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艺畅?陈绍恋
文章结合《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理论，侧重讨论卡森麦卡勒斯作品孤独语境下女性精神世界的成长历程，撕开疏离的外衣来看孤独语境的反向积极意义，也客观分析了孤独语境下酝酿的平等危机。同时，以传统女性神话作为比较客体进行突破，在宣布神话终结的同时，从革新角度浅析现代女性主义进一步积极，健康发展的可能方向。
一、引言
卡森·麥卡勒斯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同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浩荡传奇式的孤独，卡森·麦卡勒斯的孤独诞生于边缘人群的纯粹理性挣扎与精神异化。多数学者将讨论重点向“疏离与孤独”“爱的荒谬与孤独的必然”的主题倾斜，分析不同群体的孤独困境。如韩梦仙从空间角度对《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作中的现实压迫所点燃的逃离情绪进行了物理与隐喻层面的梳理。有力地对麦式孤独下人们的困境之源进行剖析[1]。近期的一些研究主题渐趋丰富多彩，包括性别角色问题、狂欢化和阈限主题等。但往往忽略了孤独的反向推力为边缘人群带来的成长空间。同时鲜有人对麦卡勒斯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进行全面整合与梳理。
麦式孤独绝非只是社会割裂的衍生物，作为一束潮湿的火焰，它照亮了不同群体的生存困境，也引领着他们的自我认识之路。换言之，在麦式孤独的精神乌托邦里，个体拥有追逐自我、探寻自我的绝对自由。蓬勃滋长的麦式孤独并未将角色扭曲为受害者，无论是女性、孩童、有色人种、畸形人、同性恋者，都被赋予精神领域的平等地位与主观能动性。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塑造尤为亮眼。在麦卡勒斯的孤独语境下，女性角色通常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勇敢脱离了传统的女性话题，通过孤独的超越性阻隔周遭社会成员的目光，废除了女性在社会内部具有的传统形象并终结了传统女性神话的病态审美。作为边缘人群的代表之一，她们诠释出迷人的独立以及矛盾。但在这一去边缘化的挣扎中也辐射了女性的欲望危机。
二、亚当肋骨的叛逃——“他者”与“异化”使命的终结
作为一套平等的主体化机制，麦式孤独赋予了女性理性与欲望，使之不再满足于父权凝视下的符号体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2]由于孤独和疏离，个体与自身的超越性有一种天然的结合，并且不安地承受着这一种特权带来的精神危机。而当其替代了性别危机，女性就有机会成功与“他者”与“异化”的使命进行疏离；
同一性困境将女性逼入情绪反刍，同时也为她们注入了幻想，反抗，和越轨的活力。《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3]与《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4]是这类女性的早期代表。弗兰淇从小丧母，跟随沉默寡言的珠宝商父亲长大；
米克的母亲则淡漠麻木。相较同龄女孩，她们经历了更早的遗弃感。正如波伏娃所阐述，“通过肉体遭受挫折，他们越来越痛苦地感受到被遗弃，人人都是焦虑地意识到这种遗弃的。”[5]通常，男孩被迫更早地直面艰难的独立之路，以求拥有所谓的阳刚气质，而女孩有特权更长久地享受亲吻与温存。波伏娃描述道，“他的提高身价反而显得像一种对最后断奶的补偿——这种补偿由大人发明，并被孩子热烈接受：从此，他不因自己不再是婴儿，不是女孩感到遗憾。随后，他在自己的性别中体现出自己的超越性和自豪的优越感。”[6]男孩成功在人为断奶中进行主体化仪式，而大多数女孩则被滞留在双亲的怀抱里接受阉割身份。然而对弗兰淇和米克来说，从童年期至青少年期的强行过渡，使她们失去早期异化的安全感，镜像阶段孤立无援的事实令其不得不求助于自己混乱的内心，这种处境倒逼她们过早脱离与他者的戏剧，被迫直面自己的主体性。她们没有传统母亲给予的定位，两个少女都留着男孩一样的短发，穿着短裤，球鞋 ，甚至打赤脚。与其说是她们通过外表来模拟第一性，反抗刻板印象，不如说这是作为一个自主个体野蛮与天然的生长方式。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另一个人确立为他者”[7]，弗兰淇和米克的成长体现了女性个体在失去一定程度的干预下的发育可能。孤独将之裹挟，却也重塑了她们的身心气质，产生了类似男孩的自恋认同。她们在幻想中定义着自我与世界。弗兰淇想象着这个世界日行千里，漂流旋转，广阔无边；
她梦想成为一个男孩，做海军陆战队员，驾驶飞机获得金质勋章；
米克刻下自己的名字缩写M.K.，梦想当她十七岁且名扬天下时，把这两个字母写在每一样东西上。她们伤痕累累却也是完整的，是不附属于任何男性神话，不屈从于任何闺房命运的存在，使命在想象中延展开来，而不再蛮横地注入体内。她们带着激情主宰自我，对抗平庸，独立地品尝喜悦与崩溃。硬朗、沉默的她们不再是羔羊、圣母、玫瑰的化身。僵滞的南方小镇，叛逆灰暗的青春和天旋地转的盛夏，繁殖着危机也孕育出希望。上帝已死，甜美的伊甸园寓言正在幻灭，亚当的肋骨成为他自己的敌人。
三、欲望的反噬——孤独语境下的危机本质
遗憾的是，女性在这场孤独战役之中并没有胜利。在《伤心咖啡馆之歌》[8]中，爱米利亚小姐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青年时期的弗兰淇与米克，但她更加沉默，孔武有力。男性特征在她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她高大黑粗，长得像个孔武有力的男人。头发很短，太阳晒黑的脸上显出一种严峻、粗犷的神情；
她常年穿着工裤和长筒雨靴，经常把双手插在裤兜里。爱米利亚小姐精明能干，是小镇方圆几英里内最富有的女人。但她也斤斤计较，冷酷无情，常和人打官司，锱铢必较且六亲不认；
恶棍马文马西迷恋上她，为爱痛改前非，但在二人举行婚礼十天后，就被爱米利亚毫不留情地驱逐，最终沦为杀人犯和窃贼。爱米利亚是女性主体性欲望向巅峰攀登的体现。但这份孤独酝酿出的平等无法摆脱世俗的诅咒。拉康在《男根的意义》中提到，“主体只有在划掉他所指的内容时才指示出他的存在，这就像他只有想要在为自己而被别人爱中才出现一样”，“欲望内在的分裂已经被感觉到是存在于他人欲望中的”[9]。童年时期异化过程的扭曲导致主体欲望的僵化，成年后的爱米利亚无法纾解封闭的主体欲望，更无法将自己转换为情感客体的存在，成为无能的被爱者和单向的献祭者。马文马西的爱无法进入她，她对李蒙的爱也无法救赎自己。而孤独疏离的社会状态进一步催化了爱米利亚的痛苦。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当主体的欲望失去反射的客体时，反噬就会出现。孤独导致主体与外界的阻隔，而过度地用言语与幻想去建构自我，同时分裂内在欲望，这些次生的内在欲望无法与本体产生认同，也无法与客体进行呼应，成为不安和矛盾的根源所在。封闭的南方小镇，仿佛一座荒诞隔绝之城，清醒的个体赢得了平等的理性挣扎，却难以避免地陷入迷惘与失落。冲破了“他者”身份的女性得不到真正的情感认同的力量。爱米利亚的悲剧，成为孤独语境下被动通过否认“他者”，逃避“异化”女性群体的结局。
四、女性神话之死——什么是真正的解放
波伏娃对于男性制造的女性神话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她指出：“但只有自由还不足以使她们具有如此多的浪漫吸引力：纯粹的自由，人们是在尊重中而不是在激动中承认它；
感动人的是她的努力，排除刁难她的障碍，充分发挥她的才干；
在女人身上，斗争越是艰难，就越是动人。”[10]男性社会通过为女性铺设种种压迫，为女性的激情铐上枷锁，从而兴奋于看见这些迫害中诞生的活力与决绝，从而讴歌女性如飞蛾扑火般的热烈，赞颂女性反抗虚伪，孤独的自由意志，似乎只有苦难与斗争才让女性显得动人心魄。波伏娃提到，“对外界束缚取得的胜利，已经足以使司汤达着迷；
在《意大利遗事》中，他把笔下的女主人公禁闭在修道院深处，或者把她们关在爱嫉妒的丈夫的宫殿里：
她们必须设想出千百种诡计，才能与情人相会；
隐蔽的门、绳梯、血迹斑斑的箱子、劫持、非法监禁、暗杀、激情的发泄和死不服从，都得到巧妙地运用，施展出各种手段。”[11]从本质来讲，女性神话依旧是男性社会对第二性别的附庸化，本质依旧是压迫与欺骗。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的序言中写道：“女性对于性别的理解由于这种徒有其表的尊崇而受到了蛊惑，以至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之外，现代文明女性在她們应该怀有崇高的抱负，用她们的能力和美德赢得尊敬时，却只想着去激起别人的恋爱。”[12]女性一腔的孤勇，聪慧，忠诚只能奉献给爱情与恋人，她们是凄美的战士，女神，殉道者，归宿却依旧是男人的怀抱。
《金色眼睛的映象》[13]中的莉奥诺拉和艾莉森宣布了对这一女性神话题材的终结。莉奥诺拉，一个迷人，活力四射却智力低下的女人。健美的彭德顿夫人是这部笼罩着南方哥特式阴郁氛围的作品里独有的，带有纯粹肉欲魅力的生动存在。她体现了一种绝对忠于欲望的自由意志，除了美貌，她所有的美德都与传统女性神话主角相悖。她没有惺惺作态的遗世独立，只有疯狂而无邪的赤裸。她偷情，享受饕餮盛宴，附庸风雅的派对，为自己笨拙的社交套话沾沾自喜。她不忍受迫害，也不等待救赎，她的迟钝透露出神性与端庄，和茫然的宁静，她是不附属于任何神话体系的阿芙洛狄忒。艾莉森则恰恰相反，她衰弱，病态，孩子夭折，对丈夫的婚外情无能为力，抑郁中的她用园林剪刀剪去了自己娇嫩的乳头。她看似沦为一个受害者，但从不将被解放的希望寄予他人，从不用伤口讨好他人。此等不卑不亢使她有超脱性别与苦难的主体张力。可以说，她被害，却不被动。在彻底对丈夫绝望之后，艾莉森冷静考虑着离婚后自己的去向，哪怕是拖着残缺不堪的身体，她也决定带着尊严自食其力。
任何一个群体的解放都绝不该是将之贬低到孤立无援的受害者处境以求救济，解放不是走向极端、封闭、孤独，而是走向一个更加明朗开放的世界。浪漫传奇的虚假诗意和病态之美拯救不了女性，只有回归真实的人性，自由地交流，丰富的心灵，才会塑造女性坚实的主体信念。只有正视并勇敢追求自己的需要，才能摆脱诅咒，实现价值。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点明，“崇高理想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品格，而不去考虑性别的差异”[14]，女性主义追求的平等观与麦卡勒斯孤独语境下的平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里对传统女性神话中的女性压迫和麦卡勒斯作品中的边缘困境做一个区别：传统女性神话里的困境是为了压榨所谓的女性美德而被设计出来，麦卡勒斯作品中的困境则是社会的共同议题；
传统女性神话赐予女性以苦难，其落幕是美满的被拯救，而在麦卡勒斯创造的孤独乌托邦中，结局则是颇有悲壮色彩的自我拯救。麦卡勒斯孤独语境下女性群像对于主体性的追求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虽然这种孤独语境下的平等并非平等的最佳模式，虽然这份平等之下蕴藏着危机，但它再次坚定了女性群体解放的信念。
没有对女性美德虚妄的赞誉，没有煽动情欲的奉承，而只有真实、不安、乖僻、不甚完满的角色群像。无论是莉奥诺拉和艾莉森对传统女性神话的终结，弗兰淇与米克青春期的探索，还是爱米利亚雌雄同体的理想化女性主义状态，都向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体性唤醒与平等实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值得被社会看见，从而诞生出更加多样、健康、积极的女性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10][11]韩梦仙 空间视阈下《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逃离[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23，P82-84.
[2]郑克鲁译.（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6][7]郑克鲁译.（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周玉军译.（美）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秦传安译.（美）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8] 李文俊译.（美）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9]褚孝泉译.（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2][14]谭洁、黄晓红译.（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作者前言）[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13]常晓梅译.（美）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陈艺畅（2004—），女，汉族，福建福州人，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通讯作者：陈绍恋（1979—），女，福建漳州市人，汉族，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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