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艳 潘家华
摘 要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的战略目标和重要原则，主流化不足是各国难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就是重视生物多样性议题，恢复其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应有的位置。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念指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面临产权和代理人、保护资金机制与惠益共享、价值认知与测度等矛盾。本质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抗解问题，根植于中国历史和实践的生态文明经济学应成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新范式。生态文明范式的主流化要求生物多样性目标融入社会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促进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物质消费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要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必须将生物多样性福祉纳入社会福利函数；
拓展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为生物多样性设立自然代理人，以“生态文明人”为目标，改变消费偏好，促进生态公共产品需求可持续增长；
划定生物多样性红线，有助于科学设定保护的边界与规模，严守生态空间，强化阈值约束。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 抗解问题 生态文明经济学 生命共同体 生态经济
作者简介 ： 郑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潘家华，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基金项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基础研究项目“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机制研究”（GDZK-2021-007）
一、引 言
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2023年5月22日，在昆明举行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提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中国发展主流化的途径：一是凝聚合力，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
二是增添效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复苏；
三是激发活力，着力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四是注入动力，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团结奋进。 《2023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在昆明举行》，https：//sthjt.yn.gov.cn/ywdt/szyw/202305/t20230523_234083.html。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这个概念与国内常用的表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存在微妙的差异。原因在于生物多样性议题与气候变化议题的属性、根源、解决方案是高度一致的，二者既是环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本文试图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以生态文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以下观点：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保护与发展的权衡，更涉及全面深刻系统的社会经济转型；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仅是一个环境政策议题，本质上更是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一次挑战。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相关学术研究必须实现从传统环境经济学理念与方法向生态文明经济学理念与方法的转型。
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概念辨析
（一）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球签署国家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作为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关键成果，其宗旨是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健康的、可生存的世界。《公约》序言提到：“缔约国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还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事项” 《生物多样性公约》，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 。《公约》确立了三大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的惠益共享，目前共有196个缔约方（含欧盟）。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或Biodiversity）包括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它是在自然和人类共同参与下，地球亿万年演化的结果。《支持地球生命：生物多样性公约如何增进自然和人类福祉》明确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一张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包括地球上的丰富物种和自然形成的各种模式。”“人类是生命之网的有机部分，也全然赖其生存。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利益攸关。”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Sustaining life on earth：How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motes nature and human well-being”，https：//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sustain-en.pdf.
（二）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主流化”概念最早作为欧盟的政策工具和整合性原则，出现在环境政策领域的文件中。2010年《公约》发布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在五大战略目标中，首条是“明确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潜在原因，在政府和社会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Key elements of the strategic plan 2011-2020， including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https：//www.cbd.int/sp/elements/#IV. ，指導各国落实20项具体的“爱知目标”。可见，主流化就是重视因历史文化、科学认知水平等而被边缘化的议题，恢复其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应有的位置。当一个议题成为国家和部门主要政策机制的考量因素并且被赋予充分的权重，就可以说这个议题被主流化了。 张风春、刘文慧、李俊生：《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现状与对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年第2期。 《公约》COP15第一阶段达成的昆明目标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分解为八个目标， 物种库：《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简介》，http：//www.npadata.cn/sf_143D9F983BEE41339EA8D3E69C024D9A_306_6D4D3937705.html。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八个目标中，政府目标是：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充分纳入各级政府和所有经济部门的政策、条例、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会计和环境影响评估，确保所有活动和资金流动都符合生物多样性价值；
企业目标是：所有企业（包括公营和私营、大、中、小企业）评估和报告从地方到全球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性和影响，并逐步减少至少一半的负面影响，增加正面影响，减少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企业风险，实现开采和生产实践、资源和供应链以及使用和处置的完全可持续性；
个人目标是：鼓励并使人们能够进行负责任的选择，确保能够获得相关信息和替代品，同时考虑到文化偏好，将食物和其他材料的浪费和过度消费至少减少一半。 第二阶段达成的“昆蒙框架”提出“至2030年转变人类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确保到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愿景，并将生物多样性充分纳入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规划。 胡理乐、陈建成、张鹏骞：《“昆蒙框架”下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中国》，2023年第2期。
许多学者指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来自非环境部门， Fabian Prbstl， Axel Paulsch， Luciana Zedda， et al， “Biodiversity policy integration in five policy sectors in Germany：
How can we transform governance to make implementation work？”，Earth System Governance，vol.16 （2023）. 实施生物多样性（及更广泛环境问题）主流化战略，实际上是意识到这些问题深嵌于其他政策领域和经济部门之中，包括农业、林业、渔业、旅游业、采矿、水资源管理、能源生产、工商业、城市发展等。单纯的保护政策如栖息地保护、迁地保护、限制濒危物种贸易等，对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影响。必须在密切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部门中设定保护目标、采取措施，才能发挥主流化的作用。 Sylvia Karlsson-Vinkhuyzen， Marcel T.J. Kok， Ingrid J. Visseren-Hamakers， et al，“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 economic sector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210（2017）. 与主流化相近的概念涉及政策整合、政策协调、跨部门协作管理等公共政策科学议题。相关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和部门，包括景观规划、城市规划、发展规划、国际政策、减贫、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水资源、农业、旅游休闲以及战略影响评价、环境评估、国民经济账户核算等综合政策工具。2010年发布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认为，有必要借助强有力的政策和机制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加强以下领域的协同行动：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减缓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处理污染、外来入侵物种和过度开发问题，更可持续地生产货物（特别是粮食）和提供服务，减少消费和浪费等。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蒙特利尔，2010年，第94页。
这为各国主流化政策设计提供了努力方向。
（三）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生物多样性在发展进程和经济部门中的主流化已成为共识，要实现却并不轻松。2018年，联合国环境署针对“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以下简称NBSAPs）的评估表明，各国生物多样性政策立法的优先级不足，导致在制度整合方面处于低水平。 UNEP，“Assessment of post-2010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450176_Assessment_of_post_-2010_National_Biodiversity_Strategies_and_Action_Plan. 2020年，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评估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指出“主流化”不足，具体表现在：尽管近100个国家已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国民核算系统，但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衰减”的目标未能实现，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已经按照目标的要求被真正纳入发展和减贫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奖励措施进展甚微，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自然对人类的贡献）都在下降，农业生产、污染仍然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zh.pdf。 尽管“昆蒙框架”的缔约方一致同意坚定落实NBSAPs，但是主要挑战在于：相关部门缺乏资金、技术、知识和行动意愿，政府主导缺乏多元化参与和协调机制，不同部门的保护议题存在多种利益主体和立场，保护目标设定不清晰，执行和评价困难，社会关注度不够高，等等。 Sylvia Karlsson-Vinkhuyzen， Marcel T.J. Kok， Ingrid J. Visseren-Hamakers， et al，“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 economic sector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210（2017）.
三、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在中国的进展
（一）主要进展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念指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爱知目标”在中国已实现或大部分实现。 《国新办举行〈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中国环境报》，2021年10月11日。 2021年10月，第一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发布，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首先，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工作计划；
其次，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并纳入地方考核指标；
最后，各级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显著提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确立了包括政策立法在内的10个优先领域，制定了22項省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约18%的陆域国土面积、71%的重点关键物种，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十年来，我国颁布和修订了二十多部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法律法规，包括酝酿15年的《湿地保护法》，制定了全国第一部专门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我国学者普遍认同生态文明理念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理念根基，并且已形成以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为抓手，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机制与实践模式。 张龙江、李海东、马伟波等：《以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环境保护》，2022年第15期。 张风春等系统梳理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途径，包括：将生物多样性议题纳入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政策、战略、规划、科技创新、脱贫、文化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机构建设，在企业的规划、建设与生产过程，社区的建设过程以及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重视生物多样性问题。他们还制定了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指标：是否被纳入全国党代会报告、国家五年发展纲要、政府的日常工作日程、法律法规、政府机构建设、环境影响评估、土地利用规划、官员政绩考核、部门与行业发展计划、科研重点领域、地方政府相关工作，等等。 张风春、刘文慧、李俊生：《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现状与对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年第2期。 Wang 等回顾了中国自2010年以来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主要关注议题涉及规划主流化、调查与监测、生态修复、法律与规章、科普教育和公众宣传等诸多方面。 Wei Wang， Chunting Feng， Fangzheng Liu， et al，“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and practice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vol.2 （2020）.
（二）主要问题
首先，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加大，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逐渐显现。我国传统上采用政府主导、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的保护方式，开展“堡垒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丁文广、禹怀亮：《基于环境善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有效途径》，《环境保护》，2015年第5期。
2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农业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定为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并明确将“保护自然”作为科学开发的重要原则之一。党的十九大提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2017年起，全国各海域统一实行伏季休渔制度，2020年启动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计划，这些措施让长期过度开发的生态系统得以休养生息。
其次，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完成“昆蒙框架”确立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例如监测网络不全，平台管理模式老化；
不同生态系统、野生动物类群保护力度差异明显，对海洋保护地建设及物种关注不够；
自然保护地管理缺少专业技术机构和人才支持，地方政府部门的保护动力和能力有限；
保护投入依靠政府，生态补偿机制单一，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机制；
等等。 胡理乐、陈建成、张鹏骞：《“昆蒙框架”下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中国》，2023年第2期。
最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有效的评价指标。郑艳和庄贵阳基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概念研究发现，中国自2015年以来开展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与修复项目，许多试点省份在“生境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工程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湿地修复、森林抚育、治湖保水、防治水土流失等工作协同起来，或将城乡人居环境治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区、生态移民与扶贫等发展目标纳入项目建设，很好地体现了主流化的要求。 郑艳、庄贵阳：《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析》，《城市与环境研究》，2020年第4期。 但是从具体指标来看，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绩效的指标仍然很少。
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问题根源与解决方案
（一）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面临的困境与矛盾
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诸多困境和矛盾。第一，生物多样性的产权和代理人问题。生物多样性既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谁来代表这一全人类的福祉？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相比，《公约》只有量化的保护目标，缺乏可测量、可核查的机制。各缔约方执行《公约》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有差距，类似“碳泄漏”问题的跨国界治理、生物安全风险等复杂议题，难以明确界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责任。第二，保护资金机制与惠益共享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和收益存在主体、时间和空间的不匹配、不平衡问题。一些保护主体担心投入大、成效小，“为他人作嫁衣裳”怎么办？在GDP优先的主流发展逻辑下，各经济部门对利益的考量凌驾于保护工作之上，难以实现从全球层面到地方层面的协同行动。第三，价值认知与测度问题。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将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归纳为生态产品供给、生态环境调节、生态支持、生态文化等四大功能以及生物多样性。我国开展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只包括了生态系统的物质产品、调节防护、文化产品等能够用经济价值体现的基本功能，而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物圈的整体价值却很难被感知与衡量。 欧阳志云、林亦晴、宋长素：《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0年第6期。 许多地方开展的GEP价值核算难以纳入现有的GDP统计体系。以浙江省为例，生态系统与经济部门重合的产业主要有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因为GEP核算方法尚不规范，核算结果科学性不高， 浙江丽水的测算表明，2018年丽水GEP总量约为该年当地GDP總量的3.6倍。参见浙江省统计局：《GDP与绿色GDP、GEP和自然资源价值量关系研究》，http：//tjj.zj.gov.cn/art/2021/8/10/art_1229129214_4700428.html。
往往只能作为参考。
（二）生物多样性议题产生的背景：人类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部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已成为引发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主要推手。20 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的大气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共同提出了“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 ，认为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地球生命系统。作为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盖娅假说的科学含义是：地球生物圈的每一个物种都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生态环境问题关涉整个地球及人类命运。在2016年第3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科学家们达成共识并指出地球已进入全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 ，人类活动已成为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地球进入人类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近百年来人类活动引发了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此应加强全球治理，针对具体问题强化目标设定。 [美]奥兰 ·扬：《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杨剑、孙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
研究发现，新冠疫情与生物栖息地破坏、野生动物贸易、规模化畜禽养殖及城市化进程、全球贸易等人类活动都有所关联。 Robert Barouki， Manolis Kogevinas， Karine Audouze，et al，“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merging research needs”，Solid State Electronic Letters，vol.146 （202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估测，过去四十多年70%的全球性疫情都来自动物，是人类过度开发自然导致的溢出效应。新冠疫情出现以来，全球7.7亿人感染，696万人死亡（截至2023年9月）。 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with vaccination data”，https：//covid19.who.int. 疫情成为各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一次“压力测试”， Jan Anton van Zanten， Rob van Tulder， “Beyond COVID-19：
Applying ‘SDG logics’ for resilient transformations”，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s42214-020-00076-4. 让人类面临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人类社会应反思和重塑三个发展领域的关系：科学和政策、经济体制与增长模式、公民和政府。 Melissa Leach， Hayley MacGregor， Ian Scoones， et al， “Post-pandemic transformations：
How and why COVID-19 requires us to rethink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138（2021）. 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如果不转变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消费、居住方式等），今后还会产生类似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三）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本质：一个抗解问题
197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城市规划学者Rittel和Webber提出“抗解問题（Wicked Problem）”的概念，即那些令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们头疼、很难采用传统的常规性方案解决的特殊问题。许多涉及多部门、多主体、跨地域的环境问题就属于抗解问题，例如海洋和渔业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跨界河流水污染协同治理等。抗解问题的典型特点是：问题起源不明，也难以确定终结时间；
解决方案往往与对问题的理解有关，且方案效果不确定或难以测试；
缺乏治理中心，很难由单一主体解决；
等等。202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科学评估报告指出，新冠病毒与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交互的潜在风险。新冠疫情因其复杂性被视为“超级抗解（Super Wicked）”、具有致命挑战性、难以达成有效结果的政策难题。
抗解问题之所以棘手，正是因为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往往就是“问题制造者”。作为人类与自然系统交互影响机制下的一种系统性风险，抗解问题必然产生理性失灵和决策两难现象。实际上，应对复杂风险的韧性（或恢复力），往往来自人类群体的长期演化和学习能力的代际传递。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数千年天文、气象和灾荒历史记录的国家，居安思危已成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西方学者指出，中国有效应对疫情的经验及经济复苏的成绩，有助于提升全球领导力地位，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美国道路的新方案。 Seth Schindler， Nicholas Jepson， Wenxing Cui， “Covid-19，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Globalization， vol.2（2020）.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针对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满意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满意度达91.4%，这个数字在各国的调查数据中居于首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9/27/content_5433889.htm。
五、生态文明经济学：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新范式
《公约》确立主流化原则已近20年，进展缓慢、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并非各国缺乏共识和政治意愿，而是价值基础和实践逻辑的不匹配。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知及测度不足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主流化的主体难以界定，二是主流化的收益无法明确。这一难题只能在生态文明范式下得以解决。
（一）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价值观剖析
主流经济学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考量范围，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由此产生了新的经济学学科和研究范式。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视为基本生产要素，依据“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假设，以私有制、市场竞争主体、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驱动力，以GDP为指标衡量经济系统的产出效率。
第二，环境经济学。1950年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内在弊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经济学应运而生。1970年代，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积极推动环境经济核算，将“自然资本”纳入“绿色GDP”，估算扣除环境污染负债、生态赤字和资源损耗等环境成本之后的真实国民经济产出。
第三，生态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环境问题和经济危机的助推下，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话语。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 ·戴利指出，生态经济学依据生态系统原理管理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同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三大目标。 [美]戴利、法利：《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0页。 生态经济学家一致同意以下观点：生态子系统为经济子系统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设定了增长的边界，公共资源利益应高于个人偏好，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支持功能和文化价值维度，应当注重可持续的经济规模、公平分配、集体行动、交叉学科方法、系统变革等目标。
第四，生物多样性经济学。2007年，八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提出“开展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经济学研究”，在联合国环境署主导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成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重要技术路径。各国纷纷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国的浙江、贵州等省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试点。2020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萨 ·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牵头完成《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通过分析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强调“经济与自然相互融通，而非彼此独立”，呼吁改变衡量经济成就的方式（例如GDP），试图改进现有的经济政策和工具（如自然资本产权、环境规制、公共池塘资源管理、递减的贴现率等），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控制在公平和可持续的范围内。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2021年10月，COP15在中国昆明举行，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理念上，中国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联合国文件；
在实践上，中国在践行“爱知目标”方面的进展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国际社会推进主流化为何步履维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无法用引发问题的相同逻辑来解决问题”。工业文明的逻辑就是“将物质财富最大化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 庄贵阳：《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变革》，《人民论坛》，2023年第8期。 ，无限度的经济增长正在超越生物圈的边界。答案很明确，人类社会必须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才可能真正解决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主流化问题。
（二）生态文明经济学新范式的价值根基
经济学（economy）与生态学（ecology）的拉丁语词根同源，有家庭管理、居住、寓所等含义。所以，生态经济学的旨归就是以最有效率的范式管理好大自然，让人类安居乐业。在价值论层面，“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坚持生物圈完整性的至高地位，将生态经济学推至新的阶段。但是达斯古普塔也承认，其方法论仍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依赖对生物多样性价值及功能的评估，缺乏对经济活动背后人类需求驱动力的深入剖析。英国经济学家Mazzucato在《万物的价值：全球经济中的创造与攫取》中呼吁决策者认真思考“价值”，引导创新、缩小不平等。“价值创造”是指不同類型资源（人力、物质和无形资源）交互作用产生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方式，“价值攫取”是指在资源和产出的流动与交易中过度获利。 Mariana Mazzucato，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Penguin Press，2019，p.384. Pirgmaier批评生态经济学家忽视价值理论，难以跳出个体主义效用论和市场交换价值的窠臼。他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深刻分析、对无差别人类劳动价值的重视为克服引发生态危机的社会驱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Elke Pirgmaier，“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79（2021）.
长期以来，西方古典经济学传统占据主流地位，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跳出工业文明的价值逻辑。潘家华指出，在学理认知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经济学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法论创新，也是构建生态文明新范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基础。 潘家华：《构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新经济学》，《民生周刊》，2020年第18期。 在研究范畴、对象、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方面，生态文明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均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
生态文明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其价值基础来自三个维度。
第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人的自由学说。西方工业文明高消费、高资源消耗的发展观是一条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归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认为，人的异化导致了自然的异化。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理论同样适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就生态圈来看，也是如此。“万物互相效力”、共生共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生命力，本质上得益于中国摒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共资源管理、实现社会公平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将“和”与“中”作为天人关系的准则，“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包括三方面。其一，天地人三才共生。在长期的天象和物候观测中，中国古人发现天地人之间存在系统性关联，气候变化也具有周期性规律，这些自然法则可以用于养生、齐家、农作、救灾、治国等领域。其二，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生态保护理念。道法自然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云梦秦简中的《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以时禁发”等可持续保护理念被应用于伏季休渔制度、长江十年禁渔等政策。其三，“仁爱万物”“参赞化育”的和谐进化思想。《礼记 ·中庸》曰：“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提倡尊重人与万物之本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进化。我国自秦代建立田长制，唐代以来设置渠长、堤长、河长、湖长等基层治水管理者，地方政府对河湖管理保护负主体责任，这些都是国家为解决地方水环境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03年7月，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著名论断。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安吉考察时创造性提出“两山”理论。之后，我国以浙江为政策实验室，塑造了绿色共富的生态文明新模式。环境就是民生；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系列理念为绿色发展指明方向。
六、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途径与方法
生态文明经济学将人与万物的内在价值作为生生不息的价值创造源泉，因此，在方法论上必然要坚持整体论的原则。生态经济学仍然无法解决“钻石与水悖论”这一西方经济学难题。 Elke Pirgmaier，“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79，no.C（2021）. 虚拟的生态系统价值测算不能作为社会使用价值的参考指标，也难以被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运行逻辑所接纳，进而沦为一种理论装饰。生态经济学强调的“经济效率”（或价值实现）必须在确保生态安全（或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污染吸纳能力、再生与自适应能力等）的阈值以内才能得以实现。即：先将生态系统转换为自然资本的效率（非市场产品的市场化），再将自然资本配置到能够产生最大利润（人类福利）的地方（价值实现）。目前，我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机制也属于这种创造市场、依赖市场的方式。图1展示了两种范式下的主流化思路，其中，生态文明范式下的主流化要求生物多样性目标融入社会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促进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物质消费向生态文化转型。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生态文明经济学强调人与自然作为生命整体的和谐。实现这一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必须在制度和实践方面超越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行为经济学家认为，文化基因是一个社会集体选择的进化理性，是与不同地域自然环境长期互动、适应的结果。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具有管理的责任。东方的儒家文化则信奉“人为天地立心”“身土不二”。西方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未来真正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是文明而非国家，而中国是全球唯一延续至今的独立文明形态。21世纪，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为人类发展范式的转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生态文明范式下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经济系统变革。对此，必须修正环境经济学、人口与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将生物圈的稳定性或生态福祉纳入考虑范围。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经济体系，首先必须解决“公地悲剧”（公共资源的开放性使用）问题，实现生态公共物品的可持續增长，突破经济发展的生态系统阈值。 [美]戴利、法利：《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8页。 实际上，我国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已经先行先试，实现了许多突破。
（一）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将生物多样性福祉纳入社会福利函数
公地悲剧的根源是私有制社会缺乏公共物品投资与保护的动力机制，西方社会解决这一矛盾，往往借助产权私有化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例如，英国牛津郡通过信托基金购买私人农耕土地实现草地自然资本保护。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驱动力来自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构。因此，要扭转这一异化自然的机制，需寻找其社会驱动力。《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达斯古普塔认为，大自然和生物圈是一种沉默的、被忽视却鲜活的存在。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在人类世中，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生物圈最脆弱的群体，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生存家园。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说，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落实到经济政策方面的主流化，就是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全社会的福利分配方案，以生物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帕累托最优原则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在公共投资项目或环境政策中，福利加权被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福利目标，其理论基础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原则，即“如果A的境况由于这种变革而变得如此好，因而他能够补偿B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这种变革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例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在积累足够多的社会财富之后，举全国之力在2020年完成了惠及千万人的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不仅带来减贫的社会公平红利，而且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证明了这一理想假设是切实可行的。例如，我国确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2021年中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位居保护地建设的最高等级，拟在10%的国土陆域面积上建成约50个国家公园保护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印发》，http：//www.foresty.gov.cn/main/5497/2023105/154219347708492.html. 尽管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很难被量化，损益主体及补偿份额也难以确定，但是我国可以发挥东西部协作、财税奖补等机制的优势，从发展红利中拿出一部分弥补累积的生态赤字，优先满足最迫切的保护需求。
（二）拓展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生物多样性设立自然代理人
西方学者批评资本主义给任何创造物甚至人类自身定价，将个体卷入市场和工业化大生产，这种货币化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Elke Pirgmaier，“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79，no.C（2021）. 资本主义的成功使得工业文明成为不言自明的主流价值观，成为驱动社会生产活动和消费观念的底层逻辑，人们迷失在以GDP和收入衡量成功的假象里。经济学家搭建的大厦注重形式逻辑的严密和完美，将人类的社会心理属性留给新兴的社会科学家。 [美]劳埃德 ·G ·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贝昱、马慈和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頁。 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类决策常常违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创立了社会生物学的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提出“生物亲缘假说”，指出人类源自大自然，不仅在基因上而且在情感上都与生物圈不可分割。 [美]大卫 ·W ·奥尔：《大地在心：教育、环境、人类前景》，君健、叶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8页。威尔逊强调，“我们是生物学上的物种，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交往的强烈欲望……对生命和所有生物的挚爱。”“文化和社会模式反映着数万年的进化过程。”
基于生态文明经济学范式，我们将一个地方社区抽象为一个标准化的“生态文明人”，这个集合人（Collective Person）从社区所在的特定生态系统（例如数百年的茶树林或公共稻田）获得的生态福祉（用V表示）可分为三个维度。第一，理性人（以销售茶叶或稻米的收入来衡量，用C1表示）；
第二，社会人（代代相传的社区生态文化带来的归属感、安全感、满足感等心理情感效用，用C2表示）；
第三，生物人（依托茶园或稻田的社区物产及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健康生活，用C3表示）。这些维度组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标准“生态文明人”的消费偏好。用公式表示为V= u（C1）+u（C2）+u（C3）。
奠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经济学范式忽略了人类的社会人维度和生物人维度，生态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只是借助生态系统定价进行蹩脚的修补。达斯古普塔引入“社会隐含偏好（Social Embeded Preference）”概念，衡量代际福利的差异，认为借助外部税可以实现生态资源消费的市场均衡水平等同于社会（偏好）最优消费水平。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这一概念也应该分为三个维度才有现实意义。现实中，新古典范式下市场工具的有效性存在诸多技术和制度障碍，如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利益冲突、寻租行为、环境规制的约束等。 Ihar Dzeraviaha，“Mainstream economics toolkit with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framework”，Ecological Economics，vol.148（2018）.
从国内实践来看，以“生态文明人”为目标，改变消费偏好、促进生态公共产品需求可持续增长，大致有以下可行路径：
第一，立法禁止和政策规制。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生物多样性立法。在生态文明范式下，要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尊重生物圈的生命属性和智慧，既要加强生物安全风险管控，也应包容、保护一些暂时“无用”的存在价值、文化价值。例如，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推动许多国家加强对野生动植物交易的管理，2022年中国修订通过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此外，利用政策立法引导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如Yu等以中国的工业园区为例，分析了将环境管制引入园区废弃物管理可改变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和废旧资源利用方式，证明了帕累托改进效应。 Xiang Yu，Yongsheng Zhang，“An economic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ecology：
Theory and evide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58（2021）.
第二，设置自然资本的代理主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作为开放性公共资源，责权利主體模糊、权与责不匹配、考核问责和损害追责难，导致“公地悲剧”，生物多样性丧失难以遏制。浙江省的“河长”“湖长”“林长”制度，为自然资源赋予人格化的代理主体，领导干部一把手负责、上下级考核、群众监督等举措使沉默的大自然真正拥有了代言人，这些举措为自然资本的可持续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奠定了长效制度基础。
第三，建立社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近年来，国内外兴起了融生态、生产、生活和消费于一体的生态社区自治模式，许多自然保护组织开展社区共管项目。例如，杭州市余杭区于2020年8月提出“未来乡村”概念，充分发动原乡人、新乡人和海内外乡贤，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改变了乡村的气质面貌，实现了民生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多赢局面。未来，相关工作还可以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发动全民全社会开展保护。
第四，生态信用引导绿色消费偏好。在企业和个人层面，可充分发挥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借鉴国际上的绿色助推（Green Nurging）政策，例如生态消费券、生态标识、绿色信用制度等，借助国内许多地区实施的“碳普惠”一体化机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挂钩，助推生态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例如，浙江丽水在全国首创“绿谷分”绿色社会信用制度，以村（社）、企业、个人为重点，构建包括生态保护、生态经营、绿色生活、生态文化、社会责任等五个维度的生态信用体系，编制生态信用行为正负面清单，利用覆盖全市240余万人的生态信用积分，推出“信易贷”“信易购”等守信激励和优惠旅游活动。 郑艳：《“丽水模式”的生态经济学思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版）》， 2022年第3期。
（三）生物多样性红线：科学设定保护的边界与规模
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将人类从“空”的世界推入“满”的世界，自然资本（而非人造资本）日益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美]戴利、法利：《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为此，必须严守生态空间，强化阈值约束。首先，针对农林牧渔、能源、交通、城乡建设和重大工程等密切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活动，加强评估并明确生态红线意识，提升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优先级。其次，根据不同物种的重要性、栖息地及活动范围，因地制宜设置保护边界，打破行政区划、行业管理和生态要素的界限，探索机制创新。例如，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有利于对重点濒危物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开展就地保护；
以流域为边界，借助生态系统方法开展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管理，综合考虑岸上与水下、上游与下游、城市与乡村等不同环节；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应以城市为中心，加强监测与保护的常态化、科学化。最后，构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终身追究等制度，铸就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堤坝”。例如，浙江省丽水市将95.8%的市域面积规划为生态空间，在浙江省率先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督查长效机制，高标准创建的百山祖国家公园成为全国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
七、结 语
生态文明理念为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理论根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践行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本文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提出了在生态文明范式下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理论依据和政策路径。首先，辨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含义、国内外进展与主要问题。其次，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跨部门、多主体、跨领域的环境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再次，对比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两种发展范式，厘清了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明经济学不同范式的价值基础与内在逻辑。最后，以“生态文明人”为理论假设，拓展了消费者的生态效用函数，将其区分为理性人、社会人和生物人三种不同维度的偏好，为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理论依据。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本文提出的一些探索性的概念、原则和策略，有待与国内地方层面的丰富实践与案例结合起来，进而深入拓展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沈 丹〕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An Explan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Economics of Eco-civilization
ZHENG Yan， PAN Jiahua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s a strategic goal and essential principle established by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with the inadequacy of mainstreaming being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curbing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worldwide.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entails prioritizing biodiversity issues and restoring their rightful place in socio-economic governance. In China，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s guided by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y， leading to a unique path of conservation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beit with some challenges.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grapples with paradoxes related to property rights and agency， conservation financing mechanisms and benefit-sharing， value perceptions， and measurement. Essentiall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a wicked problem rooted in Chinas history and practice， with ecological economics inherent in the fabric of the society serving as a new paradigm for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The mainstreaming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aradigm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biodiversity goals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material consumption culture to an ecological culture. To addres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iodiversity well-being must be incorporated into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Expanding consumer utility functions can involve establishing natural agents for biodiversity， with the goal of nurtu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izens” to alter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demand for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Defining biodiversity red lines aids in scientifically setting boundaries and scales for protection， rigorously safeguarding ecological spaces， and reinforcing threshold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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