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书 黄辰辰
收稿日期：2024-02-20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五社联动中社区治理资源的应用性分析”（项目编号：SZCXSG202120）
作者简介：李学书，女，山东东营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
黄辰辰，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
摘要：社区治理资源作为“五社联动”新增的两项要素弥补了“三社联动”的不足，激发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根据对合肥市部分社区的考察，分析社区志愿者、慈善基金会、微公益创投和其他社区资源的组织结构和联动情况，发现社区志愿者队伍规模较小、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
社区专项基金面临筹资困境和服务供给困境；
社区居民的全过程性参与不强、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广度和深度不足等，可通过培育社区志愿者、开发社区资源、创新合作方式、筹措资金支持、激发公民意识和推进资源联动的方式推进。
关键词：五社联动；
志愿者；
基金会；
社区治理资源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4）03-0091-11
一、引言
社区治理资源的参与推动了“五社联动”新型治理机制的探索和完善。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两个要素涌现，在促进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期实践出现的“联而不动，无法联动”问题，以及“三社联动”的应用困境推动了“五社联动”的完善，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新增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两个补充要素，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和基层治理行动框架。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首次提出“五社联动”机制，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区治理。2022年国家发改委制定《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再次提出创新使用“五社联动”机制。多项举措的制定为“五社联动”机制提供政策保障，同时也为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挖掘和应用提供支持和保障，开发社区已有和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目前，党建引领下“五社联动”在全国范围内有序开展。2018年合肥市确定第一批“五社联动”联系点和观察点，初步探索“五社联动”在合肥市的工作路线。在充分认识“五社联动”意义基础上，理清思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放权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政府出台《合肥市“五社联动”实施意见》，为“五社联动”在其他社区的推广提供经验。在党建引领下，“五社联动”的初步探索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分批选址示范的方式，合肥市“五社联动”新型治理机制在全市范围内有序开展，逐步发展成一种常规治理手段和方法。目前，多个社区借助微公益创投活动，链接基金会资源，建立志愿服务队为社区提供服务，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下，充分调动社区治理资源参与联动，使联动成效大大增加。
二、文献综述
研究发现，学者对于“三社联动”的理论与实践建构较为成熟，自2016年以来，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大幅增加。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如叶南客、陈金城（2010）等从定义入手，对其发展的不同模式和策略进行分析概括，分析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定位和角色，建立三社间的联动机制[1]，而叶海波（2012）等人则指出了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联动机制，搭建四位一体的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治理效能[2]。关于“三社联动”的模式研究，各地逐步发展成适应本地的工作体系。如李文静、时立荣（2016）根据地区发展程度将实践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和社区内部发展型[3]。叶南客（2017）根据不同社区差异将其归纳为：内需驱动、政府购买、项目引进、理念践行和体制创新型[4]。
不同地区“五社联动”的运作模式有所差异。如顾永红（2022）基于武汉市“五社联动”的经验，探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策略，提出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共治结构中需厘清多元主体要素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工，并以政策规定来落实[5]。部分学者指出面对我国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可以尝试成立“社区基金会”、公益性的社区社会组织等形式来反哺社区发展治理[6]。王玥（2022）提出“五社联动”更加强调社区自治与社会力量的参与，运用市场化操作让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通过治理运作项目化的方式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7]。
“三社联动”“五社联动”都是当前社区治理的新兴模式，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研究讨论中，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都关注在联动的必要性、运行机制、完善政策等方面，针对“五社联动”中新加入的两个元素，特别是社区治理资源层面并未进行过多描述，如何让社区资源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让多元主体“联动”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较少。
三、“五社联动”中社区治理资源的应用现状
社区治理资源是指一切能为社区提供服务、满足居民需要的资金、技术、人力、服务、物质资源等，种类众多，既包括社区自身所有的内部资源，也包括来自其他地区的外部资源。主要涉及社区志愿者、慈善基金会、微公益创投项目和其他社区资源。
（一）社区志愿服务队
社区志愿者是在社区范围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秉持志愿服务精神、为社区奉献的人员，志愿服务队既是以奉献精神为核心要义的共同体，又是具有专业分工且能够满足群众需求的共同体组织[8]。
1.人员结构
首先，在人员来源方面，社区志愿者包括社区居民和其他学生群体等，主要通过社区所属社工机构、社区居委会等其他社区自治组织发布志愿者征集信息的方式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其次，在人员组成方面，社区志愿者队伍主要是由本社区内的社区工作者、离退休人员、老党员、退伍军人及家属、大学生志愿者和参与假期实践的初高中生组成。最后，在年龄结构方面，志愿者由年轻群体扩大到少年、中年、老年多个年龄阶段，且目前专项社区志愿服务队以中老年人居多，临时志愿者队伍以大学生群体为主。
2.组织架构
志愿者队伍形式多样，组织架构大致相同。在社区层面成立的社区志愿队伍，形成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单元长+社区居民”的网络组织架构。一种是党组织带头成立的常态化社区志愿服务队，由社区居民担任队长，注册成立志愿者队伍，其他人员到社区居委会申请成为志愿者，填写社区志愿者注册申请表进行网上注册，并发放“中国社区志愿者证”，用于志愿服务记录。该志愿服务队提供针对性、专项化、常规化的服务，定期开展志愿活动；
另一种是在社区党委带领下或自发形成的应急志愿服务队，针对专项活动，招贤纳士，临时组建志愿队伍，经简单培训后上任。
3.保障措施
社区志愿队伍的保障措施主要分为前期培训和后期保障两项。一是前期培训。主要通过开设志愿者培训班提高志愿者服务水平，学习《志愿服务条例》，教授业务知识和相关技能，或在提供志愿服务前，对临时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专项培训，提高服务能力，为服务提供保障，使志愿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二是后期保障。对志愿者提供物质奖励和精神嘉奖，为志愿者提供补贴和福利，调动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社区居民加入志愿服务。例如，F社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参与活动时，社区工作者按照小时计时记录参与服务时长，统一记录入册并获得积分奖励，通过积分换取其他奖励。社区开展优秀志愿者表彰活动，表彰优秀社区志愿者，颁发证书和奖品，部分社区招募临时志愿者以金钱为代偿，大致为80-100元/天。
同时，安徽省民政厅印发《安徽省志愿者激励办法（试行）》，对于志愿者激励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物质激励，进行专项星级评价，根据服务时长评选志愿者职级，在推选优秀志愿者时优先考虑星级志愿者。建立积分兑换制度，积极宣传志愿者事迹。建立抽查制度，检查志愿服务的真实性，监督志愿者行为。
4.联动方式
社区志愿者的参与使“五社联动”成功运转。在社区场域内，社区居委会和党委领导班子对接社区志愿服务队，调动社区内的人力资源，召集社区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居委会与社工机构联结，社工机构派驻专员在社区内工作，协助社区工作者管理日常事务，为社区制定活动方案、活动计划，筹备开展活动，志愿者协助社会工作者共同为社区活动服务，协助活动顺利进行。F社区居委会开展活动，党委班子带领组建志愿服务队，推进爱国卫生行动，社区网格长联络志愿者，日常开展社区治理志愿服务，自2021年成立志愿服务队以来，每月定期开展垃圾分类、电瓶车整治等志愿活动，社区工作者通过微信群召集空闲志愿者，通过填表格接龙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在疫情发生时，志愿队员自发组成防疫志愿服务队，安排值班表，与社区党委、居民协作配合，协助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下沉进行疫情防控工作。
（二）基金会
基金会包括慈善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同时又根据是否向大众公开募捐，分为公募和非公募型基金会，是社会慈善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基金会注册成立后，设置多个部门使管理更规范，设置专门的筹资部门和运作部门，遵守《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各司其职。首先，在运作模式方面，资助型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项目，为群众提供公益服务，由项目听证会、陪审团等专业人士评估，运作部门制定服务内容、服务对象、资金状况、资金用途等，相关部门监督资金运作状况和项目实施情况，在项目结束后，考核评估项目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9]。其次，在筹资方式和来源方面，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等，通过媒体、专项活动等形式筹集善款。最后，在服务内容方面，基金会的服务范围涉及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优抚、恤病以及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基金会致力于扶助困难群众和改善社会环境。专项基金会则以某一类群体为固定的服务对象，针对性地提供帮助，服务也更加专业。
目前，政府指导各级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安徽省民政厅带头组织“慈善一日捐”活动，组织活动依法依规开展，建立健全慈善资源供需对接机制。针对困难群众需要和社区疫情防控情况，倡导企业和爱心人士针对需要精准捐赠物资和资金。2022年1月，合肥某救助特困群体基金会向管委会和政府捐款共40万元，用于补助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救助大病医疗和资助子女入学等。
（三）微公益创投
探索“五社联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培育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扩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10]，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平台作用，号召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共建的治理格局。社区积极引领推动微公益创投项目发展，为社会组织赋能，在社区或社工站的引领下，合肥市多个社区引入微公益创投项目。社会组织前期调研社区微公益创投项目的需求，经发布项目、动员征集、项目初审、立项评估、项目优化等程序，辖区内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申报项目，最终确定执行项目。项目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包括亲子教育、老年服务、儿童养育、环保议题、协商议事、街区治理、楼栋整治等，项目签约通过后在有效期内开始实施。
多方参与，发挥微公益创投项目在“五社联动”中的枢纽作用。微公益创投项目多由社区社会组织申报开展，社工机构申报项目，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参与活动开展，社区工作人员提供支持，在社区内提供场地并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在项目开展中积极链接其他社会资源，获得基金会和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支持。例如，合肥市B社区社会组织在基金微创投项目支持下，召开志愿者表彰大会；
L社区借助微创投项目，组织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Y社区借助慈善基金会，开展“爱心桥”专项基金微创投项目培训。同时，也可以通过微创投项目培育社会组织，满足居民需要，挖掘和培育社区居民骨干和社区志愿骨干。通过微创投项目为“五社联动”中的其他要素提供平台纽带，将“五社”的多元主体紧密联合，协助社区治理资源等其他资源性要素参与社区建设，创新社区治理形式和服务。
（四）其他社区资源
其他社区资源既包括辖区企事业单位资源、居民资源等在内的社区内部资源，又包括其他公益基金会、网络援助资源等在内的外部资源。社区内部资源的获得主要通过挖掘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资源支持和社区居民的闲置资源，企事业单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高校提供智力支持和志愿者援助。目前，合肥市部分“五社联动”示范社区积极链接开发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并与高校保持合作关系，提供志愿者岗位和实习岗位，为高校大学生提供实践场所，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党的建设组织场地，企事业单位在社区内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社区困难群众提供物资，在协助社区治理的同时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为其提供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F社区党委会与安徽某有限公司对接，寻求共建发展之路，在疫情防控期间，所属F社区的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多形式、多载体的方式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上门配送免费的蔬菜等物品，同时带领企业员工支援社区，党员志愿者组建党员先锋队排班值守，提供人力支持；
某政府单位与Q社区居民委员会联合为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提供暖心餐，社区居民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社区建设，为核酸检测志愿者提供水果、饮品等；
安徽省某研究所的党员志愿者协助Q社区居委会开展疫苗接种和抗疫工作等。
社区外部资源主要包括公益基金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通过网络获得的资源。其他地区的公益基金会等社会慈善资源，以及利用新媒体工具所获得的网络资源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社区内外部资源为社区治理资源提供补充，共同推动社区发展。
（五）社区治理资源联动情况
社区志愿者队伍、慈善基金会、微公益创投项目和其他社区资源等社区治理资源在“五社联动”以及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逐渐发展成为“五社联动”成功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合肥市部分“五社联动”示范社区内，社区治理资源被广泛应用，深入挖掘，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推动了“五社联动”新型治理模式的发展，为其他社区如何开发利用社区治理资源提供借鉴，对社区治理资源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增强，同时，也推动了“五社联动”在全市范围内的推广。
社区治理资源要素并不是单独出现且独立存在的，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多元并举共同发力。社区自治组织主导社区治理建设，其他社区组织参与响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机构为社区制定各项活动计划或微创投项目，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满足困难群众需要，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慈善基金会为社区捐献物资和资金，救助社区和企业困难群众，辖区内企事业单位也为社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五社”之间无形的联结，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同社区间的联动方式存在不同，根据社区内“五社”某一要素为主导形成各自的行动模式。
推动社区治理走向善治，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社工和志愿者发挥专业优势参与一线工作，规范慈善资源的有序参与，推动多元协作共同治理。
四、社区治理资源参与治理的建设困境
通过对合肥市多个社区的调研发现，志愿者队伍、公益基金、居民支持等社区治理资源在参与社区治理时都遇到了相应的困境，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
（一）社区志愿者队伍
社区志愿者作为社区治理资源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众多现实性困境。一是志愿者队伍规模偏小。部分社区登记在册的数量较少，面对社区繁杂的工作，志愿者队伍的规模加重了志愿者的工作负担，影响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志愿者队伍结构不合理。社区志愿者大多数以离退休的老年人和学生群体为主。社区内高素质的离退休老人虽有奉献精神且社会阅历丰富，但受到生理、精神因素的制约，学习专业技能的难度较大，难以胜任社区多项志愿服务，而学生群体课业压力大、时间不固定，无法满足社区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三是志愿服务队伍管理制度不完善。首先，活动开展前临时招募志愿者，且志愿者大多由社区服务人员担任，缺乏群众参与。其次，社区志愿服务培训制度不健全。非常态化、非制度化和非规范化的培训仍占主流。最后，社区志愿者的保障与激励措施滞后，以精神嘉奖为主，颁发证书、奖状等，物质奖励较少，无法为社区志愿者的可持续参与提供动力。
（二）社区专项基金
社区基金会是一种资金源于社区而又服务于社区的基金会形态。社区基金会运作最关键的是确保公益资源的来源，但当前社区基金会面临较为严峻的筹资困境与服务供给困境。
1.筹资困境
（1）筹资渠道单一，可持续性不足
社区基金会也被定性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资金来源大多是公益善款，如何保证公益善款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对于基金会的运转至关重要。走访合肥市内多家社区，发现在已建立社区专项基金的社区内，其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多样化程度较低，如某基金会自成立至今，累计收到23家辖区企业和1位爱心人士及3个爱心班级的捐款，其中来自企业的筹款仍是社区专项基金的主要来源，居民在专项基金的扩大中并未发挥相应的作用。社区内部还未形成公益慈善氛围，对于公益价值的共识还未达成。
（2）资金运作能力弱，投资回报率较低
社区基金会的资金运用与投资能力不足，难以实现资金的自我造血功能。目前，合肥市几家社区基金会还主要依赖于公益慈善捐赠，自我造血尚未实现，资金收益率较低。受《慈善组织增值保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影响，社区基金会的非限定性资产可通过多种方式投资，限定性资产不得用于投资，旨在规范社区内各项投资活动。通过限制对社区基金会的投资活动，降低运作风险，但同时也抑制基金会资金的自我供给。目前，多家社区的专项基金多采取由慈善机构进行管理的方式，一方面确保专业人员对于基金的管理要求，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投资的方式将专项基金做大做活。
（3）动员能力不足，社区主体参与度有待提升
公众性、公益性、本土性是社区基金会的显著特征，社区基金会的最初设想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从而促进多元主体贡献力量，盘活社区基金现金池，让基金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前，居民对于社区基金会大多持观望态度，实际捐款较少，专项基金的筹款来源主要以企业捐赠为主。造成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居民的公益慈善意识淡薄，社区内并未形成统一的公益价值，另一方面是以往社会中出现的信任危机致使居民对基金会持怀疑态度，且基金会运行情况不完全透明，居民担心捐款运作不当[11]。
2.服务供给困境
（1）专业性人才匮乏，组织基础薄弱
社区基金会能够顺利运作还需要有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为保障，但由于社区基金会发展时间较短，还未形成规模，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尚处于雏形阶段，组织基础薄弱。如F社区的“暖兴”专项基金，主要由安徽某慈善基金会负责财务管理工作，其他社区的专项基金也分别由慈善基金会进行管理，这导致本社区的专项基金工作人员并不能完全参与到基金的分配管理中。
（2）行政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
社区基金会多分为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12]，以推动主体是权威机构还是企业来划分。大部分专项基金由街道出资注册成立，街道作为政府方注入资金，使社区专项基金顺利运转。在后续基金会的运营收益中，一部分来自多渠道的捐赠收入，其余部分是社区提供服务的收入。专项基金的运作是依赖于政府的直接投资或政府链接发展的企事业单位支撑的，社区服务的提供也大多是政府买单。专项基金依靠政府这一权威体制才得以正常运行，离开政府独立运转难度较大。
（三）社区居民
1.居民参与意愿淡薄，全过程性参与不强
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但全过程的参与不强，实际参与较少。社区内年轻群体忙于工作，没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社区内老年人口虽有空余的时间，但受文化水平、身体素质和参与能力的影响，并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部分老年人在以往参与时的体验感并不好，社区居民并未在参与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也是影响居民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传统“单位制”和“街区制”的管理模式，社区居民对于治理概念还存在“老思想”，认为治理社区是物业和社区居委会的事情，缺乏参与意识与主人翁意识。
2.居民组织建设薄弱，组织化程度较低
党建引领是我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然而基层党组织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党建与治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党建与治理分离[13]，治理过程中党政力量的悬浮化问题[14]。社区的日常工作大多为行政性工作，大部分时间用于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完成上级下发任务等，难以满足居民需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为严重，忽视居民、组织与社区之间的联动。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时，各主体间社区资本培育度低，最终导致居民与组织间的关系疏远，参与组织化程度欠缺。
3.参与内容有限，参与广度和深度不足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影响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而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则决定了居民参与治理的质量。社区组织活动内容单一，参与广度不足。作为社区的主体，社区居民在参加社区治理时，不仅要扮演热情的“观众”，更需要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从一个活动的准备阶段到活动的决策、执行，只有深入参与各个阶段，才能给予社区居民参与的成就感与幸福感，进而激发再次参与的热情。
五、社区治理资源在治理中的优化路径
（一）培育社区志愿者
开发培育社区志愿队伍，提高志愿服务能力。一是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志愿者培训机制，政府牵头开设培训班，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开展志愿服务培训教育课，学习《慈善法》和志愿者管理条例等，规范上级组织人员的志愿服务总揽工作。同时，对志愿者提供专项培训，在提供志愿服务前，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根据志愿者的工作经历和人生履历等强项合理安排志愿工作。加强对志愿者的督导，在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提高志愿服务能力。二是加强规范化建设。加强对志愿者招募、培训、开展志愿服务、表彰等阶段的规范性建设，使志愿服务工作更加规范、科学，打造志愿服务品牌。依法注册志愿者，切实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加强对志愿者及其工作的监督，杜绝违法违纪行为，确保志愿服务工作合法合规。根据政策文件执行，保持志愿服务公开透明。三是完善保障激励措施。建立志愿服务“时间银行”积分制，根据志愿服务内容和时长记录积分，通过积分兑换物质奖励，同时，积分高者或其他积极参与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可优先享受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社区开展年度志愿者表彰大会，表扬评比“优秀志愿者”，为其颁发证书并在社区内公示栏或广告牌等地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可优先考虑加入社区自治组织，成为社区后备干部。通过各项激励措施激发社区居民的内生动力。
（二）开发社区资源
充分开发社区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社区资源既包括社区内看得见的物质资源，如人力、资金、技术等，也包含隐形的社区社会资本，如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公民精神等。如何开发社区资源使之成为“五社联动”的润滑油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首先，搭建多样化的组织平台，使其能够承载看得见的社会资源。将各类分散的资源由细分的、多样化的平台进行承载、开发、整合，明晰资源的来处与去处，如“服务型党组织”平台可以将党员队伍资源整合运用；
“公益性组织平台”包括专业的志愿者服务中心、社工服务中心。一方面可以为想要奉献自己的群众提供参与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员队伍、社会资源的规范管理。其次，开发社区软性资源，比如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公益氛围等，可以通过社区两委、社区自治组织等开展服务活动，在社区内建立娱乐型、学习型、趣缘型、业缘型组织，通过活动建立居民间亲密关系，丰富社区精神文化。通过在社区内部宣传公益精神、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公益活动等开发培养社区公益价值，逐步在社区内形成公益氛围，助力社区基金的发展。
（三）创新合作方式
创新与驻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方式，建立社企共建格局。一方面，运用协商的方式调动企事业单位参与基层社区的治理以及社区事务的解决。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的参与需要以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内生参与动力[15]。一是社区为企业提供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通过提供公益服务和开展联谊活动等方式开展合作，实现区域共治，帮助社区困难群体，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二是建立“社企结对”机制，社区成为企业产品推广地，为企业打造品牌效应，企业为社区活动提供赞助，指导社区根据自身资源特质进行市场化探索，发展本社区集体经济，为社区提供理念、项目、资金、技术支持，实现社区和企业间工作有效衔接、资源成功对接。三是社区为企业招工和群众就业搭建桥梁，社区和用人单位建立密切联系，开通就业渠道，为企业进行人才和劳动力输送，既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又能为社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四是依托政府党建惠企政策，为非公企业创建星级党组织提供帮助，社区党委帮助非公企业党建发展，选派党建指导员推动企业组织建设，推动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持党建引领的发展之路，反之，企业为社区提供物质帮助和其他扶持。创新社企合作方式，双方建立紧密关系，实现社区和企业的合作共赢，打造多元共建的治理局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化发展。
（四）筹措资金支持
多渠道开发，为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支持。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社区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援助，通过政府的力量推动社区发展。二是向社区企事业单位寻求赞助，制定活动策划书、资金需求、用途明细等，寻求辖区企业的援助。三是促进本社区集体经济发展，通过为企业链接劳动力获取中介费和对外出租社区闲置办公室、场地的方式获取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利用本社区的资源、区位因素和特有优势等，发展本社区产业，形成“社区+产业+居民”的共赢模式，社区居民通过社区产业的发展获得股份资金分红。四是建立社区基金会，借助社区集体经济、社区企事业单位捐款和居民捐款等渠道获取资金，建立完善的基金会组织框架，明确基金会救助对象和开设项目，建设捐赠平台、项目资助平台和培育支持平台，学习其他地区社区基金会建设经验，政府为其发展制定政策依据和援助扶持，加强社区基金会能力建设。五是获取居民捐助，举办公益市集、二手市集、亲子活动等，捐赠通过售卖得来的善款，捐赠物品实现二次利用和“废物”再循环。通过多种渠道得来的资金和物资援助，应做好资金用途明细，在公示栏予以公示，自觉接受居民监督。
（五）倡导公民意识
激发公民意识，形成良好的治理氛围。激发社区内居民主体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最重要的是在社区内塑造公民意识，引导社区居民认识到自己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区内志愿精神以及自治精神的进一步确立，为“五社联动”在基层的进一步落实打好基础。在社区两委及社区自治组织的活动引导下，培养居民主体的参与能力、打造更多社区精英、扩大居民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力量。社区内营造社会参与、和谐共建美好社区的文化氛围，以社区广场为阵地，大力宣传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志愿者事迹，以真实案例带动普通居民关心、支持、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通过培育社区公民意识，提升“五社联动”的服务效能。
（六）推进资源联动
推动社区治理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资源与其他“三社”联动。一是建设“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模式。调动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协商治理，加入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协助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楼栋长调解社区矛盾纠纷，志愿者参与社区巡逻工作，清扫卫生死角、进行安全巡防，协助和谐文明社区建设。二是建设“慈善资源+文明建设”模式。开发社区内部和外部慈善资源，利用社区资本支持建设社区“乡风文明”，调动人力、财力、物力，推动社区内部法律法规宣传，借助慈善捐赠氛围，促进社区“德治”文化宣传，以先进典型带动社区居民治理。通过调动社区治理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自治、德治、法治建设，以资源为穿插促进“五社联动”与“三治融合”多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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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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