研究和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这支革命军不仅要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孙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备的建军思想。”当时，叶剑英也有去黄埔军校的想法。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很快便决定立刻着手在广州附近创办一所军校。2月6日，“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下称“军校筹委会”）在广州市区长堤2号成立。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同时，委任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廖仲恺认真落实孙中山的要求，一方面为筹措办校经费操劳，一方面为物色办校人员而费心。他听邓演达介绍，在张民达师有位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参谋长叶剑英，文武兼备，是个不可多得、大有培养前途的将才，便决定向叶剑英发出邀请，希望他即刻到军校筹委会报到。
叶剑英刚到军校筹委会不久，就碰到蒋介石要停办军校的风波。2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以“孙中山不让他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的安排”，借口“经费拮据”，派秘书王登云到筹委会办公地宣布军校停办的命令。此决定立刻遭到邓演达、叶剑英等多人的当面抗议，并拒领“邓演达先生二百二十元”“叶剑英先生一百五十元”的遣散费。邓演达、叶剑英等人立即前去找刚从香港回到广州的廖仲恺。廖仲恺当即请示孙中山，并召集筹委会人员开会，明确讲道：“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那么蒋先生就要开罪于全党。”
叶剑英很珍惜在军校筹委会工作的机会，为能在廖仲恺、邓演达等人的指导下工作而感到荣幸。叶剑英以廖仲恺为榜样，日夜操劳，尽力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把筹委会分配的工作做好。他多次到长洲岛考察，与王柏龄讨论定址长洲岛的方案。
1924年3月上旬，叶剑英与邓演达一同到廖仲恺处汇报工作。廖仲恺看了叶剑英递上来的学校《章程》，充分肯定。廖仲恺认真听取叶剑英对教授部教官人选、课程教材大纲准备、计划编排等工作汇报，表示很满意。
此后，叶剑英加倍工作，很快便拟订通过了第一期学员教学科目与课程、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别的教学计划，为5月开课做好了准备。
经过3个月的筹备，黄埔军校校址基本定型，各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开学准备工作就绪。孙中山亲自兼任陆军军官学校总理。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开课。5月9日，孙中山特别任命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并规定：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由党代表签署，交由校长执行，否则无效。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出席并作训示：军校办学宗旨是“创建革命军”，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倡导“团结、奋斗、牺牲”三大精神。希望大家鼎力把军校办好！
叶剑英从进入军校筹委会一直到离开军校，都在王柏龄手下工作。对王柏龄，叶剑英并不陌生。早在云南讲武学堂时，王就是教官。但经过“军校停办风波”及工作上接触，叶剑英感到王柏龄就是蒋介石的奴才和帮凶，工作不扎实，经常倚老卖老。而王柏龄却很喜欢叶剑英，为人诚恳，工作扎实。但出于对蒋介石的亲近，对叶剑英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接触，存有忧虑，也曾告诫叶剑英不要对政治太热心。
叶剑英在教授部副主任的岗位上成绩很显著。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军长的韩睿，对当时的教授部这样评述：“那时王柏龄抛头露面多，而在教授部踏踏实实教学的还是副主任叶剑英，这方面实际由他负责，由他主持。”
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时还担任教官，有教学任务。他担任几个队的《兵器学》课程。黄埔一期学员苏文钦对叶剑英教官的授课印象十分深刻，在回忆中说：“我在军校多次听叶剑英教官讲课，都是讲的兵器学，讲兵器的性能和如何使用，等等。他讲课，十分吸引人，一点也不枯燥，很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国共两党的注意，都认为他是一位勤奋好学、乐于吃苦、成绩显著、前途无量的优秀人才。许多共事和有过接触的人都对叶剑英抱有好感。聂荣臻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当时因党派及其他原因很少当面接触，但都知道：叶剑英是军校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军校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加上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军事顾问、苏联教官的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人员的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因此，作为国民党员的叶剑英，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也时常因参加活动，而感同身受。
叶剑英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主要是由这几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长期在旧军队中，对国民党内部及官场上的一些现象，由看不惯发展到厌烦，有寻找新思想、新组织的想法。
二是受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苏联红军的影响。叶剑英教学工作虽然多，但他对苏联顾问、苏联教官、共产党名人的课很有兴趣，喜欢听有关马克思、列宁、苏联红军、苏维埃和共产党的事情，从而萌生了去苏联学习和进一步接触共产党组织的念头。
三是参与共产党人组织的活动。学生中有共产党组织是公开的秘密，当时学员队的党组织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因而活动的内容、空间都超出军校的范围，经常参加市区的报告会、演讲会。叶剑英经常抽时间与学员们一起参加活动，参加较多的是蒋先云那个组织的活动。在深入工人、市民时，听听他们的话语，常常让叶剑英感动，也逐渐了解到共产党组织的根基是人民大众，对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有更多的理解。
四是增进与红色书籍和共产党人的感情。叶剑英由于其身份等原因，常常以书籍为媒介与共产党人接触。他到广州市国光书店购买《共产主义ABC》等书籍阅读，并通过书籍先后与包惠僧、徐彬如、熊锐、蒋先云等共产党人接触。包惠僧（教导师党代表）在回忆中说：叶剑英“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我们经过多次接触，有相当的了解”。徐彬如（广东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在回忆中说：“东征以后，叶剑英越来越靠近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对于加入共产党组织，叶剑英很谨慎。他不想一下把事情搞得过于“隆重”。在一次黄埔军校梅县老乡聚会中，他找到共产党员韩摩柯，提出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要求，希望向组织转达他入党的申请。中共广东区委得知叶剑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派熊锐与叶剑英谈话。熊锐肯定叶剑英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倾向革命、追求真理的优秀军人；
党组织欢迎这样的优秀军人参加党的组织。希望保持联系，相信组织。
此后，叶剑英盼望共产党组织能够派人来就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要求与程序等问题进一步交谈，但一直没下文。对此，叶剑英心中不免会有多种思虑，会问“为什么”？“心结”由此产生。
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什么没有答应自己的申请？叶剑英更多的是从自身找原因。事后他才知道，申请没有被接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叶剑英在黄埔军校工作是教授部副主任，几个月后被调回二师担任参谋长，可以说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又是国民党党员，因而认为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二是因为王柏龄的关系。在云南讲武堂王柏龄是叶剑英的老师，在黄埔军校王柏龄是叶剑英的直接领导（教授部主任）；
而王柏龄是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领导人，因而怀疑叶剑英也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一分子。
对第一次申请没有得到答复，叶剑英并没有灰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靠近共产党组织，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真诚与行动，让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相信自己，早日把“心结”解开。
1924年7月30日，二师师长张民达接到孙中山的命令，要求集结部队，围攻夺取惠州。8月1日，张民达想到参谋长叶剑英。他向廖仲恺提出请求，希望能准允叶剑英回二师组织指挥作战，以完成孙中山所下命令。
此时让叶剑英离开黄埔军校，廖仲恺实在是舍不得。他知道叶剑英人虽在黄埔军校，但仍是二师参谋长，且这是孙中山的命令。而叶剑英心中也是不情愿离开黄埔军校，生怕失去和减少与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接触的条件和机会。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叶剑英带着“心结”，离开黄埔军校，回二师与张民达一起组织部队参加战斗。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叶剑英已离开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岗位，但《兵器学》课程还继续上，因而他们还是互相关注。叶剑英对比自己小一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好奇到钦佩。1924年10月10日，广州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大会，叶剑英作为二师代表出席，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的身份讲话，给叶剑英留下深刻印象。他从周恩来等人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从而由衷地产生钦佩之情”。
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周恩来随黄埔学生军出征。在为攻打淡水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叶剑英与周恩来、张民达一起讨论行动计划。周恩来对叶剑英印象深刻，对他与张民达制定的作战方案很满意。特别是在淡水战斗中，洪兆麟部2000人反扑过来，黄埔军校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一团三营营长王俊抵抗不力。此时，叶剑英带领二师一部顽强坚守，多次与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联系，相互配合，打退敌方进攻，并乘胜追击，大获全胜。苏联顾问罗加乔夫对二师与黄埔学生军英勇作战、夺取淡水战斗的胜利，给予很高评价。他对叶剑英、张民达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革命军队这样了不起，当年与白匪作战的苏联红军也不过如此。东征军占领梅县后，叶剑英被大元帅府任命为梅县县长，周恩来选派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前去协助工作。
1925年9月，进行第二次东征，叶剑英随新编团出征，担任第一支队支队长，又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攻克惠州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周恩来的好评。
两次东征叶剑英的突出表现，受到蒋介石重视。12月下令调叶剑英为嫡系教导师的团长。1926年1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刊载并评介此事：“东征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叶剑英，于前次奉命出发东江，对于讨逆，颇著劳绩，现在粤局既已统一，临时名义，极应取消。前经蒋总指挥委叶氏为教导师第二团团长。”不久，教导师改为二十师，叶剑英提升为副师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下令由王柏龄担任军长的第一军，改称北伐总预备队，叶剑英被任命为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北伐军攻打南昌取胜后，蒋介石特别召见叶剑英，除夸奖他带兵有方、作战英勇外，直接表明“现在一师无人指挥，我看你就去一师当师长吧！”叶剑英知道第一师是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少官长目中只有蒋介石，不好管理；
再则，对蒋介石还不是很了解，在他身边工作不好干。故称身体不适委婉谢绝，表示一定继续当好参谋长。很快，蒋介石为扩充势力，将收编过来的孙传芳部队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此时，叶剑英看实在不便推辞，只好上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叶剑英正率部在江西吉安。面前几条路：一是继续跟着蒋介石，可以升官发财；
二是反对蒋介石，另找门路。而加入共产党，不失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好路。叶剑英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究意跟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元，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当时吉安的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二师的右派军官勾结，准备闹事，并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对此，叶剑英绝不退却，他组织二师左派军官，准备进行武装暴动。5月13日夜，他以果断敏捷的行动，逮捕二师中的右派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并立即向武汉国民政府发电告捷。电文中写道：“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叶剑英在吉安通电反蒋以及组织二师暴动的行为，得到武汉汪精卫的充分肯定；
同时更加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也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谭延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叶剑英与贺龙相遇。两人热情握手，自我介绍，倾诉衷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宁汉分裂的形势与前途。北伐军两位师长参加会议，谭延闿十分高兴。会议开始，便向大家介绍贺龙和叶剑英，博得全场热烈掌声。会议中间，谭延闿点名两位师长讲话，两人相互谦让，贺龙一定要叶剑英先讲，叶剑英首先风趣地说：“我奉谭部长、贺龙师长之命先讲几句。”接着向大家谈了自己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和主张，以及在吉安通电反蒋的经过。贺龙怕大家没听清，站起来说：“老蒋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叶师长在吉安先表明态度，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
策划新编二师准备暴动，这很了不起，是个大英雄。”叶剑英连忙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叶剑英接着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而是他对不住工农大众，对不住老百姓，对不住总理。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血流成河，怎能还跟着他干呢？他不革命了，反革命了，我们就要鸣鼓而攻之，群起而诛之！我们是总理的信徒，谁反对总理，我们就反对谁！”贺龙带头鼓掌，全场轰动。
在南昌的一次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宴会上，叶剑英即席发表讲话：“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是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叶剑英话音刚落，一片掌声骤起。此时朱德走向叶剑英，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说：“叶师长，讲得好，讲得好哇！”叶剑英见到军内久负盛名的战将，肃然起敬，立正向朱德致军礼。
叶剑英回到武汉后，开始被张发奎邀请到第四军军部工作，而后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当时第四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叶剑英在与他们接触中，更加坚定了反对蒋介石，加入共产党的决心。此时的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汪精卫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他想与共产党谈自己的想法，但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自己不熟悉；
有不少隐蔽的，自己怎么找？即使找到人了，会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部队高级军官的自己吗？自己过去在黄埔军校提出申请被搁置，现在再提出申请，能如愿吗？心里的“结”，越想系得越紧。
期间，叶剑英下榻在武昌朝阳旅馆。这是广东人开办的旅馆，许多到武昌的广东人，常常在这里相聚。凑巧他与老乡李世安在此相遇。叶剑英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员，但李世安并不知道叶剑英来武汉干什么。李世安问叶剑英：“老兄，你为什么来武汉？”叶剑英回答说：“我要革命，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弟，周恩来是你的熟人，希望你转告他，我想见他，向他汇报思想，与他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特别是对他近几个月的行动表示赞同和钦佩。他当面表示，尽快转告周恩来。
在法租界，李世安向周恩来报告了叶剑英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也谈了自己对叶剑英的一些担忧。周恩来当即表示：“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欢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忘记叶剑英，一直在等待和欢迎叶剑英再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努力，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保密和特殊工作需要，党组织要求他暂时不要同其他党员联系。有事可找李世安。系在叶剑英心中3年的“结”，终于解开了！
对于为什么会在黄埔军校时留下“心结”，自己又是如何通过努力让共产党组织相信自己、早日接纳自己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叶剑英在1972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明确作了回答：“我是1924年提出要求入党的，没有批准。那时我在蒋介石手下的教导团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从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7月正式加入了党。当时也不是对共产主义完全理解了，只觉得国民党不行，享乐腐化，必然失败；
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叶剑英，意志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多大险阻，都没有动摇他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叶剑英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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