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成,王 沁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自提出以后,学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生成逻辑、丰富内涵、时代价值、践行路径等,其中如何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是学界关心的又一个重点议题。有的学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取代,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再次转移,进而提出了“中心取代论”。还有的学者依据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提出了两个中心并立的“双中心论”等等。那么,“两个中心”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实践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两个中心”之间的关系?回答好这一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良性互动。
处理好“两个中心”的辩证关系,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有论述。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历史的起点,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者,在实践中认识并改造着自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构建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换言之,社会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群众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离开了人,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社会;同样,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人的健全发展。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一切活动必须围绕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发展展开,始终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家占据着大量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拥有产品的所有权并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以此取得低廉的工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工人愈是努力工作,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就越少,越贫困。劳动本应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159。由于旧式分工的存在,机器的使用,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重复着极其简单的动作,压抑人的个性,使工人变得畸形,使人的发展片面化。“劳动越机巧, 工人越愚钝, 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3]因此,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成为马克思穷极一生所追求的梦想。即使是“遭受国家驱逐,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和贫病交加的煎熬,他依然初心不改、矢志不渝”[4]。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从多方面探讨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他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起点。“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527人类社会只有在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后,才会产生新的更高的需求。这些需求会推动人类的实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们摆脱贫困状态,摆脱物的奴役,社会发展不再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同时,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生活资料的时间大大减少,人们将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能够去从事感兴趣的活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的各方面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人的个性将得到充分发扬,人的社会关系将得到全面发展。
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成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生产力不发达,以及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消除贫困,避免“陈腐污浊的东西死灰复燃”[6]256,以此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观点认识。他认为高度发达生产力是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防止敌人反扑,增强国家实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完成后,必然要把一个‘根本的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在实践中,他也对如何提高生产力的途径也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包括实行租让制,恢复小农业生产,实现电气化,发挥科技的作用等。既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其应有之义。
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强调发展生产力,但两者的目的具有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物为本”的发展,人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社会财富增加的手段。“是一种‘客体为中心’的发展、‘没有发展的增长’和‘没有幸福的富裕’”[8]。马克思对此早已作出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曾指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9]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既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它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的指标,一切经济活动自觉围绕着人的发展展开。既突破了见物不见人的以物为本的发展的缺陷,又弥补了“人本主义”离开现实的人来抽象地、空洞地谈人的发展的弊端。
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0]在第二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开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位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6]107但也使人为物所奴役。由于社会主义脱胎于旧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依然保留着某些旧社会的痕迹。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们“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6]85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客观现实。
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个概念在提出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但从实践上看,“两个中心”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全部奋斗历程。
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胜利后的工作重点就有了清醒的认识。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革命胜利后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1428。他进一步把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革命政权巩固联系起来,指出如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11]14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国家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与1936年中国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12]“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比1943年减少82.9%,原煤产量由6188万吨降到3243万吨,下降47.6%,粮食产量从 3000 亿斤下降到1949年的2263亿斤,下降24.5%。”[13]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14],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文革”结束后,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生产力快速发展,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5]17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强调:“经济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5]194要求把经济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人口数量多,经济基础薄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又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来阐述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效的标准,告诫全党同志“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6],号召党员干部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在发展中改善人民生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是互为前提与基础的。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人只是作为赚钱的工具而存在。尽管资本主义带来了工业文明,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但也导致人的异化,造成人的畸形片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协调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江泽民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17]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我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由追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既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也要靠人才,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总之,经济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相互结合、相互促进、逐步提高的过程。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努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也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要落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由于对发展的认识不够,简单地把经济发展和GDP等同起来,一段时间内“唯GDP论英雄”盛行,盲目地追求发展速度,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加剧,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都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实现什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难题。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保证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紧紧抓住发展这把关系全局的金钥匙,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指出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关注经济指标,也要注重人文指标。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划发展,深入群众,了解民情,集中民智,使党的各项决策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同时根据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执政的历史经验,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时刻心系群众,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人民群众成为检验党的工作成效的裁判员和评判者,带领全国人民向全面小康的目标前进。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进一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提出的,但两者并不是对立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既各有侧重,又密切相关。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个范畴并不是处于同一层面的,直接比较没有意义。以人民为中心更加侧重于思想层面,不仅仅是一种发展思想,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是党和国家其他事业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宣传思想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8]“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9]78“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等。以经济建设更加侧重于实践层面,旨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其次,从时间上看。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的全过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阶段性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的一项根本任务。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19]35经济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为经济建设提供价值指引。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在发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不动摇。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超越,内在地包含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紧紧扭住不放,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起点。尽管成就巨大,前途光明,但是我国发展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比较低等。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解决我国一切问题还要落实到经济发展上来。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
第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指出:“一旦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21]也就是说,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发展性,在基本生存资料得到满足后,会不断追求新的更高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认为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阶段性和上升性等特点。经过7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逐步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跨越,正在向共同富裕迈进。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要更加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22]而且在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与日俱增。我们必须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发展中更加注重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补齐民生短板,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
第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贫困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通过长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发现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端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23]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国家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扶贫的新形势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作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部署,坚持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统筹推进“五个一批”和“六个精准”,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4],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告别历史舞台,得到彻底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党和国家为人民谋福祉也永不停歇。在后扶贫时代,要继续巩固好脱贫攻坚的成果,加快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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