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男性由于厌倦或觉醒，而要决绝挣脱既有婚恋束缚或伦理规范，继而选择离家“出走”，并孤绝地在家庭之外寻找爱情、自由和理想生活。这些出走的男性有倪吾诚（《活动变人形》，1985）、苏尔葆（《生死恋》，2019）、傅大成（《笑的风》，2020）等。他们把传统婚姻当作束缚自己的“五行山”和“仙人绳”，为了做“热烈的活人”，毅然别家，投身到重建新生的悲喜中，成为王蒙小说中辨识度很高的男性群像。这种男性出走叙事构成了“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母题在当代的叙事变体和文化回响。这类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男性娜拉”出走叙事隐含的是具有社会强势主体身份的男性在中国革命实践和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发展困顿以及他们寻路的姿态，相对于“五四”以来被密集关注的由子君（鲁迅《伤逝》）、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树生（巴金《寒夜》）这些出走女性所代表的女性危机和成长困境，男性的发展道路和精神危机问题反而是个被压抑的叙事类型，王蒙通过对现代娜拉命题的性别置换，将反思的焦点转向具有强势身份的男性群体，呈现了男性主体在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精神危机和自救路径，丰富了“娜拉出走”的叙事母题。另一方面，“娜拉走后怎样”的现代发问在这些男性的出走征程中得到了完整而生动的演绎，崇尚乐观主义的王蒙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允诺这些男娜拉们以光明的未来。相反，在近乎悲剧的叙事中，王蒙通过男性出走这一独特现象探讨了隐含在这一叙事结构之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格，婚姻、爱情与道德，自由与孤独，选择与限度等重要范畴。
一、一个被延宕的命题：娜拉出走的
未完成性和出走主体的性别转换
娜拉（Nora）来自“五四”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剧作《玩偶之家》。自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命题”成为现代以来一个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学、文化与思想母题。鲁迅着重阐明的是出走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①的必然命运，由此强调经济权的获得与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于女子解放的意义。自此之后，关于娜拉的文学叙事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母题，鲁迅、胡适、茅盾、巴金、庐隐、白薇、欧阳予倩、张爱玲、白先勇都曾使用过这一叙事结构。由于“娜拉命题”的巨大思想文化张力，这一命题甚至被一些知识分子用来隐喻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比如顾准就曾借用“娜拉走后怎样”来探讨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问题②。
“五四”时期诞生的娜拉，是一个具有时代标识的理想新女性的化身。娜拉们出走的逻辑起点，几乎不外乎旧家庭和传统伦理对青年婚恋、自由的强势干预和无情褫夺，继而引起青年们的不满，最后诉诸出走这一决绝方式。出走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在中国语境里承续的是古代“私奔”的行为模式。由于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秩序里承载了过重的宗法负荷和伦理羁绊，现代启蒙语境召唤的出走事件中，女性成为较早觉醒的出走主体。“娜拉命题”自“五四”诞生以来便引发了不同向度的叙事和争鸣，一些作家将娜拉们的出走视为个性解放的成功并为之欢呼雀，另一些作家则勾勒了出走过程中的传统藩篱与溃败的出走结局，和鲁迅保持着类似理性的庐隐、白薇等女性作家，则把注意力放在女性出走成功后的迷茫、虚妄、艰辛甚或惨烈上，聚焦“当新女性的生存遭遇到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撞击之后，由此发现了主导性女性解放话语的根本没有顾及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那些困难”③。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五四”时期的出走所自带的个性、自由逐渐被主义、革命、集体所取代，梅行素（茅盾《虹》）、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在出走后投身到革命斗争、先进主义的怀抱成为一种新的时代召唤。在风起云涌的30年代，左翼剧团竭力把《娜拉》推上舞台，一度因“上演该剧的记录六千数十起”而使1935成为“娜拉年”④。由此，娜拉逐渐成为新文学史上的重要的文学形象，并且溢出文学叙事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广泛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叙述或隐喻修辞。“在古老的语码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个觉醒时代的对应物。闪电并非来自云层。那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是盗来的光耀，——娜拉超越了伦理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的象征。”⑤出走的娜拉，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便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鲜有小我的社会语境里，如何果敢而坚决地保留“自我”，而易卜生称之为“自我主义”，即“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促使你把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⑥。
在若干版本的娜拉出走叙事里，我们最为钦佩的往往都是这种可贵的自我意识和捍卫自我价值的决绝行动。但很显然，对这些果敢的娜拉们来说，出走只是她们新生的起点，远方迎接她们的不是坦途和琼浆，而是各种险阻和悲剧，鲁迅所担心的子君的经济权，庐隐、白薇所描述的出走成功后的迷茫和虚妄，巴金所勾勒的曾树生置身的无边暗黑现实，茅盾所总结的“五四”娜拉们“没有正确的政治社会思想”⑦，都成为横亘在不同时期的娜拉们面前的难题。在新文学史上，娜拉命题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命题，新文学的知识精英在叙述娜拉时，常常包含着如何处理个体与集体/民族、自主与服从、小我与大我、自发抗争与组织革命这些重要范畴，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深度缠绕在一起。也就是说，具有极强现代性意味的出走事件，本身包含着一种尖锐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具有民主、平等的血统，当现代中国尚不是一个独立、国泰民安的民族国家时，这种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出走事件必须被纳入民族国家叙事的总体话语体系里，只有这样，个人化的娜拉出走事件才具有了合法性根基和更为坚实的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召唤机制，郭沫若在《〈娜拉〉的答案》里将献身革命大义的秋瑾视为中国女性道路的“新纪元”；
出走的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只有在跳出个人主义泥潭投身到革命实践的洪流中，她才能完成一个知识女性从“白骨头”到“黑骨头”的华丽转身和原罪清洗，而这样一个过程又必须在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3个男性的通力启蒙下才能达成——现代中国给出走的“娜拉们”提供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出走如果远离了革命、大众、集体、民族，而囿于狹隘的阶层或空间，其结果往往是一种悲剧。娜拉命题实际上是一个至今并未完成的话题。
当我们瞩目“出走”这一现代性事件的主体时，我们会发现，女性是娜拉出走事件的始作俑者，并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出走事件的主角。“女性娜拉”成为冲决中国旧的纲常礼教与非人性制度桎梏的文学先锋，承载着女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文化旨归与思想意义。娜拉出走的故事，通过胡适等人译介，经由鲁迅的杂文体与演讲体的阐释，再经过茅盾、巴金、张爱玲、庐隐等作家的文学演绎，逐渐得到塑形，并形成大致稳定的思想和文化意义。这种意义至少有这样一些内容，比如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体经济权的双重缺失所造成的娜拉“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⑧的鲁迅式隐忧；
再如，娜拉们的个体解放不仅仅是中国女性自身解放的问题，还内嵌着社会解放、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育和民族发展道路等重要命题。可以说，女性由于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历史境遇下承受更为深重的伤害，当现代中国开启文明之幕时，女性走在了与父权、宗法家庭决裂的最前沿。现代中国女性在梦醒、出走与寻路的逻辑理路上探寻着自我价值。问题是，梦醒后需要出走和寻路的仅仅是女性吗？遭遇寻路困境的难道仅仅是女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张灏先生在考察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指出，19世纪末以来，面临巨大的时代转型，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面临着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危机，还面临着东方秩序的危机带来的不适和困境。“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秩序危机不仅仅意味着作为西方扩张结果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而且是传统意义世界的瓦解，它已达到了中国基本的东方符号系统受到怀疑和挑战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当这种危机加剧时，敏感的心灵自然会感到有必要设计新的世界观，用以恢复其周围认知和道德的统一，以使世界回复秩序。”⑨中国现代以来新文学史上的出走叙事，如果放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理解就容易多了。不论是青年女性，还是青年男性，当交织着父权和各种纲常伦理的家庭成为囚禁或阉割青年选择和生命自由的负面力量时，切割与家的关联并毅然从家庭出走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女性娜拉的出走是中国新文学的显性母题，在这个叙事结构的延长线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出走主体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并置或切换。《伤逝》在子君轰轰烈烈出走与溃败的叙事结构中，其实也包含着涓生逃往通俗图书馆的“另类出走”，这个出走无疑昭示了涓生对新生家庭的不满和对子君的厌弃，在深层上连接着“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梦醒而无路的悲剧现实。《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由于始终徘徊在革命的边缘，没能处理好个体价值与革命时代的关系，他的出走最终导向了一种悲剧。
男性为什么要选择出走，男性的出走是否提供了区别于传统娜拉命题的异质性内容，出走主体的性别转换是否在叙事、美学和思想向度上丰富了娜拉出走谱系，王蒙的男性娜拉叙事，对这些问题做了生动的演绎。在与笔者的访谈中，王蒙曾这样自述《活动变人形》《生死恋》《笑的风》这些文本的创作缘由：“‘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时代呼声。鲁迅、巴金、茅盾和当时的很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文学叙事。包办婚姻是万恶的，自由恋爱是幸福的源泉。但问题在于，包办婚姻不道德，但自由恋爱一定就能得到幸福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自由恋爱并不必然通往幸福，因为幸福需要的条件包含很多方面。你吃不饱肚子，挣不上钱，个体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恋爱双方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缺少和而不同的基础也不会太幸福；
如果恋爱双方身处恶劣的环境，就像《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那样，也不可能有幸福。”⑩可以看出，王蒙接续了对新文学史上的娜拉母题的书写，通过性别转换，将出走主体置换为倪吾诚、傅大成、苏尔葆这些不同类型的男性，以此探讨“男性娜拉”出走的逻辑和结局、价值和局限。
二、“男娜拉”出走的逻辑与困境
王蒙在《活动变人形》、《生死恋》和《笑的风》中塑造的3个出走男性，其生卒年依次为倪吾诚（1911—1981）、傅大成（1940—2019）、苏尔葆（1956—2016）。而他们从婚姻中决绝离婚并出走的年龄分别是倪吾诚32岁（1943年）、傅大成46岁（1986年）、苏尔葆57岁（2013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分别出生于近代、现代和当代，倪吾诚的儿子倪藻出生于1934年，与出生于1940年的傅大成属于同代人。因而，可以这样说，倪吾诚—傅大成—苏尔葆大致构成了3个连续的代际，代表了从近代到当代的3个世代。因而，发生在这3个男性身上的行动选择和价值立场，具有了鲜明的代际性和时代性，大略完整呈现了三代男性在出走母题上的历史演绎。第二，三位男性都选择了在青壮年时期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并果断弃家出走。可见，出走事件并不是率性而偶然为之，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那么，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三代男性，前赴后继地挣脱既有几近圆满的婚姻和家庭，毅然出走，其中缘由和逻辑是什么，这种出走的价值诉求是什么，是否包含了某种历史盲动或认知误区？
考察王蒙笔下三代“男娜拉们”的出走史，会发现他们都是始于这样共同的逻辑起点：对家的厌弃与对既有婚姻的决意切割。弃家和离婚为何在现代以来成为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另类“乡愁”，成为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生于近现代的转型时期河北一个穷乡僻壤的孟良屯陶村，他的陶村前史/记忆可谓悲壮而凄苦：父母和族人为了拢住他安心做一个普通的陶村人，不惜动用“一杆烟枪再加一个媳妇”的土法，以此瓦解他投身革命的意志，吸食鸦片和包办婚姻确实避免了倪吾诚重走父亲陷入革命的凶险老路，却让其承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这种痛苦一方面来自吸食鸦片所导致的与高大俊美极不协调的罗圈腿的身体残疾，另一方面则是陶村苦痛记忆孕育了他的决绝弃家的意志，这种力量被年轻的倪吾诚视为“最为激烈和伟大的‘革命的意志和力量”11。倪吾诚是一个尚未成年即被落后的家族以野蛮的方式阉割自由意志的悲剧个体，所幸经过自己的抗争，在17岁争取到了到县城的洋学堂读书的机会，作为一种妥协条件，倪吾诚必须承认包办婚姻，接受族人安排好的媳妇。可以说，与姜静宜的婚姻是倪吾诚屈辱痛苦的陶村前史的一部分。倪吾诚从人格气质上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去欧洲留学的经历使他异常钦羡西方文明。这种留洋经历和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加剧了他对传统家庭和婚姻的厌弃感。他的由旧式包办婚姻组建的家庭，他与3个旧式女性之间充斥着咒骂、数落和“战争”的畸形家庭关系，带给他的是巨大的窒息和漫无止境的情感消耗。客观来看，无论是倪吾诚陶村的旧式家庭，还是他在北京与静宜组建的新家（岳母姜赵氏和大姨子静珍与他们同住），都像牢笼和黑洞一样压抑，让这个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男人极度不适。一定程度上，倪吾诚对旧传统、包办婚姻和有着旧思想的结发妻子视为历史“旧物”，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倪吾诚将人生的受挫和痛苦的根源归咎于既有婚姻和家庭，则显得浅薄而武断。倪吾诚本质上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和“失位者”，他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空有一腔爱国情怀，缺少在纷乱世道中济世救民的能力，甚至缺少谋生养家的基本能力，加之他身上的“莫名其妙的顽劣”12和稀里糊涂的混世，使得他一直像一个人间“游魂”一样。但很显然，倪吾诚并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能力，他认为失意和压抑来自家庭和婚姻：“我的能力，我的智力，我的热情，我的苦干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通通都被压制着，统统都被捆绑着。我的潜力现在发挥出来的连千分之一还不到！就是说，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压在五行山下边，绑在仙人绳里头！”13旧式家庭固然影响了倪吾诚追求现代文明的步伐，与静宜的包办婚姻确实带给他很多痛苦。但是，将人生的失意和痛苦的根源歸咎于旧式婚姻与家庭，显然有失公允，很大程度上是倪吾诚的认知错误和逻辑谬识。
将既有家庭和婚姻作为自由人生负累性因素的认知逻辑，在《笑的风》《生死恋》中得到了延续。《笑的风》里的傅大成，来自滨海县鱼鳖村，在20岁不到时由父母安排与长自己5岁的“大媳妇”渔村美女白甜美完婚，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傅大成在写作的路上逐渐声名鹊起，端庄秀丽、通情达理的白甜美经营着一个棋牌室。可以说，这样一个世俗婚姻与家庭是幸福而自洽的，婚姻伊始傅大成幸福到晕眩，惊呼白甜美身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和风景”14。生活的转捩点发生在何时？是在婚姻的新鲜感燃尽后，是在北京的创作座谈会邂逅作家杜小娟之后，隐伏在傅大成内心的银铃般“笑的风”再次被唤醒，傅大成开始检视自己的生活。这种检视的结果便是，他与白甜美的婚姻是“被劫持的”，他与白甜美的婚配里缺席了小夜曲、夜莺和玫瑰。于是，傅大成通过分居、离婚开启了与白甜美的婚姻解体史。两次对簿公堂后，傅大成最终结束了与白甜美的婚姻，并与杜小娟领证结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细致剖析傅大成的婚姻分合史及其认知逻辑，会发现男性是何其自私绝情与文过饰非。傅大成与白甜美的婚姻确实是父母定下的，但这个结合在这段婚姻初始阶段呈现的是一种稳定、和谐、夫唱妇随，甚至令傅大成晕眩的幸福状态，因为后来傅大成变心，并发起离婚诉讼，这段婚姻才被迫解体。可以说，傅大成是这个包办婚姻的获益者——独立贤淑的妻子，一双懂事的儿女，和谐的家庭带给他稳定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傅大成变心和移情后，却以受害者的角色声讨包办婚姻带给他的伤害。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白甜美的“解放脚”缺陷，妻子的内敛羞涩，父母篡改他的年龄帮他完婚，都成为他谴责包办婚姻的口实。
傅大成是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象征性人格，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两种文明碰撞带来的巨大文化震惊和人性觉醒，是一种历史必然现象。《笑的风》屡屡写到北京之行、上海体验、欧洲游轮旅游，对于从鱼鳖村走出来的傅大成无疑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当傅大成被现代性文明唤醒后，首先倒戈一击的是对他所置身的婚姻现实和文化秩序。傅大成的人生哗变符合这种历史逻辑。问题在于，傅大成把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人格特质的原配妻子白甜美视为个体前进的障碍，將包办婚姻形成的流光溢彩的小家庭看作个性伸张的牢笼，显得偏激而自私，同时在对情感、婚姻和责任的认知上，显得偏狭。尽管傅大成宣称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但他显然是一个个体情感自由至上和个体选择自由至上的人，为了与自己心仪的新女性杜小娟结合，傅大成放弃了既有婚姻和责任。他是一个决绝的主情者。他是王蒙所说的在婚姻中放弃道德的人：“中国文化里有个词，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这个词叫‘恩爱，爱是一种恩，你得到了爱，得到了幸福；
同时，这种爱也催生出了恩，你有义务报恩，有义务感恩。我认为这个词很有意味。否则，如果两性之爱仅靠吸引力和新鲜感维系，太难了。因而，我觉得一个人在跟异性的情感上，只讲欲望，不讲道德，是放纵和下作的，而且会伤害他人，尤其是这种关系里的男性，对别人伤害更大。现代婚姻里，这样的男性越少越好。”15
同样的“大媳妇”和“小丈夫”的故事发生在《生死恋》中的单立红和苏尔葆身上。聪慧伶俐的单立红从11岁第一次见到苏尔葆就爱上了他，并用自己的热情和青春为苏家服务了15年，后来他们在美国结婚、生儿育女，妻子在美国把杂货店经营得风生水起，丈夫在中国园区开办工厂。但苏尔葆对单立红的情感却逐渐在消弭，直至在工业园区遇到表演说唱的丘月儿，他将挣脱婚姻的意愿逐渐转化成了行动。苏尔葆呼天抢地要挣脱出与单立红的婚姻，并不是因为单立红不完美，恰恰是因为她太能干，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太圆满。“杀伐果断”的“大媳妇”单立红为苏尔葆安排好了一切，他的生活，他的婚姻，他的事业，皆是媳妇的“杰作”，他几乎成了这个强悍媳妇的提线木偶。苏尔葆在遇到rap歌手丘月儿时，内心的情感被激荡，生存的自由意志被唤醒，换句话说，丘月儿点燃了他的爱的激情，更激发了他重新选择生活、主宰自我生活的意志。在苏尔葆别婚弃家的悲怆之中，我们看到一个中年男性内心被压抑被遏制的主体性是何等强烈。
纵览王蒙笔下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三代男性对待出走的情感和姿态，我们可以鲜明看出，他们对于传统家庭和既有婚姻的取舍上，没有呈现出太过缱绻的留恋，丧失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旧有传统文化秩序常常怀有的根深蒂固的依恋，也即不再具有米尔顿·罗克奇所说对于传统文化的“原始的信仰”（primitive belief）16。家庭和婚姻被他们视为自我价值实现和个性伸张的障碍，为了能够挣脱传统家庭和婚姻对自我的束缚，他们不惜放弃与结发妻子之间曾经有过的恩情，压抑内心对于亲生儿女的刻骨思念——《活动变人形》《笑的风》《生死恋》都为男性设置了儿女双全的家庭结构，父亲对子女的情感呈现出疼爱、愧疚和不忍的复杂状态，这些都增加了男性出走的难度——甚至，男性们采取了整体上否定传统家庭和包办婚姻的立场，诉诸分居、离婚或自杀的方式，决绝地冲出了家庭和婚姻的“围城”。这类出走男性人格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典型表现在，这类一意孤行、无情无义的“陈世美”形象，提供了一种自我扩张型人格，有力冲击了强势文化对压缩型个体的设计。孙隆基曾指出，中国文化为了维持“和合”，常常要求每个个体进行“自我压缩”，尽可能消除“自我”这个领域的确立，“爱与不爱、憎与不憎都一样，对自己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要求去获得，对自己不喜之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这样的‘生命没有很强烈的突出感，与‘非生命的状态很难分判”17。王蒙笔下的“倪吾诚们”充当了情感、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上的叛逆者，打破了去除自我，在家庭、人论、族群中定义自我的文化秩序，他们以骁勇之姿建构出一种扩张型人格。当然，这些出走男性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将婚姻与家庭作为一种负累，并且放弃道德化的承担，呈现出某种偏颇或策略上的偏激主义。这种偏激策略确实给男娜拉身边的妻子、儿女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伤害。这种伤害与出走的“非道德性”，实际上也是现代以来觉醒者常常会遇到的“价值二难”，即觉醒者或男娜拉们在婚姻与情感、个人与家庭、伦理与理性、人道主义他助与个性主义自救之间，常常陷入难以取舍的境地，选择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对另一方面的挤压和伤害。当倪吾诚、傅大成、苏尔葆执倔地选择了离家出走，极大程度地遵从了个体的情感与个性主义的伸张，必然对婚姻、家庭、责任和对妻儿的人道主义有所放逐。
三、走不出的“娜拉困境”：
选择的限度与自由的代价
从娜拉在中国语境诞生至今，现代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宿命。可贵的是，王蒙笔下的三代男性几乎走过了与百年娜拉等长的时间之河，那么，王蒙笔下的“男娜拉”们能够走出现代中国娜拉的历史宿命和生存困境吗？答案似乎并不乐观。娜拉，是禁锢时代的产物，娜拉出走，是觉醒时代的必由事件。娜拉命题经过一个世纪的演绎，已成为相当重要的文学母题和思想史议题。王蒙小说中的“男性娜拉”叙事，提供了关于近代以来男性知识分子的家庭建构和婚恋选择的一种类型化叙事。在这样的叙事格局中，貌美贤淑的妻子、旧式却相对稳定的婚姻和乖巧活泼的儿女，都无法阻挡男人冲破旧家迎娶新欢的热望，对当下现实一直怀着不满足，向着想象中的自由之境坚定前行，但在他们极度张扬了自我选择和毁家的激情之后，那个蛊惑着他们的自由美妙世界常常以琐碎、平庸与悲剧收场。他们的出走，与其说是在对抗包办婚姻或者不满婚姻内部不对等的男女关系，倒不如说他们要召回生命历程中阙如已久的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权。
男性娜拉叙事在王蒙创作历程中并不是很突兀的一种写作现象，而是有其鲜明的人物脉络和叙事谱系。笔者曾撰文指出，王蒙创作中活跃着两种具有主体性意义的人格类型，分别是“政治人”和“自由人”，郑波、林震、钟亦成、张思远、曹千里、钱文等构成了王蒙式的政治人序列，而倪吾诚、青狐、苏尔葆、傅大成则形成了他的自由人序列。如果说“政治人”体现了王蒙作为历史亲历者对革命年代的政治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的反思，那么，“自由人”叙事则是试图释放被集体正义漠视、被革命和政治压抑着的个体自由，以此重构人的主体性。从政治走向自由，从群体走向个人，构成了王蒙文学中人学话语的一个内在特征18。《活动变人形》《笑的风》《生死恋》中的3个出走男性，毫无疑问，已经溢出了王蒙被人熟知的政治人物群像，形成了“自由人”这一新型人物类型。在这些出走的男性身上，他们首先遭遇的还是家庭与个体、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之间的取舍问题。面对被安排的婚姻，纵若妻子具有传统贤良美德和现代生存智慧，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还是不能遏止内心试图逃离婚姻和家庭的冲动，他们共同的诉求都是伸张个体的选择意志，自由地取舍爱情决定婚姻。倪吾诚将他的家看成是扼杀他才能和热情的“五指山”和“仙人绳”，不惜通过自杀的方式挣脱婚姻牢笼，“终于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19；
傅大成听从“笑的风”对自己的召唤，从与白甜美的稳定婚姻里投身到与杜小娟的浪漫而不确定的结合中；
苏尔葆拼尽全力想要和月儿结合到一起，本质上还是这个从来没有选择过的男人要把自己从杀伐果断的妻子那儿解放出来，从而结束这种“只知道接受，只知道听喝”20的被动生存状态。这3个男性的出走本质上是在伸张一种自由意志，并以一种决断的形式试图超越各自的世俗化生活。他们的爱情至上主义、捍卫自由的行动力，代表了“男性娜拉”在世纪进程中所能到达的高度。这种极度浪漫主义而又不无悲壮色彩的出走与毁家之旅，一方面固然完成了这些男性作为存在主义者的生存意志和情感诉求，即“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21。但另一方面，娜拉自诞生以来所面临的困境，在这3个男性横跨一个世纪的出走旅程上，并没有消失或减弱。
这种困境，一方面体现为这些“男性娜拉”虽然完成了出走的行为，挣脱了婚姻和旧家的“五指山”，但他们没法改变因为情感的耗散铁律而带来的新一轮婚恋厌倦，甚至他们难以处理与“绝对自由”伴生而来的“绝对孤独”问题。比如倪吾诚，在离家之后，并没有因为离婚而生活得更好，他摔断了小腿骨、失去视力、找不到工作、父子关系紧张、患病后凄然等死，甚至到死都没有戴上一只属于自己的手表。而再婚后，倪吾诚收获的是，结婚以后一个星期便开始的大争吵和第二任妻子的不断奚落。可见，出走与再婚并没有带给倪吾诚新生，似乎带来的是更为糟糕的境况。对于傅大成和苏尔葆同样如此。傅大成与杜小娟在重新组建家庭后，越洋旅游、精神交流让新婚后的生活浪漫而温馨，但很快陷入“稳中走低”。杜小娟对傅大成生活的全面管制和随之而来的分歧争吵，使新的婚姻很快步入琐碎和庸俗之中。随着杜小娟与失散儿子的重逢，以及将情感重心放在南方的儿孙身上，傅大成逐渐意识到新生活的“无趣”22，他也意识到即使他和杜小娟这种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敌不过岁月的磨蚀而逐渐“耗散与衰减”23。苏尔葆拼尽全力把自己从婚姻里解放出来，发现丘月儿已经下嫁他人，在绝望和孤独中自缢身亡。苏尔葆这个觉醒的自由之子，在临终前对“绝对自由”和“绝对孤独”关系的感慨，未尝不是王蒙对自己笔下出走男娜拉的理性思索：“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自由是人类生活与精神的真正考验，真正的自由与孤独是不能接受婚姻与家庭的。”24同样的意思，王蒙在《笑的风》中借傅大成和杜小娟的讨论再一次进行了重申——“绝对的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绝对的孤独，哪怕你的身旁多了一个人，你也会不愿意承担对他或她的关照与妥协。而孤独的结果很可能是空虚，虚无，最绝对的自由其实说不定是自杀的自由。”25在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争取自由的旅程中，他们都在接近自由的那刻陷入了普遍性的孤独之中。这种孤独也即鲍曼所说的“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者的孤独”26，而处于这种状态之中，鲍曼认为真正的爱的快乐是不可以企及的。由此可見，出走尽管切割了家庭、婚姻与个体的空间关系，实现了个体选择的自由，但这种出走并不能去除出走主体道德上的愧疚、情感上的孤独，更不会承诺未来出路的幸福和顺利。
另一方面，出走男娜拉们的困境也体现为，他们把人道主义作为人生信条，却因为背叛婚姻，给子女和无辜者造成新一轮痛苦及伤害这种非人道之举，从而陷入精神和人格上的深重矛盾与困惑之中。王蒙笔下的这3个出走的男性，并不是十恶不赦、品行恶劣的坏人，相反，他们都具有仁慈、善良之德。比如倪吾诚，尽管眼高手低、放浪形骸，稀里糊涂混世，但对妻儿怀着真挚深情，面对恪守妇道、为他生儿育女的静宜，他羞愧、不忍、流泪。他一向也以自己是一个不伤害任何人的“人道主义者”和“好人”27自居，但由于他在文明立场上认同现代西方文明，坚决要用欧罗巴文明荡涤自己古旧刻板的生活，强烈渴望挣脱传统和俗世的困缚，做一个“热烈的活人”，因而，他不得不走上抛弃家庭、别妻离子的路途。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向往真正的人道主义生活，但行为上的背叛婚姻离家出走又实实在在地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给姜静宜、白甜美和单立红这些几乎没有瑕疵可以指摘的无辜女性带来了深重的伤害。王蒙在一个访谈中曾这样表达他对传统和现代婚姻中被抛弃的女性的同情：“我其实是同情所有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付出了终生代价的妇女们，我想着她们。我特别同情那些原来被包办嫁给某个男性、生儿育女的女性，两代男性人物融入时代大潮，甩掉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包袱，有的还成为高士名家要人，他们的‘原配与‘亲娘女性倒成为封建符号，而她们自己只能向隅而泣。她们当中有我的母辈，还有白甜美这样的姐妹。但不等于我要为封建婚姻唱赞歌，我也没有阻止她们的原配丈夫建立新生活的意思。只是说，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会把处于旧轨道上的同胞尤其是女同胞甩将出来，许多女性承受了痛苦，被作出了奉献。我要在我的小说中念叨念叨她们，这是小说人的良心。”28在《活动变人形》《笑的风》等小说中，王蒙对于被抛弃的作为牺牲者的女性给予了类似的深切同情。王蒙意在说明，追求现代文明和现代婚姻生活，固然需要旧的婚姻给新的文明做出让步，但我们又不能心安理得地漠视这些做了牺牲的历史无名者。男性在现代性征程中获得历史正义时，我们应该给予那些被包办婚姻无情伤害的女性以某种人道主义体恤和敬意。
总之，王蒙在他的小说中重启“五四”娜拉命题时，给予了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这些男性果决的出走勇气和坚定的自由追求，让他们艰难地把个人从家族、家庭、婚姻、伦理的复杂网络中切割出来，带着这份成为他自己主人的自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的爱情生活建构中。但有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王蒙，在男性出走之后怎样的问题上，没有简单允诺他们光明而美好的未来。相反，在一种悲剧性叙述结局中，王蒙深入地探讨了男娜拉们在一个世纪历史征程里选择的自由、限度和代价问题。正像伯林反复提及的一个观念：“但是要记住自由有一定限度的。我觉得我们受事物本身的性质所限制。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29限制这些男性获取真正自由的因素，在这3篇小说中，主要不是物质和经济上的问题，更多表现为情感与精神因素。比如，爱情与婚恋本身的热力效应及其耗散效应无情消解了男性对出走后风景的想象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在出走过程中男性加诸家庭尤其是女性的情感和精神上的人道主义伤害，以及男性在道德和情感上形成的愧疚感，反向消解了男性出走的合理性，动摇了男性对出走即自由和出走即幸福的执念。王蒙重启“五四”启蒙神话，赋予男性以出走的自由，但又通过悲欢离合的曲折叙事，呈现出走后的困顿与败局，从而形成了对百年中国男性出走的否定性反思：如同现代女性一样，出走并不能带给男性稳定的幸福，出走只是部分伸张了男性的自由观念和个体价值，男性的真正解放和自由之途，并没有一种确切的方案。■
【注释】
①⑧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66、166页。
②顾准：《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第315、317、325页。
③④⑦张春田：《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22、134、135页。
⑤⑥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15页。
⑨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235页。
⑩15沈杏培：《“我是永远的激情飙客”——王蒙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23年第10期。
1112131927王蒙：《活动变人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第55-56、166、280、312、98页。
14222325王蒙：《笑的風》，作家出版社，2020，第19、157、246、208、179-180页。
16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7，第307页。
172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64-165、8页。
18沈杏培：《从“政治人”到“自由人”：王蒙小说中“人”的变迁及其危机》，《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2024王蒙：《生死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98、69页。
26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第7页。
28王蒙、单三娅：《王蒙、单三娅伉俪对谈长篇小说〈笑的风〉》，《光明日报》2020年6月10日。
29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36页。
（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猜你喜欢 苏尔娜拉王蒙 勇敢出走的娜拉中学生阅读·高中·读写(2020年6期)2020-10-29用洒脱之笔诠释简静生命哲学——读王蒙随笔《不烦恼：我的人生哲学》华人时刊(2019年21期)2019-05-21遇见汉语，遇见最美好的自己文化交流(2018年10期)2018-10-11我眼中的希林娜拉青少年日记·小学生版(2016年7期)2017-01-06用书抚慰躁动的心灵——读王蒙新书《诗酒趁年华：王蒙谈读书与写作》学习月刊(2016年19期)2016-07-11The effect of bubble plume on oxygen transfer for moving bed biofilm reactor*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B辑(2014年4期)2014-04-05王蒙吁求:不应该让汉语哭泣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8期)2014-02-28爱一条狗需要理由吗？知识窗(2012年12期)2012-02-11苏尔科夫与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俄罗斯问题研究(2011年1期)2011-03-25大海上的欺骗青少年日记·小学生版(2009年1期)2009-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