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瞿秋白对泰戈尔认识的发展变化，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出他自身思想的发展变化。
瞿秋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世界眼光和视野，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显露出来了。他主张青年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1919年11月，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这是一份具有鲜明的五四启蒙色彩的杂志。瞿秋白在该刊共发表了二十三篇文章，主要是探讨社会问题，抨击旧社会和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1920年起，受李大钊影响，瞿秋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基于唯物史观，提倡以激烈的革命方式彻底改造旧中国，建立新社会。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联合特派员，离开北京，前往苏俄采访。1921年5月，瞿秋白在苏俄加入了共产党。瞿秋白与泰戈尔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他加入共产党后不久。
“赤都”首谈“森林诗人”
1921年12月24日，身在红色苏俄已是革命者的瞿秋白，第一次谈到泰戈尔却是以“自然”为题，全无革命色彩：
印度哲人泰戈尔说：“希腊文化发生于海隅小城市，——都市的城壁暗示‘占有的冲动，他视‘自然为敌；
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障碍人与目的之间的远度。印度文化发生于森林温地，——长枝漫叶；
起居感受于其中，增长‘融洽的精神，他视‘自然为友；
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人与目的之间的因缘，——实在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
浓郁的希望，仁爱，一切一切……由忿怒而至于喜乐……
瞿秋白人在“赤都”，却心在“森林”，这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一浪漫派”，又身在异乡，浓郁的孤独之情、思乡之情时时袭来，其性情上倾向于泰戈尔的爱的哲学也很自然。所以，他相信泰戈尔的“森林”哲学是必要的，也是有真价值的。
瞿秋白身处苏俄，而苏俄则处于“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耳濡目染兼具东西方文化特色的苏俄文化，联想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自称“东方稚儿”的瞿秋白，希望从苏俄借鉴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经验，即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前提下，又保持自身东方文化的特性。印度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及西方殖民地，很能代表和展现东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规律。而其中最能代表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因素，就是科学与自然的关系。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瞿秋白即使在思国、思乡、思家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也常常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解剖生养自己的那个“士的阶级”之家，解剖这个家所代表的封建没落阶级在自己思想上留下的烙印，一再强调自己“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这种解剖精神，也决定了瞿秋白虽然心仪泰戈尔诗中的“森林”美景，心仪他所理想的爱与和平的世界乐园，但他不可能接受这种超乎阶级与社会、远离现实的理想。自己的信仰和奋斗目标，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界种种阻碍中国解放和发展的矛盾，以及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都促使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意识，抛弃泰戈尔超阶级的仁爱思想，同时还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思想对承担着中国希望的中国青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意识，在他从苏俄回到中国后，愈发迫切和强烈。
“救”弟弟于泰戈尔
1923年初，瞿秋白从“赤都”回到北京，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立即投身于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和斗争实践的坚定领导者。
泰戈尔答应讲学社，预于1923年10月访华。久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的失落与期盼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闻此又开始躁动起来，各种文化团体和一些重要的政治或文化人物纷纷对此作出反应。瞿秋白深谙理论宣传影响力，他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泰戈尔这样一位世界著名诗人，若来华宣传空洞的“爱”和“光明”，一定会对中国青年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他有责任尽力消除泰戈尔可能会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
瞿秋白对泰戈尔的态度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序幕，是1923年10月28日他写的《弟弟的信》。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时年十七岁，正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恰同学少年”，是国家希望所系之一代。弟弟在给瞿秋白的信中提到，自己读了1923年9月《小说月报》“太戈尔号”的文章。当时他在湖滨公园，面对着山，坐在一张飞来椅上，在泰戈尔式的环境和情绪中，正在阅读郑振铎的《欢迎太戈尔》，却听到马路上一片“混账！忘八！”的骂声，“原来是一个衣冠禽兽，在那里骂工人模样的一个人，后来并且将他的兽掌打工人的面颊”。眼前的现实和泰戈尔描绘的理想之间有了巨大反差，郑振铎在《欢迎太戈尔》中却说泰戈尔到中国是要“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在弟弟看来，这显然是不具普遍性的，因为只有“有人情，人性的”的“人”才配得到这些，而“决不是衣冠禽兽‘所可得而与的”。
弟弟随后读到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中的《微思》、徐志摩的《幻想》等作品，他的坏心情渐渐消失，“觉得这些诗意灌满了全身，西湖上的风光包围了全身；
全身遂被‘情和‘景剥夺了自由，又因之无忧无虑的大乐。——在此一息中，并且是我有生以来难有的事”，直至天黑，竟浑然不觉。
泰戈尔来华，瞿秋白最担心的事现在显然在弟弟身上应验了。一个要彻底“消灭”社会上“衣冠禽兽”的青年人，一读泰戈尔的诗，就浑然忘却了身边的现实，而只沉湎于精神的“大乐”——类似于灵魂麻醉般的大乐——而弟弟身边，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青年人，乐在泰戈尔的诗中。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瞿秋白不能不给弟弟们一些指导。他肯定弟弟们在漫漫的长夜里渴盼光明的向往是正确的：“你大概渴望那东方，那东方……早升旭日？然而……你既然能听见骂人，想必在马路上。你那时难道不看见湖滨路上万盏电光的灯火，远远看去好像一顶珠冠？那是在西方，西方一重重的楼房，管弦丝竹的淫声，闻得见酒香肉臭。那里的光明固然是光明，可决不是太戈尔的‘光和‘爱。你应该懂得，那光明是私有，……哼！你竟亦要私占太戈尔的‘光和‘爱，不给衣冠禽兽。”
瞿秋白并不反对泰戈尔的“森林”哲学，他反对的是无视现实世界的黑暗，而一味用爱与和平思想为物质主义和世俗社会遮羞。弟弟这样的年轻人，身处物欲横流的旧世界，向往旭日初升的东方，却连感悟泰戈尔哲学的最基本方式都不了解，又如何能真正理解泰戈尔的哲学？加上一班别有用心者再故意曲解、误导，使泰戈尔本就抽象、对一些耽于幻想的年轻人容易产生吸引力的哲学，更容易把中国青年推向迷雾。所以说，《弟弟的信》虽只是表达了瞿秋白的一种担心，对泰戈尔的“森林”哲学思想基本也是肯定的，但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根本上是与泰戈尔的哲学思想相对立了。
当泰戈尔踏上中国的土地，周围笼罩着被梁启超、徐志摩、溥仪、阎锡山等吹起的迷雾时，瞿秋白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于是把对泰戈尔的这一点好感也抛弃，而持彻底批判的态度了。
国家主义与泰戈尔
《弟弟的信》发表约半年之后，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才抵达上海。瞿秋白随之连续发表了两篇激烈的批判文章，即《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六十一期，1924年4月16日）与《过去的人——太戈尔（〈家庭与世界〉）》（《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1924年4月18日）。这两篇文章，孤立来看措辞激烈，但若置于瞿秋白此时的思想状态下来看，则很正常。
泰戈尔来时，中国正处于革命风起云涌的复杂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发展迅速，并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的主编，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要领导者，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批判对象包括崇尚封建复古的东方文化派和“科学无能”等落后思想，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思想，如“反对阶级斗争”“坚持和平主义”等。而他对泰戈尔的批评，只是这一系列批判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的“应景性”和“时效性”很明显。文章以国家主义为题，但瞿秋白本人对泰戈尔是否有国家主义思想并无明确的理解和认识。他主要是借“国家主义”这个概念和泰戈尔这位世界级诗人的声望，将当时正在进行的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加以强化和突出。
泰戈尔是否有国家主义思想？如果有，泰戈尔的国家主义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事关中国前途，但又百辩难解的问题。另外，将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结合起来，显然也是将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的复杂的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都与泰戈尔访华联系起来，实际上也会模糊泰戈尔的真实面目，使读者难以理解。国家主义是十八世纪产生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甚至在一些国家演变出法西斯主义。因为国家主义对内以“国家至上”的名义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对外以“民族至上”的名义煽动民族对立，发动侵略战争，所以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煽动性。
中国国家主义派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从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成员由信仰国家主义的政客、学者组成。他们始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暴力革命，鼓吹道德与和谐。他们还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党，鼓吹“阶级斗争不适合国情”，反对国共合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因为他们打着“爱国”的幌子，所以很有欺骗性，尤其是一些天真幼稚的爱国青年，更容易被蒙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揭露国家主义派的真实面目，让青年认清真正的革命道路，就通过《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瞿秋白对泰戈尔国家观念的批判，实际上并非因为他了解和理解泰戈尔的“国家主义”思想，而是基于1923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10号）“太戈尔号”的第一篇文章，即泰戈尔1916年在日本的演讲稿《西方的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时候，《小说月报》在显著位置刊发这篇文章，不免会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力量造成消极影响。
泰戈尔这篇演讲，基于国家主义的侵略性，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尤其是印度民族独立与殖民地处境之间的矛盾，论述了国家及国家主义的危害，并明确反对国家主义。但他提出的国家观念和与之相对的“东方世界主义”具有明显的唯心空想色彩。尤其是他将国家视为一个抽象概念，将西方文明的危害仅仅归结于抽象的国家制度，并且一味梦想着“不要政治，不要国家”的“东方世界主义”，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瞿秋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既肯定了泰戈尔对国家主义的批评是合理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谬误。他指出，国家组织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制度，它代表某一阶级的统治权。现代西方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它束缚平民的人性，单调，无生命力；
对于资产阶级却是称心如意的“心腹”，很便利，很有用。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积极、勇进和反抗，使他们亲密友爱地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
瞿秋白对泰戈尔国家观念的批评，仍延续了他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思路和风格。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冲突不可能调和，要达到世界和平，必须组织民众通过抗争的方式获得，而不是像泰戈尔所主张的那样靠“爱与仁慈”求得东西方文化的调和。他将泰戈尔及其宣扬的思想等同于中国的孔孟及其“道”：“怪不得中国人这样欢迎他，原来他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气的。孔孟游说诸侯，原只为贵族说法：‘你们待平民好些罢，不然，平民就要作乱的；
你们快些严设礼法，不然平民就要紊乱秩序。”他语带讽刺地对泰戈尔说：“谢谢你，我们国内的孔孟多着呢！”
瞿秋白纠正了泰戈尔本人在国家主义问题上的模糊、矛盾和错误之处，主要目的仍是借以廓清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最终是服从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要让国人清楚：中国的前途，不是靠统治阶级的仁爱获得；
和平的梦想，必须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实现。因此，只有组织民众，坚持斗争，推翻剥削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泰戈尔：过去的人
《过去的人——太戈尔（〈家庭与世界〉）》发表的时间比《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晚两天，但两文主题一致，风格一致，是瞿秋白“批泰”的连珠炮。
为什么称泰戈尔为“过去的人”？瞿秋白的理由是：泰戈尔作为印度诗人，其思想却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现代印度社会运动及革命运动的变化，而是仍生活在“过去世界”，“还在那里梦想‘爱与光明的呼声可以回英国资产阶级的心——因此竭力否认政治斗争。印度已经成了现代的印度，而太戈尔似乎还想返于梵天，难怪分道扬镳——太戈尔已经向后退走了几百年！印度现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情绪奋勇前进，走得非常之快，——对于太戈尔似乎太快了，所以他再也跟不上。他向后转了，向印度古代的历史里去寻印度社会困苦的救星。他虽名为调和‘东方与‘西方，实际上完全立在东方文化的观点上”。泰戈尔反对以西方的政治制度取代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瞿秋白称：“确是怕西方式的革命运动，他唯恐怕印度人忘了自己的历史（过去），而专用外国的历史经验。”泰戈尔是圣人，可惜是“后时的圣人”。十九世纪的印度经过经济革命已经促使整个印度社会的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印度本国的资产阶级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压榨下仍在发展，印度的政治斗争里出现了新的力量，即印度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出路，一定要在群众的社会运动里才能找得到，“所以，政治斗争乃是客观上不可免的事实，太戈尔的思想都尽想死守着印度人的和平心理，——如何能不后时呢？因此，也难怪他成一个‘玄妙的独夫，疯疯痴痴的歌咏他的‘爱与光明了”。
瞿秋白对印度革命形势的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他以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为例，说明泰戈尔作为作家是优秀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是无可置疑的；
但小说所反映出的泰戈尔的政治思想，“可惜后时了”。因为泰戈尔是借这部小说，“把他自己的政见——以为‘个人的修养是避免社会冲突里所发生的一切恶象之‘大道——完完全全艺术化的表现出来了”。因此，“太戈尔的小说，虽然他自己要想宣传‘爱和光明，而结果不过是当时一部分落后的印度市侩的‘革命情绪：又要反抗英国，又怕犯了杀戒”。而当时的印度，已经出现了群众劳工运动，国民革命潮势一天天高涨，“怕犯杀戒”的情绪也就慢慢地消失了。“太戈尔在印度也‘用不着了。”可中国的“杀气”正重，瞿秋白因此讽刺泰戈尔是因为在印度已无用武之地，所以才跑到中国，来宣传其“爱和光明”：“你们不要起杀虎之心，我已经和老虎说好了，他是不吃人的！”
显然，瞿秋白这是完全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上，基于中国的现实斗争需要，担心泰戈尔来华会削弱中国的革命斗争力量，对群众运动产生消极影响，所以才秉持自己一贯的批判锋芒，挞伐泰戈尔的和平主义思想。虽然，他对泰戈尔作品的分析并非基于文学艺术标准，但他从政治和社会斗争角度，对泰戈尔在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理念的把握是准确的。
这在一片欢呼声中，显得异类，却更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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