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 啸 李 倩 牟泉霖
（1.陕西历史博物馆 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3.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鱼形壶，是我国古代制作的一种特殊的壶形器皿，其造型从大类上说属于仿皮囊壶，多有双系或四系用以穿带背挎。从材质上说以陶瓷器为大宗，偶尔也见铜、银等材质。器型整体模仿竖置的鱼的形态，并装饰有表现鱼身特征的纹饰。汉代鱼形壶一般为鲤鱼形象，通常有单鱼与双鱼两种，双鱼的也称双鱼瓶或双鱼壶。这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摩羯形壶同属扁壶，但文化渊源、价值理念和传播演变路径并不相同，互相没有直接的演变发展证据。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即汉代一类鱼形壶。
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鱼形壶属汉代，有陶制①（图一）与铜制两种，两者之间形制有一定差异，但共同点是皆做鱼形、肩部设双穿耳，可能有互相借鉴和承继关系。本文重点介绍并探讨汉代铜鱼形扁壶的造型特点、分布地域及文化属性等相关问题。
汉代铜鱼形扁壶所见不多，在此逐一介绍。
1. 上海博物馆藏铜鱼形壶，该鱼形壶著录于《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卷），高31.8、腹横23.9 厘米，时代定为西汉早期（图二）。该鱼壶总体呈扁体壶形，圆口方唇，长直颈，溜肩，扁腹。肩部两侧各铸一小铺首衔环，腹部截面近枣核型。器身最宽处位于腹中部，下腹部内收，平底内凹，高圈足外撇。为表现出鱼形的特征，壶颈部铸出鱼的头部及口部，并阴线雕刻出鱼的眼部。壶腹部以阴线刻菱形网格纹，网格中刻弧线纹，组合为鱼鳞纹样。圈足处以阴线刻斜线纹，作为鱼尾鳍的纹样。整体制作精细，艺术效果很强。关于这件器物，原著录中说“鱼是汉代常见的装饰题材，象征丰穰”②，认为其用途可能是具有祈求丰产的吉祥寓意的实用器。
2. 内蒙古博物院藏铜鱼形壶，时代为汉代，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康卜尔出土。该器整体造型与上海博物馆藏铜鱼壶基本一致（图三），圆口，长颈，溜肩，扁腹，高圈足。颈部铸出鱼口。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内蒙古博物院这件肩部不设铺首，以半圆小系各穿以大铜环；
二是整器不以阴线刻画鱼纹细部。不过并不影响其为鱼形壶的意义表达。
3.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铜鱼形壶，时代为汉代，传出土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川掌镇。高35、腹径24、口径4、底径18.5 厘米，重2250 克。这件铜鱼形壶与上述上海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所藏两件铜鱼形壶基本一致，壶颈部铸出鱼口，两肩置铺首衔环，通体不用阴线刻画细部纹饰（图四）。
4. 陕西榆林文物保护研究所藏铜鱼形壶，榆林走马梁墓地1999 年3 号墓出土，该墓为竖穴土坑墓，同墓出土铜鼎、铜熏炉、铜灯等器物，研究者认为该墓在整个墓地中属于第三期，时代为西汉晚期③。该器通高35.5、腹深32.8、口径4.8厘米，重2393 克。这件鱼形壶与上述三件鱼形壶在器型上有一定差别，主要体现在颈部较短粗，鱼头部、口部、腮部均为铸出，下腹部没有明显内收，器身最宽处位于下腹部，矮圈足（图五）。
图五 榆林走马梁3 号墓出土铜壶
除上述四件刻画明确的铜鱼形壶外，还有三件较为类似的铜扁壶可作比较，现一并介绍如下。
5.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皮囊形铜壶，传为陕北米脂出土，1972 年入藏，高27、口径5.2 厘米。此器器型与榆林走马梁出土铜鱼形壶更为接近。小圆口，短直径，溜肩，扁腹，肩部两侧置小铺首衔环，器身最宽处在下腹部，矮圈足（图六）。
6.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铜扁壶，高36.8、宽23.3 厘米。小圆口，口内带铜盖，子母口扣合。长直颈，溜肩，肩部两侧置半圆小系，以穿铜环，腹部一侧平直，一侧圆鼓腹，截面呈半椭圆形，下腹内收，平底，圈足略高。器身上还保留有当时以绳子‘米’字形捆绑携带的痕迹（图七）。此扁壶造型独特，一面鼓腹，一面平直，有点类似于清代壁挂的瓷壁瓶，当是为了便于携带而专门制作的。商周时期的铜器中也有类似做成一面平直的背壶。该器出土信息不明，但时代定为汉代当比较稳妥。
图七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铜扁壶
7. 甘肃秦安博物馆藏“大李”铭铜扁壶，高29 厘米，出土于秦安汉代墓葬中，此器造型与前述几种又略不同。整器显得高挺秀美，小口，颈部极短，丰肩，肩部两侧置半圆形小系，扁腹。器身最宽处位于中腹部，下腹弧收，圈足外撇（图八）。
图八 甘肃秦安博物馆藏“大李”铭铜扁壶
此3 件铜扁壶鱼形特征不明显，但扁体、细直颈、圆口等鱼形壶的基本特征仍旧保留，我们将其归为铜鱼形壶的研究范畴内。上述7 件铜鱼形扁壶，根据颈部、腹部变化，大致分为三个类型（因铜鱼形壶出土数量有限，型式演变序列有缺环，部分型式变化及分期借助考古发掘出土陶鱼形扁壶加以补充验证）。
A 型 长颈、器身最宽处位于腹中部，下腹斜收。根据器物整体装饰风格，可分三式：Ⅰ式即上海博物馆藏铜壶，鱼嘴鱼鳍鱼鳞等俱全，可以说具备鱼类的所有特点，器物造型仿生性极强，时代为西汉早期，也是所见铜壶中时代最早的一件；
Ⅱ式包括内蒙古博物院、鄂尔多斯博物馆藏两件铜壶，器物造型基本与Ⅰ式相同，但纹饰简化，仅保留鱼口的特征，肩部由上海博物馆的铺首衔环简化为穿耳双环；
Ⅲ式为鄂尔多斯博物馆藏“米”字形捆绑痕扁壶，形制更为简化，已不见任何鱼形装饰。
B 型 鱼形壶颈短粗，腹部加长、下腹内收不明显。Ⅰ式走马梁铜壶，鱼头部、口部、腮部均为铸出，象生性强；
Ⅱ式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扁壶，鱼形特征不明显，呈现出简化之势。考古发掘的陶鱼形壶的形制及演变序列，与B 型壶最为接近，放到此处一并讨论，互为参考。陶鱼形壶Ⅰ式以蓝田支家沟汉墓出土陶壶为例，口较宽，溜肩鼓腹，腹部分划出两个区域，内填鱼鳞纹④。Ⅱ式以盐池张家场汉墓M8∶7 为例，宽直口，肩部附对耳穿孔⑤；
Ⅲ式以鄂尔多斯三段地汉墓M21∶1为例，侈口，弧鼓腹，不见双耳⑥。
C型 秦安汉墓出土西汉晚期扁壶，颈部极短，器体浑圆。
从上述分型、式可知，A 型出现时代最早，从西汉早期出现，可能延续至东汉时期⑦；
B 型、C 型出现较晚。整体演变趋势是，早段均写实性强，鱼的特征明显，且多伴有中原地区流行的铺首衔环耳，晚段渐趋简化，从保留鱼口特征到不见任何与鱼相关的装饰，强调实用性（表一）。
表一 铜鱼形扁壶型、式分期表
以往人们谈到扁壶，总是习惯性的想起流行于战国至汉代的椭腹扁壶。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榼、椑”条说“汉代将茧形壶、蒜头壶、横筩形壶、扁壶等盛酒器统称为榼”，并进一步说“榼类器中最常见的是扁壶，扁壶的专名为椑。《广雅·释器》：‘扁榼谓之椑’”。“汉代有漆椑、铜椑和瓷椑。”“铜椑有素面的……还有做成鱼形的。”并且专门用上海博物馆这件铜鱼形壶为鱼形铜椑做了图注⑧。孙先生的释名非常准确，但同一名称下，鱼形扁壶和战汉时期常见的椭腹扁壶等并不是同一来源。
椭腹扁壶的特征为圆口，直颈（或微束颈），腹部为近圆形或椭圆形扁腹，圈足，壶身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或系耳⑨（图九）。此类椭腹扁壶目前学术界或认为其来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扁壶⑩；
或认为其来自于春秋时期腹部较扁的双系或三系铜壶⑪；
或认为其与春秋时期秦文化的扁体铜盉有关⑫，总之，我们从其较为方折的器型结构可以看出，这种器型所模仿的应当是陶、木等质地较硬的材质制作的器物。
图九 故宫藏战国“魏公”铭扁壶
而上述鱼形扁壶从壶体造型来说，模拟的是皮革质软材质的壶，即皮囊壶。这种壶的形制来自于草原游牧民族，通常以两片皮革缝制而成，双系穿绳。由于其扁体不易滚动的特点，便于骑马时背挎携带，因此这类皮囊壶在草原上流行的时间非常长，直到近代仍然在使用。钢特古斯利用蒙古族传统手工技艺对此类皮囊壶的制作进行了还原⑬（图一〇），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看出两者间密切的渊源关系。
图一〇 蒙古族传统皮囊壶制作过程
目前所见的仿皮囊铜扁壶并不多，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有准确信息的更少。因此学术界在进行扁壶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时往往只分析椭腹扁壶，而不将仿皮囊扁壶纳入研究。但从上述几件仿皮囊铜扁壶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首先，此类铜扁壶主要流行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其分布的核心区域就在黄河几字湾南北的陕北高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区位指向性明显。其次，根据这批器物时代主要集中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来看，当时，这一地区正是胡汉文化交融的前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已经大幅提升。汉武帝一改汉初对匈奴以和亲为主的方针，改为主动出击，“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在击败匈奴后，汉王朝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立朔方、五原、西河诸郡。此后，汉王朝在此大力迁移人口屯田实边。在占领河南地的当年，汉王朝随即“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⑭。六年之后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秋，又“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⑮。其后，由于黄河下游洪水泛滥，“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⑯。仅这三次就为河套地区带来人口近百万。整个河套地区由此开始了迅速的农业开发⑰。由于此地仍然处于汉匈对峙与交流的前沿，这种文化交流迅速在当地展开，并在文物中有所体现。铜鱼形壶正是这种交流的体现。
前文已述，汉代铜鱼形壶是胡汉交流的产物，其器型是模仿匈奴皮囊壶的造型。但通过对这几件铜鱼形壶的观察可知，其铸造工艺及文化渊源应当是来源于汉文化传统。通过观察，这几件铜鱼形壶都是以范铸法铸造成型，壶身两侧有范线，遍体可见垫片痕迹（图一一），这是中原自三代以来发展出的范铸传统的延续，与北方草原以青铜兵器、工具、牌饰等小件青铜器为特色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⑱不论从制作工艺、纹饰风格还是器类特征等都具有鲜明不同。
图一一 走马梁汉墓出土铜鱼形壶底部部分垫片痕迹
而从文化渊源的角度上讲，它也来自中原文化。鱼纹在中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就有着大量以鱼纹为装饰的彩陶，比如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著名人面鱼纹盆。至西周时期，宝鸡 弓 魚 国墓地还出土有完整的鱼形尊。战国时期，鱼纹更是大量流行，楚地彩绘的漆器上以红彩绘制的鱼纹简约而抽象，却又充满动感。1988 年在四川什邡丝绸厂墓葬出土战国时期双鱼形铜饰，长3.8 厘米，两尾鲤鱼口中被鱼线勾起，打成个同心结，双鱼张口垂尾，两两相对，正如渔民捕鱼后将鱼提起的样子⑲（图一二）。鱼形壶从造型上说，张口垂尾，也正像被捕获后竖直提起的鱼的形态。此类双鱼纹饰在汉代颇为流行，汉晋时期的双鱼纹铜洗流布极广，当是汉人通过鱼“余”谐音，祈祝吉祥及丰产习俗的充分体现。
图一二 四川什邡丝绸厂墓葬出土战国双鱼形铜饰
类似什邡战国双鱼饰的纹饰在汉代铜镜上也能见到。深圳博物馆曾展出一件东汉“尚方作竟”铭六乳神人神兽纹镜，该镜直径17.5 厘米，镜背主体纹饰区六乳间夹六组神人神兽纹，其中两乳间饰一羽人，羽人迈步前行，肩上扛一鱼竿，鱼竿上挂两条肥硕的鲤鱼⑳（图一三）。鱼形铜壶应该是两汉时期匠人对提挂双鱼的生动模仿，巧妙设计，制作成壶。而铜壶用以装水，鱼戏水中、鱼水两欢，也是承袭商周以来青铜器器物功能与纹饰造型相匹配的传统。
图一三 “尚方作竟”铭六乳神人神兽纹镜细部
而鱼形扁壶从早期鱼形特征生动明显，到晚期简化为穿耳扁壶，体现的是族群记忆与历史的变迁。武帝时期开始，这些早期移民屯田来到北地的中原工匠，对家乡传统、风俗有深刻的记忆与保留，结合当地新垦农业的生活情景，借鉴当地草原民族皮囊壶等日常用器，创造性生产出鱼形扁壶。到西汉晚期至东汉，朝局动荡、边地不稳，对一代又一代移民垦边人来说，家乡只是遥远的记忆，他们早已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与民俗中，生活生产方式趋向牧业化，鱼形壶相应简化，不再强调农业民族与增产、丰收相关的“鱼”“余”含义，更倾向于实用性。
综上所述，可知汉代铜鱼形壶流行时代主要为西汉中期至东汉，产地集中于胡汉交错地区的陕北高原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草原。其造型虽然属于扁壶，但与战国至汉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椭腹扁壶不同，其形象来源于对匈奴人皮囊壶的模仿，而铸造工艺和文化渊源则来自中原的传统。铜鱼形壶在上述地区流行的背后，反映的是汉王朝北击匈奴，取得河套，设置朔方、五原等郡后，大量迁徙中原及南方汉人屯田实边的历史背景。据陕北吴堡县《吴堡县志》记载，“吴堡方言和江淮方言、吴方言是亲属关系”㉑。这里居住的人们或许就是历史上大量由南方迁徙而来的“吴儿”的后裔。这些汉人背井离乡，扶儿携女跋涉千里来到北地，也将自己的乡音、习俗带到了草原之上。回不去江南，就把这里变成塞上江南。在与匈奴人毗邻的环境中，汉人逐渐借鉴学习匈奴人的习俗，将他们的部分器用融汇到自己的生活中，与自己的审美爱好相结合，最终以器物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可以说，铜鱼形壶是两汉时期，中原工匠使用传统青铜器铸造工艺，结合北方草原民族生活习性而产生的融合性器物，其具有携带方便适于游牧生活的优点，又蕴含着中原传统文化中祈愿多子多福、连年有余的朴素信仰，是陕北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
附记：本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鄂尔多斯博物馆李锐、赵婷，内蒙古博物院郑承燕诸位老师的帮助，特此致谢。
猜你喜欢 扁壶鱼形皮囊 扁壶为什么扁山东青年报·教育周刊学生版下半月(2023年4期)2023-06-07——以石家庄市博物馆馆藏隋代青釉扁壶为切入点">北朝到唐代陶瓷扁壶发展脉络探究——以石家庄市博物馆馆藏隋代青釉扁壶为切入点收藏与投资(2022年12期)2023-01-18萌宠们那些“奇奇怪怪”的行为意林·少年版(2022年11期)2022-06-28鱼形符号在唐代器物设计中的应用探究艺术科技(2022年19期)2022-05-30西夏扁壶造型与装饰工艺述略东方收藏(2020年9期)2020-11-16“南海I号”福禄扁壶说略客家文博(2020年2期)2020-07-06当绘本邂逅美术美美交融科学导报·学术(2019年14期)2019-09-10包皮囊内的“战争”中国生殖健康(2019年5期)2019-01-06悬崖勒马扬子江诗刊(2018年2期)2018-11-13吾栖之肤智族GQ(2018年1期)2018-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