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娟 罗家豪 何杨 魏桢妮 胡翔
摘要：已有研究从文化的视角探究急/慢性应激的发生发展特点，为应激复原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自我构念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自我定义方式的概念，是一种体现在个人层面的稳定的文化特征，然而自我构念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还未有系统的总结与探讨.通过回顾已有实证性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互依自我构念个体表现出快反应快恢复的急性应激反应模式;在个人主义文化下高互依自我构念和低独立自我构念个体的慢性应激水平更高.这些结果表明，与主流文化背景一致的自我构念促进个体的应激适应性.然而，这些有限的证据仅是从文化的视角理解急/慢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冰山一角，未来研究需要结合主流文化背景探讨自我构念的作用，并且将自我构念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疗和干预框架.
关键词：自我构念; 文化; 急性应激; 慢性应激; 创伤后应激障碍
中图分类号：B8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395（2024）05-0587-09
doi：10.3969/j.issn.1001-8395.2024.
应激是指机体在受到一定强度的躯体或者心理刺激时所出现的全身性非特异性适应反应[1].当刺激来源于社会心理因素时，应激也常被称作压力.在应激过程中，机体的内稳态受到威胁，进而产生一系列的适应性改变与重建[2-3].根据刺激持续的时间和强度等因素，可以将应激区分为急性应激和慢性应激[4].已有大量研究从文化的视角探究急/慢性应激的发生发展特点，为应激复原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5-10].自我构念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自我定义方式的概念，是一种体现在个人层面的稳定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动机[11-12]，然而自我构念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还未有系统的总结与探讨.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已有实证性研究，明晰自我构念对急/慢性应激的影响，凝练已有研究工作，指出未来研究方向.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厘清应激反应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文化环境塑造特定自我构念的适应性意义.
1 急性应激和慢性应激
任何躯体的或者心理的刺激，只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都可以引起一系列全身性的生理和心理反应[2-3].在生理上，应激会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和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轴（SAM轴）系统，这两大系统通过调节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包括皮质醇）和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s，包括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进而作用于身体的各大机能系统，表现为心率加快、血压增高、呼吸加速、血糖升高;在心理上，应激过程中个体表现为主观感知到的应激、负性情绪和状态焦虑水平的增加[13-17].根据刺激持续的时间和强度等因素，可以将应激区分为急性应激和慢性应激[4].急性应激是指在短暂的时间内暴露于中等强度的应激源中，例如面试、困难的任务、噪声、冷热刺激等[13，18].在实验室环境下，研究者可以通过测量急性应激诱发过程中皮质醇、心率、血压和瞳孔大小等生理指标和主观情绪变化等心理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应激状态.慢性应激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暴露于低到中等的应激源中，例如烦扰的工作、经济压力、人际纷争等[19].对慢性应激的研究更多依赖于受试者的主观回忆，但这可能会导致报告偏差.研究者尝试将皮质醇觉醒反应（cortisol awakening response，CAR）作为一种慢性应激的客观指标[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应激的认识和研究从简单的“应激源—应激反应”逐渐发展到从“环境—生理—心理”多方面多角度揭示应激反应的特征，强调应激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众多环境刺激中，文化代表了特定群体所共享的一系列分散的行为规范和认知，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受其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21].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自我定义方式的概念[12]，相比于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自我构念是一种体现在个人层面的稳定的文化特征.
2 自我构念
Markus和Kitayama[12]在1991年提出自我构念并主张2种不同的自我构念：独立自我构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与互依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独立自我构念对自我的界定是独立于社会背景的，他们追求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他们的行为以个人的思想、情感和目标为基础.互依自我构念认为自身与他人是相联系的.他们重视融入环境，追求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他们的行为以情境定义的规范和期望为基础.30多年来，Markus和Kitayama的自我构念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自我构念对认知、情绪和动机的影响[11，22-26].
在自我认知层面，相比于独立自我构念，互依自我构念个体更愿意结合社会背景来认识和理解自我和他人[12].他们会产生更多的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以及社会性自我的描述[27].在自我相关情绪上，互依自我个体更容易产生社会相关度高的情绪，例如社会焦虑、羞愧感等[28]，而独立自我个体更容易产生社会相关度低的情绪，例如愤怒、挫败、骄傲等[11-12].在自我相关动机上，互依自我个体的社会性动机更高，独立自我个体的自我提升动机更高[11].其次，互依自我个体更倾向于采用自我调整策略来适应环境的需求，而独立自我个体倾向于采用环境调整策略来适应自我的需求[11].由于自我构念与认知、情绪和动机的关系密切，并且急/慢性应激是一种集合了认知、情绪和动机的综合反应，这就为将自我构念与急/慢性应激建立联系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3 自我构念对急/慢性应激的影响
3.1 自我构念对急性应激反应的影响
将皮质醇作为急性应激反应的主要指标之一，自我构念对急性应激的影响共包括如表1所示的4项研究.
已有研究对自我构念变量主要有2种处理方式：一是通过问卷测量，将自我构念作为连续变量进行相关研究;二是事先通过自我构念量表筛选出高互依自我组和低互依自我组进行分组研究.
对于个体急性应激反应的测量，主要包括3个方面：
1） 主观应激感受：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主观地测量个体在急性应激任务过程中的应激感受;
2） 心率：属于间接测量，记录个体在急性应激任务过程中生理指标的客观变化;
3）唾液皮质醇：与心率一样，通过采集被试的唾液并分析其唾液皮质醇浓度来间接地反应个体在急性应激任务过程中的生理变化.
同时，为了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个体的急性应激反应过程，通常会在多个采样点进行采样，去反映个体在急性应激过程中生理与心理指标的动态变化.从表1中的结果发现，互依自我构念与较强的急性应激反应（包括主观应激感受、唾液皮质醇、心率等）有关[8，10，29].当结合应激反应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且包括反应和恢复这2个主要阶段时[30-31]，研究结果发现互依自我构念与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更迅速的急性应激反应和急性应激恢复有关[10，23].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社会心理性应激源（TSST和MIST）诱发急性应激反应，即使是唯一的生理物理应激源，也加入了社会评价的成分（SECPT）[18，32].除此之外，人际关系互动不愉快、来自他人的批评或指责、对个人身份认同的挑战也是慢性应激的重要组成部分[33].其中，社会评价威胁被认为是诱发社会心理应激反应的重要组成因素，它会对个体的归属感造成极大的威胁[13].尤其是对于互依自我个体，他们倾向于通过与他人/环境的关系来认识自我，更容易产生社会相关度高的社会焦虑和羞愧情绪，更倾向于采用自我调整策略来适应客观环境的需求，因此社会相关的应激源会诱发互依自我个体更高的应激反应[10，29].
由于应激对健康的作用是双重的，适当的应激反应可使个体处于警觉状态，有利于增强个体对抗或者逃避能力，有利于在变动的缓解中维持个体的内稳态，增强适应能力;但如果应激反应过度，则可引起持续且严重的生理活动紊乱，最终引发身心疾病[2，16].那么，互依自我个体更高的急性应激反应究竟是适应性的还是适应不良呢？研究结果发现，高互依自我个体在急性应激中表现出快速的应激反应和快速的应激恢复[23]，这似乎表明互依自我个体能够在急性应激源出现的时候迅速调动身心资源，以应对应激事件，从而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和积极的社会评价.在急性应激源撤销的时候，他们能够快速地重建生理和心理资源，从应激事件中快速恢复，并不会沉浸在应激事件带来的消极状态中，由此反映其具有较好的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15].
3.2 自我构念对慢性应激的影响 自我构念对慢性应激的影响共包括如表2所示的4项研究.
在如表2所示的4项研究中，自我构念主要通过问卷和任务测量.对于慢性应激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皮质醇觉醒反应方法.结果表明，互依自我构念与主观感受到的日常压力呈正相关[6，8]，且高互依自我个体有较强的皮质醇觉醒反应[5，8]，这可能反映了高互依自我构念个体的慢性应激水平更高.此外，在美国的少数种族群体的女性中发现，低独立自我构念个体的慢性应激水平更高[34].
已有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个体的慢性应激水平，但是慢性应激源持续时间有很大的差异.日常压力问卷（daily stress inventory，DSI）调查过去1 d所经历的压力事件及其影响程度[35]，生活事件和困难量表（life events and difficulties schedule，LEDS）使用28 d作为慢性应激的分界点[36]，感知应激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类似地使用30 d作为分界点[37]，特里尔慢性应激量表（trier invento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chronic stress，TICS）则测量90 d的暴露情况[38].有研究者建议持续至少6个月的应激才能被视为慢性[39].其次，现有研究中将皮质醇觉醒反应作为慢性应激的客观指标，然而更常见的方法是将头发皮质醇的浓度作为一种有效且客观的慢性应激指标[40].这是由于头发的生长速度约每个月1 cm，因此距离头皮最近的1 cm部分近似于上个月的皮质醇积累量，可以回顾性地反映过去30 d应激暴露时产生的皮质醇总量[41];但不可忽视毛发皮质醇浓度还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染发、洗发频率等，慢性应激仅是影响毛发皮质醇浓度的其中一个因素.由于慢性应激的主客观指标的不一致，导致目前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差，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还值得进一步商榷[42].
4 总结与展望
4.1 主流文化背景的作用
已有实证性研究发现，高互依自我个体不仅表现出更高的急性应激反应，而且表现出更高的慢性应激水平[6，8，23]，然而这些研究将关注的对象重点放在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互依自我，极少关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独立自我的应激水平.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文化心理学的Triandis等[43]提出的宏观层面的文化价值观概念，区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我构念是一种体现在个人层面的稳定的文化特征，个体虽然可能同时具有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但文化环境倾向于强调其中一种自我构念，例如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培养独立自我构念，集体主义文化更容易培养互依自我构念[12].由此看出，在探索自我构念对应激的影响时，不能脱离个体所在的文化背景.
首先，要从文化适应性上来理解自我构念的积极促进作用，与当前文化匹配的自我构念与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标密切相关[11].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互依自我个体虽然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急性应激反应，然而却是一种有效的快反应快恢复的应激应对模式[23].另一项对美国和日本老年人的大样本调查发现，美国社会中的高独立自我构念和日本社会中的高互依自我构念在大多数健康和幸福感衡量指标上的得分更高[44].
其次，要结合文化错配理论理解自我构念的不利影响.当个体暴露于与当前自我构念不匹配的文化环境中时，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有研究发现，具有高互依自我构念的东亚移民德国学生的抑郁症状显著高于高独立自我构念[45].相比于高独立自我构念，低独立自我构念的美国少数种族妇女报告出更高的日常应激水平，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美国主流高加索文化的社会规范更强调个人主义，促进了大多数成员独立自我构念的发展，而这与少数族裔相对较低的独立文化习俗不匹配[34].
最后，要从文化混搭的角度重新考虑自我构念的应激适应性.文化混搭是指2个或以上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载体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呈现[46-47].文化混搭是全球化环境的缩影，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即使没有异文化生活经历的个体，也能在本土环境中接触到多种文化元素.文化混搭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注人们对文化混搭现象的接纳程度.由于个体的自我构念主要是由本土文化环境构建，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会迫使人们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看待自己——“大池塘里的小鱼”，这可能会导致个体对自我的定义、对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看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8].个人主义文化下的独立自我构念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互依自我构念在文化混搭背景下是否还表现出更适应的应激反应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或者是既互依又独立的个体在文化混搭的背景下其应激适应性是否更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4.2 大脑前额叶-边缘系统的作用
大脑是应激HPA轴反应的核心调控器官.在急性应激下，大脑不仅会自下而上地对威胁刺激进行侦测，也会自上而下地对刺激进行威胁评估、形成策略、调整资源并做出反应[49-50].这些过程不仅依赖于边缘系统，如海马和杏仁核对威胁刺激的侦测、对恐惧情绪的激发[51-52]，也依赖于前额系统自上而下的评估和调控[53-54].因此，大脑前额叶-边缘系统被认为是应激HPA轴反应的核心脑区.
文化神经科学家们对自我构念的神经基础也做了探索.Kitayama等[55]的研究发现，个体的互依自我构念水平与大脑眶额叶皮层（OFC）的体积呈负相关.眶额叶皮层是与奖赏系统和积极情绪相关的关键脑区，因此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互依自我个体对自我利益和需求的降低，从而表现出了降低的眶额叶皮层的体积.Han等[56]的综述性文章指出，自我构念的差异可以解释由于种族/国家的差异带来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它涉及了许多认知与情绪加工的脑区的参与.最近的研究者[57]从大脑的功能对称性上评估自我构念的神经基础，研究者指出默认模式网络、凸显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的不对称功能连接可以很好地表征自我构念.
基于大脑前额叶-边缘系统在应激神经调控和自我构念加工中的重要作用，最新的研究[10]将蒙特利尔影像应激任务（MIST）作为急性心理应激诱发范式，探讨互依自我构念影响急性应激反应的神经机制.该项研究采用自我构念量表测量被试的互依自我构念水平，采用MIST任务诱发被试的急性应激反应，并记录应激情境下的大脑神经活动.在MIST任务前、任务中和任务后多次测量被试主观应激感受和唾液皮质醇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的互依自我水平越高，眶额叶皮层（OFC）活动越强，主观报告急性应激水平越高.其次，互依自我与急性应激皮质醇水平呈正相关，但仅出现在海马活动强度低的时候.研究者认为，大脑前额叶-海马脑区在互依自我个体急性应激应对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Van Oort等[58]的综述文章指出，默认网络（DMN）、凸显网络（SN）以及中央执行网络（CEN）是应激加工的三大核心网络.具体而言，SN中背侧前扣带皮质、杏仁核和脑岛负责协调个体对外部环境中凸显刺激的主要内感受加工;DMN中前额叶皮层、后扣带回以及楔前叶主要参与应激反应中的自我加工和反思;而CEN中背内侧额叶和背侧后顶叶区域支持高阶认知能力的运转.在急性应激暴露过程中，认知神经资源响应-重组-互惠模型认为急性应激暴露诱导会促进认知资源分配到凸显网络，促进对恐惧和觉醒的探测，但以执行功能的降低为代价;应激暴露结束后，认知资源会在这2个网络之间转换，促进为了长期生存需要的复杂认知资源的加工，而将情绪反应的加工回归到正常水平[59].鉴于应激加工的三大核心网络与自我构念表征的三大核心网络的一致性，未来研究可以从动态脑网络以及脑网络的不对称性上挖掘自我构念影响应激的神经机制.
4.3 将自我构念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疗和干预框架
如果急性应激源的强度特别大，例如交通事故、重大疾患、丧亲、自然灾难等创伤事件，可能会导致人们在应激后的身心功能难以正常复原，出现典型的心理问题，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60].PTSD是指由重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存在的心理或精神障碍，主要包括侵入性症状、回避型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和负性的认知情绪等4个方面的症状簇.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随着自然灾害和人为创伤事件的增多，近年来PTSD的发病风险大幅度提高，其终生患病率已达7%～12%.目前针对PTSD的干预方案主要包括药物干预、心理干预、行为干预和神经调控.鉴于PTSD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与个体密切相关，近年来，研究者们建议在文化的框架下来理解PTSD症状及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9，61].
从认知的视角来看，PTSD个体在自传体记忆、身份认同、注意、评价、认知-情绪反应、意义和价值体系、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各个方面均出现了异常.事实上，以上的各个认知维度均受到自我构念的影响，为此，Jobson等[9]提出了PTSD的概念自我威胁模型（threat to the concept self model），该模型综合了当前对PTSD病因和维持的理论理解，并且加入了对自我构念中文化差异的理解.据此，研究者提出文化匹配的干预方案将提升个体的应激应对与复原能力[62].例如，在PTSD的临床干预过程中，对于独立自我构念的个体，干预的方案需要专注于提高他们的自我导向能力;对于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干预的方案需要降低他们的自我导向能力，增加社会联系性水平[9].
虽然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降低互依自我个体的急性应激反应[63]，社会支持也可以提升关系性互依自我个体的生活幸福感[64]，但也有研究表明由于担心给家人/朋友造成负担，并且影响与家人/朋友维持和谐的关系，高互依自我个体很少寻求社会支持，因为寻求社会支持会让他们感觉到更大的压力[65].例如，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和情感表达性对于亚裔美国人的应激缓解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支持寻求和情感表达并不符合他们已有的文化价值观[66].由于文化通过社会取向和价值影响评价和情绪调节策略，为此，近年来研究者们尤其强调在制定PTSD的社会支持干预方案时，需要考虑文化和自我构念的重要作用[7，67-68].
5 结论
文化塑造自我构念，自我构念影响应激反应.已有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互依自我构念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急性应激反应和更高的慢性应激水平.在个人主义文化下，高互依自我构念和低独立自我构念个体的慢性应激水平更高.然而，这些有限的证据仅是从文化的视角理解急/慢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冰山一角.
未来研究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开展探索：
1） 寻找恰当的急/慢性应激反应指标;
2） 结合主流文化背景探索自我构念的作用;
3） 重视大脑的调控作用;
4） 落实将自我构念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疗和干预框架.
这些工作一方面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厘清应激反应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文化环境塑造特定自我构念的适应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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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cute/Chronic Stres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The Role of Self-Construal
YANG Juan1， LUO Jiahao1， HE Yang2， WEI Zhenni3， HU Xiang4
（1.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726000， Shaanxi；
3. Student Affairs office， Chongqing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402160;4.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culture would affect the acute/chronic stres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ress recovery and interven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ulture shapes self-construal.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study to explore whether and how self-construal affect the acute/chronic stress systematically. Literature reviews show that individuals with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in collectivist cultures exhibit a pattern of rapid response and recovery in acute stress response. I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s， both highly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lowly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people tend to experience higher chronic stress level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elf-construal alignment with mainstream cultural backgrounds facilitates adaptive stress responses. However， these limited pieces of evidence only scratch the surface of understanding acute/chronic stress response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corporate self-construal into the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framework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nsidering mainstream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words：self-construal; culture; acute stress; chronic stres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编辑 余 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900397）
第一作者简介：杨 娟（1981—），女，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自尊心理学和应激心理学研究，E-mail：valleyqq@swu.edu.cn
引用格式：杨娟，罗家豪，何杨，等. 从文化的视角理解急/慢性应激：自我构念的作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7（5）：58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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