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新闻的修辞博弈话语分析

时间:2024-09-13 15:54:01 来源:网友投稿

周陈新 刘东虹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430079;东南大学,南京,211189)

中美贸易关系自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便一直在曲折中发展。2017年7月1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关于301调查的声明》,起诉中国在双边经贸往来中实施不公平做法,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并强制技术转让。中国商务部随后发表声明做出回应,双方在媒体上进入舆论战阶段。2018年3月,美国政府以缩小贸易逆差,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关税,贸易争端由此开始。此后,双方就该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随着事件持续发酵,中美两国的话语博弈已经渗透至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两国媒体在不同的舆论场上展开修辞交锋并争夺话语权(叶俊、王苑奇 2019)。

国内外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话语研究多从传播学、语料库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等视角展开(颜冰、张辉 2018;莫倩 2019;毛薇 2019),修辞学视角不足。事实上,新修辞学派认为语言反仆为主的动力机制正是来自修辞,新闻媒体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发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立场、信念和主张,体现了国家之间的舆论争夺和修辞交锋实践。因此,研究冲突语境下相关主体的语言表达与修辞策略具有一定的管窥价值,可以充分发挥语言的本体作用和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作用。另外,在中美国际关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媒体修辞博弈的话语特征,对于如何在中美贸易舆论战中充分利用修辞资源来提升中国媒体的话语建构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1世纪的批评话语分析将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旨在考察语言的使用与意义建构及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话语分析反映参与者之间的价值冲突、关联及其演化过程(辛斌、高晓丽 2013),揭露社会问题并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Fairclough 2010)。目前,该领域发展态势良好,成果丰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建设,表现为研究路径的演进和创新(苗兴伟、赵云 2019)。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研究视角:以Fairclough和Wodak等为代表的传统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以Lakoff架构理论为视角的认知科学视角;以Charteris-Black为代表的批评认知融合视角;以语料库工具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这充分说明,跨学科性特征是批评话语分析独特的研究方法。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不以固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指导,而是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来探索和选择适合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批评话语分析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但目前其与修辞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尚少,有待挖掘。

新修辞学认为人类本质上是修辞的动物。修辞作为一种权力的专用工具,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并将交际主体的知识和规则潜移默化地转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常昌富 1998)。在国际政治新闻中,各国媒体利用一系列修辞资源抢占话语主动权,这种舆论争夺战本身就属于一种修辞较量行为。因此,通过对修辞资源的对比研究,可以为解读国际新闻评论中的修辞博弈与隐性的权力关系提供新的视角。这说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学这两条殊途同归的研究路径逐步达成思想上的默契,对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实现了认识上的统一(田海龙 2018)。综上,探索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语篇分析的方法融合是促进学科之间互通互融的必然趋势,二者汇合可以更好地为解读国际新闻话语发挥作用。

从研究路径上看,批评话语分析通常将语言文本层次的分析与话语事件层次的解读以及与社会事件层次的阐释结合起来,进行层级上的诠释(何伟、魏榕 2018),从而揭示语言的社会建构作用。例如,批评认知融合视角下的代表人物Charteris-Black(2016)提出了政治演讲话语的三步骤分析法,包括语言特征分析、解读与阐释、环境分析等三个层面。首先,语言特征层面,包括分析词的选择、句子结构及布局、演讲词的格调、隐喻的应用等;其次,解读与阐释层面,根据研究者的理解来解读演讲者的目的及其话语的劝说效果;最后,环境层面,包括演讲的语境、发言者和听众的状态等要素。Charteris-Black的研究层次分明,操作手段清晰,并且开始在文本层面上探索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隐喻理论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为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学科交融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修辞资源是影响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经典的亚氏三诉诸策略是分析劝说性语篇的强大理论依据。其中,理性诉诸是指运用逻辑论证的方式说服受众,人品诉诸是通过展现智慧、品德和善意来建构修辞权威,情感诉诸是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俘获受众(Crowley &Hawhee 2004)。目前,古典三诉诸理论作为语篇分析工具已被应用于多种劝说性语篇之中,如酒店简介(刘东虹 2017)、二语写作(刘新芳、王云 2018)、商务信函(张鋆 2013)等。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政论性新闻评论语篇中,用古典修辞学中的三诉诸理论为批评话语分析路径提供新的养分。

2.1 分析框架

鉴于中美新闻评论的修辞博弈带有政论性体裁与修辞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性,本文参考了Charteris-Black的批评分析三步骤,采用“自下而上”的三维分析路径对新闻话语展开研究,见图1。首先,挖掘文本的语言特征,包括从词汇和语段上判断语篇的修辞策略,在语言表层特征上形成“三角印证”的关系;其次,对语言特征的数据结果进行解读与阐释,即依据修辞特征的差异,探讨两国媒体之间修辞博弈的劝说目的;最后,结合历史语境,包括两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揭示媒体修辞博弈背后反映的两国利益诉求差异。

图1 修辞博弈话语分析框架

2.2 语料选取

本文选取中美媒体针对2018年5月19日两国签订《中美双边经贸磋商联合申明》而各自发表的新闻评论为语料,展开一项实证研究,期望以点见面,剖析该事件中两国媒体所展现的修辞博弈特征。选取本语料有两点考虑:(1)本申明是两国在贸易摩擦谈判中发表过的官方共同申明,虽后遭美国政府单方面推翻,但该事件说明两国曾在贸易问题上达成过阶段性的共识,基于共识基础上的话语博弈有较强的可比性;(2)新闻评论带有鲜明的国家立场、主张和倾向,可以彰显话语博弈特点和政治形态之间的竞争格局。

语料取自两国共16家权威新闻媒体。中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网》《环球时报》《北京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南方周末》。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邮报》《今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美新闻评论各13篇,总数26篇。其中,中国新闻评论的总字数17,939,美国新闻评论的总字数17,302,自建小型语料库。

2.3 分析方法

在修辞博弈分析框架中,语言特征层面的数据统计方法需详加说明。关于词汇特征,主要利用BiHZFreq双字字频统计工具,从文本中析取出:(1)主题词,指高频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自美进口”等;(2)指称词,指对己方、对方和双方的称谓,如“中国”“美国”“两国”等;(3)情感词,指积极、消极情感色彩措辞,如“令人鼓舞”“徒劳”等。

关于三诉诸修辞策略的分类,本文参考了由Anthony 和 Gladkov(2007)制定的三诉诸分类标准,共确定了包括11个理性诉诸、6个人品诉诸和3个情感诉诸在内的20个子类,详见表1。在判定方法上,van Dijk(1981)提出的“语段”概念比较适合作为三诉诸的切分单元,即以段首缩进、时间变换、场所转移、人物角色更替等为标记,将语篇切分为语段,并对每个语段中的三诉诸子类进行人工统计。由于三种诉诸类型有时在同一个语段中交织使用,很难完全分隔。当一个语段中包含几种诉诸类型时,对每种诉诸类型分别记录,以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其使用情况。

表1 三诉诸及子类的分类标准

以下将结合修辞博弈的话语分析框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按照语言特征分析、解读与阐释、环境分析等三个步骤对中美新闻评论展开话语分析。

3.1 语言特征分析

修辞博弈话语分析的第一步是从表层语言中提取高频词汇和修辞特征,通过对比考察两国媒体如何利用不同的语言手段建构差异化的修辞表达。表2是两国新闻关于词汇特征的统计结果。首先,关于主题词,中美媒体在四个重点议题上的排位顺序不同。中方将加大自美进口商品的议题排在首位(46.6%),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排在末位(11.6%),而美方将制裁中兴通讯的议题排在首位(36.3%),改善贸易不平衡的议题排在末位(19.1%);其次,关于指称词,美国媒体更多指称己方(46.9%)和对方(46.9%),中国媒体更多指称双方(41.4%);最后,关于情感词,中国媒体更多使用积极情感词(95.3%),美方则以消极情感表达为主(86.1%)。上述结果说明,两国新闻在词汇特征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偏差。

表2 中美新闻评论的话语词汇特征频数及比例分布

表3是两国新闻中修辞策略的统计结果。篇幅有限,仅列举两国媒体中差异较大的三种诉诸类型。首先,在理性诉诸中,中方更多使用数据(14.7%)、对比(11.5%)、准则(9.0%)和举例(8.2%),有较强的逻辑叙述和理据意识,而美方更多使用事实(62.7%)和程度(5.2%),在新闻的信息广度方面具备优势;其次,在人品诉诸中,中方较多使用共同利益(8.9%),论述中美共同的利益诉求,美方侧重诉诸权威观点(41.5%),注重信息的多元引证;最后,在情感诉诸中,中方重点诉诸两国民众的价值认同(63.8%),美方则主要诉诸煽情语言(51.5%)。可见,两国媒体在修辞策略的表达上也呈现明显差异。

表3 中美新闻评论的语篇修辞策略频数及比例分布

3.2 解读与阐释

修辞博弈话语分析的第二步是结合语言特征分析的统计结果,并通过具体实例,解读两国新闻话语的劝说目的。

3.2.1 理性诉诸与话语主题的框定

理性诉诸策略与话语主题的框定相关,因为理性诉诸需要以某种确定性事实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刘亚猛 2004)。从焦点议题的论述策略上看,中方重点围绕已达成条例展开充分论证,对尚未达成明晰目标的议题回应偏少,并大量使用数据、对比、举例等理性诉诸策略进行逻辑论证;美方则对既成条例采取回避或压制策略,而对尚未达成的条例反复进行事实宣认,善于多角度对事件进行信息披露。例如,针对申明中尚未明晰化的知识产权保护议题,中方运用数据直观呈现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努力,如例(1)。相比,美方则对申明中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不明晰的事实诉诸较多笔墨。如例(2)中,将达成目标“little”和既定目标“a list of demands”之间进行程度上的模糊对比,制造心理落差感。总之,美国媒体更善于创设新的争议性议题,形成了制造分歧为主的质疑性表达策略。相反,中国媒体主要实施了“东方式”的顺应回应策略。

例(1)

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知识产权所有人带来巨大利益。2017年中国对外支付286亿美元知识产权费,与2001年相比,年均增长17%。

(张翼 2018)

例(2)

There waslittlein the Saturday statement about IP protections and nothing about China altering its plans for high-tech growth and domina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s “China 2025” plan).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riginally presented China witha list of demands, it included China agreeing to stop subsidizing its tech companies.

(Long 2018)

3.2.2 人品诉诸与指称称谓的选择

人品诉诸策略辅以不同的指称称谓建构了不同的国家身份和形象,体现出国家主体在话语交往中的角色意识和角色认知。中国媒体多使用“共同利益”这项人品诉诸策略,在指称表达上将中美看作利益共同体,如运用“中美”“双方”“两国”等人称视角指代,加强话语双方的联系。中国媒体通过拉近两国的指称距离以及弱化国别胜负等话语策略,营造了亲善友好的人格形象,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愿,可以起到移情效果,见例(3)。相反,美国媒体极少提及两国的共同利益,在指称上将中美作为独立个体来看待,凸显了双方之间的隔阂和距离。如例(4)中通过拉近“我们”(指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中美之间的指称距离,营造出两国属于不同群体的国别身份特征,建构了对立排他的人格形象,展现出竞争和对抗的意识。

例(3)

负责任的中美媒体和意见领袖应当帮助两国社会了解这个事实,支持协议的顺利落实,而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反对协议,或者使劲夸大己方的胜利。双方都应当承认,这是一个艰难得来的公平协议,是中美真正的双赢。一方压倒性胜利,另一方近乎缴械投降,这种情况不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合乎逻辑的故事结尾。

(单仁平 2018)

例(4)

Economically,weneed a long-term approach toChina’s mercantilism. This will requireallies, which means thatweshould return to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Lowry 2018)

3.2.3 情感诉诸与情感措辞的较量

情感诉诸策略与情感措辞紧密挂钩,使修辞者能够按照修辞意图调节受众的情感。“柔和”或者“强硬”的表达策略会激活受众迥然不同的情感体验。其中,“软”隐含着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去引导受众,“锐”则通过诉诸激烈言辞,强势输出观点,以此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张薇 2019)。从情感极性上看,中国媒体以柔性表达为主,在情感策略上注重合乎情理,顺乎群体的行为规范,争取与受众在价值认同上达成一致,如例(5)中运用“都愿意”“都想要”等宣扬经济全球化等普适性价值认同。在情感态度上,对两国及世界经济给予美好祝愿,力图缓和中美之间的冲突情境。对比之下,美国媒体的锐性表达偏多,尤其在对华立场上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不仅词语情绪极端化,而且较多使用贬抑色彩较重的煽动性词语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描述,如例(6)中的“harasses”“cow into submission”等措辞容易激起国内民族情绪一致对外,有可能扩大中美修辞情境的冲突强度。

例(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世界大多数国家也对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存在着广泛共识,都愿意看到一个更加紧密融通的世界经济,都想要一个更加繁荣开放可预期的世界经济。

(张翼 2018)

例(6)

China uses its economic clout to back self-interested invest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poured resources into a decades-long military build-up. As it has grown in strength,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making maritime claims in the region. Itharasses its neighborsit wants tocow into submission, as we are shouldered aside.

(Lowry 2018)

3.3 环境分析

修辞博弈话语分析的第三步是结合两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挖掘话语博弈的深层次原因。张薇(2019)认为,如今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同文明间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冲突与竞争。中美新闻话语博弈的背后体现了两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的利益和秩序之争。

中国经过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出口规模大,经济增速高,因此维护国际贸易规则,以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反,美国虽仍然是世界经济霸主,但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际贸易问题丛生,现行国际经贸秩序不利于维护其自身的领导地位(张芳 2014)。

中国媒体在期盼国际经贸环境稳定的诉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下,通过拉近两国的指称距离、营造亲善友好的形象、运用大量的正面情感措辞,其修辞目的是充分调动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有利因素,降低中美修辞情境的冲突对抗强度,让中美贸易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反映出中国追求和平、合作、共赢的深层逻辑诉求,符合《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白皮书中所言,“中国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和平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①。相反,美国媒体在打破现行经国际经贸秩序的利益诉求和单边行动原则的战略指挥下(施旭 2016),通过勾画贸易伙伴国的敌对形象,扩大中美修辞情境的冲突强度,并以受害者视角进行负面情感描述,营造对己有力的国内国际舆论支持。这与美国在《国家军事战略》(2015)报告中的国际定位相一致,即美国是主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盟国集团的领袖,致力于维护由美国操纵的且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秩序②,体现了美国追求竞争、博弈、抗衡的内在逻辑诉求。

本文以修辞学三诉诸理论为指导,参考Charteris-Black的批评话语研究路径,尝试构建了语言特征分析、解读与阐释和环境分析三位一体的中美新闻话语博弈分析框架。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比了中美两国媒体在冲突修辞情境下实现修辞策略的语言形式,并解读了差异化修辞博弈话语特征背后的原因。

首先,两国媒体在修辞策略上存在较大使用偏差。面对联合声明,中方在理性诉诸和人品诉诸策略上充分把握修辞资源优势,体现出有礼有节、合作友善的外交姿态,但在情感诉诸上受限于单调的表达主体约束,情感基调较单一。美方在理性诉诸上构建分歧和障碍,而在人品和情感诉诸上灵活运用多元主体表达策略,积极抢占修辞形势主动权。总之,中方侧重用“道”和“理”来打动受众;而美方更擅长在“情”和“势”上赢得主动权。

其次,两国媒体的修辞博弈话语之争背后反映了国家间的利益和秩序之争。中国媒体侧重说理论证、展示美德人格以及软性情感表达的修辞目的是通过善意充分调动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有利因素,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积极争取稳定的国际经贸秩序。相反,美国媒体搜集多方情报、构筑抗衡形象以及软硬兼施的情感策略反映了美国对现行经贸秩序不满,其修辞目的是维系经济领导地位,并继续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美国媒体对中国议题的高频率负面报道,中方的异议应答显得薄弱。以沉默或顺应态度来回应美国对华的负面事实宣传可能错过最佳修辞时机,导致美国的负面事实宣传自动获得事实地位,使中国被动置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之中。

鉴于此,在中美经贸关系反复波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媒体在中美战略关系定位上需保持前瞻性和主动性。面对美方媒体建构的冲突修辞情境,中方可跳出中美话语框架下美方限定的思路,在信息披露中采取针锋相对、反守为攻的修辞策略,更有利于巩固自己的话语主动地位。另外,中国媒体如果改进主体角色的丰富性,使信息渠道多样化,更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媒体话语的认同。最后,中国媒体还可以充分发挥情感诉诸的影响力,在劝说策略上更加贴近两国民众的个体情感,诉诸两国民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从而更好地展示情理合一的中国形象。

附注

①参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②参见https://gssd.mit.edu/search-gssd/site/national-military-strategy-united-states- 60367-sun-06-16-2013-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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