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杰 张晓璇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随着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问世，学界从诗学、文体学和修辞学转向由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角度研究隐喻。一方面，人们对隐喻的认识超过了语言层面，将其视为人类概念化世界的方式，掀起认知隐喻研究的热潮；
另一方面，在认知文体学界，隐喻的修辞、文体功能却被漠视，似乎谈及这些就意味着不懂概念隐喻理论，意味着知识的落伍（司建国2015：13）。因此，过去几十年的认知隐喻热并未在认知文体学界产生应有的影响，这种极其不平衡、不相称的现象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基于此，司建国讨论了认知隐喻框架内文体学研究式微的原因，即概念隐喻的研究者重常规隐喻、轻新奇隐喻，而文体研究多偏重于前景化与偏离等概念。鉴于此，他提出了改善认知隐喻文体研究的策略，并指出“将新奇性纳入认知隐喻文体范畴是关键”（同上：18）。
另外，概念隐喻理论自诞生以来，面临着诸多质疑。有学者对其哲学基础、定义、分类、性质以及运行机制提出批评（Jackendoff & Aaron 1991；
Grady 1998；
李福印2005；
孙毅2022）。其中，李福印（2005：23）认为，在方法论层面，莱氏赖以建立概念隐喻理论的很多语料缺乏具体的使用语境，“并未关照真实的话语使用者在自然话语中使用了哪些实际表达”（孙毅，林攀龙2023：126）。基于此，Steen（2008；
2011；
2017；
2023：89-109）提出蓄意隐喻理论（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DMT），在语言和认知维度的基础上，引入交际和指称维度，建立了隐喻分析的四维模型（Steen 2023：290），这一崭新理论凸显了隐喻作为语言使用者之间特定交际手段的功能（张建丽2017），是对单纯以认知为朝向的隐喻研究的修正与推进。值得关注的是，该理论认为，隐喻的新奇性与蓄意隐喻密不可分，因为新奇性表明发话者选取非常规的始源域来理解目标域，意味着此种具有新奇性的隐喻性映射具有一定的蓄意性（Steen 2011；
2023：29）。
由此可见，蓄意隐喻理论为将新奇性纳入认知隐喻研究范畴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在文体学研究领域，作为偏离手段之一的新奇隐喻使得文学文本的某些方面更为凸显，达到前景化的效果（王馥芳2019：7）。因此，新奇性作为文体研究和近些年隐喻研究的焦点，可为这两个领域的融合搭建“桥梁”，文学文体研究和蓄意隐喻研究因都关涉新奇性而具有了相通之处。
1.1 文学文本中的隐喻研究
文学文本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成品，是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因而与隐喻有着天然联系。文献梳理显示，文学文本中隐喻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方面，受形式主义的影响，英美文体学家将文学文本中的语言选择视为对一般语言常规的违反或偏离，旨在使读者有陌生化的感知（Steen & Gibbs 2004）。因此，Short (1996：23）将文学隐喻视为语义层面的偏离现象。Nowottny（1965：72）和Leech（1985）意识到了文学隐喻的认知功能，他们认为相较于其他文本类型中的隐喻，文学语篇中的隐喻模式可以促进语篇的组织，形成整体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效果。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关注文学文本中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的隐喻，强调文学文本中隐喻的独特性。
其次是关注文学隐喻与日常语言中隐喻的关系。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认知隐喻研究者（Gibbs 1994：120-207；
Lakoff & Jonhson 1980：4；
Lakoff et al. 1999；
Lakoff & Turner 1989：214）发现了日常语言中规约隐喻表达的普遍性，并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语言和认知工具。该理论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日常语言中隐喻作用的重新审视，也为文学隐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Lakoff & Turner（1989：67-72）认为，文学隐喻以日常语言中的隐喻为基础，并提出了四种隐喻的创造性用法，即规约隐喻的延伸、细化、质疑以及结合。这类研究关注文学隐喻与其他口头或日常语言中隐喻的共性，试图从两者中提取出相同的概念隐喻。同时，他们将日常语言中的隐喻视为首要，认为文学隐喻只是日常语言中隐喻的创造性使用。
总而言之，认知隐喻理论将传统隐喻模式与共享的文化和认知模式联系起来，而文学文本中的隐喻研究则关注文学作品中独特的隐喻模式与个体的认知习惯、关注点、目的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对文学隐喻的研究引发了关于隐喻创造性使用在语篇中的特征、触发因素和功能等问题（Semino &Steen 2008）。Steen & Gibbs（2004：354）主张根据多维方法来划分隐喻的属性，在此基础上，Steen（2023：290）提出隐喻属性的四个维度，即隐喻的语言层、概念层、所指层和交际层，建立了隐喻的四维分析框架。这是隐喻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问题，为文学文本中的隐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2 蓄意隐喻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视为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并区分了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这两个重要概念（Lakoff&Johnson 1980：8-10）。然而，并非每个语言隐喻都能在概念层面上触发跨域映射从而被加工为隐喻，即存在“隐喻悖论”（Steen 2011；
2023：329），学界对此尚存众多争议。Steen（2008；
2011；
2017；
2023：89-156）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他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蓄意隐喻理论。该理论的出现不仅弥补了当前隐喻研究对交际维度和意识性关注的不足，也在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振强2021：1；
吴迪，李雨晨2022）。Steen（2017：1-2）将蓄意隐喻定义为发话者对受话者的指令或邀请，以使受话者采取一种“异化”的视角理解目标域。换言之，蓄意隐喻迫使受话人在其心理表征中建立有意识的比较和跨域映射（孙毅，陈朗2017：717）。因此，蓄意隐喻的核心是注意（attention），它迫使受话者关注始源域中词语的意义以构建始源域所指物，是一种有意图性的交际功能（Steen 2023：327）。这一构建过程中，始源域的异质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例[1]：
[1]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 章18 至19 节）
例[1]中，彼得和安得烈在海中撒网即可“得鱼”，那么何以“得人”？“得鱼”作为始源域具有异质性，耶稣建立了一个陌生的概念域，使读者对始源域真正映射的目标域产生思考，即他呼召二人作“得人”的使徒，带领人们进入上帝的国度。
目前，蓄意隐喻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蓄意隐喻的界定、识别、加工过程、功能和目的等（Steen 2015，2017，2023：241-262；
Reijnierse et al. 2018；
Beger 2019）。同时，因该理论尚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Müller 2008：110-111；
Müller & Cienki 2009；
Gibbs 2011，2015；
Gibbs &Chen 2017），就蓄意隐喻与文学文本研究而言，仍有一定的探索空间。首先，蓄意隐喻理论因关注隐喻使用的新奇性和蓄意性，与文体研究中的前景化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鲜有学者探讨蓄意隐喻与文体学中“偏离”和“前景化”等核心概念之间的联系。其次，在文学作品中，蓄意隐喻作为修辞策略用以实现特定的语篇功能，但其背后关涉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最后，在研究所涉及的文本类型方面，除van Wolde（2020）和Egg（2020）等少数学者研究诗篇和保罗书信外，对宗教文本的关注极其有限。
鉴于此，基于蓄意隐喻理论和前景化理论，本文以《圣经》四福音书为语料，旨在揭示蓄意隐喻在《圣经》文学文本中的认知构建过程，从而进一步探索蓄意隐喻的创造性与新奇性，为将蓄意隐喻研究引入认知文体学领域提供一种新尝试。
2.1 偏离、平行与前景化
“前景化”概念由俄国形式主义家Shklovsky 提出的“陌生化”发展而来。Mukarovsky 认为，前景化是语言行为的非自动化，其特点是新颖独特、出人意料、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Mukarovsky 1964：53）。他的观点强调了前景化对语言常规的违背。随后，Jakboson（1960：350-377）提出了前景化的另一重要手段一一平行，他关注到了诗歌文本在横组合轴上对读者期待的违反，即诗学语言在横组合轴上对相同成分的组合（van Peer 1986：10），对前景化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发展。将“偏离”和“平行”两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的是英国文体学家利奇（Leech）。基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两重结构理论，他认为，偏离是纵聚合前景化，平行是横组合前景化，前者是在常规语言之外选择语言项目，后者是在横组合轴上读者期待有变化的位置重复选择了同一语言成分。两者统一于选择原则，是两个互为补充的前景化手法（邓仁华1999：120）。
“前景化”的认知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丹麦的心理学家鲁宾（Rubin）对图形和背景的关系研究，匡芳涛和文旭（2003：24）将图形一背景分离原则当作语言组织信息的基本认知原则之一，“图形”是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力的焦点部分，“背景”是为突出图形而起衬托作用的部分，凸显程度低，不容易被注意到（Talmy 1978：631）。Stockwell（2002：14）认为，与图形一背景相对应的文学批评概念是前景化，它体现为文学文本中人们通过聚焦某部分加以详细观察和论述使其更为突出，区分图形一背景的认知能力能够为人们在文学文本中判别前景化现象提供认知基础（李金妹，邹智勇2012：56）。
“突出”这一概念由布拉格学派于20 世纪30 年代提出，将其译作“foregrounding”。随后，Halliday（1971：325-360）将“突出”（prominence）与“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与Mukarovsky 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突出是语言行为的非自动化，一个语言行为突出程度越高，其有意识的运作程度越高。另一方面，他认为，不能将“突出”与“前景化”混淆，突出指语篇中某些语言特征的显耀现象，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并非所有突出都是前景化，有动因的突出构成了前景化。从突出的功能出发，Halliday 认为，只有当突出对语篇的美学价值和整体意义有贡献时才具有文体价值。
综上所述，偏离、平行是因违背常规和读者期待而产生的语言特征，而突出则是心理概念，它为读者识别文体风格提供了认知基础，与读者的文体能力相关（Leech & Short 1981：39-40）。前景化、突出和偏离三者是单向包含的关系，“偏离和平行是手段，旨在突出从而引人注目，达到前景化的效果”（张哲，耿殿磊2008：56）。
2.2 文学文本中蓄意隐喻的认知构建模型
上文关于蓄意隐喻理论和前景化理论的论述表明，“注意”与“功能”（交际功能与文体价值）在两个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基于两者之间的共性，本文尝试建立了文学文本中蓄意隐喻的认知构建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文学文本中蓄意隐喻认知构建模型
基于对文本语料的细读，本研究将偏离手段继续范畴化为语义冲突、混喻（mixed metaphor）和扩喻（extended metaphor）的使用以及答非所问式偏离；
平行则包括语义对偶式平行。如图1 所示，读者的阅读过程即是对文学作品的感知过程，首先，在语言层面，因在语义上违反了读者预期，文学文本通过“偏离”和“平行”语言手段将读者注意力吸引到始源域，促使其对始源域产生特别的注意。其次，在认知层面，读者在阐释和解读文本时，会对这些特殊语言形式产生心理回应，使始源域概念所指对读者更为突出，并以“异化”视角寻求映射的目标域概念所指。在此基础上，在所指层面的情景模型中，读者将始源域的外来所指整合到目标域的统摄性指称框架中（陈朗2022：192），并通过类比建立跨域映射。最后，在交际层面，因意义是文学阅读的终极目的，这促使读者将跨域映射与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作者的写作意图联系起来，读者从始源域视角审视当前提及的话题，与主题意义相关的目标域被前景化，与之不相关则被背景化，至此，读者完成对作品的感知，语篇达到其交际功能，即传递了主题意义。基于该理论分析模型（图1），本文将分析蓄意隐喻在《圣经》四福音书中的认知构建过程。
3.1 语料来源
作为基督教的宗教圣典和文学巨著，《圣经》不仅是信仰指南，也是文化、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源泉。本研究的语料选取自和合本圣经，是当今华人教会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四福音书指新约《圣经》的第一部分，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本文选取该语料是因为：（1）四福音书是一种宗教文本，隐喻与宗教文本的相关研究已崭露头角（Richardson et al. 2021：28-50），是当下认知语言学与宗教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2）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降生、受洗、传道、死亡、复活、升天等事迹，具有说教性和劝导性，选取该语料便于从交际维度研究对话中的蓄意隐喻。（3）马太福音第13 章明确说明了隐喻使用的蓄意性，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等。
3.2 语料加工
四福音书文本字符数为115,418，依据蓄意隐喻识别程序（Reijnierse et al. 2018），笔者甄别了所选语料中的蓄意隐喻。具体识别步骤如图2 所示，图中MRW为隐喻相关词（Metaphor-Related Word），WIDLII 为“When In Doubt Leave It In”的缩写，MIPVU（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of Vrije Universiteit）为MIP（隐喻识别程序）的修正版本。
图2：蓄意隐喻识别程序
依照以上语料加工过程，经识别、分析与统计，四福音书中蓄意隐喻的使用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四福音书中的蓄意隐喻
4.1 偏离与语义冲突
语义冲突可导致偏离。从字面意义上看，隐喻性表达具有无逻辑性和荒谬性（Short 1996：23），因偏离常规而造成了语义冲突和语义张力。始源域指称物的不协调和非常规性迫使读者寻找其所指的目标域。如例[2]至例[4]：
[2]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路加福音6 章41 至42 节）
[3]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马太福音23 章24 节）
[4]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加福音3 章16 节）
例[2]中，“眼中有梁木”和“眼中有刺”因不符合生理常识引发语义张力，使读者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向始源域。结合文本主题意义，不难发现，这里以“刺”与“梁木”为始源域，背后的概念隐喻为“刺是错误过失”。同时，“梁木”与“刺”形成了体积对比，其背后包含着“具体事物的体积是抽象事物的体积”这一隐喻。因此，此处映射的目标域是在人际交往中“他人的小过失”和“自己的大过失”。这里用这一隐喻一针见血指出人性的弱点，即对他人的缺点吹毛求疵，对自己的错误却很宽容，并以此警戒读者要责人先责己，要先改正自己的过失才可以切实地帮助到他人。例[3]中“滤出蠓虫”和“吞下骆驼”造成了语义张力，始源域指称物在语境中的不协调迫使读者对其映射的目标域展开思考，即隐喻性思考（metaphorical thinking）①（Steen 2023：197）。结合上下文语境：“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读者便可得知“滤出蠓虫”指法利赛人将所得的“薄荷、茴香、芹菜”献给上帝，“吞下骆驼”指他们未活出神所看重的“公义、怜悯、信实”，其背后的概念隐喻为“吞吃为接受，滤出为拒绝”。同时，“蠓虫”与“骆驼”在体积上的差异也包含了“体积大为重要，体积小为轻微”的概念隐喻。此处耶稣用蓄意隐喻讽刺文士和法利赛人只从小处着眼，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在品质的操练，达到了责备和训诫的交际功能。例[4]中，“施洗”指用水施行洗礼的仪式，“火”与“圣灵”因不合常理打破了读者预期，造成了语义冲突。“水”“火”和“圣灵”具有洁净、给人新生的作用，同时，无论是浇灌还是焚烧都会使主体抽象意义的生命置于水和火之中，读者基于其共有功用和“容器图式”建立类比映射。“圣灵”施洗指圣灵的浇灌带给人新生和能力；
“火”的施洗则象征审判和炼净。
4.2 偏离与混喻、扩喻
混喻指多个不同始源域描写同一目标域的隐喻混合现象。Steen 认为，混喻为特定的修辞目的而故意生成，其蓄意性是三维隐喻（语言、思维和交际）方法的重要特征（严莉莉2018：315）。扩喻也属于蓄意隐喻，因为在相同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重复映射使接收者无法不注意到反复出现的始源域（Egg 2020：234）。如例[5]至例[6]：
[5]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 章31 至33 节）
[6]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13 章3 至8 节）
以上两例分别为混喻与扩喻。作者在文本中大量使用了此类文体中并不常见的词汇，形成了偏离现象。例[5]用“芥菜种”和“面酵”将“天国”概念化，“芥菜种”起初虽是最小的，最终却能成长到树的高度；
“面酵”本是细小粉末，却能将面团醒发，使其体积膨胀。这两个始源域指向同一个目标域，即天国的扩张。其背后的概念隐喻是“生长为国度扩张”“醒发为国度扩张”。耶稣用这一蓄意隐喻说明天国可能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但随后却要大大扩张。例[6]使用了扩喻，由总括性的隐喻演绎和派生出的一系列分体隐喻构成。“撒种的人”指耶稣或是广义的传道者，“撒种”即为传道，“种子”指天国的道理，“土壤”指听道的人，四种不同的土壤意指四类人，也对应四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情况指人听道后并不明白，有恶者将撒在人心里的道夺去；
第二种情况指人听道后当下欢喜领受，却并未在心里扎根，及至遭遇困境或患难，就信心软弱甚至跌倒；
第三种情形指人听道后因世俗的私欲与诱惑，不能在行为上有改变和进步；
最后一种指人听道后明白了，并且将这道运用在生活中，从而有好的行为。在这段扩喻中，出现了“撒种者是神”“土壤是人”以及“土地收成是事件结果”这些主要的概念隐喻。耶稣蓄意使用这些隐喻旨在告诫信徒：虽有许多人听到真道，却只有预备心田成为“好土”的人才能有丰富的收成。
4.3 偏离与答非所问
答非所问是指回答者故意不直接给出回答，而是将其隐含在字里行间，由听话人根据语境和答语推断其含义（刘燕2010：155），具有问东言西、顾左右而言他的特征。在与门徒和法利赛人的对话中，耶稣经常所答非所问，这种问与答的不相关性会打破读者预期，形成偏离，而往往“答”是始源域，实则指向“问”的目标域。如例[7]至例[9]：
[7]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9 章11 至13 节）
[8]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马太福音9 章14 至15 节）
[9]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马太福音15 章25 至28 节）
例[7]中法利赛人借提问刁难耶稣，责问他为何与税吏和罪人同席。但耶稣有意顾左右而言他，迫使读者和听话人推测其隐含意义。此处“病人”和“医生”隐喻“罪人”和“耶稣”，涉及“身体状况为灵命状况”的隐喻。读者找出目标域后即可理解耶稣的答句，即他指明自己降世为要拯救承认自己罪的“有病之人”，而不是自以为没有罪的“康健之人”。例[8]中“常常禁食”指耶稣时代的宗教团体常在犹太人的禁食节日以外另行禁食，以此作为信仰上的自卑与哀伤的表现。问句中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不按传统禁食，面对这种指摘，耶稣并未进行直接答复，而是用“新郎”的比喻侧面回答他们的质疑。“新郎”和“陪伴之人”分别映射“耶稣”和“门徒”，耶稣通过这一隐喻直指禁食的目的：寻求救赎，使心灵得自由。有耶稣同在，就有救赎和自由，也无需禁食。耶稣用蓄意隐喻进行了论证和答复，读者建立起跨域映射后答句的隐含意义被揭露出来。例[9]中面对妇人的请求，耶稣有意试探其信心，以儿女与狗的隐喻推动对话展开。按犹太人的标准，他们有优先资格领受神所赐的恩典，正如同“儿女”相比于“狗”所具有的优先权柄。基于此，读者建立“儿女为犹太人”和“狗为外邦人”的跨域映射，此处的概念隐喻涉及“身份是权柄”和“饼是恩典”。此处耶稣虽并未直接回应请求，但妇人理解了耶稣的隐喻，表示自己虽是外邦人，但愿意“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即表明其对耶稣坚定不移的信心。同时，耶稣看到妇人莫大的信心后立即医治了她的女儿。二人的对话以隐喻为基础，读者识别其隐含意义后可理解交际过程。
4.4 平行与语义对偶
平行是广义上的排比，即把结构相同，语气一致的同义词、反义词或涉及同一思想体的词排列成句。在语言允许选择的地方，作者却在接连的位置上使用同样的语言成分（邓仁华1999：121），表现为语义对称，这种语言手段也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如例[10]至例[12]：
[10]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章9 至10 节）
[11]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马太福音7 章16 节至18 节）
[12]“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马太福音7 章24 节至27 节）
例[10]中“祈求”“寻找”和“叩门”的重复出现构成了平行，吸引了读者对始源域的特殊关注。叩门隐喻包含叩门人和主人，分别映射信徒和耶稣，若叩门之人真诚恳切，主人必因其迫切的心情看顾其需要。其背后的概念隐喻为“叩门为祷告祈求”，耶稣蓄意使用这一隐喻教导门徒祷告要情词迫切就必蒙垂听和应允。例[11]中“好树”“坏树”“好果子”“坏果子”的反复出现论证和强调了树对果子的决定作用，这里“树”与“果”的论证既阐释自然规律，更是为《圣经》的主题意义服务。“树”与“果”指“果效”与“品格”，涉及的概念隐喻是“果子是外在生命表现”“树是内在属灵品格”。耶稣用这一蓄意隐喻意在揭露假先知表里不一、利用敬虔外表来为自己谋求好处的行为。例[12]中“聪明人”与“无知的人”，“盖在沙土上”与“盖在磐石上”等词语使句子结构对仗整齐，形成语义对称。在磐石上建立根基需要花费众多劳力，这样的房子能经历风雨的冲击；
而在沙土上建造虽省时省力，却更易倒塌。其背后的概念隐喻是“建筑的根基是属灵生命的根基”。此处耶稣意在告诫信徒：只有切实遵行他的话语，愿意付出代价建造生命根基，属灵生命才能经得起锤炼和考验。
基于对蓄意隐喻理论与前景化理论的回顾和梳理，本文阐述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从认知文体学路径探究文学文本中蓄意隐喻的认知构建模型。通过对《圣经》四福音书中蓄意隐喻的归类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圣经》通过偏离和平行这两种语言手段引起读者对文本中始源域的特别关注，在这种突显机制的驱使下，读者寻找可以建立跨域映射的目标域，即激活服务于文本主题意义的概念域。偏离和平行这两种语言形式促使《圣经》文本中蓄意隐喻得以构建，并实现了前景化的认知效果。然而，本文对蓄意隐喻的分析是一种思辨性分析，仍无法显化读者如何实际加工蓄意隐喻，不同的隐喻加工方式是否发生、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仍需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等手段去探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这些手段进一步开展实证化研究。
注释:
①隐喻性思考（metaphorical thinking）是Steen（2023：197-199，219）提出的新术语，与隐喻性思维（metaphoric thought）相区别。
猜你喜欢 耶稣圣经前景 Southern_Weekly_1951_2021_07_15_p38南方周末(2021-07-15)2021-07-15我国旅游房地产开发前景的探讨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6期)2021-06-09四种作物 北方种植有前景今日农业(2020年17期)2020-12-15《圣经》经文中国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09-10离岸央票：需求与前景中国外汇(2019年11期)2019-08-27一次弯腰等于十八次弯腰阅读与作文（小学高年级版）(2019年5期)2019-05-27意见领袖们的“不老圣经”好日子(2019年4期)2019-05-11《哈姆雷特》的《圣经》叙事原型考证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2期)2018-08-27我对每个人说再见延河(2017年7期)2017-07-19英国耶稣受难日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17期)2017-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