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文
［内容提要］孟森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期间编撰的《明史讲义》，历来被研究者简单地视为授课讲义，实则此书的编撰宗旨隐藏于“明史” 二字之中。孟氏笔下的“史” 字，特指史书，尤指纪传体正史；
那么所谓“明史讲义”，也即研讨《明史》 之讲义。因发现清修《明史》 隐没清先世及南明史实，孟森久有重修之志，又向往私家著述，章节体《明史讲义》 就是对这一学术志业的尝试和践行。其编撰宗旨，是为将来重修纪传体《明史》 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孟森推崇宋代欧阳修、司马光的史学，尤其注重表彰《五代史记》 的知人论世之识和《资治通鉴》 的“法戒” 义例，视之为著史之学的两大要义，并将其会通、贯穿于《明史讲义》 全书，以修史之业自任，从而启迪后学。孟森的史学，是以经世为宗旨的史学，《明史讲义》 无疑是该宗旨的集中体现，并非整理史料、考订史实的学术事业所能范围，因而与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自1932 年秋迄1937 年夏，孟森（1868—1938）以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为该系本科生讲授“明清史” 课程，前后三次，并编著印发《明史讲义》 《清史讲义》，以为授课之用。〔1〕孟森所授“明清史” 课程，分别开设于1932—1933、1934—1935 及1936—1937 三个年度。1937年秋，因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未能如期开学，孟氏亦不复讲授该课程，越年即病逝于北平。有关孟森晚年在北大史学系所开课程及明史、清史和满洲开国史三部《讲义》 编撰之原委，尚小明先生考证颇详，参见氏著《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史学史研究》 2006 年第4 期。明、清史二讲义皆孟氏断代史著述，日后成为明清史学者必读之书。《明史讲义》 不若《清史讲义》 精善，声名之著，亦略有不逮，然系精心结撰之作，孟氏且曾以花甲之年，数订其稿，〔2〕国家图书馆藏有孟氏《明史讲义》 一部（索取号：MG／K248／3），系民国铅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一册装。该书内封面以钢笔署名苏迪，其下记：Peiping Sept.1934 to June 1935.（Junior Class），知系署名者从1934 年9 月至1935 年6 月在北京大学听课时所用的教材，所在班级为本科三年级，起止时间与孟氏第二次开设“明清史” 课程的时段相符，则此书盖为北京大学出版组1934 年印本，取以校后文所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6 年铅印本，知孟氏在1934 至1936 年的两年之内，对《明史讲义》 颇多增补和修订。然而查阅北京大学史学系1930 年代本科生名录，并不见苏迪其人，则署名者或为孟氏课上的外国旁听生。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曹南屏副教授提示《明史讲义》 这一版本的相关情况。又1936 年秋，孟森最后一次讲授“明清史” 课程，所拟课程纲要曰：“明清史一课，据历年授课经验，因明清两代史实丰富，不容出以简略。现已截每代为一课，分年间授。本学年再修订《明史讲义》，一年适毕。” 可见孟森在1936 年秋季开学以后，仍拟继续修订《明史讲义》，凡此皆为孟氏晚年不断修订该书的明证，见《史学系课程一览·课程纲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6015。故出版问世以来，行用至今，饮誉亦隆。
《明史讲义》 与《清史讲义》 皆为孟森当年讲授“明清史” 课程之讲义，后又经弟子商鸿逵整理、合编为《明清史讲义》，于198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所以历来有关《明史讲义》 的评介、导读及研究，常与《清史讲义》 相涉，但史学界对前者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如后者。既有研究成果主要产生于明史和清史学界，除肯定两部《讲义》 的整体学术水平和成就、研讨书中所涉明清史领域的具体问题以外，多将关注点集中于二书体裁的革新、作者述史考史的功力、论史的见识及史观的守旧等问题，虽然讨论的重点因人而异，针对同一问题的见解也不尽相同，但在孟氏这两部讲义都体现出其治史方法受传统史学影响较深、史学观念也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这一点上，却早已达成共识。如商鸿逵在表彰二书成就之余，仍从唯物史观出发，承认其不足之处甚多，其根本即“在于所受治史的传统方法影响，欲要求阐述阶级关系和生产状况等历史关键问题，则为不可能”〔1〕商鸿逵《读孟森著〈明清史讲义〉》，《中国史研究》 1983 年第1 期。。王戎笙将两部讲义置于近代史学新旧递嬗的进程之中，认为其编撰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克服梁启超在《新史学》 一文中所批评的中国旧史学的四大弊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2〕戎笙《孟森小传》，杨向奎主编《清史论丛》 第8 辑，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32 页。罗仲辉认为，两部讲义虽在编撰体裁上采用了新的章节体形式，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就明清两朝‘正史’ 用新体裁做的改编”〔3〕罗仲辉《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 的编撰特点》，杨向奎主编《清史论丛》 第8 辑，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16 页。。杨向奎、何龄修也根据孟氏两部讲义所强调的“法戒” 观念，得出“其史学思想陈旧、落后，为不争之事实”〔4〕杨向奎、何龄修 《孟森学案》，杨向奎等 《百年学案》 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页。的结论。
上述结论，虽不能说毫无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但从孟森两部讲义的材料来源、叙述重点及其所透露的史学观念来看，却仍然大体可以成立。然而自《明史讲义》 问世九十余年以来，孟氏编撰该书的宗旨，书中所体现的修史理想，亦即孟氏著述与中国传统史学最深层的联系，却并未得到充分而严谨的探讨，〔5〕会文七年前曾撰文，探讨孟氏《明史讲义》 《清史讲义》 及《满洲开国史讲义》 三书的关系及著述性质，但限于篇幅，未能对《明史讲义》 的编撰宗旨及相关重要问题予以专门而深入的探讨。今作此文，得以集中探讨更多的问题，资料得到进一步扩充，相关论述也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拓展。参见Liu Huiwen，On Meng Sen"s teaching and lecture notes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at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1930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50，No.2，2017.甚至从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这对于探讨孟森这样一位史学大家的终身学术志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本文无意探讨书中所关涉的具体问题，也绝不以后来史学眼光妄议前贤著述之得失。兹以既存研究成果为基础，紧扣《明史讲义》 文本，并参照孟森其他著述及相关史学观点，钩索《明史讲义》 命名之本意，与编撰之义例、宗旨，表出作者编撰此书之苦心孤诣及其学术志业之所归，以就正于海内外关注孟氏史学的学者。〔1〕中华书局于1981 年印行商鸿逵编校的《明清史讲义》，至2006 年，又以该版的明史部分为底本，出版单行的《明史讲义》，此两版为中国大陆目前最为通行、征引最为频繁之本。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1 年版经商先生整理，在内容上多有删改，甚至与孟森著书本意大相违背，而2006年版也不免此病，这一点学界早有指摘。因此本文论次孟氏史学观点，绝不敢根据此两版；
征引材料，一以其较早之本为据，即北大图书馆所藏该校出版组1930 年代发行的铅印本《明史讲义》（一册装），此本并未标明出版时间，但据尚小明先生所考，应系孟森1936 年最后一次开设“明清史” 课程时所发的讲义，且为《明史讲义》 最后定本，亦系商先生编校该书时所据之本，参见尚小明《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史学史研究》 2006 年第4 期。有关《明史讲义》 商氏整理本对原书之删改，可参徐泓《读孟森先生〈明史讲义〉》，《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版。
《明史讲义》 历来被研究者简单地视为授课讲义，而极少有人注意“明史” 二字；
实则此书的编撰宗旨，即隐藏于此二字之中。自一般常识言之，书名问题似乎了无深意、无待详究：所谓“明史讲义”，即有关明代历史之讲义。故学者都因该书所述为有明一代之史实，则“明史” 二字自然指明朝史事，因而对于此书命名之曲折并不措意。会文以为，编撰历史讲义，理应叙次历史事实，自不待言；
然而揆诸孟森笔下“史” 字用例，如此寻常之书名，竟也暗含深意，别有所指。兹篇所考，即以搜集书中“史” 字用例为始，排比归纳，定其确指，不仅为研讨其编撰宗旨之一助，抑于孟氏以及晚近诸家史学著述之通解，亦有所裨，盖非细故也。
《明史讲义》 分为两编，第一编即《总论》。此编系全书纲领，道出作者史学观念较多。《总论》 目下第一章题曰“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因此章弁全书之首，且含“明史” 二字，自常理推测，孟森拟题之旨，必与书名中“明史” 之义不异。否则，书名与章题不合，体例自乱，孟氏著书，断不出此。故《总论》 之第一章，与“史” 字含义及书名问题关涉极深，可不言而喻，不能不致辨于此。《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开篇即论：
凡中国所谓正史，必作史者得当时君主所特许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国家从而是认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择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谓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唐时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认一家之言，亦有杂成众手之作。……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1〕孟森《明史讲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出版组1930 年代铅印本，第1 页（索取号：916／1740）。本文征引《明史讲义》，俱出此本。惟书中第二编第六章“流贼及建州兵事” 一节述明思宗自缢，有“帝遂崩，明亡” 诸语，第七章“鲁监国事” 一节之末又述：“（壬寅，1662 年）十一月辛卯，鲁王殂于台湾，明亡。” 以同一部讲义叙述明代史实，而竟有两处不同的明亡记录，可知即使是这一版本，也有不尽精善、未及删定之处；
孟森晚岁编撰《明史讲义》，并未最终定稿。见该书第394、421 页。
此节文字居全书之首。细绎其文，知此处所有“史” 字，皆指史书，而且特指纪传体正史；
若以“史实” “史事” 解释其义，则不免张冠李戴。“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 一语，则显然与书名“明史讲义” 相照应。据此可以推知，书名及此处所谓“明史”，皆指清乾隆时修成颁布的《明史》 一书。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之后，继以第二章《明史体例》，此章起首即论：
史包纪志表传四体，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则各有同异。明史表传二门，表凡五种，其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四种，为前史所曾有；
又有七卿表一种，则前史无之。〔2〕孟森《明史讲义》，第4 页。
读此知孟森笔下“史” 字，特指纪传体正史；
而“明史” 自指清修《明史》 其书，则极为显白。孟森撰为《明史体例》 一章，其用意即在研讨《明史》 体例之得失，及其与此前二十三史之异同，则所谓“前史”，即指《明史》 以前二十三部正史，而绝非明以前历代史事之谓也。
据此而论，《总论》 两章的标题，若严格标点，当作《〈明史〉 在史学上之位置》 《〈明史〉 体例》。
以上所论“史” 字用例，尚可征之孟森其他论著，尤可证孟氏笔下，以“史”字当“正史” 之义，实前后不异，一以贯之。191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考证清代史事之论文集《心史丛刊一集》，孟森自序该书，开篇即言“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3〕孟森《心史丛刊序》，《心史丛刊一集》，商务印书馆1916 年版，第1 页。，原孟氏之意，盖指北京政府此时已开清史馆，董修史之事，然其成书，则遥遥无期也。1931 年以后，孟森执教于北大史学系，编成《清史传目通检》，其《绪言》 自述编纂宗旨曰：“于是取《清史稿》 之列传，与国史馆之列传，合为《通检》 一编，以为读清史而研究异同之助。”〔1〕孟森《清史传目通检·绪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2 年第2 号。则“清史” 当指史书，包含《清史稿》 《国史列传》 等在内，而绝非清代事实之谓，否则“读” 字即不知所云矣。1933 年前后，孟氏为热河新出土辽碑九种撰写《跋尾》，考释第一种《圣宗哀册》 曰：“额称‘文武大孝宣皇帝’，尊谥与史合。” 此处“史” 字，则指元修《辽史》。其余“可订史误” “撰人张俭，史有传” 之类，〔2〕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国学季刊》 1932 年第3 号。案《国学季刊》 此号脱期，其出版发行已晚在1934 年春，参见刘凤翥《跋孟森和陈寅恪给厉鼎煃的信》，《书品》 2009 年第5 辑。皆指《辽史》而言，而《跋尾》 前后文竟无“辽史” 字样。此类例证，在孟氏全部著述中不胜枚举。总之，无论早年晚年，其笔下“史” 字所指，皆系史书，尤指纪传体正史，而绝非史实、史事之义。
凡以上所举“史” 字用例，若以“史实” “史事” 解之，则扞格难通，前文已申之再三。孟森笔下，纸上之“史” 与客观之“史实”，其义迥然不同，绝无混淆，试再举二例如下。
《清史传目通检绪言》 论《清史稿》 为张煌言等人立传之曲折，曰：“故不能补于明史，特补于清史，以平论明清史实者之气。”〔3〕孟森《清史传目通检·绪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2 年第2 号。此处“明史” 和“清史”分别指《明史》 和《清史稿》，而孟氏指称明清两朝史事则绝不用“明清史”，而代之以“明清史实”。今日学界习用“明清史” 一语，常指明清史事，若绳诸孟森笔下之“明清史”，适成凿枘。孟氏序屠寄《蒙兀儿史记》 一书，论及六朝前后修史之不同：“至史之为书，六代以前，史家多以一心经纬史实，以铸一代之史；
唐以后惟欧阳《新五代》 为然。”〔4〕孟森《蒙兀儿史记序》，屠寄《蒙兀儿史记》 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刻本，第2 页。则“史” 与“史实”，泾渭分明，区以别矣。
孟氏笔下“史” 字之确训，尚可以同时史家著述佐证之。梁启超在清季撰成《中国史叙论》，下距孟氏以专力治史，尚早十余年，然任公文中“史” 字取义，竟不稍异，至其“史” 与“史学” 之界定，则尤可与孟说并观。此文开篇即言：“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第6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 第1 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 页。则“史” 并非“事实” 本身，特“事实” 之记载耳。入民国以后，任公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又引申“史”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2〕梁启超《饮冰室专集》 第73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 第10 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 页。可知梁氏所谓“中国史”，非中国“过去之事实” 之谓，实梁氏当时计划中待撰之新体史书，以记述中国“过去之事实” 者也。梁氏笔下，“史” 与“事实” “史迹” 诸词，亦绝不使淆乱，如《中国历史研究法》 各章，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三章“史之改造”，皆论史书；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标题有“史迹” 一语，则与叙次史事有关。按之孟森之说，一一不谬，适可互相发明。
总之，梁启超笔下之“史” 字，其取用之义，与孟森相近，皆指史书。然则孟森为《明史讲义》 命名，其义本为当时、前代所习用，风气使然，初非孟氏一家所得而私者也。
考辨至此，书名问题乃可得一通解。孟森笔下的“史” 字，与“史事” “史实” 诸义绝无关涉，通常都特指纪传体正史，而此义为《明史讲义》 命名之所本，至此也可以断定。要之，凡孟氏笔下“明史” 一语，皆应施以书名号，方不谬于作者著书之本意。而所谓“明史讲义”，即研讨《明史》 之讲义，而绝非今人所习用之义，谓研讨明代史事之讲义也。若严格标点，当作《〈明史〉 讲义》。
《明史讲义》 意在研讨《明史》，但孟森编撰此书并不满足于此，而有更深层的学术关怀和宗旨。孟氏认定清修《明史》 隐讳史事，不能传信于天下后世，因而有重修之志。《明史讲义》 之作，正是为将来重修《明史》 提纲挈领、发凡起例。
孟森的修史之志，在《明史讲义》 的《总论》 尤其是其第一章《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竟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在征引此章相关文字之前，尚须厘清该章标题中“史学” 及正文中“信史” 诸词的含义。
孟森著书，遣词用字，不涉模棱；
笔下诸概念所指，分野极严，颇有“正名”的意味。“史” 之含义既已厘清，则孟氏笔下“信史” “史学” 诸语，亦可按图索骥，循名责实。“史” 字既然特指纪传体正史，顾名思义，则其所谓“信史”，自指可以传信的正史；
所谓“史学”，则专指与修史相关的学问，亦即著史之学，这与旧派史家的用词习惯一致，而与今日通用含义大相径庭。著史之学为“史学”一词本来的所指，也是旧派史家最为尊奉的学问，其研讨范围，包括史书体例、史文书法、笔削、褒贬、法戒等，故而为新派史家傅斯年所频频攻驳。〔1〕傅氏在1928 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论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 第3 卷，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3 页。此问题牵涉孟氏史学观念的深层，并标识了他与新旧史学的关系，当另撰专文加以探讨，本文不能详为论述，仅引其端于此。
据此而论，“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这一标题的准确含义，为《明史》 一书在中国历代著史之学上的地位，也即《明史》 正史资格的问题。在孟森看来，清修《明史》 存在两大严重的问题，足以累及其信史品格与正史地位：一为隐没清先世史实；
一为不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
《明史》 隐讳建州女真臣服于明朝及双方征战往来诸事实，自辛亥革命以来，已屡有学者加以指摘。《明史讲义·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对此也不稍假借：
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此固当时史臣所压于上意，无可如何，亦史学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隐没其事实矣，就史论史，亦无从发见其难于传信之处。故即敢于指摘，而无从起指摘之意。此尤见隐没事实之为修史大恶也。〔2〕孟森《明史讲义》，第2 页。
因其有违传信之旨，大亏史德，孟森不慊于此书，乃一反清人表彰褒扬之成说，严诋而痛斥之，至以“修史大恶” 为言。
不但此也，《明史》 因隐没建州女真事实，遂连累明文武官员凡与辽东有关涉者，或“削其在辽之事迹”，或径不立传，致全书前后不应，首尾横决，体例自乱。孟森论其病根所在：
在史亦为文字之失检，而其病根，则在隐没而故使失实，此读明史者应负纠正之责，尤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者也。〔1〕孟森《明史讲义》，第3 页。
其意甚明，即《明史》 隐讳史实之病苟不能祛除，则此书不能与二十三史同尸正史之位。
曲笔文饰之弊，历代正史多不能免，皆赖后世史家为之订正增补；
然而在孟森看来，《明史》 此弊，累及全书，远非前史之比。此皆因清代发祥，大约与明朝开国同时：
从古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关系新朝之处，例不能无曲笔。然相涉之年代无多。所有文饰之语，后之读史者，亦自可意会其故。从未有若明与清始终相涉，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2〕孟森《明史讲义》，第2-3 页。
凡此绝非小疵之可以补订考证济事者，因而孟森遂有将《明史》 纪、传、志悉行整理、补充之议：
凡为史所隐没者，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3〕孟森《明史讲义》，第2 页。
所谓“信史”，即可以传信的正史。史书不能征信，则非重修不足以传世，孟森所论是否偏颇，暂且不论，但他主张对《明史》 “统加整理补充”，则已是重新修史之意了。
整理、补充以外，学者于《明史》 尚有纠正之责。《明史》 不认南明弘光、隆武、永历诸帝正朔，不仅未能列为《本纪》，甚至未能在诸王传之外，单列《三王传》，而是将三帝附入其始封王传记之后，从而深没南明史实。孟森论曰：
而于明南都以后，史中又草草数语，不认明之系统，此又夫人而知其当加纠正，不待言矣。〔4〕孟森《明史讲义》，第2 页。
清乾隆时纂成《明史》，勒为正史，颁行天下，下距孟森讲学北大，已近二百年。《明史讲义》 以《明史》 隐没清先世及南明事迹，不能传信，有失正史资格，故孟森发难，而有重修之说。
孟森重修《明史》 之志，尚有其他证据可寻。孟氏推重宋代欧阳修、司马光，尝论：
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终以欧阳、司马为标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孟森《史与史料》，《文献特刊》 1935 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号。“向” 本作“响”，盖误。
按：此处所谓“史家”，根据孟氏笔下“史” 字含义，可知并非今日习见之义，泛指历史学家，而是特指作史之家。孟森《明史讲义》 开卷处也有相关论述：
唐以后则修史之责，皆国家任之，以众手杂成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经一家重作，而精密突过原书者，惟欧阳修之《新五代》 足当之。其余皆敕撰之书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网罗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2〕孟森《明史讲义》，第1 页。
对读以上两则材料，“自唐以下” 即“唐以后”，所“不能至” 者，即以“私家之力” “网罗散失，以成一代之史” 也，则第一则材料中孟氏推崇欧阳氏的著史之学，可以在第二则材料中得到解释：薛居正已修成《旧五代史》，而欧阳修以一家之力为之重修，成《五代史记》，而更精于原书。联系到清乾隆时所修《明史》亟待整理、补充和纠正的种种缺陷，以及孟森生当两百年以后，仍发愿以私家之力为之重修，成一新《明史》，使之更精于原书，可知此等处表面上是景仰欧阳修的修史之业，实际上无异于孟氏重修《明史》 之志的夫子自道。“心向往之” 一语所透露的消息，尤其吃紧！
以上仅根据《明史讲义·总论》 第一章相关文字，考见孟森所建重修《明史》之议，已极为显白。实际上，孟氏自壮年即研讨建州女真在关外之开国史，从而察觉《明史》 隐没史实之病，故对于此书深致笔伐。早在1914 年，孟氏撰成《清朝前纪》（列为《心史史料》 第二种），对于此一公案，即多有发覆之论，而有重修《明史》 之说。如该书《女真纪》 引述《明会典》、陈仁锡《潜确类书》 所载女真史事后，论曰：
此可见明代于女真纪录甚详，而《明史》 概削之。清亡后当修《清史》，亦正当并修《明史》 也。〔1〕心史（孟森）《清朝前纪·女真纪》，《心史史料》 第1 册，时事新报馆1914 年铅印本，第9 页。
又如该书《褚宴充善纪》 论《明史·食货志》 中明与女真互市之史料：
史文所言至此。开元南关一市，始终未罢。《史》 仅言以待海西，讳建州不见明文。又于抚顺开关设市，明徇董山之请，为建州兴盛之一大关键，则更不着一字。此种无谓之史书，乌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备事实，特尚非今日所能言也。〔2〕心史（孟森）《清朝前纪·褚宴充善纪》，《心史史料》 第1 册，第47 页。
此两处都已明言重新纂修《明史》，其跃跃欲试之意溢于言表，此时尚在《明史讲义》 问世之前近二十年。由此可见，孟森在辛亥革命以后，即已立定重修《明史》之志；
至晚年编撰《明史讲义》，再申此论，不仅与壮年学术主张一脉相承，而且是对这一主张的践行了。
《明史讲义·总论》 设《明史体例》 为第二章，专门讨论《明史》 体例问题，尤其是书中表、传两体分目之由来，以及与前代正史之异同，如 《七卿表》 系《明史》 始创；
《宦官》 《流贼》 与《土司》 三种专传，为《明史》 所增。〔3〕孟森《明史讲义》，第5-7 页。依前文所论，凡此有关史书体例优劣、异同等问题的学问，都在孟森所谓的“史学”也即著史之学的范围之内，这也深刻体现出《明史讲义》 为将来重修《明史》 发凡起例的编撰宗旨。
商传注意到《明史讲义》 主要以正史叙述明代史实，而不引用《明实录》 的相关记载，因而产生疑惑，并认为孟森在材料取舍上“太显偏颇”。〔4〕商传《〈明史讲义〉 导读》，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11 页。罗仲辉解释孟氏明、清史两部讲义主要取材于《明史》 和《清史稿》 的原因：
孟先生认为，《明史》 和《清史稿》 尽管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但它们经过众多史家的长期努力，充分利用史馆里的丰富文献，对前代史事的网罗超过了所有的私家著述。这是孟森先生所以要取材于《明史》 和《清史稿》的主要原因。〔1〕罗仲辉《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 的编撰特点》，杨向奎主编《清史论丛》 第8 辑，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16 页。
商、罗二先生未曾措意于书名中“明史” 二字的特定所指，也未能深究孟氏隐藏于此二字之中的著述本意以及该书的编撰宗旨。《明史讲义》 既然是研讨《明史》之讲义，又因《明史》 并无正史资格，而有整理、补充和纠正之责，并非完全以考证为目的的历史著述，所以孟氏编撰《明史讲义》，自然是以《明史》 为研讨对象和主要的材料来源，其他官私典籍都只是辅助材料。进言之，孟氏著述的根本目的，在史书而不在史事，在著史而不在史料的考订，以故二先生所论皆不能得其要领。
要之，《明史讲义》 设立《总论》 一编，既未提挈明代史实纲领，也未讨论明代史料问题，而对于所谓“史学” 亦即著史之学的问题，则郑重其事，详予研讨，这种史学著述的实践，与同时期傅斯年所反复强调的“历史学不是著史” “史学即是史料学” 等观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视扩充原始资料、提倡专题研究的风气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几成凿枘。
《明史讲义》 倡为重修《明史》 之说，然而修史不能不先定义例，义例既定，然后何人可以入史、何事可以传后，方可准以下笔。前文已论及，孟森治史，崇尚私家著述，首重宋代史学，而对于欧阳修、司马光则推崇备至。孟氏编撰《明史讲义》，凸显知人论世的史识，以法戒为义例，即受到二氏史学的深刻影响，而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充分的注意。
《总论》 第二章《明史体例》 附有《明代系统表》，罗列明代列帝的世次、庙谥等内容，《明代系统表》 前有孟森识语，称此系“所谓知人论世不可少之常识”〔2〕孟森《明史讲义》，第7 页。。“知人论世” 四字在书中虽不显眼，但却值得注意。《孟子·万章下》 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一句，为其最早的典故出处。但此处则是有取于欧阳修著述中的知人论世之识，并加以表彰。孟森在另一文章中论及：
《新五代》 自立义例，以知人论世之识，牖启后人，极史之能事。〔1〕孟森《史与史料》，《文献特刊》 1935 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号。
“史之能事”，即撰作纪传体正史之能事。据此可知，欧阳修史学中的知人论世之识为孟氏此旨的直接来源；
而《五代史记》 的义例，则是包括是非、褒贬和笔削等在内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孟氏看来，史书的义例正是史家在掌握了充分的史料、史实的基础上知人论世的依据，也是史书的灵魂。无论是史书的义例，还是史家知人论世的史识，其目的都在于启迪后人、成就经世的史学。〔2〕孟森年少时即已抱定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终身不变，作者已撰专文，详见刘会文《兼收并蓄与调和会通：孟森早岁读书治学考述（1872—1898）》，《史林》 2023 年第3 期。
此外，书中又拈出《资治通鉴》 “法戒” 之说，以为“史之本义”，非此说不能当，遂表彰而引申之，不遗余力。《明史讲义》 论修史：
今欲知史之本义，莫重于为法为戒。〔3〕孟森《明史讲义》，第32 页。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语境之下，史书包含事、文、义三个层面，那么，“史之本义”指的就是纪传体正史“义” 的层面的根本内容，易言之，则是纪传体正史的根本义例。可知，在孟森看来，纂修正史，必须以法戒为根本准绳。按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4〕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 第20 册，中华书局1956 年点校本，第9607 页。何龄修先生曾论及孟森“法戒” 之说，认为“是直接继承司马光的评判‘前言往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的思想而来”，据何先生注释，知系引自尹达所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今查尹书“司马光的正统历史思想” 一节正文，确曾征引司马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诸语，但并未标注出处，也未提及孟森。又何先生认为孟森法戒之说，远取自刘知几《史通·直书》 《曲笔》 两篇，则并无根据，论证略显牵强。何先生认为此说师法传统史学，立义陈旧，但对于孟森明、清史二《讲义》 将其作为编撰义例这一点，则不暇详论，也未据以钩索孟氏修史之志。见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杨向奎主编《清史论丛》 第8 辑，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5 页；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29-230 页。诸语，此即《资治通鉴》 书名中“鉴” 字所取之义，亦为孟氏法戒说之所自出。意即纂修正史，须明著善恶，以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昭示于天下后世。由此可见，法戒与是非、褒贬、笔削等同为史家笔下的价值评判标准，只不过法戒偏重于政治层面，而是非、褒贬、笔削等偏重于道德层面。
总之，庐陵以重修《唐书》 《五代史》 之大典，涑水以勒成《资治通鉴》 之盛业，光照史坛，传世不朽。二氏之学，俱为后世史家所景仰。孟森崇尚私家著述，表彰知人论世之学，引申法戒之义，语次上踵欧阳、司马之武，以修史自任、以史学经世之意，班班可考。
孟森的史学观念，既以知人论世为修史之能事、以法戒为最重要的修史义例，视之为著史之学的两大要义，今欲一考《明史讲义》 是否寄托其重修《明史》 之志，只需论列该书编撰是否有合于此二义即可。1932 年，孟森初次开设“明清史”课程，其课程说明言及讲义编撰：
明清史据本校课程计画……惟纪代讲义，止编乾隆末年，其间亦自分段落。如明之开国、请难（应作“靖难”）、夺门、议礼等大关目，皆于一朝政治之变迁有关，本此作为纲领云。〔1〕《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课程说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至二十二年七月），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2012。
其中“开国” “靖难” “夺门” “议礼”，即是《明史讲义》 第二编《各论》 之下第一至第四章的标题。而孟森笔下“政治” 一语，亦不尽同于今日习用之义，而有特殊所指，实与“资治通鉴” 之“治” 同义。由此可以考见，孟氏为《明史讲义》 定下的编撰义例符合司马光法戒之说。
兹排列该书《各论》 目次如下，并附以按语：
第一章 开国
第一节——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统表说）；
第二节——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第三节——明开国以后之制度；
第四节——洪武年中诸大事（书前目录缺此节，据正文补）
按：《明史讲义》 最措意太祖所开创的各项制度，又将其变迁过程贯穿全书。此章即叙述太祖开国创制，第三节论：“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今于明祖创意所成之制度……疏通证明之，见明祖经理天下之意。”〔1〕孟森《明史讲义》，第48 页。在孟森看来，此事与明代国运兴衰最有关系。同时，又表彰太祖养士之功，〔2〕商鸿逵也注意到《明史讲义》 所强调的太祖养士之功，见氏著《述孟森先生》，杨向奎主编《清史论丛》 第6 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4-15 页。认为太祖时“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3〕孟森《明史讲义》，第101 页。故而此章内容，在知人论世的同时，侧重于“善可为法” 的一面。
第二章 靖难
第一节——建文朝事之得失；
第二节——靖难兵起之事实；
第三节——靖难后杀戮之惨；
第四节——靖难以后明运之隆替；
第五节——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第六节——仁宣两朝大事略述；
第七节——明代讲学之始
第三章 夺门
第一节——正统初政；
第二节——土木之变；
第三节——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第四节——景泰在位日之功过；
第五节——夺门；
第六节——成化朝政局；
第七节——弘治朝政局；
第八节——英孝宪三朝之学术
第四章 议礼
第一节——武宗之失道；
第二节——议礼；
第三节——议礼前后之影响；
第四节——隆庆朝政治；
第五节——正嘉隆三朝之学术
按：以上三章，措意于太祖所定制度及其“经理天下之意” 得到延续或逐渐废弛的过程。其下各节标题之中，如“得失” “惨” “隆替” “功过” “失道” “政治”等语，画龙点睛，都有鲜明的是非、褒贬色彩，多系政治层面上的价值评判。很明显，此三章内容，都贯穿了知人论世的旨趣，并侧重于“恶可为戒” 的一面。此外，各章于政治大端以外，皆设专节叙述该时期的学术。孟森推崇宋明学术，尤重讲学之风，以为深有裨于世道人心，影响于政治及士大夫风气者，既深且远，故其第二章第七节论：“明清两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学，尤尊宋儒之义理，至清中叶始偏重汉学，及清末而吐弃义理，遂卒有西国科学排斥宗教之习向。明则始终未有此变，故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读史者不可忽也。”〔1〕孟森《明史讲义》，第152 页。按：此处经商氏整理，删去“及清末而吐弃义理，遂卒有西国科学排斥宗教之习向” 一句，见孟森《明清史讲义》 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18 页；
《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36 页。第三章第八节论：“……故清议二字，独存于明代，读全史当细寻之，而其根源即由学风所养成也。”〔2〕孟森《明史讲义》，第215 页。第四章第五节又论：“明一代士大夫之风尚最可佩，考其渊源，皆由讲学而来。”〔3〕孟森《明史讲义》，第291 页。据此可知，在孟氏看来，学风之演变，与“一朝政治之变迁”有关，所谓“政教分合之故”，宜加详究。而此种章节设计，亦在为法戒张本，而颇有张之洞所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4〕张之洞《劝学篇·序》，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 第12 册，武汉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7 页。的意味。
第五章 万历之怠荒（正文标题作“万历之荒怠”）
第一节——冲幼之期；
第二节——醉梦之期；
第三节——决裂之期；
第四节——光宗一月之附赘
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第一节——天启初门户之害；
第二节——天启朝之奄祸；
第三节——崇祯致亡之症结；
第四节——专辨正袁崇焕之诬枉；
第五节——崇祯朝之用人；
第六节——流贼及建州兵事
按：此两章叙述太祖所定制度彻底崩坏和“经理天下之意” 尽皆废弛，也即明朝最终衰亡的过程，其章节标题中“怠荒” “门户之害” “奄祸” “致亡之症结” “诬枉” 等语，也有明显的是非、褒贬色彩，则这两章内容，在贯彻知人论世这一旨趣的同时，仍侧重“恶可为戒” 的一面。而“崇祯朝之用人” 及“流贼及建州兵事” 两题虽未直接寄寓对朝政的褒贬，但其内容与明亡有直接关系，章题“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则鲜明地体现了《明史讲义》 取司马光法戒之说以为编撰义例，明著前世善恶，借以垂鉴后人的旨归。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
第一节——弘光朝事；
第二节——隆武朝事（附绍武建号）；
第三节——永历朝事；
第四节——鲁监国事
按：此书于崇祯一朝之后，设专章讲述南明史事，则旨在纠正《明史》 不认南明为正统、深没南明史实的问题〔1〕商鸿逵在论列此章内容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参见氏著《述孟森先生》，杨向奎主编《清史论丛》第6 辑，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5 页。：“今特矫而正之，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2〕孟森《明史讲义》，第397 页。全书以“（壬寅，1662 年）十一月辛卯，鲁王殂于台湾，明亡” 作结，以为至此方为明代史事之全部。对于《明史》 所隐没的清先世史实，书中虽无充分的整理、补充，但孟森已另著《明元清系通纪》，对清先世在关外的事迹予以全面而深入的发掘、整理和考订。孟氏自序云该书“既为《明史》 所削而不存，又为《清史》 所讳而不著，则此一编，正为明清两《史》，补其共同之缺也”〔3〕孟森《前编弁言》，《明元清系通纪》（五卷本）前编，北京大学出版组1934 年铅印本，第1 页。，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明史讲义》 的编撰宗旨，正是为将来重修《明史》 提纲挈领、发凡起例。
除了士大夫风气以外，孟森还将“不得罪百姓” 论贯穿于全书，商鸿逵评介《明史讲义》，曾指出这一点。〔4〕参见商鸿逵《读孟森著〈明清史讲义〉》，《中国史研究》 1983 年第1 期。其子商传继承此说，亦有较详论述，参商传《〈明史讲义〉 导读》，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7 页。孟氏意在引申孟子民本之说，将“不得罪百姓”视为有明一代兴亡的关键：太祖能得民心，奠定国基；
子孙不能尽遵，遂至于衰乱灭亡。据此而论，书中所总结的“不得罪百姓” 论，实为孟氏知人论世的资鉴，也是法戒义例在书中的重要体现。
《明史讲义》 的编撰，既然旨在贯彻知人论世之识，以“法戒” 为义例，并准以下笔，则史事之无助于知人论世，或无关法戒、有悖法戒者，概不阑入。时人已论及：
以其为大学讲义，故全写个人研究心得，未经自己研究者概不滥入，如明清对外关系大事，郑和下西洋、耶稣会士东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等等，讲义几不涉及……。传统史学对先生有深刻影响，在两断代史所见最为明显。〔5〕杨向奎、何龄修《孟森学案》，《百年学案》 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页。
揆诸孟森著书本意，并非列举明代所有史事，麇集于一书之中；
何人可法，何事当戒，取决于作者的抉择去取。而书中之所以不涉及明与外洋交通，则是因为在孟氏看来，这些史事都无关乎法戒和政治得失，也无助于知人论世。这固然可以归因于传统史学的影响，但并非“全写个人研究心得” 所致也。
观《明史讲义·各论》 目次及具体内容，可知此书叙述明代历史，对于人物品鉴、世事得失再三致意，体现了通达的史识，借以表彰欧阳修的知人论世之学；
又尤其注重表出朝政美恶、君臣功过，将其作为叙述取舍的标准，借以引申司马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之说，并将其作为该书最重要的编撰义例。据前文所论，孟森将“知人论世” 视为纂修正史的能事之极致，将“法戒” 视为纂修正史的根本准绳，而《明史讲义》 拈出欧阳修、司马光二氏史学中的这两大要义，加以会通，并贯彻于全书的编撰，绝非偶然。本文论述至此，已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成孟森《明史讲义》 的编撰宗旨，确实是在为将来重修《明史》 提纲挈领、发凡起例。
综上所述，孟森推崇私家著述，久蓄修史之志，将著史之学置于极重要的地位，因不满于行世已近两百年的清修《明史》，而发愿为之重修。《明史讲义》 的编撰宗旨，即是以新式章节体的讲义，为将来重修纪传体《明史》 提纲挈领、发凡起例、树立模范，可谓“以新瓶而装旧酒”〔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引时人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285 页。。孟森推崇欧阳修以一家之力重修《五代史》，尤其注重表彰其知人论世之识，又再三引申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法为戒” 之义，视之为最重要的修史义例，并将二者融贯于《明史讲义》 全书的编撰，盖将以修史之业自任，启迪后学，示来世史职以轨则，而与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学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孟森的史学是以经世为宗旨的史学，《明史讲义》的编撰无疑是这一学术宗旨的集中体现，并非搜集史料、考订史实所能范围。
历来研究《明史讲义》 的学者，多视之为一般的授课讲义，而对于作者著述的微旨深意，则鲜有道及者，遂致孟森志业晦而不著，迄今九十余年，兹将其沉隐钩索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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