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学良 朱畅 第伍承涛
关键词：民营企业；
地位感知；
污染；
长效治理；
社会心理
一、引言
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制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相较于国有或者上市企业能较好地承担环保社会责任，中小民营企业污染治理投入的积极性明显不足（王舒扬等，2019）。尽管个体排污规模较小，但是民营企业数目众多，总体污染规模不容小觑。目前全国中小型民营企业数目超过3 000 万，如此庞大的群体自然是政府污染防治的难点所在（汤学良等，2021），且诉诸于排污费等外部约束机制的末端污染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李建军和刘元生，2015；
Cai 等，2016）。与国有或者上市企业具有完善的治理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同，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重要决策依赖于企业主个人。从企业主的特征出发，显然是探究促进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的重要的思路，但学界的关注度远远不够。经验研究指出，由于初始财富积累的不规范，“原罪说”一直制约民营企业主企业家精神的释放，抑制了其风险承担、长期投资甚至社会责任的履行（唐松等，2017；
周泽将等，2019；
马骏等，2019）。但是，企业主的地位感知未能与收入保持同步上升的现象在十八大以后得到了明显改善（范晓光和吕鹏，2018）。随着党和政府明确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与支持①，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民营企业主的地位感知显著提升（谢昕琰和刘伟强，2022）。
这里产生了一个理论命题：企业主地位感知提升是否有助于改善中小型民营企业污染治理，为什么？基于具有中小民营企业代表性的中国私营企业数据库（2006-2016），本文构造的多元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发现，地位感知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前端污染治理投入（积极的长效污染治理），不会促进企业末端污染治理投入（消极的短视污染治理）。将地位感知的组成结构打开，结合对应的社会心理解释，进一步检验证实：表征企业主的能力动机和利他动机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社会地位感知，是促进民营企业开展积极污染治理的主要原因；
表征企业主声望动机的政治地位感知，对企业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均无显著影响，但能抑制民营企业污染违规（法）行为；
此外，地位感知提升伴随着的经营预期和信心的改善也对基本结论有解释力。提升地位感知作为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软抓手”，能够在正式制度不足时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企业具备绩效实力。本文的实证研究对上述理论命题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回答，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拓展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思路，也为全面认识肯定民营经济地位的社会价值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与以下4 支文献有关联：第一，对企业污染治理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外部制度约束（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
韩超等，2021）或者内部治理结构（王舒扬等，2019；
汤学良等，2021），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特殊性关照较少，尤其缺乏对企业主特征的考察。本文从地位感知切入进行分析，提供对民营企业污染治理中非正式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从管理者心理特质或价值观角度解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往往诉诸于人口学特征，造成因果链条“黑箱”（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或者借助管理者特殊经历进行间接的检验（Benmelech 和Frydman，2015；
许年行和李哲，2016）。本文利用企业主地位感知的直接测度进行检验，对这支文献做了回应。第三，国内研究地位感知与企业决策，如研发、捐赠和员工发展等（马骏等，2019；
谢昕琰和刘伟强，2022；
毛德凤等，2022），主要归纳为信心或者利他动机的解释，且缺少机制证据。基于地位感知的三种分类，本文完善了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心理机制解释。第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被做功利性的解读（高勇强等，2012），即换取经济资源或者政治资源（戴亦一等，2014；
谢昕琰和刘伟强，2022），但也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价值因素的作用（许年行和李哲，2016）。本文在控制政治关联、绩效水平的基础上证实非功利动机会引致民营企业长效的污染治理行为，佐证了“个人价值说”。
余下部分安排如下：从学理上阐述企业主地位感知与企业长效污染治理行为联系的内在逻辑；
介绍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计量模型、识别策略、数据变量以及将如何处理内生性问题；
阐述对理论命题的检验结论，对社会心理解释进行检验，并且给出稳健性和异质性的讨论；
最后是总结评述研究结论和讨论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污染治理行为与民营企业环保社会责任
作为污染治理体系的微观主体，企业的污染治理行为有前端治理与末端治理之分，前者指为减少污染排放进行的设备购置、产品绿色创新和流程改造等，后者指基于排污规模缴纳的治污费（唐国平等，2013；
张三峰，2020），分别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理论上讲具有等价的治理效果。但是，评价研究发现，由于排污费制度非完全执行、收费标准低、污染测量技术不足等种种原因（张华，2016；
李建军和刘元生，2015），使得治污费成为企业合理逃避环保责任的渠道（张艳磊等，2015）。在此情境下，由末端治理转向前端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的体现①。
基于企业数据库中环保投入的信息，图1 描绘了近年来中小型民营企业污染治理演变的特征事实。数据显示，企业中开展前端污染治理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开展末端污染治理的企业占比则呈下降趋势，末端投入金额不高但趋势相对稳定②。可以看到，企业越发重视前端污染治理投入，这可能得益于环保约束逐步从分散治理转向垂直管理、从行政规制转向立法约束（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
韩超等，2021）。不可忽略地，前端治理的企业占比仍然不高，而对末端治理的依赖仍然存在。在正式治理制度之外，本文探究地位感知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的影响，具有研究价值。
（二）地位感知对污染治理决策影响的社会心理解释
企业之间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差异，既可能源自闲置资源的差异，也可能是外部压力差异所致，但是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决策者差异可能更为重要（谢昕琰和刘伟强，2022）。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指出，管理者的价值观、社会认知对于企业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鲜有直面心理因素的经验证据（Hambrick 和Mason，1984；
Gephart 和Campbell，2015）；
而来自于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证实地位尤其是地位感知，显著影响个体的行为与决策（Manoux 等，2005）。所谓地位，是个体对他人的影响及受到的约束程度，具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属性。其中，客观地位与个体财富、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等關联，是客观的、绝对的指标；
主观地位，即地位感知，是个体嵌入社会环境中与周围社会成员比较后的自我评价，是自我认同的主观心理表征，是主观的、相对的指标（马骏等，2019）。
客观地位是主观地位的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学的研究指出前者并不决定后者。尤其中国民营企业主的主观地位一直落后于客观地位（以经济实力衡量），即所谓的“盖茨比悖论”，十八大以后这一现象才得到缓解（范晓光和吕鹏，2018）。主观地位反映个体的阶层归属，对于理解民营企业主的决策更为重要（马骏等，2019）。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库中，依据国际通行的MacArthur 量表（Adler 等，2000），从主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做1-10 级的自我评分。这说明地位感知可能包含多种社会心理，以有效样本为例计算所得的“经济-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政治”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0、0.65 和0.76，显然，三类地位感知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如果地位感知确实作用于企业的污染治理行为，则应当是多种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参考，帮助我们理解地位感知的社会心理特征。
Haushofer 和Fehr（2014）指出，对贫困的心理认同会导致决策只顾眼前，而忽略长远、缺乏规划；
此外，贫困的心理还会引致“抱负失灵”和“行为失灵”（Dalton 等，2016；
胡小勇等，2019）。这种“人穷志短”的心理解释，从另一面佐证了对富裕的心理认同会强化个体“能成事、成大事”和面向长远的社会心理。本文将经济地位感知所表征的社会心理界定为能力动机。比较企业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的差异，可知末端治理针对当期发生的污染，而前端治理是面向长效治理的大额投入，需要决策者的能力动机支撑。换言之，经济地位感知越高，企业主越会将污染治理由末端投入转向前端投入。
亲社会（或者利他）动机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切口（许年行和李哲，2016；
毛德凤等，2022）。Klein（2003）认为高阶层的个体倾向于向下比较，增强同理心，进而表现出亲社会动机。这里的阶层概念与企业调查中的社会地位感知问项类似。芦学璋等（2014）利用MacArthur 量表測度社会地位感知，证实高地位感知者会更有亲社会动机，尤其他们还排除了获得预期回报的功利性目的，即高地位感知者表现得更加利他。解晓娜和李小平（2018）也基于MacArthur 量表测度进一步论证了高社会地位感知者会偏好于共享关系，以及对社会距离远的个体存有利他心理。相对于末端污染治理，前端投入更能够从根源上减少或者消除污染，需要决策者的亲社会或者利他动机支撑。据此可以认为，社会地位感知的提升有助于中小民营企业采取长效污染治理的措施。
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的研究发现，以声望动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地位诉求与获取政治身份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换言之，政治地位感知可能反映企业主的声望动机。声望除了增强个体支配他人或者资源的合法性外，也会产生荣耀感（张亚辉，2016），进而约束个体行为。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履行环保社会责任是符合政府与公众期待的行为，并不一定会产生荣耀感；
反过来，如果在履行环保责任上出现瑕疵，则可能损害自身的社会声望。因此，基于声望动机的社会心理，不能肯定地得到政治地位感知会提升民营企业污染治理前端投入的判断。
上述社会心理解释给出了地位感知与中小民营企业污染治理行为关联的底层逻辑。除了能力动机、亲社会动机和声望动机外，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文献指出，地位感知的提升可能会作用于个体的自信和长期性等决策心理，进而在短期效果的末端治理和长期效果的前端治理之间左右企业主的决策，这一点后文也会给出检验。综合而言，地位感知的提升会有利于企业主做出长效污染治理的决策。但是，理论分析仍然存有两点疑虑：其一，本文给出的解释实际上将企业主的社会责任行为做了价值观的归因，并没有排除企业主将积极环保行为作为工具手段提升地位感知的可能性（谢昕琰和刘伟强，2022）。实证分析时，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和对社会心理进行检验两种方式佐证本文的理论分析。其二，地位感知作为一种心理刻画，其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即使理论解释成立也不应该将其作用做夸大的理解。实证分析时，本文从正式治理约束和企业绩效实力方面探讨了地位感知作用发挥的边界约束，作为对理论认知的重要补充。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识别
理论分析给出了企业主的地位感知提升会促进中小民营企业开展长效污染治理投入的判断。围绕此命题，构造简约式计量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具体如方程（1）所示：
其中，下标i、j、c、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区域和年份。被解释变量（ln y）考虑前端污染治理投入（即，企业为减排而进行的设备购买、流程改造和绿色产品研发等环保投入）和末端污染治理投入（即，企业因为污染排放而缴纳的治污费等）。显然，相对而言，前者能够体现企业长效的环保行为。若企业主的地位感知提升能够促进企业长效环保行为，则通过回归分析应当观测到：地位感知（sta）变量对前端污染治理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地位感知对于末端污染治理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或者没有对前端投入影响的程度大。
当然，为了得到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因果推断，方程（1）中进一步控制了混杂因素的干扰，具体包括：其一，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干扰因素，以行业、区域和年份哑变量进行控制；
其二，企业主和企业层面的干扰因素（Controls），控制变量选取主要参考龙小宁和杨进（2014）、汤学良等（2021）的做法。但是，我们无法穷尽和控制混杂因素干扰，并且环保行为本身也可能是提升企业主的地位感知的工具手段（反向因果干扰），实证分析中仍然需要借助于工具变量方法增强回归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工具变量的选取，主要参考了徐现祥和李郁（2005）、董志强等（2012）的做法，使用各个省份主要城市开埠影响和“三大改造”之前各省份民营经济规模作为企业主地位感知的工具变量。具体的变量测度和工具变量构造在下文详细阐述。
（二）数据处理与变量测算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权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2006-2016）”为主要数据来源。该数据库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收集和维护，是学术界分析和研究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问题通用的数据基础。数据库按照省、市、自治区私营企业总数的0.55%比例进行多阶段抽样，样本涵盖了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的中小民营企业，且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是2006、2008、2010、2012、2014 和2016 年的企业样本，样本数分别为3 837、4 098、4 614、5 073、6 144 和8 083 家。数据库包含的变量信息非常丰富，涵盖了企业主信息（包括客观特征信息和主观态度信息）和企业经营信息（包括财务信息、要素投入信息、环保行为信息、行业和地区信息等），能够服务于方程（1）中各个变量的测度。尤为难得的是本文使用的样本观测期中，數据库均汇报了企业主的主观地位打分信息，包括3 种主观地位评价：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各年问卷中，该问题的问项顺序有差异，但问法和测量均保持一致。问法为“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较，您认为自己在下列三种社会阶梯（经济、政治和社会）上处在什么位置”；
测量为1到10 打分，1 为最高、10 为最低①。数据库汇报了3 类主观地位的测量结果，具备比较好的变异性，有助于识别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行为产生的影响。此外，本文根据方程（1）主要变量的界定，需要对初始数据进行清洗，清洗原则为：构造变量的关键指标不能缺失或者有逻辑错误①，否则删除。
2. 变量选取与测算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企业环保行为为研究对象，包括长效的环保行为（即，企业为减少排污而进行的投资）和消极的环保行为（即，企业向政府或者污染处理机构缴纳的治污费）。根据数据库汇报的企业环保投入和治污费信息②，分别使用价格指数③平减后加1 取自然对数进行测度。此外，本文在机制分析时还考虑了最糟糕的环保行为，即环保违规（法）行为，以企业缴纳的环保罚款，经价格平减后加1 取对数进行测度。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企业主的地位感知，能够使用的信息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3 类地位感知测度结果。首先，将测度结果做了逆序处理（即地位感知1 赋值为10，地位感知10赋值为1，以此类推），确保感知地位的数值越大，地位感知越高。其次，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综合的地位感知测度④。
（3）控制变量。方程（1）中的控制变量构造，主要集中在控制企业主和企业层面的特征，具体包括：销售收入，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直接反映企业开展环保行为的现实能力，以企业销售额经过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取对数作为测度；
雇佣规模，即企业员工数目，反映企业的大小⑤，以企业员工人数取对数作为测度；
工会组织，反映企业治理的规范性，以是否成立工会界定0-1 变量刻画；
党组织，能够在企业内形成约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组织基础，以0-1 变量测度；
企业年龄，即企业存续的时间，反映企业向市场等环境学习的程度，用观测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进行测度；
企业主性别，捕捉企业主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性别差异，根据性别信息构造0-1 变量，女性为1、男性为0；
企业主年龄，反映企业主的经营经验和社会阅历，用观测年份减去企业主出生年份得到；
政治关联，反映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作用于企业环保行为，企业主拥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身份中的一种（含兼有）即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主党员，党员身份反映企业主思想觉悟，根据是否为中共党员界定0-1 变量；
受教育年限，即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反映企业主的知识储备和对政策规范的认知能力，根据企业主的学历信息（如初中、高中、大学等）折算为具体的年限值⑥进行测度。此外，依据企业所属的行业、区域邮编⑦和年份，设置行业、区域和年份等3 组哑变量，以控制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上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缺失变量和反向因果会导致回归分析对方程（1）中地位感知因果效应的识别不够干净，即存在内生性偏误的可能。尽管数据库每两年更新一次，但其抽样调查的方式决定了该数据库只是混合截面数据，无法利用面板信息控制内生性；
且地位感知的变异也不遵循某种特定生成机制，无法使用诸如断点设计等方法削弱内生性。本文考虑寻找企业主地位感知的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即，与解释变量相关）和排他性（即，与扰动项不相关）。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差异，依赖与周遭对象的比较。因此，所处的经营和生活环境对于企业主的尊重或者肯定，对于企业主地位感知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诸如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等流行的测度营商环境的指标能够较好地满足与地位感知变量的相关性，但是，这一类事后评价型的合成指标，非常难满足排他性条件①。
由于营商环境等软制度的变迁往往具有历史依存性，企业主地位感知的比较合理的工具变量，可以考虑寻找影响经商文化的历史冲击。徐现祥和李郇（2005）指出，“三大改造”之前各个省份的民营经济发育存在着变异，构成了当前各个省份民营经济发育差异的历史性社会基础（即制度软环境基础）。“三大改造”冲击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历史与现实的物质性联系，更多地是从观念上影响当下企业主的地位感知②。与之类似地，董志强等（2012）提出经历晚清闭关锁国之后，开埠通商对于各个城市的经商文化冲击可能存在长期影响。开埠时间越长的城市，越具备认同民营企业发展的观念基础，进而影响民营企业主的地位感知。
基于上述两篇文献，本文构造两类工具变量的处理过程如下：（1）三大改造冲击③，与徐现祥和李郁（2005）的处理一致，取1949 年至1956 年各个省份民营经济产值的最大值，并取对数。该值越大，说明“三大改造”期间该省份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越强。（2）开埠影响④，依据各个省份主要城市的开埠时点计算该城市开埠时长（以年为单位），依据该省份其余城市到主要城市的距离确定排序值，两者相除并取对数，得到“开埠影响”变量的测度①。该值越大，说明开埠对该城市经商文化观念的影响越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清洗后的有效样本数据对方程（1）做回归分析，结果整理成表2，其中第1、2 列检验地位感知对环保前端的长效投入影响，第3、4 列检验对环保末端投入的影响。显然，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对长效的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主观地位感知提高1 分，用于长效污染治理的投入约提高4%。但是，地位感知提升对于企业消极的末端环保投入没有显著影响；
尽管回归系数为正，但是无法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
此外，企业的特征对于其环保行为均有较好的解释力：以销售额测度的绩效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环保的前端和末端投入都会显著提高，相对而言对前端投入的影响更大；
雇佣规模指标也与环保投入正相关，但是对前端和末端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反映治理规范性的工会指标，似乎对末端治理更有约束；
反映监督约束的党组织指标，则对于长效污染治理约束更大。企业主特征的回归结果显示：女性会比男性企业主更少地进行长效污染治理投入，有政治关联的企業主似乎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污染治理。
（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显然不能肯定地作为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因果效应，尤其对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的异质性影响，很容易让人质疑：是否是缺乏控制某些关键因素，或者企业主对地位的看重引致了其更加注重长效污染治理。表3 进一步展示了使用“三大改造冲击”和“开埠影响”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1）两种工具变量情形下，地位感知对于企业前端和末端治理投入的异质性影响仍然稳健成立；
（2）地位感知显著促进企业的长效污染治理投入，但是对末端污染治理投入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汇报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三大改造冲击”确实抑制了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开埠引致的经商文化冲击则有助于提升企业主的地位感知。但是，第一阶段的F 统计量显示，“开埠影响”作为工具变量更合适，因此后文工具变量回归主要汇报的是“开埠影响”作为工具变量情形下的回归结果。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中，使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综合的地位感知测度，企业污染治理的前端投入和末端投入均存在“0 值”问题，需要进一步提供稳健性的证据。针对地位感知测度的稳健性，本文考虑替换两种测度方法：其一，使用3 类地位感知值的简单平均作为综合地位感知的测度①；
其二，将主成分分析所得的综合地位感知对企业主的个人收入、政治关联、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等变量做回归，提取残差作为综合地位感知的测度②。如表4 所示，两种测度方法下，地位感知对前端投入显著正影响，对末端投入没有显著影响。对于被解释变量“0 值”问题，本文考虑用处理截断数据回归的Tobit 模型进行修正，并且将“开埠影响”工具变量引入。表4 的结果显示：地位感知对长效的前端环保投入的正向影响稳健成立，对末端环保投入的影响表现仍然不稳健。
（三）机制解释与检验
1. 三种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地位感知是企业主通过与周边社会成员比较而得到的地位感知，反映的是企业主的社会心理特征。显然，3 类不同地位的感知反映出企业主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理解综合地位感知对企业前端和末端投入异质性影响的机理，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分别利用3 类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行为进行回归。基于表5 所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地位感知对企业前端污染治理投入的正向影响，主要源自经济地位感知和社会地位感知的作用，政治地位感知无显著影响；
（2）虽然社会地位感知和政治地位感知对末端污染治理投入无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地位感知提升仍然会促进企业末端投入。
显然，表5 的回归结果间接地给出了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行为异质性影响的社会心理解读的证据：（1）经济地位感知反映出企业主对自身财富资源的信心，所谓“有钱好办事”，经济地位感知体现出了企业主的能力动机。同等约束条件下，能力动机会强化企业主的决策，这一点也体现在经济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上。（2）社会地位感知反映出企业主对自身之于社会的重要性或者阶层认知，所谓“地位越高，责任越大”，社会地位感知体现出企业主的亲社会动机或者利他动机（解晓娜和李小平，2018）。长效污染治理投入于社会而言更有益，社会地位感知会强化企业积极的环保行为。（3）政治地位感知反映企业主对自身获得政治制度环境认可和合法性的判断（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显然，政治地位感知越高，越不容许自身存在“污点”，即所谓“爱惜羽毛”的声望动机越强。显然，企业履行应尽的环保责任并不会强化企业主的声望，但是一旦出现违法、违规，对企业主声望的打击是巨大的。表5 的结果与基于社会心理解释的理论判断基本上一致的，但仍然需要补充对社会心理解释的检验。
2. 地位感知心理机制解释的实证检验
基于表5 的结果，本文针对企业主三种社会地位感知做了社会心理表征的解读，并作为理解表2 基准回归所示的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基础。显然，还需要提供经验证据支撑前述的社会心理解释，以增强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1）能力动机与利他动机（亲社会动机）
社会地位感知的利他动机（或者亲社会动机）解读是容易检验的。参考龙小宁和杨进（2014）的方法，在企业内部选取“医保覆盖率”和“养老金覆盖率”指标刻画企业给予员工的福利关爱。如果社会地位感知体现企业主的利他动机，则会显著地提高两类覆盖率的水平。企业面向社会的利他行为主要体现在慈善捐赠②，显然应该相应地观察到社会地位感知对其有显著的正影响。表6 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对社会地位感知做出利他动机解读的合理性。
对于经济地位感知的能力动机解读的检验，没有特别契合的研究设计。因为财富资源地位感知以及“有钱能办事、好办事”的信念，会体现在诸多的企业主经营决策中，表6 亦能体现这一点：可以看到经济地位感知对于企业的医保覆盖率、养老金覆盖率和捐赠也均有显著影响；
并且，企业内部指标下，经济地位感知影响程度要更高一些。因为，做出提高员工的医保覆盖率和养老金覆盖率的决策，常态化地增加企业成本负担，更需要企业主的能力动机支撑。相反，企业的捐赠行为往往是偶发的，除了需要企业主的能力动机支撑之外，提高捐赠更多地是依靠企业主的利他心理，表6 的第6 列能够验证这一判断。
（2）声望动机
前述各类指标下，企业主的政治地位感知均不起作用，这应该是与该地位所表征的企业主的社会心理有关。本文认为政治地位感知体现企业主“爱惜羽毛”的声望动机。如果该解释成立，那么政治地位感知越高，企业主越愿意做“高光”的事情、越不愿意做“抹黑”的事情。我们没有合适的数据变量检验前者，但是在环保行为的研究情境中，企业的环保违规（法）行为契合于检验后者。如表7 所示，政治地位感知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环保违规，其余地位感知指标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值，但都不显著。
（3）信心与预期
既有研究企业主地位感知的文献中，普遍认为该地位能够反映企业主乐观、自信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企业主的经营预期、经营信心，促进企业开展投入大、见效周期长的活动，如研发创新（许为宾等，2021）。显然，这一种心理机制解释也适用于理解地位感知对环保行为的异质性影响。长效污染治理投入往往金额较大（如图1 右所示），但是治理作用会不断释放，从而降低企业末端治污费开支。2016 年的私营企业数据库汇报了企业主对未来5 年经济发展预期的信息①，以此测度企业主的经营信心，对地位感知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 所示：地位感知提升，确实会强化企业主对未来的经营预期，并且，作用主要源自经济和政治地位感知。
（四）进一步讨论
前述研究证实，企业主地位感知提升会产生改进企业污染治理的“意外收获”。但是，这种主观因素产生的影响，应该会被客观条件所制约或者调节。至少有两种客观条件的调节作用需要厘清：其一，客观的环保治理制度约束；
其二，企业开展环保行为的现实能力。污染治理行为会受制于外部的制度“硬约束”，当制度约束增强时会替代企业主的内因驱动；
反之，制度约束不足时，地位感知就起到了有益的补充。地位感知作用于企业环保行为，一定需要客观的业绩实力作为支撑。绩效好的企业，其企业主主观因素转换为环保行为才有物质支撑。
表9 汇报了对上述两个调节变量作用的检验结果。参考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的方法，以各个地级市设立环保法庭②的冲击作为环保法治化的测度。可以看到，环保法治化对提升企业长效污染治理投入影响非常显著；
并且，环保法治化情形下，企业主地位感知对长效污染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即，交乘项系数显著小于0）；
地位感知与环保法治化对企业前端污染治理影响的替代性，在OLS 和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下均表现稳健。以销售额测度企业绩效水平，回归结果显示：地位感知影响企业积极的长效污染治理，非常依赖于企业是否具有绩效实力；
对于绩效非常差的企業，即使企业主的地位感知高也不会提升企业长效治理投入（即，第3、4 列中地位感知一次项系数不显著）；
随着企业绩效实力上升，地位感知的作用才会显现。
五、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政府明确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与支持，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民营企业主的地位感知明显改善。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企业主地位感知的关注，尤其探究地位感知提升所产生的企业治理作用和社会价值。本文在污染治理的情境下，拓展研究了企业主地位感知提升能否改善中小民营企业污染治理，以及为什么。理论分析指出，地位感知包含多种社会心理，因而作用于企业环保行为也有多重可能。基于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地位感知对民营企业长效的前端污染治理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不会促进企业消极的末端污染治理投入；
经过替换工具变量、替换测度和替换回归模型检验，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本文验证了地位感知产生影响的社会心理机制。分析结果证实：表征能力动机的经济地位感知，对于企业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投入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征亲社会或者利他动机的社会地位感知，只对于长效污染治理有正向影响；
表征声望动机的政治地位感知，对于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均无显著影响，但能够抑制破坏企业或者个人声誉的环保违规（法）行为。此外，地位感知也会提振企业主的经营信心和预期，对污染治理优化可能也有解释力。此外，地位感知优化中小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作用也存在边界约束，当外部约束制度不足时，地位感知的作用才会凸显。地位感知凸显的是企业主的社会心理，转化为企业长效污染治理投入决策，依赖于企业的绩效实力，当企业具有较好的绩效实力时，地位感知才能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为我国经济腾飞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合法性和经济贡献的角度看，赋予民营企业主应有的地位，保护和尊重民营企业主，一直是政府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肯定企业主贡献、提升企业主地位感知，具有提升中小民营企业污染治理水平的“意外收获”。事实上，在外部环保约束机制还不够完善时，非正式制度因素往往是重要的，尤其决策者的认知、心理等因素能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研究结论指出，团结民营企业家、肯定其贡献和地位，具有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作用。这对于全面认识党和国家统战工作的价值，也有一定的理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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