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中 胡静茹
〔摘要〕军政民团结一致是抗日战争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关键。全面抗战时期，邓小平军政兼任，对如何巩固和发展军政民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他围绕武装、政权和群众是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备条件，军政民团结是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军政民一致是抗战胜利的强大力量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经验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太行山地区党政军民的抗战热情，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人民军队的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根据地群众生活的改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
邓小平；
军政民关系；
军民团结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4）02-0117-12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山西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课题“ 晋察冀边区青年动员研究”（2023KY665）
〔作者〕杨建中，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山西太原 030024
胡静茹，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山西太原 030024
邓小平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① 自1938 年起，邓小平深入华北抗日前线，先后出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务，在太行山地区领导抗日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军政民团结一致共同促进抗战胜利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论述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经验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指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民工作的开展，对新征程上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武装、政权和群众是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备条件
1937 年11 月，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命令一二九师深入太行山地区，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1938 年1 月，邓小平来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 西河头村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无论对八路军还是对抗日民主政权来说，都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指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一切。”①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 他认识到：“ 只有武装， 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 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② 抗战期间，党领导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组建抗日民主政府，发动广大群众，在敌后创建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武装力量是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日军占领区域广大且兵力不敷分配，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目的，是党在一开始抗战就确定的战略方针”③。八路军在太行山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击敌人，既能保存自身力量又能收复部分县城地区，保卫抗日根据地。
1937 年9 月，作为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跟随八路军政治部到达山西省五台县东茹村，直抵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1938 年1 月，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职，与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向平原地区发展。2 月，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主持召开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针对如何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根据地首先是为抗日而建立的，要抗日就要有武装，因此根据地必须要有武装。”④ 会后，一二九师根据战略部署，继续将部队主力的大部分分散到太行山各地，进一步布置发动和组织群众，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根据地和继续发展游击战争等工作，短时间内掌握了大片区域。4 月初， 日军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围攻， 八路军经过反复、激烈、艰苦的战斗，消灭日军4000 余人，收复县城19 座。① 由此，晋冀豫地区北部已基本被控制。
百团大战后， 由于日军战略政策的调整， 致使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1941 年2 月，邓小平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分析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以“武装斗争为核心”②。4 月，他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从战略角度再次强调“要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③。从对敌斗争实际出发，通过武装斗争打开困难局面，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全面领导晋冀豫区军民参与对敌斗争，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巩固了根据地。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地区的对敌作战，既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侵略者，又进一步为创建和巩固敵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障。在领导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的威信得到迅速提高，战场上对敌作战英勇非常。面对日军的惨无人道的疯狂残杀，广大人民群众顽强抵抗，争取抗战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
（二）组建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晋东南、冀西、豫北三个地区各县县长有的随军撤退，有的弃城逃窜，有的虽未逃走但仍坚持其反动统治，拒绝积极抗日，更有甚者充当汉奸。要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根据地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④ 为坚持华北作战，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巩固与改造旧政权，使之成为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 年秋，经过一二九师英勇作战，在晋东南、冀西、冀南歼敌数千人，在大片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8 月下旬至9 月上旬，一二九师陈再道部为牵制日军进攻潼关、洛阳，在豫北进行了漳南战役，消灭伪军四千余人，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在豫北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卫河以西的豫北地区开辟了南北近五十公里的新区，在冀南豫北交界处三十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⑤
对于政府工作，邓小平认为，贯彻实施民主政治“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是贯穿党政民一切工作的基本内容”⑥。1938 年，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和冀豫晋省委联席会议上提出建立政权时“人民参加政府的范围要扩大一点”①。他强调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中要着重吸收各种抗日力量参与政权工作，使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敌后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1940 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权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1941 年4 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深刻阐释了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②。他要求下级政权在进一步改造中要着重吸收地方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参与政权组织工作， 更好地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同时，他也注意到区、村两级的组织工作，提出在各村进行选举时，村长主要由村民选举，且先从有保障的地方做起，树立典型示范；
要对于政权干部队伍中隐藏的坏分子进行清洗，吸收地方士绅参加；
针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如村主任贪污、人民受压迫等诸多问题发动群众斗争。③ 他要求政权机关更要站稳阶级立场，行“善政”，改善民众生活。④
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头出政权”⑤，旧政权的改造和抗日民主新政权的建立，无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为依托，新政权则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也不可能持久。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与敌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等有了重要依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发动人民群众
在抗战中，邓小平一贯重视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1937 年10 月，他就指出：“当务之急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目前华北战场，中央军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八路军不光打仗， 一定要发动群众， 同群众打成一片。”⑥ 自1937 年11 月开始，一二九师有计划地抽调政工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共同活动，到次年4 月时一二九师派出的兵力达三分之二以上。
邓小平出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始终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和根据地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作战中不断总结群众运动的规律，将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1939年，为进一步发动群众，他提出八路军要“处处顾及群众，顾及各阶层，具体解决其困难与疑问，不做民众所不满的事，逐渐领导民众进步，消除民众对八路军的恐怖”，“采取固定方针，消除疑心，安定人心”。① 驻扎军队严格自身纪律，提高了八路军威信，与民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争取到广大民众的信赖。为配合八路军发动民众，抗日民主政府在群众尚未发动或发动较差的地区着手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动员群众争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法权利，在斗争中大量发展群众组织。这一系列举措更利于发动民众，使得民众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是真正为人民、为抗日的。
1943 年2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的结论报告中专门总结了群众工作问题，阐述了群众运动的规律。邓小平指出：“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
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
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②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抗战中去，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关键性作用。
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全面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对敌斗争，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增强了抗战力量。同时，有了民众的有力配合，军政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进一步增强了军政民之间的团结。
二、军政民团结是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武装力量的责任之一是保卫抗日政权，支持政府发展生产并积极参与生产过程；
政府的责任是爱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稳定前线军心。在军政民全面配合下开展宣传教育，鞏固根据地的稳定发展。军政民团结为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反攻和战后建设作了准备。
（一）军队保卫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抗战的发展，武装力量如何巩固政权问题逐渐凸显。从1939 年春到1940年春，一方面，顽固派疯狂制造“摩擦”，目的是摧垮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
另一方面，日军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趁机向晋冀豫区进攻。
1939 年5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指出八路军应“真正为了巩固团结统一而努力”③。一是树立共同的奋斗目标，团结各党派、各军、各界，坚持互助互让的合作精神，求得相互间的亲密合作；
二是坚持各方面以民意为依归，重视民意，吸取民力，反对压迫民众；
三是严防敌人的造谣欺骗与挑拨离间，力图促使边区政府成为民族主义的政府、民权主义的政府、民生主义的政府、统一战线的政府。同时在军政人员选择上，他强调要极为重视对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吸收与团结，以提升部队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① 为此，八路军平汉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和群众斗争相结合，进行了坚决的反顽斗争。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军事上领导晋冀豫区军民开展了反“扫荡”，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特别是经过邯长战役、白晋战役、百团大战等战役，保卫了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为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抗日民主政权的稳固与发展，保障了前线作战军队军用物资的供应，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为抗战的胜利增添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军队支持和参与生产建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② 战争中，粮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军队的供给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1943 年9 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会上深刻指出：“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胜仗的。”③ 因此，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也至关重要。抗战环境下，只要“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④。军队本身也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支持并参与到抗日政府组织的经济建设中去。军队和机关自己动手解决生产问题，不但可以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可以激发人民的生产热情。
1939 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布春耕指示，号召全体党政军民积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1942～1943 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粮食大量减产，军需民食严重匮乏。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⑤的指示，加强生产自给，以瓦解敌人消灭根据地的企图，救灾活动有序展开。邓小平组织大批党政军干部深入受灾严重地区帮助群众生产自救。为帮助群众度过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在清漳河畔掀起拦坝、修滩、开渠、引水热潮，在太行山上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灾度荒和大生产运动。
1943 年在灾荒加重情况下，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发布了《一二九师关于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加紧生产，厉行节约；
干部中旅级以上每人节约120 元，团级以下每人节约70 元；
组织灾民，以工代赈，兴建水利，开荒修滩等。全区军民从1943 年冬到1944 年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农业方面， 太行军区每人开垦荒地超3 亩， 太岳部队开荒种地八万亩也接近每人3亩。① 同年9 月21 日，为进一步推进生产工作，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师部联合的生产动员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总结了自1937 年抗战以来的经济建设工作，要求减轻民众对敌、对地主、对抗日的负担，政权机关、部队厉行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加紧人民的生产工作。② 根据会议精神，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极为重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以农业为主，将生产和救灾相结合，采取深入减租减息、举办生产贷款等措施以促进粮食增产。
总之，八路军不仅支持政府发展生产，而且积极参与生产活动，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极大地激励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抗战热情。
（三）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稳定军心
1938 年初，邓小平到一些村庄检查工作，对新兵动员给予了很大关怀，想了许多办法。在新兵动员中，他主张积极发挥抗日民主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主动调和抗日军人家属工作，最大程度地解决其困难，落实优待措施。同时，还经常性地与抗日军人家属开会、举行会餐，征询他们的意见，求得部分问题的解决。这些工作的开展使得前线军队军心稳定，人民群众以抗日军人为光荣、为榜样，提高了民众参军入伍的决心和勇气，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参军入伍的新模范。
1940 年12 月7 日，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于1941 年5 月1 日起施行。1941 年9 月1 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切实优待一切抗日军人家属（包括中央军、八路军、决死队及其他抗日部队）。③ 1943 年1 月，《冀南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条例》对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的基本生存需求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如有劳动力而缺少土地者，可优先耕种政府没收的土地；
对无房的贫苦抗日军人家属，政府免费提供所管辖的空闲房屋；
无劳动力的贫困抗日军人家属，由本村村长督促自卫队、模范班，依实际需要给抗日军人家属轮流担水、泥房等，并依代耕法代耕土地；
抗日军人家属子女享有优先上学的权利和半价或免费的医疗帮助。边区政府还组织慰问军属活动，政府干部、党员在重要节日或重大纪念日向抗日军人家属致敬慰问。① 1943 年12 月，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区军委共同发出《关于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的指示》，要求地方党政机关、支部和村政权，必须领导群众亲切地照顾抗日军人家属，解决其当前困难，帮助制订春耕生产计划，并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照顾的情形，写信告诉他们的子弟等。②
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不仅使得抗日军人家属的物质生活得到大幅度的保障和改善，社会地位也普遍得到提高，解除了戰士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动员群众工作的开展，民众参军热情高涨。
（四）强化战时宣传教育
1940 年后，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侵略军在根据地开展的思想进攻收到了部分效果，主要表现为：造谣宣传八路军被消灭，抗日政府被打垮了；
大肆宣传、欺骗并强迫敌占区同胞与抗战区对立；
根据地内部分军政人员对抗战悲观失望，恐日病也在发展；
人民群众接受的文化宣传薄弱且质量不高，某些作品同现实脱节、缺乏政治性等。他指出：“强化宣传教育，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③ 在军政机关干部中，通过轮训队、抗大分校及其他教育部门等对军政机关干部深入开展教育，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通过强化文化战线，与敌人进行顽强的宣传战，以消除民众失败情绪，提高胜利信心。1941 年4 月，邓小平针对太行区宣传教育工作发展上的薄弱环节，提出要“提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斗争顽强性，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④，通过动员一切文化机关传播斗争经验和教训，教育群众斗争方法。针对敌人的宣传政策，深入了解群众，按照群众的接受程度进行宣传。5 月，邓小平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对一二九师文化工作作出多方面的细致指导。一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军事任务，开展文化工作要对敌人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及时地驳斥敌人，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二是积极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联系，着重宣传教育，提高军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增强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抗战必胜信念。同时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随时对敌人奴化政策加以有效打击。三是积极同政权机关、地方文化机关等一起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党的政策、主张，帮助推行地方教育工作。①
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广大军民、促进了抗日活动的开展，同时在根据地内营造出了浓厚的抗战氛围，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三、军政民一致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强大力量
邓小平深知：“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敌人进攻的关头，必须足够地计算民众的力量。能否动员民众参加，常常成为这些斗争胜负的关键。”② 群众是对敌斗争的力量源泉，“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③。因此，要切切实实做到军政民一致，提高群众观念，一切从保护人民利益出发。
（一）动员民众参军
对于动员新兵，邓小平认为：“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④ 在动员过程中，要清楚地向民众解说问题的真相、可能发生的问题、与敌斗争的方法以及胜利的前途。1938 年2 月，初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就发表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对新兵动员任务开展作出指导。他总结了新兵动员困难的三个原因：一是民众认可“好子不当兵”的观念且接受抗日教育匮乏；
二是征调青壮年的方式错误，使得民众与军政双方对立；
三是地方政府未切实解决抗日军人家属困难。⑤ 针对在动员新兵中出现的问题，他提出应吸取新兵动员收到成效的区域的经验、教训：军队在接收新兵时，必须协同征募机关举行欢送仪式；
组织群众在开赴前线途中要进行热烈的欢迎与欢送；
新兵到达部队后要及时了解征募情形、战士的情绪等，同时加强对新兵的抗日教育，以提高新兵的觉悟。邓小平还到各村巡视、检查工作，采取诸多办法提升新兵的荣誉感，解决军属的实际困难。如家中有人参军，不仅有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长还被八路军请去会餐；
新兵出发前，对于家里贫困的给予安家费、救济金；
新兵出发时，地方的青救会、妇救会为他们佩戴光荣花并敲锣打鼓送行。由于动员工作广泛而深入，到1938 年9 月，“ 一二九师的三八五和三八六两个旅， 都已发展到七千人左右的规模”①，士兵的军事和政治素质也大大提高。
爱护民力， 减轻人民负担。早在1938 年， 减租减息政策已在根据地内执行。1940 年4 月黎城会议后，根据地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办法逐渐完善，到1942 年时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民众的觉悟和抗日积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1943 年，邓小平通过对1937～1943 年生产状况的总结，提出从四个方面减轻人民负担：第一，减轻人民对敌负担，军民结合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使损失减少至最低；
第二，减少群众对地主的负担，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和地主的团结，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忱，而且提高了各个阶级的抗战积极性；
第三，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以太行区为例，一百三十万人民屯到四十三万石，按当时价格来说二万万元，每人平均负担一百元以上，其他还有支差、做军鞋等负担；
第四，加紧人民的生产工作，解决生产中出现的细小问题。② 减轻人民负担政策的实施，大大减轻了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沉重负担，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对动员参军起了巨大作用。
人民群众作为抗日中的基本力量，是兵员补充的主力军。军政相互配合动员民众，通过减轻负担，保障其根本利益，极大程度地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民众参军意识从被动消极到积极主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人力基础。
（二）动员民众支前
在对日作战中，民众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对此，邓小平指出：“军队、政府也依靠着民众力量，克服了许多困难。”③ 在抗日根据地内，军政机关通过动员民众为前线输送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八路军对敌作战。
1938 年4 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和一二九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党的特委、抗日政府、民众团体和游击支队负责人联席会议，安排了配合主力作战，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和保护群众等工作。民众除承担运送物资、抢救伤员、挖沟堑等后勤保障工作外，还为八路军烧水煮饭、看护伤病员、缝补衣服等。据统计，仅在1945 年反攻作战中，参与支前的农民人数多达45500 人，仅临城、赞皇、内邱、高邑就有13万农民支前。④ 各地抗日政府组织当地民兵、儿童、自卫队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组织当地妇女为战士磨米面、制作鞋袜、照顾伤员等。仅冀南民众（自卫队、青抗先）参加破击交通斗争的，以百万计算。
抗战时期民众的支前活动，对于八路军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对敌作战中，支前群众不畏艰难险阻，有力地保障了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有效地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三）巩固军民团结
邓小平对军风和群众纪律严格要求，“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① 群众越是热爱八路军，八路军越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他深知，“人民只有感觉我们好，才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感觉我们不好，就会脱离我们”②。
1939 年，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一二九师与冀南民众英勇顽强地开展对日作战，人民群众表现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整个冀南地区到处可以看到群众热烈参战的场景。在束鹿、宁晋、巨鹿、南宫等地方，群众甚至拿起梭镖、锄头同军队一块作战，并常有缴获。
在作战中，八路军与人民关系紧密。人民群众十分爱戴抗日军队，“只要你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吃，他们不避危险地为战争服务，他们热烈地慰劳作战的部队”③。在束鹿、宁晋一带作战时，群众自动送水送饭，军队吃的经常是群众慰劳的油果子，军队缴得的大炮也是自卫队冒险抬出的。在威县、丘县一带作战时，群众将捉到的日本兵和缴获的枪支自动地送给军队。在反“扫荡”中，涉县普通农妇李才清冒着被日寇杀害的危险，救助了50 多名八路军伤病员，保存了大批重要物资。④
军民结合的伟大力量在生产过程中也同样可以看到。1942～1943 年，太行区军民顽强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发展了生产，度过了灾荒。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军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根据地所有干部自觉同群众共甘苦，每人主动减少口粮，并拿出津贴资助受灾民众。部队每天每人节约二两小米，救济灾民。太行区的抗日部队积极支援兴修水利，除人力、物力支援外，许多部队还依靠自身挖蓄水池、水渠。八路军总部在左权县麻田修筑水库，把480 亩旱地变成了水田。⑤“军队的困难就是人民的困难，人民的困难就是军队的困难。”⑥军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灾荒，无不显示出军民一致的团结力量。
1944 年11 月，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召开，邓小平参会并发表讲话。他讲道：“在七年半的时期中，我们太行区的军队打了2 万多次仗（许多小小的仗还不算）， 民兵打了28000 多次仗， 普遍的人民的英勇斗争更是无法统计。”① 这些战争的胜利，都是军民结合努力的结果。据估计，作战中太行人民捐献的公粮有300 万石之多，还有军鞋等其他物品。② 太行区人民深知种种负担是为了抗战胜利，均积极缴纳，并不断将自己的父兄子弟送去参军以扩大军队规模。民众拥军热情，仅从1943～1944 年近两年兵员补充和筹粮情况来看，每次兵员补充任务不到10 天就可以完成甚至于超额完成任务，大多数村庄自接收到公粮屯集任务到完成基本只要一天时间。③ 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拥军热忱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朱德在全面抗战初期所说：“政府爱护人民，人民尊敬政府，政府帮助军队，军队也保卫了政府，军政民之间打成了一片……这一切保障了我们的铁的团结，使我们得到了胜利。”④ 军政民团结是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并发展根据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关键；
军政民一致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极其有效的法宝；
军队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在抗战时期对军政民关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是理论与具体实践、上级决策与所处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将发展军政民关系充分植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有效地指导和促进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民关系的发展，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军政民关系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⑤、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責任编辑 肖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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