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亮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谋划,以期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承载体,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必须牢固树立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根基的总基调。然而,现有研究普遍从静态层面探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缺乏在动态情景下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逻辑进行研究;较多从要素、结构、功能的维度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过程进行比较分析,但较少基于价值创造逻辑视角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响应过程。文章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基础、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引起各方面重视。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
阐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统一,找到“契合点”,即在理论上能够阐释现代化产业体系演化逻辑分析框架,在实践上能够对我国产业适应新兴技术范式具有借鉴意义。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2]28,这为文章从实体经济视角解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演进逻辑以及建设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实体经济是存在生产性劳动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3],价值创造是实体经济的本质特征。基于价值创造视角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可行路径。可以说,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以实现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资源优化组合为目标,具有现代产业生态系统的经济体系。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关理论
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研究有:一是“量”与“质”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增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绝非局限于某个或某些产业领域发展,其核心要义是在发展与竞争动态博弈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产业质的提升;政策制定也不能简单地以GDP增长量论英雄,应从现代化整体进程中定位现代化经济体系[4]。二是共演观和结构观说。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需要与实体经济环境共演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依赖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投入[5],需要处理好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等多重结构维度的发展关系[6]。三是层次与秩序说。一方面,产业体系内部的科技、人才、金融资源以及企业、基础设施、治理体系等要素呈现出相互依存、彼此交织的关系,形成了相应的层次结构;另一方面,层次性的特点使得产业结构体系及特征体系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容易形成比较优势差异,存在演进的先后秩序之分[7]。四是安全与创新说。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具有安全可靠特征和创新特征[8]。一方面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集中力量解决基础、核心能力短板和“卡脖子”难题;另一方面要通过创新来化解产业链被切割、被分解的风险。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及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已有研究认识到量与质、共演与结构、层次与秩序、安全与创新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4],但很少有研究将实体经济作为自变量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系统分析。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功能作用
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目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发展阶段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助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产业面临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低端挤压。随着中国劳动力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世界工厂”有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我国产业还面临从发达国家发起的高端挤压。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处在传统产业主导但增长不断下滑,现代产业虽然成长但存在“卡脖子”状态,则可称之为产业体系发展的“结构性陷阱”[8]。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实现产业升级、能够显著提高产业效益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9]。二是从价值链主导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助于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重塑产业价值链,着重解决影响产业发展和经济畅通循环的问题,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不断向中高端迈进,提升我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及现代化水平。三是从科技创新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韧性。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能源危机,破坏了多边机构的合法性,严重干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产业链格局面临重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韧性[10]。
本文尝试把实体经济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基点,试图从理论、实践、逻辑维度搭建一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解释框架,旨在全面洞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黑箱”(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我国在“追赶式”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产业体系[11]。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追赶式”的工业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产业附加值偏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过程存在诸多卡点瓶颈。基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要打好产业体系现代化攻坚战,需要在实体经济支撑层面实现价值创造的突破。文章以“单点应用—局部优化—体系融合—生态重构”的动态演进逻辑为基础分析新颖价值创造、效率价值创造、互补价值创造以及共创价值创造[12]与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构建的相互作用机制。
(一)单点应用的新颖价值创造: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单点应用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微观基础,主要体现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关键环节在实践应用上的创新突破,从而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短板补齐,实现“从0到1”的创新突破,创造新颖价值。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近年来,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以及中美两国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逆全球化”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出现疲软的态势下,产业体系中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运行和升级,对我国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巩固带来不确定性冲击与风险。美国以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我国企业发起单边的“科技制裁”、“技术断供”与“技术禁运”等技术封锁、贸易封锁策略[13],甚至宣布将全面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高科技企业,意在实现中美高科技领域的全面“脱钩”。这使我国部分产业与领军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到严重冲击,对我国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构成巨大挑战,严重威胁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形成,技术要素跨国自由流动受阻成为制约我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绊脚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需要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一是从技术革命演化史看,技术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原动力。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同时带动了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快速发展;以电动机、内燃机技术为核心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德国成为工业强国,同时让人类跨入一个新的时代,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世界超强经济大国。当前,信息网络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二是从全球价值链攀升看,需要通过科技自立自强重塑国际产业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利用信息网络传递可编码的知识,将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产业组织从传统的垂直一体化结构向垂直分离结构演进[14]。近期,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条款中明确提出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发明、在美国制造,若有企业与中国合作将不能获得补贴,其打压中国半导体发展的意图明显。从这个层面上讲,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须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尤其是基础性技术创新。三是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为基础的核心生产要素驱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战略部署,其发展函数的重要自变量是技术创新,需要依靠技术创新驱动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要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发展一批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和先进基础工艺[15],有力地支撑我国工业体系的创新升级。
(二)局部优化的效率价值创造:实现多业务环节和流程系统的局部集成优化
局部优化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中观基础,主要是对传统已建立的规则发起挑战或对既有方案的改造升级。实现局部优化的目标,要将过去局限于某个设备、系统或业务环节的业务进行系统性集成管理,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跨部门、跨系统和跨业务环节的局部集成优化,从而达到产业向现代化转型升级的目的,创造效率价值。多业务环节和流程系统的局部集成优化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
一是从产业链整合视角看需要局部集成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深刻影响着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的配置,给当前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带来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制造业产业链整合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的战略选择。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产业链集成优化的布局,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在此过程中,全球制造业创新体系发生转变:创新载体从单个企业向跨领域多主体转变,创新流程从线性链式向网络式协同转变,创新领域由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种模式相结合转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下端,由于产业链整合力度不够导致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出现过周期性产能过剩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16]。另外,目前我国各地区之间资源要素未能按照市场机制实现有效配置,以至于未能发挥我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要想保持或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内部需要通过多业务环节集成优化创新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二是从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看需要局部集成优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2]30。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优势产业组建创新联合体,聚集核心资源要素,实现高端化发展,从而形成世界一流产业集群,有利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例如,日本以其优势地位带动高端机床、汽车制造、半导体原材料、光学仪器、冶金、工业机器人、精密仪器等的升级发展,实现了全球制造业强国目标,摆脱了二战初期以来被先发国家主导的、中低端的全球产业分工地位。我国目前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国际要素整合能力还比较弱,需要强调系统思维,优化产业布局。
(三)体系融合的互补价值创造: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快速融合
体系融合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宏观基础,体现为多个环节的协同优化,有利于现代服务业深入产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现代服务业是建立在现代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基础上的服务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一方面,要将管理知识、工艺机理、专家经验等沉淀封装形成可复用、可移植的微服务组件,并结合海量数据分析和决策优化,实现机理模型结合数据科学的智能化,突破原有知识边界和封闭知识体系,带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人、机、物的深度融合,打通产业研发设计、生产、供应、销售、服务等各个业务环节,实现各方面资源要素的连接与整合,推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内外部的协同优化。近年来,现代服务业行业市场火爆,其应用场景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安全和多样性的创新。用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服务业的应用场景。总之,开展体系融合的目标是通过现代服务业汇集各要素资源,形成支撑能力,以实现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全链条业务的优化和协同共享,创造互补价值。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加速融合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一方面,“两业融合”正在改变传统的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从产业的演变脉络看,传统行业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随着消费升级与新一轮技术革命持续推进,不同的产业资源相互渗透重组、加乘借力、边界消弭,推动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直接导致了企业间原有经验合作模式的改变,今天的竞争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合作伙伴。原企业不仅需要与供应商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还需要与技术和软件运营商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未来动态弹性的竞合格局或将更为普遍。从商业模式创新看,传统的产业形态也在逐渐改变。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加快推进,使得制造业向服务制造业转型,这是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产业协作更加紧密的产物,制造业正在努力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拓展和延伸,纷纷从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服务投入”和“服务产出”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加速融合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客观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结构从产量绝对不足的供给匮乏,发展到粮食供给过量但结构单一,直至今日的产品种类结构、品质结构和空间结构交织影响下的相对过剩。从供需信息反馈看,农业信息服务机构建设滞后,信息传输渠道不畅,信息资源缺乏、可靠性差,农业生产经营者无法根据消费者信息及时安排生产与合理布局,从而“过剩”和“不足”等结构失衡问题随之产生;从供给侧要素配置看,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慢变量无法匹配需求侧快变量,需求侧信息不能有效对供给侧要素配置起到引导作用,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农业供给结构失衡;从产业链视角看,农业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之间耦合性差,农业信息得不到有效整合,产业链协同“梗阻”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匹配性差。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整合政府、企业和中间组织等各方力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寻租行为”,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
(四)生态重构的共创价值创造: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生态重构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三观基础,生态重构如同生物系统重构一样,强调生物系统适应发展环境、发展环境牵引生物系统升级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深度赋能改造,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颠覆了原有的产业竞争格局,产业的持续发展正从竞争逻辑向共生逻辑转变,从单打独斗向合作共进、合作共享、合作共赢的新生态转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生态重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依托数字经济衍生的各种新业态、新技术,将人才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然后嵌入到实体经济之中实现价值增值,形成以价值共创为连接点的产业生态群,从而实现实体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的泛在互联与深度协同,创造共同价值。
数实融合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的战略选择。
首先,数实融合在提升产业体系的链条中发挥关键作用。数实融合在提升生态“链”韧性中的作用表现为强化产业链竞争力、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附加值。通过对海量数据实时聚合分析,优化生产制造流程,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实体经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实融合可以降低产业组织的信息搜索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预判和防范行业风险,提升产业组织的柔性和适应性。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率,实现产业链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
其次,数实融合催生商业模式创新。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业务形态和服务模式,进而影响了整个行业的价值网络,有利于提高产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催生出新的业态模式。促进智能化生产发展,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机器设备智能化,推动企业内资源集聚整合;促进网络化协同发展,依托数字平台创新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运维模式,实现运营模式等变革;促进多样化定制发展,通过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通道,以数字化供应链满足多样化定制需求,推动产业链高效协同;促进服务化延伸发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基于数据的产品和服务模式优化。
最后,数实融合促进高水平开放。数实融合过程能够将生产、销售、服务全球网络有效整合,通过数字平台系统积极突破关键技术、拓展国际市场,最终提升产业生态核心竞争力和安全水平。一方面,促进生产制造全球化分工。数字技术发展打破了交易的时空限制,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推动了出口生产中的分工细化,形成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互联网的“全球统一市场”特性推动了出口生产的跨区域协调与分工,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助力全球产业以网络创新合作的方式进行发展。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产业仅靠单一内部创新活动已经无法快速应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产业需要向外部渠道获取创新资源。美国等发达国家多年来持续并强化布局先进制造业网络,都将网络创新合作视为增长的“新动能”,探索产业升级、全新生产模式乃至商业范式的创新。
总之,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可以按照“单点应用—局部优化—体系融合—生态重构”逻辑框架,获取创造价值。单点应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撑,诱导局部优化和体系融合,获取新颖价值;局部优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多业务环节和多业务流程系统的局部集成优化提供支撑,连接单点应用与体系融合,获取效率价值;体系融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三次产业融合提供支撑,统筹单点应用和局部优化,获取互补价值;生态重构基于数字技术将资金、人才、技术、知识等要素进行整合,为单点应用、局部优化、体系融合提供共演平台,获取共创价值。
(一)实体经济支撑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引发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导向调整。一方面呈现产业发展范式从要素投入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另一方面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向高端价值创造转变。因此,分析实体经济支撑下战略价值导向的变化规律,有助于找到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并没有真正形成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从产业安全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跨界融合、产业要素流动等实体经济支撑的价值维度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17]。
1.产业安全提升方面,需要解决产业体系创新力不足问题
在全球价值网络生态系统中,我国产业生态仍处于从属地位,高端芯片、先进工艺、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卡脖子”难题,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挑战。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是0.01,美国为0.29,德国为0.14,日本为0.08,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于上游位置。2023年8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监管美国在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某些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这是美国剥夺中国发展权利,实施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的最好例证。因此,我国必须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形成相对闭环,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需要解决产业发展“急于求成、大而不强”问题
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服从“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茨涅兹工业法则。各地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区域资源禀赋条件,谨防罔顾产业基础和特点,一味贪新求快赶进度、贪大求洋赶数量,热衷上马各类热门“形象工程”,却忽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2021)》数据显示,我国制造“结构优化”分项指标数值为25.19,远低于美国的50.05、德国的49.24和日本的33.52。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模固然重要,但质量更重要。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必须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3.产业跨界融合方面,需要解决三次产业缺乏融合的发展问题
三次产业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有些地方对于三次产业的发展,还存在割裂对立倾向,例如,对制造业与服务业采取“两分法”,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独立[18]。三次产业之间虽然有着内在差异性,但将其割裂对立认识是不符合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规律的。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程度不深、范围不广、层次不高等问题,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还不凸显,亟须促进产业间互通互联,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挥三次产业的融合乘数效应。
4.产业要素流动方面,需要解决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问题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闭门造车意味着要素循环受阻。尽管我国已基本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不少核心材料、关键技术还处在“卡脖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合作才能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对内来看,需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将人、设备、系统和产品等要素连接起来,打通全要素、全价值链和全产业链的“信息孤岛”,并且以国内大循环“引进来”全球资源要素,使要素能够自由高效流动。对外来看,需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鼓励核心企业在全球布局创新产业生态体系,主动“走出去”融入全球科技和创新网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总之,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
(二)实体经济支撑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时代、新征程具有新的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纲进行部署;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创新引领路径,从实体经济层面突出强调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因此,围绕融合和循环产业发展,要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围绕数字化和生态化产业安全,要巩固优势传统产业领先地位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聚焦融合实践路径,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构建服务业新体系,是持续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形成三次产业的融合乘数效应。一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高端化方向发展。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各类资源和要素的高效配置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环境;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服务市场竞争,推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利用税收等杠杆,支持和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调整财税政策,强化产业关联,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互动和融合。二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持本土龙头企业自主搭建或合作布局工业云服务平台、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倍增计划,以产业链延伸、产业交互作用为重点,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更广范围、更深领域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生态资源等要素的配置手段创新和制度改革,打通市场、政府、企业及农户各环节,推动现代服务业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三是突出市场导向,构建创新足、影响大、竞争强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阵营,全面巩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主导地位,发挥其作用。实施现代服务业骨干企业培育计划,鼓励现有企业强化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兼并重组,向规模集团化、服务专业化、功能体系化发展,打造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链主企业。
2.聚焦循环实践路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着力畅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变革。政府不仅要坚持底线思维、红线管理理念,破除产业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非合理壁垒,还要通过体制改革与政策引导,形成动态优化、前瞻性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全面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根基。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人才培养与项目、平台的耦合机制,围绕项目实施、平台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需求,培育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根据现代产业发展规律,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创新团队和青年人才,打造适应需求、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深化人才评价改革,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三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规范制度,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3.聚焦数字化实践路径,巩固优势传统产业领先地位
优势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推进优势传统制造产业升级,把优势传统制造产业做大做强,事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6]。通过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现代传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化手段,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优势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一是以“平台+服务”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为企业办公、业务办理及营销提供数字化平台工具,构建以公有云为基础的一站式数字化应用平台与在线服务平台,以“平台+服务”模式降低企业数字化投入成本,拓展企业市场渠道,助力集群转型。二是构建优势产业的数字化底座。优势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具备较强的影响力,面对行业特征和复杂的业务场景,行业云为特定行业集群提供数字化底座,在公有云基础上为企业提供一系列行业特定的平台和应用,包括配置、服务、组件、模板、数据集、AI模型、预配置的工作流程、用户界面、架构最佳实践等,为区域的特色行业服务。三是以智算平台为支撑助推领军型产业创新生态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产业的关键要素,而随着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智能算力的重要性凸显。它有利于为领军企业提供支撑,为科研、公共服务和高新技术企业机构提供强大的智能计算服务。领军型产业在数字经济新发展阶段,应以智算为支撑,构建繁荣的智慧产业生态,服务集群发展。
4.聚焦生态化实践路径,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生态系统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竞争的重要基石[19],要把维护产业生态安全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一是推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融合生态系统。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制定关键技术短板清单,集中优势资源进行技术攻关;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锻长板行动;建立促进创新要素高效自由流动机制,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二是推动形成“战略性+竞争性+集聚区”空间发展格局。通过组织模式创新,构建“政产学研用”生态系统,并依靠新型举国体制,汇集全球创新要素与资源开展协同攻关,努力形成一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三是推动形成“新兴性+专精特新+中小微”行业创新生态。加强对优质中小企业的梯度培育,实施品种体系优化工程,支持企业做大独家品种、特色品种,形成优势品种产业支撑;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深度“上云上平台”,加快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提升专精特新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遴选和支持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核心服务机构为专精特新行业提供“点对点”的技术创新、上市辅导、投融资、数字化应用、工业设计等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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