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黎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逐渐加深，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进而引领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中披露的内容，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增加10.3%，达到50.2 万亿元，占GDP 比重达到41.5%，表明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地位愈发明显。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延伸，在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变革以及强化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准确把控数字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对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企业来说，选择常规战略能够降低经营风险与资源配置成本。但同时会削弱企业的行业竞争优势，使得企业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企业会通过优化产品形象、经营模式以及服务理念等与竞争对手之间差异的方式，执行不同于行业常规的战略模式[1]，其战略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程度即为战略差异度[2]。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应对市场冲击、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对资源投入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具有较强的依赖。那么，战略差异度将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现有研究很少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其影响机制也尚未被揭示。
基于此，文章以A 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时间窗口期选择2007—2022年，探究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文章可能的增量贡献在于：第一，已有关于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企业盈余管理[3]、信息质量[4]、盈余预测[5]、外部融资[6]以及研发活动[7]等方面的探讨，文章有助于拓展战略差异度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
现有研究从绩效反馈[8]、内部资源[9]、管理者特征[10]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11]等方面探究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但从战略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还较为缺乏，文章从战略差异度视角出发能够对现有文献形成有益补充。第二，对战略差异度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渠道。第三，从企业特征与外部环境视角探究了不同情境因素下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差异，加强了对复杂因素影响下战略差异度的异质性效应的认识，从而为企业把控战略风险、精准定位自身战略进而有效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借鉴参考。
1. 文献回顾
战略差异是指企业资源配置方式区别于行业常规模式[12]。战略上的不同会导致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在组织结构、流程规划以及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差异化安排，进而对企业的各种行为活动产生影响[4]。关于战略差异度的经济后果，已有研究围绕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进行了探讨：在积极影响方面，学者们认为差异化的战略能够使企业打破行业常规发展模式的桎梏，助力企业进军新兴市场，提升经营业绩。基于上述逻辑，Oliver(1991)研究发现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对差异化战略的前瞻性选择[13]。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会加速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与重构，增大自身战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难度，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激发企业风险承担意识与革新意愿，从而提升创新投入与绩效水平；
在消极影响方面，企业选择偏离行业常规模式的战略意味着其战略失败以及不合规风险攀升，进而会加剧企业信息风险与经营业绩波动。张静和张焰朝(2021)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经营业绩难以准确预测，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效率[6]。董雪雁等(2021)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出发，发现实行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为了应对经营风险，会赋予管理者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代理冲突[14]。
围绕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特征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外部环境方面，要素资源的获取是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向海凌等(2022)研究发现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化解资源短缺困境、增强财务稳定性、提高外部关注并且促进创新研发，进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15]。围绕资源要素供给视角，学者们也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16]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17]的提升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信息等要素支持，并且能够加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在内部因素方面，汪涛等(2023)研究发现企业业绩正向落差能够提高企业风险偏好与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对数字化转型起到显著促进作用[8]。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管理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从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10]、高管学术经历[18]等方面探究了管理者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战略差异度的微观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但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同时鲜有文章从企业战略视角研究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将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探究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战略差异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与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的增加，削弱企业资源获取与配置的能力，进而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战略差异度可能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19]，进而促进企业研发的创新意愿，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看出，战略差异度对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因此文章将基于阻碍效应与激励效应视角探究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1） 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阻碍效应
新制度主义理论表明，跟随行业常规战略模式有助于降低经营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外部资源的可得性。多数情况下跟随战略并非是企业的最佳选择，为了获取超额竞争优势，企业需要选择差异化战略，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获取资源的难度提升[6]，融资约束进一步加大，从而阻碍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具体而言：第一，战略差异度会放大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不确定性[2]。差异化的战略需要企业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尝试，由此带来较高的业绩风险与经营不确定性[4]。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的目的，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此外，供应商为了降低信用风险，也会缩小商业信用供给规模。这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阻碍数字化进程。第二，战略差异度会降低分析师预测质量，削弱信息传递效率。根据决策有用观，信息质量是投资者高效决策的前提，较高的信息壁垒会降低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进而对数字化转型造成阻碍。第三，战略差异度会增加监管难度，降低政府资源支持水平。行业常规战略反映了行业发展特征与趋势，一定程度上符合政府部门的监管需求。高战略差异度会增加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导致企业较难获得政府资源支持，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抑制作用。
代理理论指出，两权分离加剧了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而导致企业经营管理与资源分配趋于低效化，提高企业代理成本，而偏离行业常规发展模式的战略使得这一问题在企业中更为普遍与明显。随着战略差异度的上升，企业内部代理冲突会进一步加剧，进而损害企业管理与资源配置效率，对数字化转型形成阻碍效应。
具体来说：第一，战略差异度会使企业信息环境复杂化，容易导致管理者产生盈余操纵动机。由于分析师缺乏参考对象，因此其难以对高战略差异度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预测，这会提升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4]，增强管理者道德主义风险与盈余管理行为[3]，从而削弱内部资源对数字化转型的持续供给。第二，战略差异度高的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新问题[14]，导致以往程序化的管理方式难以发挥功效，此时管理者可能会被赋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应对经营不确定性，但同时也会引发诸如超额薪酬、高额在职消费以及过度投资等问题，从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挤出效应”。第三，为了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较大的战略差异度会促使管理者更多地选择盈利能力强、投资周期短的项目，进而减少对长期性、高风险性的数字化转型的投资[7]。由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差异度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效应
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为了扩大市场规模、获取超额竞争优势，会将资源更多地投入模式变革与产品更新中，加速企业内部资源整合与重构进程，进而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激励效应。
首先，较高的战略差异度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缓解差异化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倾向于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投资者关注度与投资意愿。其次，差异化战略的基本诉求是帮助企业获取超额竞争优势[1]，高战略差异度的企业更有动力通过创新变革实现差异化战略的目标。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帮助企业赢得市场竞争，符合差异化战略的变革需求。此外，产品的差异化定位与快速变革是差异化战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路径[7]。高战略差异度的企业对差异化产品的创新需求更加强烈，而数字化的推行能够满足高战略差异度的企业对产品竞争力的需求。最后，战略差异度越高的企业意味着其为了追求超额竞争利润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也越高，对数字化转型这种风险较高的创新活动的推行意愿也更强，进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与效果。综上所述，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差异度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2007—2022年A 股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预处理：剔除金融业与ST 等异常企业样本；
将变量缺失以及资产负债率大于1 的样本剔除；
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缩尾处理。最终样本量为28678 条数据。文中主要数据来自CSMAR 及手工整理，数字化转型指标用Python 文本分析测算得到。
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lnDIG)。借鉴吴非等(2021)[20]的做法，以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数加1 对数后作为衡量指标(lnDIG)。
（2） 解释变量
战略差异度(Strategy)。参考Tang 等(2011)[2]的做法，从六个方面选取指标对企业战略差异度(Strategy)进行估计。考虑到广告费用与研发费用难以获得准确数据，参考多数学者的做法[1，14]，选择销售费用、无形资产净额作为替代指标代入测算。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选取下列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企业年龄(Age)、研发强度(Rd)、现金水平(Cash)、独立董事比例(Ibd)、股权集中度(Top1)。考虑到宏观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11，16]，进一步控制地区差异(Space)。此外，文章还控制了行业(Ind)及年份虚拟变量(Year)。
3. 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lnDIGi，t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SD 表示战略差异度，α0为常数项，其他为控制变量，Ind 表示行业虚拟变量，Year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ε 为残差项。
1. 主回归分析
表1 列示了战略差异度与数字化转型关系的检验结果。列(1)～列(3)的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H1a。根据列(4)的结果可知，进一步控制行业、年份差异后，战略差异度的系数为-0.0757，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战略差异度的提升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验证了假设H1a。
表1 主回归结果
2.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内生性处理。第一，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考虑到同地区同行业中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整体水平会对该企业的战略规划或者战略定位产生影响，但不会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的相关投资决策，因此选取战略差异度地区—行业—年份均值作为工具变量(IV)进行回归。第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首先，将样本根据战略差异度行业年度中位数分组；
其次，选择前文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1∶1 有放回的最近邻匹配；
最后，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第三，Heckman 两阶段。参考已有学者的做法[6]，根据行业年度中位数生成战略差异度的虚拟变量，引入地区—行业—年份均值作为外生变量，考虑到战略制定会参考企业特征及外部环境，进一步将所有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代入回归。根据表2 结果可知，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战略差异度仍旧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假设H1a 依然成立。
表2 内生性处理结果
（2） 排除替代性解释：弱化人力资本投入
理论上战略差异度还可能通过弱化人力资本投入的方式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化的战略会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短期业绩[7]。在此情况下，企业对研发创新这种长期性的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倾向降低，进而减少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此外，由于战略差异度较高的企业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因此其发展前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19]。而高学历人才出于职业规划与风险规避的目的，也会尽量选择经营风险低、发展前景广阔的企业，对入职高战略差异度企业的意愿较低。因此，战略差异度的升高可能会导致人力资本投入弱化，进而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检验上述假设，文章参考叶永卫等(2022)[21]的做法，以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人数/员工总数衡量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并根据行业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战略差异度无法通过减少人力资本投入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排除了替代性解释。限于篇幅，结果未予列示。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进一步采取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汪涛等(2023)[8]的做法，将数字化转型数据转化成有序变量(lnDIG_rank)。此外，考虑到不同行业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机与能力存在一定差异，文章进一步以经行业年度中位数调整的数字化转型(lnDIG_md)替换原数字化转型指标代入回归。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1，2]，考虑到用销售费用、无形资产净额替代广告费用与研发费用可能会造成估计偏差，文章将广告费用收入与研发水平予以剔除，对剩下四个维度按原步骤进行处理，进而得到新的战略差异度指标(SD2)。第三，高维固定。考虑到行业随年度变化而产生的差异，文章将行业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加入模型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前文结论依旧成立。限于篇幅，结果未予列示。
1. 影响机制检验
为检验战略差异度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路径，参考江艇(2022)[22]的研究，构建以下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m 为中介变量，SD 为企业战略差异度，β0为常数项，δ 为残差项，其他变量定义同前述。若模型(2)中SD 的系数显著，则表明影响渠道显著存在。
（1） 资源获取受限
参考已有研究[6]，选取KZ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KZ)。此外，为增强结论稳健性，文章进一步选取融资成本(Cost)作为中介变量，其中，融资成本=财务费用/营业收入。根据表3 中列(1)与列(2)结果可知，随着战略差异度的上升，企业融资难度也随之加大，融资约束在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2） 代理冲突加剧
借鉴孙洁和殷方圆(2021)[7]、董雪雁等(2021)[14]的做法，选择总资产周转率(Ato)与管理费用率(ME)衡量企业代理成本。根据表3 中列(3)、列(4)的结果可知，战略差异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管理费用水平，代理冲突在战略差异度与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显著中介效应。
2. 异质性分析
（1） 区分市场地位差异
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弱的融资约束，更容易凭借自身资源禀赋缓解由战略差异度导致的资源获取受限问题，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支撑。而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在营业利润增长、现金流稳定性以及融资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此时推行差异化的战略会进一步削弱其融资能力。可以推测，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地位弱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为此，参考孙洁和殷方圆(2021)[7]的做法，以勒纳指数(PCM)衡量企业市场地位。表4 中列(1)、列(2)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述假设。
表4 市场地位、要素类型异质性检验结果
（2） 区分要素类型差异
对于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较多的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意味着企业资产流动性较低，资源重整和重新配置的难度较高。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无形资产占比更高，在嵌入数字技术的过程中能够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因此，文章假设：相比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在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参考雷光勇等(2022)[23]的做法，将全样本划分为资本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表4 中列(3)和列(4)所示的结果支持了前述假设。
（3） 区分审计质量差异
高质量的审计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融资贷款的可得性，有助于削弱战略差异度对企业资源获取的限制，低质量的审计难以增强企业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对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也较弱。可以推知，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弱化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参考董雪雁等(2021)[14]的做法，以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组回归。表5 中列(1)和列(2)的结果验证了上述分析。
（4） 区分市场化水平差异
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信息传递效率与外部监督力度也更高，企业间的战略选择更容易被学习和模仿，进而削弱了差异化战略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而对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市场环境还不成熟，企业需要不断地探索不同的战略模式以求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1]，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可以设想，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参考王化成等(2017)[1]的做法，将市场化指数外推至2022年，并按照中位数分组回归。表5 中列(3)和列(4)的结果验证了上述分析。
3. 拓展性分析
（1） 战略差异度与数字化转型维度异质性
文章进一步探究在数字化转型的不同进程中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变革的异质性影响。根据吴非等(2021)[20]的研究，文章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技术嵌入(lnDIG_EMB)与数字技术应用(lnDIG_APP)两个过程。其中，数字技术嵌入包括人工智能(lnDIG_AI)、区块链(lnDIG_BD)、云计算(lnDIG_CC)、大数据(lnDIG_DT)技术。表6 的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对各技术嵌入过程具有显著的阻碍效应。
表6 战略差异度与数字化转型各维度回归结果
（2） 战略动态变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该部分探究企业在选择差异化战略后，其战略动态变化将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借鉴Bentley 等(2013)[4]的做法，通过六项指标获取企业的战略定位评分，若企业战略评分与去年相同，则为战略保持组，反之为战略变更组。表7 结果显示，适时调整战略能够有效缓解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作用。那么，企业具体应该如何调整战略才能缓释差异化战略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借鉴已有研究[4]，将样本数据按照企业战略评分是否属于0～6、7～18、19～24 范围，划分为防御型战略组、分析型战略组、进攻型战略组进行分组回归，战略评分越大其战略激进度越高。表7 数据表明，随着企业战略不断向激进化演进，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不断减弱。其中，列(6)为进攻型战略对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回归结果，以企业战略是否处于进攻战略状态生成进攻战略指标(Strategy_pro)，结果验证了进攻型战略是弱化战略差异度数字化转型抑制效应的重要原因。
表7 战略动态变化与数字化转型回归结果
文章以2007—2022年A 股非金融化企业为样本，探讨了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如下：战略差异度会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究其原因，战略差异度会导致企业融资环境复杂化、加剧代理冲突，影响到企业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过程，进而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异质性检验表明，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负向影响在弱市场地位、资本劳动密集型、低审计质量以及低市场化水平组中更为显著；
此外，战略差异度在对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其影响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对数字技术嵌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企业战略变更能够缓解战略差异度的负面影响，并且随着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升高，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逐渐减弱。
根据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启示：第一，考虑到战略差异度会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应该在推行数字化变革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自身战略定位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根据行业特征及自身发展需求选择合适的战略，努力降低差异化战略带来的经营风险。第二，考虑到战略差异度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而言，在施行差异化战略时要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对于政府而言，在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注重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冲突，加强外部监管，切实保障数字化转型资源供给的稳定性。第三，考虑到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企业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市场地位，积极推动内部资源要素向着技术密集型转变；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企业引入高质量的审计，持续推进市场化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效的外部环境。第四，企业要更加重视对数字技术嵌入阶段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选择差异化战略时应该尽量提高自身战略的激进度，缓解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进程的阻碍作用，进而保障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