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洲 彭珊珊
“行”即从事某一种职业和行当的简称,这种行当由民间自发组织,有一行自然也有一“帮”。到了近代“行帮”才被定义为从事某职业的一个集体或组织的概括简称。行帮文化“是行帮集团一种本能的生存形态,它包括这一行一业的行为、规矩、信仰诸方面”[1]。
吉林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地处白山黑水之间,其行帮文化的形成是自然文化和民俗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疆域辽阔的吉林虽物产丰盈,但气候寒冷,开发较晚,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除一部分人仍从事农垦之外,有许多外来人往往和老乡或熟人通过“结拜”的方式凝聚起来,和当地人一起加入了各种行帮。受吉林地区地理优势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各种行业,包括依长白山而存的矿业、木把、采参、渔猎、淘金等极富特色的行业,还包括放牧、放排、渔猎、瓦匠、石匠等,以及马帮、土匪、押会等特殊帮会。正如曹保明先生所说:“东北的开发史也可以说是东北的行帮文化史;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先民(包括中原地带的两山两河——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部分中原地区的先民,结成‘行帮’,在此地的生存开发史。”形形色色的行帮,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纷乱而传奇的行帮组织也构筑起了吉林地区独特且多彩的行帮文化。
吉林行帮文化作为吉林各行各业人民的精神寄托,体现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吉林歌谣正是这种精神寄托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吉林歌谣是指一种流传于吉林地区的民间音乐形式,它通过简洁的词句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爱情、离别等情感的追求与宣泄。在吉林行帮文化的发展、熏陶之下,吉林歌谣的创作也越来越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吉林行帮文化作为吉林地区各行各帮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缩影,挖参、狩猎、淘金、匪帮等独具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行为方式构成了吉林歌谣的主题。此前,吉林歌谣主要围绕生活琐事和民俗传统等方面展开,后来在吉林行帮文化的熏陶下,歌谣的主题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使得吉林歌谣更具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首先,形成了一系列描述行帮生活的歌谣。如《赶海谣》就是满族人民对跑南海渔猎生活的咏唱。同时,由于气候的恶劣和行业生活的艰辛,吉林人民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需要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抗争精神。在吉林歌谣的创作之中,字字都是生命的赞歌,处处可见吉林人民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正如《矿工谣》唱道:“身披破麻袋头,脚穿胶皮鞋头。”[2]可见当时矿工生活的困苦。歌谣《木把苦》(二)则是塑造了站在死亡边缘做生存抗争的放排人形象。
其次,生存的危难给人提供生存的经验,不同行帮间经验的总结也融入进歌谣的创作之中。畜牧业作为吉林蒙古族人民最重要的产业,马群是其财富的象征和重要的交通手段,因此,形成的马帮在吉林拥有着悠远的历史,在歌谣《相马谣》里“先看一张皮,后看四个蹄;掰开嘴,再看牙口齐不齐”就是马帮对于相马经验的总结。歌谣《三丫五叶》则是详细地总结了采撷人参的具体方法,既写出人参的外形特点“三丫五叶”,又指明方位是“向阳背阴”的“椴树下”,寥寥数语,就完美总结出采参方法。而这些正是人们在多次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之谈。
最后,行帮文化作为吉林地区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其独特的信仰习俗也为吉林歌谣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歌谣《春妮挖参》就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作为长白山祖宗山规,妇女禁止入山采参,而为救病重情郎的春妮不得不选择冒险进山采参换钱,虽是无奈之举但也遭到把头的严厉惩罚:“剁掉春妮二拇指,磕头祭山神。”可见当时人们对祖宗山规的严格尊奉。此外,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吉林地区涌现了不少土匪,他们聚集组成团体,成为东北重要的社会势力与秘密行帮。匪帮作为吉林行帮文化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其信仰民俗也有一定特色,“从组织形式上看,其信仰体系以达摩崇拜为核心,并崇拜十八罗汉、八仙、梁山一百零八好汉、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以及自然生灵等”[3]。动荡不安的土匪生活,使得他们崇尚集体崇拜,希望团体内部有一位像“达摩祖师”一样的首领,能够统一内部意志和力量,如歌谣《拜把子歌》。同时,受民间宗教影响,他们也崇拜狐、蛇等动物,这与他们山林间的生活环境有关,是明显的地域文化的产物。可以说行帮文化中独特的民俗信仰丰富了歌谣表达,体现出吉林地区信仰文化的多元。
东北行帮文化尤其是吉林行帮文化对于歌谣的影响还体现在歌谣艺术表现形式的生新上。可以说,吉林行帮文化正是以其深厚的音乐艺术积淀和独特的呈现方式,为吉林歌谣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首先,出现了一系列表现行帮生活的劳动号子。根据演唱和传唱环境的不同,主要分为渔猎号子、工程号子、抬木号子等等。如木帮文化中的长白山森林号子,就集文学性和表演性于一身。长白山作为我国木材储量较大的林区之一,自古以来就以盛产木材著称,在自然资源大开发的同时,与之相伴而生的木帮文化也日渐兴盛起来,长白山的森林号子也从原始的呼喊逐渐地发展成为富有音律的劳动歌谣,这些歌谣成为木帮生存状况和喜怒哀乐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种具有实用性的音乐载体,长白山森林号子有着不同的功能,内容取自吉林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这既帮助了木帮之间的信息传递,又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等多种功能。同其他歌谣不同,长白山森林号子具有极强的指令性,喊唱方式多为“一领众和”。同时,由于伐木工作的艰辛、参与者较多,再加上山区地形复杂,长白山森林号子在喊唱过程中为了确保伐木工人的安全,因此,需要一些口号来确保团队操作的一致性。如《木把号子》中唱道“哈腰起呀”“步要齐呀”等具有指示性语言的歌词,就体现了领唱人对具体劳作队伍整齐划一的要求,由此可见,森林号子在具体劳作过程当中早已超越歌谣的娱乐性功能,成为保障林区的劳动者们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除此之外,歌谣《哈腰挂》中“前边的拐拐”“注意点呀”更是体现了号头人对运木队伍中每一位劳动人民的朴素关怀,这使得歌谣更具温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且“长白山森林号子是森林伐木者们面对不确定的自然环境,面对高强度的身体压力所发出的喊唱,一声声洪亮的号子之中蕴藏着他们刚毅的人格,蕴藏着自强不息的宝贵精神”[4]。
其次,吉林行帮文化的发展还丰富了歌谣的韵律,使得歌谣更具节奏感和音乐性。流传于松原市的《妓女叹》作为一首典型的五更小调,歌词总共五叠,自一更至五更递转咏歌,在层层递进中唱出了穷苦人家闺女被卖青楼后所遭受的一系列身体和精神的摧残,传达了旧时被迫流落青楼女子的痛苦心声。同时,拿典型的长白山森林号子来讲,就有“七腔九韵”和“九腔九韵”之说,还有“十八拐”之论,可见这些传唱行帮生活的歌谣的韵律感十足。还有像《网户达》《打铁谣》等典型的一唱三叹式民歌,在重复的句式中,意义和字面虽只做了少量的改动,便让歌谣唱起来更具有结构美和音韵美。
再次,由于各行帮之间人们沟通与交流的增强,在很多描绘行帮生活的歌谣之中还可见对答式的歌谣艺术表现方式。对答式歌谣是指唱歌者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提出并回答问题。虽然对唱的形式在各地的民歌中十分普遍,但东北行帮文化影响之下的吉林歌谣所呈现的内容又不同于其他对唱形式的山歌。吉林歌谣与其说是唱歌,不如说是借唱歌的形式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因为要生存下去,吉林人民不得不选择拉帮结派,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残酷的自然,尤其是以放排、狩猎、淘金为主的行帮,他们主要活动于深山老林之中,多年孤寂的生活使其一旦碰到陌生人,便大多会采用盘歌的形式来相互了解。盘歌是指盘问对答式的民歌,以相互盘问来吟唱古今。这种盘问的歌谣形式受到行帮人们的喜爱,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歌谣,如《对歌》《问答歌》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盘问式的歌谣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像买卖行对于自己产品的吹捧,歌谣《卖饺子儿》就是以旦角、丑角的方式进行分工唱和,述说产品的质量。
最后,二人转、秧歌等东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在东北行帮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东北行帮之中,二人转艺人可谓是其中一支特殊的队伍,虽然他们常以江湖人自称,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二人转艺人是由“某些特定行业群体组成的具有一定业缘传承特点的社会组织形式”[5]。他们不仅服务于其他行帮,还自娱自乐。而他们夸张的艺术表演正是从行帮文化的生产习俗中获得灵感的。丧失一定劳动能力的流民构成了早期二人转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颠沛流离的经历也使得他们更能深入各行各帮的生活,并以艺术加工的方式呈现出来。
“东北行帮在长期与天与人的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行帮文化,为了生存和斗争,每一种行帮都在行业范围内创造了属于自己集团的语言形式和习惯,这也使东北行帮文化变得更加神秘。”[6]随着行帮的发展,各行各帮之间在行业范围内使用的专门词语也融入了歌谣的创作之中,这使得吉林歌谣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更具表达力和亲和力。
一方面表现在行业隐语、黑话的产生不仅丰富了吉林歌谣的语言,还赋予了歌谣一种实用和神秘色彩。吉林省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因此采伐业兴盛,在吉林歌谣中有着大量采伐业的行话隐语,如《谢神仙》《扯着红线找小孩》等歌谣中唱到的“棒槌”就是人参的俗称,因清朝封禁,不许私采人参,又因其同关东旧时浆洗捶打衣物用的棒槌形近而得名。而《孙良爷心眼好》《老把头》等一系列以歌颂为主的把头歌中的“老把头”就是指传说中的关东放山(伐木、挖参、放排)人老把头孙良,他不找到兄弟不甘心的义举为放山人所景仰,因此,人们将他视为山神以渴求得到庇护;“横山饭”是指从事伐木行业养家糊口的人。此外,歌谣中也大量存在其他行业用语,如《打鱼忙》里的“网户达”就是指沿江两岸的渔霸。《淘金歌谣》里的“拿疙瘩”则更加形象,因为金子锤炼过后往往是块状的,而“拿”则有天赐所得之意,得到了金子就叫拿到了疙瘩。《讲嘎》中“先会讲嘎,袖里吞金”也是马贩子之间的行话,而“袖里吞金”则是马贩子之间的行业秘密,是指一种以手指相握,讲价钱数目的方式,这使得竞争手段更为隐秘。当然,在歌谣中也有不少行业黑话,像《开弓没有回头箭》里的“血布衫”就特指上山当土匪,“采花”指祸害女人,“搬浆子”则是专指杀猪。可见,不同行帮之间有着不同的行业习俗和语言习惯,而歌谣里对这些行业隐语、黑话的使用也从侧面反映了吉林行帮生存的艰难和人们求乞生存的智慧。
同时,在匪帮还有报号一说,其报号大多与匪帮活动有关。如民歌《土匪谣》《马贼歌》就是典型的受匪帮报号影响而形成的歌谣,如《马贼歌》里唱道“老北风项青山……久占驾掌寺就是菜宝山……”其中的“老北风”就是辽南义勇军首领张海天的报号,“项青山”则是项国学的报号,该歌谣主要咏唱了这些土匪组成义勇军积极抗日的故事。可见,丰富的行帮生活不仅充实了歌谣的主题内容,独特的匪帮报号用语还成为吉林歌谣用语的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伴随着各行各业生产生活的开展,表现行业劳动生活且情感色彩浓郁的衬词也大量出现在吉林歌谣之中,这使得吉林歌谣旋律变得更加欢快,歌唱方式更具表现力和张力。如《捕鱼歌》中每段结尾都有“啦日巴拉日巴拉日巴,啦日巴内喳古啦”等重复出现的衬词,这些衬词不仅使得歌谣更具节奏感,还体现了捕鱼人民热衷劳动、天性开朗的性格。还有《挖参苦》《好娃子别哭啦》《妓女悲秋》等歌谣,虽然这些歌谣中的衬词并无实际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演唱时对音乐和文辞进行情感烘托的作用。
总的来说,东北行帮文化影响下的吉林歌谣所吟唱的劳动生活并非简单的求生,当中暗含了吉林人民不向悲苦命运妥协的解放感,是人与自然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原始生命哲学。而歌谣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完美地展现了东北行帮文化所涵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质。行帮文化与吉林歌谣艺术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吉林地区的文化艺术景观,同时也展示了行帮文化的独特魅力。二者作为东北地区独有的文化元素,无论是在历史的演变中还是在表达形式上,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魅力和独特性。它们引发人们对于吉林地区的思考和探索,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对文化的影响。深入了解和传承吉林歌谣,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吉林的过去与现在,以及发扬留存于吉林歌谣中的传统东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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