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停废科举是清季制度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缓解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震荡，清廷尽可能多地为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生员安排出路，如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出台优渥的科舉善后考试政策等。在四川南部县，童生和生员还有从事新政公务、私塾教读等出路可供选择，且童生还能通过获取“训生”的方式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此外，清廷及各直省地方在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中亦多有变通，为年龄较大的童生、生员以及转习新学成绩不佳者宽谋出路。然而，由于清廷对学堂、科举二途的理想化预设，低估了“科举情节”的影响力，加上忽略州县公务对解决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的重要作用等因素，出路过多也带来诸多问题并引发系列乱象。这不仅影响清廷疏通旧学之成效，也给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失之于“多”的科举善后举措，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亦有镜鉴与启迪意义。
关键词：清末；
科举停废；
童生；
生员；
科举善后考试；
四川南部县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706
收稿日期：2024-0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项目“科举废止后四川南部县底层士子的出路与影响研究”（XNZZSH23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亮，女，四川广元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政治史、教育史，E-mail：
285822532@qq.com。
1905年，清廷骤停科举，千千万万旧学士子的命运因此发生转折，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学界对此已从新式学堂、社会流动、科举善后考试等角度进行探讨，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科举停废后旧学士子出路与影响的复杂面相【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著有：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3-108页；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1-204页；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84-99页；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三章“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219页；
张仲民《“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63-81页；
张仲民《“非考试莫由”？清季朝野关于己酉优拔考试应否暂停的争论》，《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第108-117页；
张仲民《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92-104页；
张仲民《“科举之废而未废”——清末己酉（1909）优拔考试再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20年6月第65期，第169-223页；
吴晓红《科举制废止后士人心态变迁》，《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7-113页；
李发根《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0-137页；
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第156-166页。】。然而，由于史事本身的复杂以及研究视野、资料等差异，关于旧学士子出路的研究，至少还有以下可拓展空间：其一，多种出路并存的概况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其二，新政公务对解决旧学人员出路的重要作用【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所藏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来看，时人多将书院、义学、文庙、学田、宾兴以及新政期间的学堂、警察、自治等相关事务，称作公务、公事、公件、公项，本文用今人较易理解的“公务”指称该类事务。】；
其三，位于科举功名体系最底端、主要居于基层州县、人数多达百万的童生、生员群体的出路状况【童生，即未入学之士，统称为童生；
生员，即通过童试入学者，按岁试成绩分为禀、增、附、青、社五等（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6、33-34页）。关于清季童生、生员的数量问题，张仲礼根据学额、生员的平均年岁等要素，估算出太平天国后全国的生员有91万多人（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同光时期社会趋于稳定，读书应试之人有所增加，到科举废止时全国生员人数当已不止此数。据康有为估计，当时童生的数量大致为300万人左右（见：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四月）》，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另据王日根以每县1500人计算，当时全国1300余县，差不多有童生450万人（见：王日根《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0页）。】。作为受停废科举影响最大的旧学群体，他们的命运走向不仅关系其自身前途，还关乎国家的发展和未来，亦影响到后人对科举废止功过是非的评价。
按清代定制，川省举人每年定额60名，后经川督历年争取，增至90-100余名，生员取额约为举人的20倍，清末全川生员为1966名，其中成都府265名、重庆府198名、保宁府126名、顺庆府137名【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361页。】等。在废停科举之际，四川保宁府南部县的童生和生员人数当在4000人上下，远超县内的举人、进士等高阶功名者【从档案来看，南部县文童人数当在1700人上下［见：《南部县正堂为考棚打扫行催事》（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293-1］。因四川武风较盛，武童比文童多。保守估计，南部县废科举后文武童生数量当在3000至4000之间。至于该县生员人数，从现存文武生员红案来看，截至1902年，该县文武生员人数为548人，到1905年人数变化当不会很大［见：《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文武生红案》（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5-647-1］。另外，该县拥有举人、进士功名者可谓“屈指可数”。光绪年间该县举人中式的情况为：光绪十一年文武科各中式一名，光绪二十二年武科中式一名、文科恩赐副榜一名［见：《南部县学考旧新文武生红案》（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五日）、《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武生红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文武生红案》（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南部县科考新旧文生红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保宁府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文生红案》（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9-862-2、Q1-13-387-1、Q1-15-647-1、Q1-16-334-1、Q1-16-920-1］。进士的人数，目前仅见一名为何堃林的武进士［见：《武生何裕平为子武进士何堃林具领宾兴局光绪三十年应支留京公费并预领三十一年公费银事》（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四），南部档案，档案号：Q1-16-893-2］。】。他们的前途和去向，生动展现了科举停废对科名底层士子以及州县社会的复杂影响，折射出制度变革与人、社会的互动关联。由此切入研究，不仅可拓展学界关于科举停废的认识，亦可为今日的教育改革提供经验。本文拟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及政书、报刊、回忆录等资料，结合笔者此前关于此论题的思考与探索【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曾就此问题进行过初步探察，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提炼完成的，并在逻辑、表述和认识方面均有新的突破。】，实证考察南部县生童士子在科举停废后拥有的各项出路和选择情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反思科举善后之失及其对于今天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一 生童士子的多种出路和选择
科举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大量读书人从事举业及其相关的耕读事业。科举突废，数百万的旧学士子因舉业中断而命运堪忧。其中，身处科名底层却人数众多的童生、生员，他们的出路问题将直接影响社会能否平稳过渡，甚至清王朝的统治稳定与否。事实上，关于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流失问题，清廷早有顾虑，为此出台了兴办学堂、举行科举善后考试等善后举措。在四川南部县，得益于学堂等新政事业的开展，以及部分旧有出路仍得以延续等因素，位居科名体系最底层的童生、生员仍有较多出路可供选择。
第一，大量的学堂入学机会。停废科举后，学堂成为唯一的上进渠道。四川的学堂事业在停废科举后发展迅速，不仅层级更为完善，数量和种类亦有增加。对南部县童生、生员而言，可选择的学堂很多，如县内各级各类学堂【从南部档案可见，废科举后，南部县所设学堂有南部县初级小学堂、高级小学堂、中级学堂，以及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公立模范学堂、初级简易师范学堂、蚕桑传习所、巡警学堂、官立初等农业学堂、实业学堂、初等女学堂、半日学堂等十来所普通和专门学堂。参见：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238-241页。】、保宁府城各中等学堂【停废科举后，在保宁府首县阆中县所设学堂有郡城中学堂及师范传习所、川北师范学堂以及山蚕学堂。】、省城各中高等学堂【停废科举后，在省城成都开设的学堂有省城高等学堂、三邑学堂并附设第五小学堂、省垣川北中学堂、省城保郡公立学堂、致用学堂、省城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体育学堂、藏文学堂、省垣财政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自治学堂、省自治研究所、巡警学堂、省城农政学堂、省中等商业学堂、法官养成所暨附设监狱专修科等多种中高级普通和专门学堂。】等。这些不同级别和专业的学堂，可吸纳大量生童士子转习新学。截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下学期止，南部县已开初等、高等小学一百一二十余所，学生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童生和生员【《南部县知县侯昌镇为禀恳给予胡升庸等五品功牌以奖励其办学成效显著事》（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稿）、《南部县视学李雨苍为禀明南部县办学情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25-1、Q1-20-812-1。】。至于出国游学一途，或受风气蔽塞、经济较为落后等因素影响，该县赴日游学之士，就档案所见，有张瑾雯、赵椿煦、敬心地等10人【参见：《赴日留学生赵椿煦等为具禀购置办设小学堂所需书籍试验器械等事》（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南部县劝学所为计开光绪三十三年改定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额支各款事》（光绪三十三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38-1、Q1-18-539-1。】。这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比如浙江湖州籍留日学生103人相较，并不算多【参见：张珊珊《清末浙江湖州籍留日学生之研究》，浙江工商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第二，参与各项城乡新政公务。晚清新政事务繁多，各州县地方大都需要依靠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旧学士子落实各项新政，此为童生、生员提供了不少机会和选择。新政期间南部县城设有县自治研究所、县自治筹办处、筹办全境自治事务所、县城议事会、城镇乡议事会、选举事务所、警察局、矿政调查局、贫民大工厂（后改为贫民教工厂）、习艺所、教育会、商务分会、农会、农业赛会、戒烟会、医学研究会等数十个新政机构。与此同时，在该县的乡村地区，还有大量分散于各乡场的烟税、酒税、烟膏、自治、学务、农会、警察等新政事务的分局机构需人经理。以当时该县所有的80“场”计【南部县各乡村新政事务的推行主要以“场”为中心，其中缘由，或与“场”的交通相对发达，且经济较为活跃等不无关系。关于南部县“场”的数量，参见：《南部县各场集期里分》，袁用宾修纂《南部县舆图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南隆县署藏版，姚乐野、王小波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3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34-235页。】，与各项新政有关的分局机构达到500多个。各新政机构均需一定数量的办事人员，少则两人，多则五、六人。如设于县城的劝学所，设有县视学兼总董1人，劝学员1人，收支、庶务各2人【《南部县劝学所为新定南部县劝学所章程事》（光绪三十三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539-2。】；
而设在乡场的戒烟会，设有会长1-3人不等【比如南部县思依场戒烟会会长由文生敬艮充当，东坝场则由杨占锡、夏奇峰、王仲芳三人充当。参见：《刘朝俊、王国桢等为具禀公举杨占锡、夏奇峰、王仲芳充当戒烟会长事》（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街保熊正发、乡保宋永钦等举文生首士敬艮充当戒烟会正副会长事》（宣统元年九月初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350-4、Q1-20-350-8。】。据此推算，南部县城乡公务所需办事人员当在2000人左右。
同时，各级各类学堂也需要较多的办事人员，比如南部县建兴场两等学堂有校长（也称学董、总办）敬锡光、堂长敬心源、收支胡维瑗、庶务张鹏程等主持学校事务【《学董敬锡光、堂长敬心源等为具禀油行猪行怠玩学款恳祈签催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301-13。】。在清末兴学浪潮中，不少童生、生员获得在新学堂管理或任教的机会。东路双河场的文生王肇基，在师范传习所学习之后，即被推举为该场安溪寺公立初等小学教员，不久又担任大桥场学董【参见：《保正谭廷臣、李毓才等具为禀设学延师恳存案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学董文生王肇基为具禀因地制宜设置学堂事》（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439-8、Q1-18-524-1。】。类似情形，在档案中甚为常见。据统计，南部县在新政期间，曾任校长职务的童生和生员多达百人【
详见：《附表7 南部县办理学务士子统计表》，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305-309页。】。很明显，新政公务亦可解决相当部分童生、生员的出路问题。
第三，捐纳、出贡。严格来说，捐纳和出贡属于获取更高功名的一种途径，不属于出路范畴，但因更高的科名对应更好的出路选择，故将此视作出路的一种。就捐纳言，监生虽不属正途，但在停废科举后的学堂入学、生员考职等方面拥有比童生更多的选择。当时科举虽已停废，童生仍可通过捐监获得更多选择机会。近代著名经学大家蒙文通，就曾为取得四川存古学堂的应考资格而捐监【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1页。】。与之相类似，生员亦可通过捐纳获得更高一级的捐贡身份，进而享有更好的出路选择。近年美国学者康文林统计发现，科举废止后的最初两年，监生和捐贡的数量均有增长【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第164-166页。】。这折射出停废科举后通过捐资来购买提升旧功名身份的童生和生员当不在少数。另外，出贡方面，宣统元年（1909），新君即位，照例当有恩贡。清廷“恩诏条款内开，各直省儒学，无论府州县卫，俱于宣统元年以正贡作恩贡，次贡作岁贡”，且“恩贡不加倍，岁贡加倍”【《南部县知县侯昌镇为移知儒学无论府州县卫俱于宣统元年以正贡作恩贡等事》（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53-1。】。出贡一途，虽未在清廷的科举善后政策中专门提及，但的确为生员在科举停废后的又一出路，且取额较科举时代有所增加。
第四，私塾教读。科举时代在私塾以训蒙为生的读书人并不鲜见，时人谓“世之舌耕者不少”【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科举废止，私塾并未瞬时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式学堂长期共存，或者说“较量”【关于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详情，可参见：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04-402页。】。这意味着旧学士子除了入学堂，也可进私塾教读。南部县北路界牌垭童生李溪汉，本是“训蒙糊口”，停科举后进入师范传习所学习，卒业后在私塾教授学生【《师范李溪汉为跟单具禀抽提私学学生入公学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513-10。】。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堂等新政事业的开展，尚未取得功名的童生在某些时候得以享有和生员相类似的选择机会。光緒三十年（1904），南部县定永寺文生杨秀川、武生李金龙、文童李青岚三人，被当地士绅推选为蒙学总办，经理学堂事务【《南部县衙为札委李金龙等迅速集众筹议设立学堂筹款事》（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6-878-1。】。其中缘由，当与新政初期人才匮乏，而童生又有一定的学问基础不无关系。
但是，童生、生员毕竟身份有别，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生员还拥有一些童生所不能及的出路可供选择。约言之，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多种科举善后考试。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确立了大致按年龄分层的科举善后举措。他们认为，年龄偏低的士子可通过转习新学的方式实现新旧过渡，但年龄偏大的士子或将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清廷又特意为中年以上的举贡生监出台了相应的善后政策，如考优拔贡、考职、举孝廉方正等，力求妥善安置年龄较大的旧学士子【《清德宗实录》卷548，光绪三十一年八月甲辰，《清实录》第59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3页。】。这些善后举措，不仅“兼顾到旧学士子的不同层面”，而且“以生员为重心”【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72页。】。这意味着生员不仅有考职优待，还有与举人贡生同等的考优拔贡、举孝廉方正等资格，机会不可谓不多。二是继续办理科举时代的州县公务。南部县从咸丰朝至停科举前，负责书院、义学、各局所以及各乡场事务、各祠庙机构的123人中，生员多达100人，约占总人数的81%【详见：《表6-3书院、义学以及文庙等处首士概览表》，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226-229页。】。该县生员在州县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科举虽废止，但科举时代的祠庙、局所公务仍需人经理，这也可解决部分生童士子的出路。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南部县童生和生员在实际中所拥有的出路和机会，至少还有以下三个差异。其一，童生可选择的学堂层次和范围，与生员有明显差距。童生一般只能选择进入中小学堂、师范学堂，以及县内或府城的中级专门学堂就读；
而生员在学堂方面的选择则更多，不仅可在本府州县就读，还可到位于省城的高等学堂，或者选择出国游学，而与功名更高的举贡相比，生员也只有少数学堂不能就读【目前仅见四川省财政学堂明确要求为年龄30岁以下、中西学兼具的举人和贡生，不包括生员。参见：《财政学堂章程》，《四川教育官报》1909年第7期，“章程”，第1-2页。】。其二，科举废止后，童生虽也获得参与州县公务的机会，但县内重要公务，如与新学堂相关的劝学所以及与宪政改革相关的咨议局、警察局等事务，主要为生员及其以上功名者所把持，童生能参与的主要是乡场事务【南部县曾负责劝学所事务的梅炳岳、邱辑瑞、谢光国、王懋槐、张文培、苏毓岱、张炳文、胡文濬、李雨苍、汪麟洲、孙纯烈、周景濂等，均是生员、贡生、举人等有旧学功名之人；
童生则主要参与乡场的新式学堂公务。详见：《表6-4停科举后参与局所、会、学堂新政公务人员统计表》、《附表7南部县办理学务士子统计表》，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249-251、305-309页。】。其三，生员和举贡人等可通过系列科举善后考试博取更好的出路，而童生却只能选择就读层级较低的新式学堂，或者参与乡场公务。
要言之，科举废止，童生虽不至于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但终究不能与生员及其以上功名者相提并论，尤其是旧功名的获取通道几已断绝。甘肃学政叶昌炽在得知停废科举的消息后，曾在日记中感慨，“旧学出路尚非虚言，所闭绝者惟童生进学一途耳”【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册，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7页。】，可谓一语中的。获取旧学功名的通道中断，成为万千童生难以弥补的缺憾。
不过，从南部县来看，科举停废后童生仍能以获取“训生”的方式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关于训生，暂未在政书中见到相关记载，只能从南部档案中瞥见些许端倪。概言之，训生大致包含以下特点：（1）大都有就读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杨先槐、何煓，不仅对新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还热衷于宣讲启化乡民【《南部县儒学正堂为给执据与热心新学杨先槐承领事》（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廪生敬昭、文生王弼等为禀恳奖给何煓宣讲新政等有功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779-2、Q1-20-882-1。】；
（2）不拘年岁，既有年仅26岁的马尊贤，也有已60岁的龚南山【《廪生敬昭等为具禀马尊贤宣讲化世恳褒奖事》（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南部县儒学衙门为给训生龚南山执据事》（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812-1、Q1-21-1046-1。】；
（3）无需考试，只需本乡场生员及其以上功名者推举，获知县批准后即可由县儒学颁发“训生执据”以及顶戴奖励【《廪生敬昭文生王弼等为禀恳奖给何煓宣讲新政等有功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南部县儒学衙门为给训生龚南山执据事》（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82-1、Q1-21-1046-1。】。可见，训生虽然只是州县学官颁给主动在乡间宣讲新政、启蒙乡民的童生的一种奖励，但因其由儒学颁发，与科举时代生员憑据的发放情况类似，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时人对新式学堂学生“名不由学署，得终不快”的遗憾【《为禀明杨先槐热心新学恳给训生事》（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779-1。】，反映出新学身份并不能化解时人对传统功名的强烈渴望。
二 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的变通与优待
张之洞、袁世凯所拟疏通旧学之议，以及礼部、学部等颁发的针对旧学人员的科举善后之策，主要是据士子年龄高低分层，并参酌相应的功名等级来安排出路，或进入学堂，或参加科举善后考试【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63-173页。】。清廷对新式学堂和科举善后两途的偏重，映射出统治者在科举善后中的力求妥善，即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尤其注重关照年龄偏大的旧学人员。
（一）变通学堂考选之法
清季参照东洋之法所设的新式学堂，是一种由低到高的层级体系，学习所需时间较长，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需九年，至高中毕业需十四年，至高等专门学堂毕业则需十七八年，至大学毕业则需二十一二年【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323页。】。停废科举之初，各级各类学堂得以次第开办，但因初等小学学生尚未到达升转年限，以致高等小学、中学堂等高层级学堂，面临不同程度的招生难题。当时清王朝上下急于培养新式人才，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按学堂层级渐次培养学生，遂以变通部分高层级学堂就读资格的办法，来缓解办学初期生源不足的困难。
这在南部县乃至整个四川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按《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为初等小学毕业生升入肄业之阶”【《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南部县当时各乡初等小学尚不齐备，高等小学堂招生只得变通考选之法，除在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中甄别选进外，还“示仰四乡各学生等，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身体强健，并无嗜好者，皆为合格，均准与考”【 《南部县衙为示期考选高等小学生以备肄业而宏教育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57-3。】，其中并无旧学功名方面的明确限考要求，只在年龄、文理、身体等方面有所规定，意味着童生亦可应考。另外，保宁府中学堂并师范传习所作为级别更高的学堂，按规定本应就“前府考录备取诸生，及高等小学内之学生合格者”选取，但知县宝震“惟念一县之大，必有程度较高，年龄合格之士”，且“当此作育人材之际，自未便拘守定章，致碍进步”，遂面谕学界员绅“各举所知，秉公选举，报名投考”，身份要求为“文理优长，品行纯正，身体健壮，绝无嗜好，年在二十岁以下者”，且“不拘生童”，均可应试，录取申送【《南部县衙为示期试验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427-4。】。以上变通，不单使童生拥有与生员同等的学堂竞选资格，而且允许旧学根底较好的童生、生员可不受学制年限的束缚而越级入堂，以节省求学的时间和金钱。
再者，除普通学校之外，童生、生员还可以就读本县、本府内的一些专门类学堂。因师资紧缺，各省在开办各级各类学堂的同时，还通过附设师范传习所的方式来解决师资不足的难题。如此，童生、生员除了可以应考普通学堂外，还可以应考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南部知县史久龙即因师资紧缺而开设师范学堂。彼时该县“遇有新添之校、应换之师，几至无人可派”，史以此现状“殊非慎重师资，力求进步之道”，故拟在高等小学堂内“附开新班师范传习所，造就师资”；
为免“期长费重”，他还参酌前任知县章仪庆的私塾改良会办法变通办理，将学习时间从十个月缩短为四个月，“以期速成”；
同时，入学要求也颇为宽松，“如有热心教育，情愿入所传习者”的县属各生童人等，皆可到劝学所“报名注册，填写愿书，听候届期考选”【《南部县衙为出示招考师范生以重教育事》（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244-2。】。宣统二年（1910）二月二十七日，蚕桑传习所还“改办复式，接开二班”【《南部县衙为出示蚕桑传习所开所日期及各学生届期齐集事》（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1-176-1。】。可见，其时因师资紧缺，童生、生员进入师范类学堂或师范、蚕桑传习所等的机会也相应增多。此外，随着新政的渐次推进，南部县、保宁府以及省城设立了越来越多的专门学堂，如蚕桑传习所、巡警学堂、实业学堂、官立初等农业学堂等【《南部县劝学所为遵札开办简式蚕桑传习所事》（宣统元年）、《敬其富等为具禀该管保正等叠藐示谕抗缴蚕桑讲习所学费禀恳签追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南部县衙为计开南部县实业学堂学生六十名姓名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南部县衙为计开官立初等农业学堂学生姓名年贯资格造册事》（宣统二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934-1、Q1-21-186-2、Q1-20-876-1、Q1-21-869-1。】，为生员、童生提供了较多的选择机会。
与此同时，停科举初期，各直省高等学堂也通过直接招考有旧学功名者，来弥补专业人才的不足。如四川致用学堂，要求由各州县申送“举贡生员中学问已优、品行端正”且“年岁以三十六为断”参与考选【《川省致用学堂纲要八条》，《教育世界》1905年第20期，第99页。】；
四川存古学堂只是要求各属“选求文理素优之生徒，备文申送”【《四川总督赵尔巽奏筹设存古学堂折》，《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900号，奏折类一第11页。】，并无年龄的限制，除童生外，监生及以上功名者皆有资格应考（如蒙文通即为应考存古学堂而捐监）。相对而言，高等学堂对旧学士子的身份级别要求更高，尚未取得旧学功名的童生，进入高等学堂的机会实属寥寥【《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史稿》第1卷（四川大学189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清末四川师范传习所与各类学堂附设简易师范、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则是科举制度废除后吸纳与解决旧有举贡生童出路与生业的一个重要渠道【凌兴珍《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9、275、307-311页。】；
就目前所见，在川内的高等学堂中仅四川藏文学堂无旧学功名的限制，只要求“文理通顺，身体健壮”即可【《前总督部堂锡奏开设藏文学堂片》，《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9期，奏议第3页。】。
值得一提的是，清王朝上下还专门为年龄较大的童生、生员等安排出路。学部曾以“振兴教育，急于求師起见”为由，为“积学尚优，年龄过长，不能入学堂之生童，另寻出身”，鼓励倡设简易师范学堂，其招考范围是“不拘廪增附监生及文童均可”【《南部县衙为出示简易师范章程等事》（宣统三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22-693-1。】。这是清廷部院层面为旧学人员谋拟出路时，少有地考虑到年龄较大的童生群体。在府县层面，保宁府省城中学堂、三邑（南部县、盐亭县、西充县）学堂师范简易科的招生，亦有特别关照年龄偏大的童生和生员。保宁府省城中学堂办学士绅考虑到科举既停，向学者多，遂表示“合郡学生，或有年龄逾高等小学堂之格，而程度不及入高等学堂者，亦可入此学堂，预备各项科学，为入高等学堂或中学堂地步”【《保宁府衙为协商如有魁星会等未提入公立学堂者即可酌拔寄省事饬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780-1。】；
三邑中学堂办学众绅不忍摒弃“远道来省”且年龄偏大的童生、生员，遂决议遵照师范简易科章程，另立简易师范一班，专供“学业尚合中学堂学生程度”的“年龄稍长”者就读【《教职何浒、李雨苍、陈洪泽等为具禀高等小学堂外添设南部西充盐亭三邑中学堂学生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69-2。】。
不仅如此，因新式学堂学制较长，年龄较大的童生和生员对此难免有所顾忌，一些州县特就此情形予以优容。按照宣统元年（1909）新颁的升学章程，“入初等小学堂，经十学期升高等小学堂；
入高等小学堂，经八学期升中等学堂，以次递升，不得越级”【《南部县分县衙门为牒请转送刘鸿钧入省蚕桑学堂学习事呈县衙》（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90-1。】。如是，从初等小学到初中毕业需九年，至高中毕业需十四年，到高等专门学堂则需十七八年，到大学毕业则需二十一二年【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323页。】。南部县办学官绅针对学堂开办之初“年龄不能齐一”，且“年龄过长，俟学期学满则太迟，骤升则违限”的特殊情况，通过“准其入别项学堂”的办法予以通融，这既可解决生童年岁过大的困局，又可“广教育也”，可谓一举两得。新镇坝高等小学堂学生刘鸿钧、黎庆祥，虽然只在高等学堂肄业二学期，但学问程度已达到中等学堂的要求，却因“年龄过长”、“学期未满所限”，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欲学满学期，则时不能待；
欲废学，则前功尽弃可惜；
欲入县城师范传习所，则志不甘小就；
欲入别项学堂，则无路可入”，对此，新镇坝唐姓县丞恳请知县予以通融，将他们送入省城蚕桑学堂肄业，“庶升学之路愈广，而教育亦愈普及”【《南部县分县衙门为牒请转送刘鸿钧入省蚕桑学堂学习事呈县衙》（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90-1。】。由此可见，不只是清廷，一些府州县地方官员，在为旧学士子筹拟出路时，亦有特意关照年龄偏大的童生和生员。
（二）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
为尽可能多地为举贡生员等旧学士子宽筹出路，清廷出台了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如此，生员不仅拥有与举人、贡生等一同考试优拔贡、举孝廉方正的机会，还享有专门针对生员群体的考职优待。不宁唯是，清廷还在取额、身份限制等方面多有放宽，为生员谋划了较多的选择机会。
一方面，取额大幅增加。停废科举后，政务处奏《宽筹举贡生员出路一折》，第一条即是酌加优拔贡额，“各省均照向额加四倍考取”，“以惠寒畯”【参见：奕劻《奏为酌拟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请旨事》（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7216-029；
《保宁府衙为具保优生量加推广事饬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1027-6。】。生员考职亦然，政务处奏议“大省取一百名，中省取七十名，小省取五十名，其余保送人数约计照取额十倍为断”【 《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177页。】。同时，举孝廉方正名额亦大幅增加，“历届考试孝廉方正，每次不过三四十人”，“近因缩短年限，本月在部报考者已有六百余名之多”【《又奏酌拟变通孝廉方正录用办法片》，《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第1046号，折奏类一，第4页。】。另一方面，应考资格限制更少，且程序更简。比如，停科举后，第一届优拔贡考试，“本届各省考取优贡，凡岁试时未经举优，各学一律准予续报，已报各学如有遗漏，亦可酌量补报”【《保宁府衙为具保优生量加推广事饬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1027-6。】。对于人数较多的生员考职，清廷虑及各省生员“多系寒士，若概令来京考试，殊不足以示体恤”，遂令生员考职改在本省举行，“准令各州县会同教官慎加遴选保送”，由各督抚会同学政“认真考试”【《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177页。】。两年后，清廷又进一步调整了生员考职章程。按生员考职新章，取录者需“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由部验看，分发各省试用”，但虑及“此项人员寒畯者多，往返京师，川资难措”，遂“议准其捐免验看，由外省设局就近上兑”，不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而是就近处理，“准本籍起办清白赴选文结，以示体恤”，为寒畯之士节省来往川资【《吏部以生员考职新章录取者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由部验看分发各省试用》，《东方杂志》1908年第5期，第296页。】。可以说，清廷通过增加名额、放宽限制、简化程序等方式，为生员居多的旧学士子提供了较科举时代更为优渥的上升机会。
其实，清廷最初的设想当是学堂与科举善后考试两途各有所重，互不侵扰。这在生员考职的资格限制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规定“应挑入学堂及现充各学堂教员”、“现入师范学堂”以及“现送出洋游学”的生员不得参加生员考职【《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177-178页；
《保宁府儒学正堂喻为移请会送保送考人数供册到司开考事致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828-1。】。不难发现，清廷意在严格限制在堂学生和教员参加科举善后考试。
然而，为尽可能周全地照顾到转习新学的童生、生员，清廷又根据学堂学生的学习情况将上述限制做了些许调整。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各项学堂毕业考列下等者”的规定，“除中学堂下等仍给予优廪生，得有奖励外，其余各项学堂有系旧日举贡生员在本学堂考列下等，并未得有奖励，且实系未升入程度较高学堂肄业者，应准其一律与考，以昭公允”【《咨复礼部考试优拔及保送举贡并分别学生与考文》（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学部官报》1908年第64期，文牍第3页。】，即限制成绩优异的学堂学生参加科举善后考，却准许成绩中下等者与考。
毋庸讳言，上述变通或能在某种程度上为转习新学的童生、生员免去后顾之忧，有利于学堂发展。然而，在当时大部分士人的科名情节依然浓厚，且科举善后考试的分发任用也更优的情况下，这种“体恤”实质上是让转习新学的“差生”得到了更合心意的选择机会【清廷对旧学人员的科举善后，除政务处、礼部所拟系列宽筹出路办法与考试细则外，职司铨选的吏部亦颁发了优厚的铨选任用之策。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71-173页。】。这相当于变相地鼓励士子放弃新学，继续投身“举业”之中。另外，此举还打破了学堂、科举善后考试互不“侵扰”的设制用意，不仅为疏通旧学埋下隐患，亦不利于新学堂的长远发展。
三 多途并行，问题迭出
科举废止，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和生员，因清廷宽筹出路，并未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他们除有各级各类学堂、科举善后考试可供选择外，还有多项新政公务可资参与。又因上述多项举措在实际中多有变通，童生、生员实际享有的出路比清廷安排的更广、更多、更优。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这些优渥的安排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从南部县来看，童生、生员在拥有较多出路和选择的同时，也伴随着种种问题和乱象，给清政府疏通旧学乃至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从学堂方面看，部分学生因选择较多，难以专心向学。例如，一些肄业于存古学堂，并非“诚挚‘存古之人”，在第三学期“托故请假，潜往官立临时法官养成所投考”，被发现时“录取上课业已月余”【参见：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1页。】。学生从存古学堂“悄然”转考他学，反映出清季中学式微、西学勃兴的大环境下，一些旧学士子更倾心于实用之西学，而为保存中学所设的存古学堂，似不为士子所青睐。宣统二年（1910），南部县文生张登瀛、任履正赴省考存古学堂，“因误考期，未能入堂”，转而投考提法司书记官【《南部县知县伏衍羲为申送本县文生任履正等赴省考试书记官事呈臬宪》（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1-574-1。】。而像他们这样因延误存古学堂考期，而转考书记官者，并非个例。上述现象不仅反映出当时可供士人选择的学堂甚多，也折射出时人对数量和种类繁多的学堂存在上下等级之分，且在选择时会权衡其优劣利弊。
其次，就公务办理而言，多项事务难以兼顾，顾此失彼的情形所在多有。前已述及，南部县仅新政公务就需上千人辦理，但该县当时以生员为主的旧学士子不到600人。人少事繁，一身兼任多职的情况常有发生。文生谢光国不仅在劝学所、官膏局、选举事务所、自治公所、贫民工厂、习艺所、农业赛会等7个新政事务机构任职，还担任旧有的三费局首士。一身肩挑数担，精力难免不济。光绪三十年（1904），北路永丰乡邱垭场文生李廷栋，奉命在离家60多里远的猪垭办理蒙学、团练、酒捐等事务，因距家较远，致“诸多不便”，“碍难办理”以上公务，最后集绅议举殷实文生李煜仪接办相关事务【《南部县衙为札委文生李煜仪接办猪垭蒙学团练酒捐事》（光绪三十年五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16-574-5。】。无独有偶，宣统二年（1910），廪生谢鸿恩一边在县城“充自治教员及教务各事”，一边受中区劝学员苏毓岱之选举充当龙王堂乡场的学董，因念及“自治在城，学堂在乡，城乡暌隔，纵能任劳，恐难兼顾”，恳辞另委“公正勤能”的贡生张文培、附生田有年充当学董【《廪生谢鸿恩为禀恳辞退另委事由》（宣统二年二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301-48。】。不难想象，在当时交通不便且城乡距离较远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办理多地公务之不易。
再者，部分士人还有入学堂读书与办理州县公务难以兼顾的纠结。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部县王家场文生徐希勉因“远游省垣肄业”，请将酒捐首事一职暂时委任于龚克状，并表示将于年底回县接任【《文生徐希勉为具禀远游省垣恳准辞去酒税首士事由》（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四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540-1。】；
次年九月，他想再次“入省肄业”，又推铺民刘荣昌、沈德昭担任首士职务【《酒捐首士文生徐希勉为具禀因肄业恳辞并举龚克壮等另委接充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51-7。】。承办公务的士子，若选择入学读书，往往不能再兼理公务，遂不得不选择辞退或找人暂时代办。与之相类似者，该县不在少数。后科举时代，入学堂读书和新政公务都属专职性事务，需当事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此与科举时代读书人可同时兼顾“耕”与“读”的情形迥异。
此外，科举善后考试对学堂和新政公务的冲击亦不容小觑。尽管清廷明确表示已有出路的学堂师生不得与考，但由于科举运行千年的惯性效应，以及时人对科举功名的执念等因，不少学堂师生为参考优拔贡，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求蒙混与考【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79-185页；
张仲民《“科举之废而未废”——清末己酉（1909）优拔考试再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20年6月第65期，第182-193页。】。此种情形在清季四川颇为常见。
宣统元年（1909）为考优拔之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发现近来各学堂教职员、学生，“以考试优拔之故，辄纷纷运动，暗中预备，以冀侥幸于一时”；
加之“科举将复”的传言四起，他意识到，若不严为限制，难免人心浮动，“教员之志不专，学生之心纷岐”，“学堂必大受影响”；
为此，他对可能会参加优拔贡考试的学堂人员进行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苦心劝诫，他札饬各府州县，“遵照定章，认真考察”，“除失职寒儒，并未在学堂肄业，亦未充当教习办事人，例准与考外，其各学堂管理员、教员以及在堂学生，无论年月久暂，均一概不准考试”；
为示严厉，他还拟出相应的惩戒办法，如有学堂教员、管理员及在堂学生等“借词出堂，前往应考者，查出即禀明学司，立予扣考，仍勒令回籍，照旧供职，酌罚月薪，俾知惩惧”，如学生应考，“即行除名，并不准投考他堂，以为躁进者戒”；
为让学堂教员、学生等明白其良苦用心，他解释道：“考试之设所以体恤寒儒，为筹出路”，更何况在堂员生“年满既有奖励，毕业复予出身”，若“复挟策干时，躐等妄进，与他人争一日之得失”，则是“重利轻义，不知公德，与朝廷停试兴学之旨大相背谬”【
《四川总督衙门为札饬严禁学生利用假期潜往他省就事等事饬南部县》（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44-1；
《总督部堂札文为限制考试优拔事》，《广益丛报》1909年第7卷第14期（总206期），文牍第1-2页。】。不难看出，赵尔巽限制的考优拔人员主要为教职员和在校学生，这与清廷重在禁止学堂相关人员参加科举善后考试的倾向一致。
更严重的是，从南部县看，科举善后考试的影响范围不止学堂相关人员，还有大量参与州县公务的生员群体。光绪三十二年（1906），西路大桥场小学校长、廪生王光义，“近因皇恩新设贡闱，兼沐县学，公举赴考优贡”，是以禀请文生王肇基、监生王洪烈二人“代理学堂一切事宜”，对此，知县宝震批道：“该生现将赴省考贡，准如恳（请），暂委所举之王肇基代理，以重学务，免致废弛。”【《校长王光义为具禀公举赴考优贡另举文生王肇基等代办学堂事宜事》（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具），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53-1。】州县官不但没有因其身负公务而阻挠，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而且，一些已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望的旧学生员，亦会因科举善后考试恳辞公务。例如南部县劝学所庶务员、廪生张炳文，“今岁沐札委办庶务，兼理文牍，终岁以来，自愧才智短浅，不堪胜任，何敢伴食，致诮滥竽”，“兼以来年优拔两考，思理旧学，临期一试，是以禀请辞退”【《廪生张炳文为具禀恳准辞退办理学务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300-1。】。很显然，上述谦辞不过是客套之语，欲考优拔才是他请辞的真实原因。劝学所位居南部县六局之首，所内办事员绅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相对较高，可是，这些新政事务所带来的声望，仍难消抵士人心中对科名的强烈渴望。中江县视学刘西凯赴省参加优拔贡考试，当是类似心理所驱使【《视学亦欲考优拔耶》，《广益丛报》1909年第7卷第24期（总216期），纪闻第13页。】。宣统元年（1909），“优拔试期在即”，南部县自治研究所庶务兼司会计的增生杜芝田，虽“砚田久荒，固难期一矜之博”，然“值此栈道当前，实不禁老马之恋”，仍欲一试，但虑及“身负责任，非计筹两全，不免延误公件”，遂让其父、文生杜震熙“暂代月余”，并向县衙保证“试毕归时，若有贻误，惟生是问”，彼时正值清廷推行宪政、试行自治的关键时期，知县侯昌镇虽表示新政公务不可耽误，但也未进行阻拦，认为：“该生有志观光，准以乃父震熙暂代，惟所内甫经开办，亟当历事整饬，认真稽核，毋得久旷时日，有碍自治公益。”【
《增生杜芝田为禀明赴优拔考试由父杜震熙暂代职务事》（宣統元年七月十八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75-1。】不难想见，该县教育、自治等新政要务，势必会因相关负责人考试优拔贡而受短暂影响。
在新政公务繁杂的情势下，南部县知县对经理新政公务的旧学人员为参加优拔贡考试而将公务委以他人或辞职的行为，非但没有阻止，还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其缘由，除了州县官对旧学士子的同情外，当还有制度上的合理性，即清廷并未禁止办理公务的旧学士子参加科举善后考试。这恰好暴露出清廷科举善后中的一项重要失误，即只关注到了科举善后考试对学堂的妨碍，却忽略了其对州县公务人员以及新政事务的不利影响。在制定科举善后政策时，主要着力于学堂与科举善后考试两途，并对二者进行互不干扰的理想化预设，而对参与公务的生员人等与考，则未予以限制。宣统元年（1909），南部县还为参加优拔贡考试的45名生员、贡生等提供宾兴资助【《劝学所收支邱辑瑞等为拨炭厘还清借项报销禀复以备存查事》（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南部档案，档案号：Q1-22-689-1。】，与科举时代并无二致。
事实上，州县公务本可解决大量旧学人员的出路问题。正如南部县廪生王道履所言：“况既停止科举，不无人士失业之忧，就其间略为变通，位置得宜，未始非系属人心之一道。”【《校长王道履为具禀忝与学务另举多绅接充校长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48-2。】然而，在多项新政同时并举、举国急求富强的情势下，清政府已无暇对各项政策作全盘筹划。加之低估了科举善后考试对旧学士子的吸引力，只顾“宽”筹出路，对各项出路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估算不足，从而导致理想与现实反差明显。
四 结语
童生、生员是传统社会中“士”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而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礼部九四·学校·劝惩优劣》，《清会典事例》第5册卷383，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5页。】。清王朝历来重视笼络士人，以士习引导民风，以达致治【据嘉庆朝《钦定学政全书》卷7《整饬士习》云，“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然后以圣贤诗书之道开示愚民，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相率而归于谨厚；
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怀愧耻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如此，则“民风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复古耶”。参见：《钦定学政全书》卷7，海南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4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科举废止前，慈禧担心废科举“恐失士子之心”，背后更深层的担忧当是此举对其统治根基的潜在威胁【 《科举难废》，《万国公报》1903年第6期，中国近事第24页。】。
科举突废，上至清廷，下至各省州县地方，均有相应的善后安排，使得童生、生员享有较多的出路和选择。可以说，受废科举影响最大的身处科举功名体系最底层的童生和生员，也是科举善后的最大受益群体。但令人遗憾的是，清廷因没能协调好多种出路间的关系，低估了“科举情节”的影响力，又忽略了新政公务在解决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方面的功用等，以致在现实中造成种种乱象，非但没能挽回士心，反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南部县可见，童生、生员在基层州县往往同时兼任多项新政公务，带来权力、利益的集中，是清季“豪绅”得以形成的要因之一。就此而论，科举善后之失，并非没有为童生和生员谋得出路，而是出路太多。
不仅如此，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由此开始参与县内多项公务，由民氓表率的道德榜样，转而成为参与具体事务的办事之才，“化民成俗”的教化功用减弱，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此起彼伏的士民争讼，是后科举时代不容忽略的现象之一。在南部县，凡是参与公务者，尤其是身居要职者，鲜有不涉讼者。何况，“利多则众必争，供烦则民易扰，闾阎绌其生计，学校时起讧言，流弊所滋，何堪设想。现闻各乡镇纷纷攻讦”【《校长王道履为具禀忝与学务另举多绅接充校长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48-2。】。曾长期担任南部县书院首士，后又任烟膏局、酒厘首士、矿物委员、经理城工等多项公务的谢鼎，“阅历较深，权术较熟，上则夤缘官府，下则贿通书差，霸据县中一切要公，如盐务、学务、矿物、商务以及河工、官膏，概归总理，吞公肥私，以寒微之身骤起家至十余万金，至其剥民之惨，已详具……可提卷澈查”，谢鼎因“植党营私，欺官藐法”，“国家法纪为鼎势力破坏”，被时人称之为“劣绅”、“地方之累”【《四川布政使司衙门为查明训导谢鼎所吞公款并讯追算缴事饬南部县》（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监生易承恩等为具禀谢鼎权势弥天阻碍新政事》（宣统二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21-128-1、Q1-21-143-2。】。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新政成效，也影响士绅群体乃至清王朝的整体形象。
百余年后的今天，同处一个选择颇多的时代，世人对出路的需求已非简单地谋生和解决温饱问题，仍有类似于“科举情节”的选择倾向问题。就此而论，清廷为童生、生员宽筹出路的經验教训，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引流机制的建设，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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