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来,郭星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语境中,动物性及其承载的隐喻意义,始终关涉加拿大民族身份、政治秩序、道德原则、生态诉求等范畴,正如加拿大学者卢瑟福德(Stephanie Rutherford)指出的,论及加拿大自然与民族,动物因素占据核心地位[1]。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获誉“加拿大文学女王”,其文本中包含的动物意象与动物性叙事要素,与生态伦理、性别秩序、文化政治等权力话语密切关联。阿特伍德的动物性叙事,一方面映射遭受压迫的他者处境,以及二元权力序列,另一方面,动物性充当某种异质性、他者化的颠覆力量,借以瓦解二元对立传统。正如肖尔特迈尔(Marian Scholtmeijer)指出的,动物的激进他者性提供着双重力量来源,有力昭示着女性他者遭受的父权专制文化压迫,且凝聚着反抗文化权威的合力。因此,女性作家在其文本中,将女主人公塑造为绝对的动物他者,借以反抗父权中心主义,事实证明,此举绝非自我牺牲行为,相反指涉自我赋权[2]。
阿特伍德《浮现》(Surfacing,1972)通过缜密的叙事,叙说匿名女主人公为探寻失踪的父亲,与同伴重返魁北克北部的荒僻岛屿的故事。女主人公流连于今非昔比的故土,搜寻父亲的踪迹,抚今追昔,触景生情,在此过程中,修整自身紊乱的内在秩序。小说借助动物性叙事,旨在挖掘人类本质要素遮蔽下的动物性特质,借此探询人类与自然生态以及动物集群的意义联结,正如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的,“我们确实超越了它们的一些局限,但是我们从未将自己从与它们共有的属性中完全分离出来。实际上我们超越那些局限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依赖于某些动物性的特征,我们身份的本质就在其中”[3]11-12。阿特伍德的动物性叙事,力图消解人类至上的霸权模式,推进关涉德性伦理的道德实践。
小说中充斥着颇多针对动物的感官描绘,且依据动物立场,体悟动物他者的生存处境,进而与动物展开互动。女主人公的社会属性与人类特质渐趋消解,其动物性特征反而逐渐强化,她以动物行为模式作为准绳,全然仿效动物特征,借此作为某种情感基质与驱动力,融汇于自然体系,进而推进关涉德性伦理的道德实践,逐渐获得主体性的充盈与内在秩序的稳固,实现生存危机的化解,超越二元对立的人类困境,最终使得二元文化体系趋于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小说中的动物性叙事及其隐含的多重策略机制,旨在揭露并颠覆人类霸权的行为体系,通过呈现动物的主体意志、道德伦理与情感价值,推进共同体实践,实现德性伦理的完善。其中,对动物性特征的感官描摹,意在削弱人类强权的主导地位,观照动物性及生态自然的边缘化处境。女主人公昔日栖居于旷野自然,远离城市及机器工业文明,“曾经能辨别出许多种鸟的声音”,此后,离开故土的女主人公,围困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喧闹,与生态自然隔膜,“此刻侧耳倾听,听到的只是吱吱喳喳的叫声,我的耳朵锈住了”[4]45。紧接着,女主人公基于动物立场,展开对动物话语的声援,“鸟与汽车有同样的理由鸣叫或鸣笛,它们在宣称自己的领地范围:这是最基本的语言”[4]45。此番驳论包含女主人公对动物主体的赋权意图,旨在彰显动物的主体地位,在某种层面而言,体现了女主人公对涉及动物他者的道德义务的履行,正如唐纳森与金里卡指出的,“动物不仅仅是‘他者’,它们是其他的自我。而正是这种自我性使我们产生了关于公正和同情的特定道德态度,后者构成了我们正义义务的基础”[5]53。
此外,对遭受侵害的动物的描述在文本中随处可见,“我回过头去,发现那东西的脚被一根蓝色的尼龙绳缚住,大头朝下地吊在一根树枝上,它的翅膀垂落着张开。它注视着我,用那双被捣碎的眼睛注视着我”[4]142。此处对遭受猎杀的苍鹭的描摹,一方面隐含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讨伐,另一方面,正如麦凯(Robert Mckay)所指出的,苍鹭的可怖注视宣告其动物主体性,询唤(interpellate)女主人公与其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结[6]213,使其产生强烈的共情效应。
女主人公秉持动物性立场,体悟动物的现实生存处境,例如对遭受惊扰的苍鹭体态动作的观照与勾勒:“一只蓝色苍鹭在水湾那边捕鱼,突然它腾空而起,在我们头上掠过,脖子和嘴喙向前伸展,两条长腿向后蹬去,就像一条插有翅膀的蛇。”[4]144经由女主人公的审视,人们得以窥见:苍鹭的迅捷反应体现着其对人类侵扰行径的反抗,并宣示其主体性身份。
触目惊心的动物生存现实,不断引发女主人公的共情与愤懑,也影射出人类社会内部的压迫与专制,以及岌岌可危的他者生存处境。“人们常常仅把动物视作自然的部分,因此也视作某种本质上的‘他者’”,“尽管这种他性(otherness)有时候会导致威胁和疏远,但有时候也能激发人们强烈的审美和道德反应,即尊重和敬畏。有时候,伟大的自然之美让我们超脱自我,使我们得以在更广袤的、根本不关心自我的自然事物之中暂时隐匿、丢弃自我”[5]49。女主人公不断产生针对动物生存际遇的控诉:“他们为什么像滥用私刑处死受害者那样把它挂在树上?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扔垃圾一样把它扔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有杀戮的权力”,“一定是美国人干的,他们此刻就在这里,我们会碰到他们的”[4]159。此处关于“美国人”的指称,并非局限于特定的国籍、民族归属,相反,“使得国籍趋于非本质化,使其关涉语言学及文化心态维度,而非地理学或系谱学层面”[6]219,隐喻二元化的强权势力,以及迫害行为的施动者,“可毕竟是他们杀死了苍鹭。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无关紧要,我的大脑告诉我说,他们仍然是美国人,他们正把我们引向歧途,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如果你的外貌与他们一样,谈话与他们一样,思维与他们一样,那么你就是他们。我是说,你讲他们的语言,语言是你所做的一切”[4]160。小说借由大卫一针见血的戏谑,深切表达了作者针对残害动物的霸权行径的谴责,揭露了殖民扩张基于侵害动物他者的事实,“‘你们意识到没有,’大卫继续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死亡动物的尸体上的?死鱼、死海豹以及从历史角度看的死河狸。河狸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就像黑人和美国的关系一样”[4]43。诸多针对动物的侵害行为,影射新旧殖民主义凭借征服与压迫建构统治秩序的罪恶事实。
小说中穿插着颇多与动物互动的场景,女主人公母亲喂食松鸦鸟的景象,反复映现于女主人公的头脑之中,充当其与动物建构亲缘性关联的隐秘锁钥。女主人公通过对母亲喂食动作的仿效,进而破解当下的复杂生存处境,“我收拾起熏猪肉皮和面包碎屑,把它们拿到外面放到喂鸟的盘子里。松鸦鸟还憩息在附近,看见我端着食物,它们便彼此叽叽喳喳地传递着这一信息。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把手伸出来,但它们就是不飞下来,只在我的头顶上飞来飞去,伺机寻找着叼食的途径”[4]118。通过对松鸦鸟翻飞动作的破译,女主人公对诸多预兆加以觉察,共通性的符号信息、经验事实,得以实现不同物种间的传递共享,“人们曾相信鸟飞来飞去是一种征兆:不祥的预兆”[4]118。不出所料,自称美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成员的某开发商陡然到访,企图收购、征用岛屿,这一飞扬跋扈的行为,连同时时处处显露于岛屿的殖民威胁,不断侵扰女主人公昔日的生存空间与精神家园。
女主人公自身的社会属性与人类特质,不断趋于消解,其动物特征反而不断增强,她甚至以动物行为作为准绳,全然仿效动物,例如女主人公模拟动物的体态,“我像青蛙一样呼吸,头发散落在我的脸上,我向独木舟游去”[4]174,且竭力彰显动物的道德地位,“我抽回了手,我意识到他说我的谎话了。动物们从来不撒谎”[4]191。又如女主人公将动物性作为价值遵循、道德依据,“你是人类,只有你在变形之后,你才可以接近它们”[4]197。紧接着,女主人公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不断摆脱社会化特征的宰制,如对生活用品及工具等的排斥,“我刚一拿起梳子,手中就突然涌起一股惊恐。神力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了,它一定是在天空电闪雷鸣时从地下渗上来的。我明白梳子是禁止触摸的。此外,我还不可以在镜中出现”[4]221。女主人公又接连焚毁维持生计的画图与打字稿,“烧掉这些纸东西后,我砸碎了玻璃杯、盘子和灯罩。我要烧掉所有的字需要太长的时间,所以我从每本书中撕下一页,我把不能打碎的东西,煎盘、瓷碗、匙子和叉子,都一一扔到地板上。随后我用刀子砍向地毯、床单、床和帐篷,最后砍的是我的衣服,母亲的灰色皮夹克,父亲的灰毡帽和雨衣”[4]222-223。女主人公的上述激进举动,隐含着对人类文明枷锁的挣脱,且在此过程中不断谋求自身动物特征的回归。
女主人公的偿还、赎罪意识,作为某种情感驱动力,使其自身得以融汇于自然生态体系。小说中回荡着深沉的忏悔意绪,以及针对人类暴戾行径的批判,“如果他们不杀死鸟或鱼,他们就会杀死我们。动物死去,我们就可以存活下来,它们是人的替身,冬季里猎人杀死的鹿,也是耶稣。我们吞食动物,罐装的或别的什么形式的肉食。我们是食死亡者,死亡的耶稣肉体在我们的体内复活,让我们活下去”[4]173。面对惨遭捕杀的苍鹭,女主人公无计可施,陷于忏悔的意绪,“我有一种可怕的作为同谋犯的感觉,我的手上沾有血迹,像胶水一样粘”[4]162。触目惊心的现实处境,不断侵扰女主人公的身心,使其惊恐万状,且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其竭力消解自身的人类特征与社会印记,力图借助动物特质的演绎,进而实现自身生存处境的改善、内在秩序的调整。
在西方伦理学体系中,德性伦理聚焦于道德理想、品行操守与准则规范,以及对道德行为的引领支撑,“德性伦理的焦点是有德性的个体以及彰显其为有德性之人的内在品格、性情和动机”[7]。当代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人物麦金太尔强调,德性伦理源于动物性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脆弱性、依赖性,关乎个体或者共同体的发展完善,以及终极生存价值。遭受残害的动物显露着深切的脆弱性、依赖性,而女主人公通过观照、体认动物的脆弱性、依赖性,不断引发自身的悲悯共情,这一共通性的道德情感,使得作为诱因的脆弱性、依赖性,确立为深化德性伦理的前提条件。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学强调,人类始终无法脱离自身的动物属性,以及与动物的本质关联,且依托自身的动物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脆弱性与依赖性,建构关涉德性伦理的实践机制。在此过程中,女主人公逐渐获得主体性的充盈、人格的完善,以及内在道德伦理秩序的稳固,实现对自身生存危机的化解,以及对诸种压迫性二元项的人类困境的超越,进而实现共同体利益。
“人类—动物关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体现了不同程度上的相互交往性、相互脆弱性,以及相互依赖性。”[5]85文本中的动物性叙述,无一例外地投射着人类与动物难以回避的脆弱性、依赖性。文本开篇,女主人公风尘仆仆地返回阔别数载的故土,浓烈的失落情绪在其心头不断延展,“我感到被剥夺了什么,好像只有遭受痛苦和折磨的旅程后我才能够真正地抵达这里。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湖光景色,确实是应该透过泪水和经过呕吐的晕迷才算得是真正意义地看到,就像只有赎罪以后才能看到蔚蓝和清爽一样”[4]13。忧心忡忡的女主人公执着地游走于山林,沉潜于湖底,依托一鳞半爪的线索,悉心搜查关于父亲的蛛丝马迹,面目全非的现实情境勾连着女主人公的记忆、感情。在此过程中,铺展于岛屿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情势一度剑拔弩张。女主人公力图规避纷扰,甚至萌生对人类行径的极端厌恶感:“我发现,我憎恶的不是男人,而是美国人,是人类,是男人和女人”,“我希望有一架机器把他们化为乌有,我希望有一个我可以按动的按钮,然后在不妨碍其他的情况下把他们蒸发掉,这样就会为动物们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空间,它们就会得救”[4]190。女主人公通过其义愤填膺的控诉,宣泄怨怒,且深刻揭露人类强权逻辑对自然生态的践踏。紧接着,心灰意冷的女主人公,不断试图摆脱人类特征与文明化的束缚,义无反顾地返归荒野自然。文本中女主人公“对动物的迷恋是一种对被看的世界的迷恋,是观看那不断更新的东西,而不是从一个业已组织化的定见位置来看事物”[8]。
麦金太尔指出,“人类有可能理解他们从孕育到死亡过程中的动物身份,从而理解在过去和未来不同的生命阶段中他们需要他人的关心,也就是说,那些曾经受到关心的人将不时需要关心他人,而那些曾经关心他人的人也将不时需要他人的关心”[3]68。因此,他者的参与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建构、理性能力的发展、幸福的获得,以及德性的实践、道德的实现不可或缺,无论人类社会还是动物集群均置身于彼此依赖、制约的共同体境遇,无论在身体层面,还是情感心理维度,均无法脱离脆弱性与依赖性的作用,也无法回避彼此共济互助的现实需要及经验事实。
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压迫与侵害,严重破坏着共同体的实践机制,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陷于复杂的境地。阿特伍德指出,“就像我们所有的财务安排,和我们所有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就像语言本身——关于债务的概念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一精细的富有想象力的结构的一部分”[9]252。债务牵涉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心理过程与道德伦理秩序,一旦陷于失衡势必引发无止无尽的危机。因此,阿特伍德强调债务双方的协调平衡,“实际上,也许我们需要把不同的事物全部放在一起计算、权衡并测量。也许我们需要计算我们生活的实际成本,以及我们从生物圈中获取的自然资源”[9]252。因此,唯有将对环境资源、自然生态等的索取限定于合理平衡的范围,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方可获得源源不断的可持续推动力。
此外,女主人公借助发生于荒野的孕育过程,与自然秩序实现交汇融合,建构彼此赖以共生的共同体结构。女主人公的动物性特质持续不断强化,凝结为未遭受人类文明浸染的原始生命体,“婴儿会像一个蛋似的滑落下来,或是像一只猫崽,我要把它舔下来,咬断脐带,让鲜血流回它应属的大地。那时候月亮会是满月,是引力最强的时刻。天一亮,我就会看到它。它的身上披着闪光的毛皮,它是一个神,我绝不会教它一个字”[4]203。女主人公的孕育过程,使其自身得以挣脱文明枷锁,“我躺在湖里的沙子上,头枕一块石头,像浮游生物一样天真无邪。我的头发在水中散开,它们在水中浮动。地球在转动,像吸引月球一样吸着我的身体;太阳在空中跳动,红色的火焰和射线跳射出来,烧灼着包藏在我体内的罪恶;雨渗进我的体内,温暖着我携带的血液蛋。我把头扎进水里,洗涤我的双眼”[4]223。在此过程中,女主人公逐渐获得丰盈、多元的生命形式,“我必须得站起来,我站了起来。穿过大地,刺破地表,我站立着,然后是又一次的分裂。我把毯子披在肩上,头向前倾”[4]228。动物性特征与自然属性由此激荡于女主人公的生命体系,且通过对自身脆弱性、依赖性的体认,触发其自身与自然生态体系的融合,建构生命共同体的同一性基础得以获得。
毋庸置疑,“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并非简单的动物学、博物学或生态学的科学认知问题,而是牵涉殖民历史、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的公共思想话题,呈现出流动变化的姿态和开放多元的取向”[10]。阿特伍德的动物性叙事,多层次地映射且反思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等思潮裹挟下的后殖民语境,构建审视历史现实的公共言说方式及反观社会文化的公共话题平台,不断介入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殖民历史、族裔差异及文化政治,且通过动物性叙事,旨在改变自然生态与动物集群的边缘化处境,凭借对自身动物性特征及脆弱性、依赖性的认识,深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联系,借助对动物主体的深刻关切以及对生态体系的道德义务的承担,破除二元化的政治框架,进而实现追寻德性伦理的终极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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