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松彬 梅 琳
（1.辽宁大学，辽宁沈阳 110036；
2.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沈阳 110004）
古籍是指1912 年之前存在的，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1]。每一个文明都书写和传承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虽历经波折却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缔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形成了完整的文明体系。古籍作为中华文明的记录者，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厚度、文明智慧和知识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追求、精神特质与文明脉络。中国古籍寄托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丰富情感，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我国古籍资源丰富，历经10 余年全国性完整细致的调查统计与整理，登记入册古籍270 余万部，约3000万册件，数据信息已经向社会公开发布，登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查询《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可以方便快捷进行查询，真正实现了公共信息全时域共享。目前国务院批准认定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3 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3026 部（卷）[2]。丰富的古籍资源，系统的科学管理将使古人智慧更好地赓续绵延。当今时代，文化多样性与信息传递形式的多样化构成了文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全球性挑战，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具有创新性的思维。在挑战和机遇面前，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如何提交科学的答案，需要在历史中寻找灵感，在传承中寻找启发，古籍的当代价值就凸显出来。
（一）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党的十九大第一次全面明确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的理论，并将之写入党章，这是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大局中所处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理论升华[3]；
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完成树立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任务。党和国家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体系中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不断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多个维度推进树立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的一系列工作[4]。
“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5]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植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华文化的发展随着王朝的更迭有过起伏或波折，但中华文明却一直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替变换中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能量，在历史发展中保驾护航，护佑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地健康发展。
古籍记载了中华文明从最初的文明初现到数千年来虽起伏跌宕但从未中断消失的经历，伴随了中华文明虽历经劫难但屹立不倒的历程，熔铸了无数先哲贤人的嘉言懿行，蕴含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和精神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是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我国古籍规模巨大，储量丰富，中华文明发展的葳蕤蓬勃，中华民族本性的开放包容，都在古籍中体现出来。例如常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出自《礼记·大学》，儒家“平天下”的思想是社会发展最美好愿景，使社会最终达到天下均平，一个合理、平衡、公正、公平、秩序、和谐的社会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面前，优秀的人更应培养自强不息精神。文献古籍中蕴含的超越时代的、独具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元素，充盈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操，彰显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我们凝聚民心、破除迷惑的助力。昨天的古籍，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今日的古籍，是树立全民文化自信的思想源泉。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是高度物质文明与高度精神文明有机结合、协调统一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如何使社会发展适应和满足已经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生活的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不断升级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应从两个维度来看。
从文化发展来看，美好生活应该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对核心价值观、精神信仰的追求；
另一个是对教育、知识、审美与娱乐水平不断升级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稳步积累，实现了基本消除贫困的世界奇迹，迈进了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人们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和困惑。“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家风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温润当代人的心灵，涵养国民整体气质，对于塑造人们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舒缓因社会快节奏而带来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提高审美格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论语·雍也》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孕育了无数爱国之士的坚贞刚毅品质。浩瀚的典籍资源中蕴含了众多真实而又生动、穿越时空却有着现实意义、给人们答疑解惑的同时又不流于说教、催人奋进的同时又不落于空疏的实例，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
从文化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看，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生产生活模式的升级。新型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消费者表现出消费要有很强的社会美学，要有自我价值的体现。当前消费模式已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升，从物质化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从从众型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所以，必须以创新的思路适应这种消费新业态，利用技术进步提供的手段，积极培育和创新消费新热点、新模式。诸如利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消费、彰显个人品味的定制消费、适合年轻人风格的体验消费、体现科技进步的智能消费等，都是极具发展空间的消费新模式，有助于实现消费模式的升级迭代。而文化是文化产业的基础,植根于丰富历史传统文化的事业才能有更为深远的发展空间。近些年“国潮”概念上升为一股主流的消费热潮和风尚，成为最重要的文化IP 和最活跃的消费经济热点。从《庄子·逍遥游》《封神演义》《西湖三塔记》中演绎出的《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现象级动画影视作品，到《我在故宫修文物》《唐宫夜宴》等节目的破圈爆红，从北京奥运会活字印刷、丝绸之路焕发的艺术光彩，到冬奥会二十四节气开启开幕式倒计时的深厚人文积淀，传统文化如实传达着中国的思想，充分体现着中国文化的自信，更见证了市场对传统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
古籍是我国传统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底蕴与美学的基本认知，是创新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所必需的根基与养料，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
树立文化自信、构建国家文化安全观，不仅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还要努力扩大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和朋友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给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份礼物。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圈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的更广泛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朋友圈，需要深入剖析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提炼符合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观，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了解与认同。推动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海”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重要手段。
其实，中国古籍流传海外的情况早已存在。早在公元3 世纪就在东亚邻国广泛传播和刊印。最典型的例子“和刻本”，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1603—1866 年大批翻刻的中国汉语书籍。13 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开启了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马可·波罗的故事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大国的向往，吸引了众多欧洲人涌向中国、学习中国，中国古籍也随之越来越多地流传到西方。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19 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且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的评价[6]。近现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外族入侵巧取豪夺，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形成了当今中国珍贵古籍在海外海量存在的现实。20 世纪，随着改革开放，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和密切，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却进入瓶颈，尤其是当下西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及其价值观导致了众多国家和地区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系统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轨迹，将探索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思考与研究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相结合，努力找出世界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华民族历来恪守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的价值观，指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谋求和睦、讲求信用。《礼记》中的“天下大同”是中国先哲提出的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指出“天下大同”的基础是“天下为公”，置于当下，在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地区和平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等关乎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的挑战时，国与国之间应该同进于大道，携手并进方能化危为机。积极开发古籍中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的软实力，持续含蓄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引导，消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外部阻力，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品格为各国人民理解接受。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并提出到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理念需要被世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古籍是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
从旧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点亮了区域文明的曙光，到燕秦的长城、神秘的鲜卑展现了不一样的三燕文化；
从异彩纷呈的辽金文化，到充分体现民族融合的满清文化；
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张作霖崛起、九一八事变，到辽沈战役揭开解放战争序幕的中国近现代战争文化；
从共和国长子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石的工业文化，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新辽宁的河海文化，一幕幕走来，辽宁区域的文化历史从来不缺精彩，辽宁区域内的古籍也异彩纷呈。
（一）昨天：曾经辉煌，亦有遗憾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历朝历代的先民们都有著书藏书的习惯。藏书楼是中国古代书籍收藏和阅读的地方，相当于现代的图书馆，自汉代以来藏书楼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古代的藏书建筑多见于宫廷，但随着造纸术的发展普及和印本技术的推广，民间也有建造藏书楼。宫廷藏书楼中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清代为保存《四库全书》而建立的七大藏书阁，历经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保存下来的只有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这四大藏书阁是中国古代书籍收藏的集大成者。其中沈阳的文溯阁始建于1782 年（乾隆四十七年），阁内同时还保存有《古今图书集成》。文溯阁的藏书相较于其他藏书阁，是保存最为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是中国古籍保存历史中的一朵奇葩[7]。但遗憾的是，1966 年10 月，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国家为更好保存这套《四库全书》的初衷，将其调至气候更适宜的兰州，由甘肃省图书馆代为保管。
（二）今天：家底雄厚，潜力无限
辽宁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源，既体现在古籍本身的收藏之丰、品级之高，也体现在古籍保护机构的数量之多、体系之完整。以辽宁省图书馆和辽宁省档案馆为代表的9 家单位成为国务院认定并由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中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省古籍保有量约150 万册，且有着鲜明的区域藏书特色。藏书单位包括社会公益性机构、大学以及宗教机构，所藏古籍不仅涵盖了所有的类型，藏书品级也很高。辽宁省图书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保存古籍文献61 万册，其中善本书12 万册，珍贵的宋元版书达100 余部；
辽宁省档案馆是国内首批对外开放的档案馆之一，馆藏的6 件唐代档案是我国档案馆中现存最古老的纸质公文档案，另有诸多明、清代区域标志性档案亦堪称稀世珍品。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源是辽宁区域丰富的文化要素，进入21 世纪，在新消费模式不断冲击的背景下，文化生产力逐渐上升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释放文化要素，是激发创新力，拉动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一环。古籍为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增量，为区域创新型发展创造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潜力。
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可以看到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围绕挖掘区域文化要素，建立区域文化高地已经开展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尝试，取得了以文化助力经济发展的大量成功经验。辽宁在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存量，创新开发文化作为新生产力要素的工作中，有着丰富的发展空间。围绕这一发展主题，可遵循以下策略。
（一）在明确古籍当代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顶层设计
树立古籍之于社会发展的功能意识，明确古籍的社会资源二元属性，即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围绕古籍的社会资源属性制定古籍传承与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在深入调研辽宁区域整体发展战略布局，充分论证古籍在辽宁区域发展整体框架内如何有效衔接的基础上，制定围绕古籍的辽宁区域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明确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基本目标、建设任务、相关制度和组织落实等内容。相关部门应扎实做好对于古籍开发的顶层设计，指导古籍保护单位在广泛调查、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广泛联合多方力量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和工作计划，让古籍文献信息获得更加便利，凝聚多元创造力。为了促进辽宁古籍的健康传承与发展，建立一整套针对辽宁古籍发展痛点的长效机制是关键，该机制的内容应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其基本诉求要让古籍焕发活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二是建立的古籍发展机制要便于与实际发展场景对接；
三是保障古籍资源的社会公平性，能调动社会各方面与古籍资源对接的积极性。
（二）将古籍的开发利用融入辽宁发展的整体战略中
首先，让古籍与工业“结合”。坚持把古籍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开展东北工业振兴作出的重要讲话中提到的“治病药方”和“解题方法”，对“三字号”进行结构调整。工业是辽宁的命脉，辽宁振兴，首先要工业振兴[8]。我们拥有丰富的古籍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为辽宁振兴发展出好力，就必须找到制约改革发展的痛点。曾经拥有众多“第一”的装备制造业是辽宁的自信，是辽宁最丰厚的物质技术财富，要做得与众不同富有竞争力，我们要赋予它们感情符号，也就是烙上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特殊标签，而这标签必须从包括古籍在内的众多区域文化资源里寻找灵感，让文化特别是以古籍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和修饰辽宁的工业制造及产品，达到古籍的“古”为今用。让“辽宁制造”的工业产品独具区域气质、地方审美。其次，要实现古籍的增值性开发。古籍具有公认的三大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除此之外古籍还是多种中国文化元素的集合体，是难得的与古代精神文明交流的工具。科学剖析古籍中精华，使之成为文化创意的策源地和发动机，推动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具有深层次思想内涵的、辐射社会各领域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商业业态、新服务模式、新发展格局，不断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辽宁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
（三）从树立东北亚文化高地的战略角度挖掘区域内古籍的价值
辽宁地理位置独特，位于环渤海和东北亚地区中心带，与日、韩、朝毗邻，背靠俄、蒙。自古以来辽东半岛不仅是东北亚地区物质交流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进行文化输出与传播的重要通道，其在东北亚文化交流中的枢纽地位不可动摇。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辽东半岛在区域协调融合发展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回顾历史，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古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公元3 世纪，中国典籍就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正是由于中国古籍的大量输入，辽东半岛被称为“古籍之路”，由此古籍长期在东亚邻国流传、翻刻刊行。自唐代以来，中华文化就成为东北亚共同的文化基础，包括日、韩在内的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归属感。时至今日，文化已成为社会组成中最活跃的基本要素。文化即政治，文化代表的国家软实力是政治实力的背书；
文化即经济，文化生产力业已成为创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东北亚发展的桥头堡，辽宁大有可为。“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是任何人抢不走也偷不去的定力。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崇尚“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从古籍中寻找亲切感、影响力的元素融入区域发展的实践，积极开发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的软实力，持续含蓄地影响、潜移默化地引导，充分挖掘曾经共同的文化基因，使东北亚成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明发展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