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铜鼓是古代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及以中南半岛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广泛使用的最重要的青铜器物种。我国古代铜鼓源远流长，绚丽璀璨，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铜鼓也逐渐被赋予了祭祀、军事指挥、王权象征、财富功能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铸造和使用铜鼓己经成为这些地区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具体反映，并孕育了璀璨夺目的铜鼓文明。
关键词：滇式铜鼓；
文化传播；
百濮；
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J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3）06-0045-0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3.06.006
铜鼓由作为炊具使用的铜釜衍变而来，在中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及整个亚洲东南部地区分布范围及功能用途非常广泛，尤其在我国秦汉以来南方诸多民族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往往蕴含着宗教文化的价值功能，被古代先民作为打击乐器、礼器、神器和重器使用，产生了内涵极为丰富、特征非常鲜明的铜鼓文化。从考古学的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来看，各个地区和不同年代鼓的大小、形制、造型和纹饰有一定的差异，但作为乐器使用是其必备功能。而生活在我国岭南及云贵川地区的百越先民所使用的铜鼓，除了在乐舞演出中使用外，在先秦时期，云南“鸠僚”从造型、纹饰等方面对铜鼓平面装饰进一步补充和烘托，产生了久负盛名的石寨山式铜鼓。铜鼓也逐渐被赋予了祭祀、军事指挥、王权象征、财富地位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此类型铜鼓流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很广、使用者属于多个民族。研究此类型铜鼓的地理分布、纹饰特点、衍变趋从性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有利于理清岭南地区和云贵川少数民族聚居区乃至整个亚洲东南部地区主要民族的分布迁移、交错居住、彼此融合的来龙去脉。
一、滇式铜鼓的地理分布区域
滇式铜鼓，最早出现于滇中、滇西地区，大体分为A型、B型。A型也称万家坝型，以楚雄旧城址万家坝地区出土的铜鼓为典型，该地区出土的铜鼓年代在公元前690年，是迄今为止境内外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铜鼓（滥觞期）。B型也称石寨山型，以滇中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典型器。A型作为“原始铜鼓”，是B型铜鼓的起源，二者前后相承的脉络非常清晰。[1]86而且，我国从事民族考古的研究人员多数认为，A型铜鼓是原始铜鼓，B型铜鼓是在A型铜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铜鼓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滇南泽一带是原始铜鼓出土数量较大的地区，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牟定、禄丰、江川、弥渡、西盟等地出土了一批秦汉前后的铜鼓。滇式铜鼓自滇中西部地区出现之后，在云贵川地区诸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融合的语境下，逐渐打破了地域、时空、资源的局限性，向滇东地区和两广地区传播扩散，大约在广东与广西交接的西江流域一带，在与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交流碰撞后，最终诞生了一种在形制与纹饰等方面有别于早期的新式铜鼓。
滇式铜鼓的地理分布区域。A型铜鼓出土和发现的共计22面，全部于云南地区发掘或向社会征集而来。当中7面是由云南省级文博部门与文物商店通过有偿征集而得，因而其出土地位置无法确定，其余15面铜鼓的出土位置准确。其中楚雄万家坝青铜时代墓葬M17出土3面，M4发掘2面，楚雄苍岭水电站工地出土2面（通过征集途径而得，经文物主管部门调查出土铜鼓的地点同时出土青铜剑、青铜斧、青铜镐、青铜盾牌等，显然属于陪葬品），禄丰石龙后山一带战国墓葬遗址出土1面，祥云大波那龙山战国铜棺墓出土2面，保山昌宁大甸山墓葬群出土铜钏、铜盒、铜弯刀、铜钟伴出1面，1992年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一批贮贝器、俑、编钟伴出1面[2]25。此外，1974年德钦永芝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的古墓葬出土3面，1995年弥渡合家山窖藏遗址发掘1面[3]，2008年红河州泸西县大逸圃墓葬出土有戈、剑、铜矛、箭镞、铜剑鞘等伴出1面，1988年个旧黑蚂井汉墓群出土一批青铜灯伴出2面，1977年至1981年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一批有带耳罐、鼎和盘等陶器伴出3面。[4]上述22面滇式铜鼓A型鼓中，19面为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为随葬品组合；
3面为遗址挖掘出土，未发现有其他器物。
综上所述，滇式铜鼓A型鼓的出土地点大多数位于滇中一带。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随葬品组合的墓葬中出土的19面铜鼓中有13面出土地点在昆明、曲靖、红河州境内，另外6面的出土地点也位于滇中偏西一带的禄丰、南华、元谋、牟定等地。
滇式铜鼓B型鼓，迄今为止国内共发现83面。除了云南省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商店等文博机构收藏的7面铜鼓具体出土位置无法确定之外，其余铜鼓的出土位置均有明确记录。出土地点在云南省内的有36面，其中昆明市晋宁石寨山战国至汉代古滇国墓葬遗址群出土B型铜鼓22面（伴出有铜鼓形贮贝器37具）。1972—1992年玉溪江川李家山战国至东汉初期的墓葬群出土9面（伴出有铜鼓形贮贝器5具）。1977年曲靖八塔台等墓地出土一批陶器、铜铁合制器、铁器、铅器，伴出铜鼓3面，陆良、罗平、会泽等地各出土1面，腾冲张家寨芹菜塘出土铜鼓1面[5]。
此外，1954年至198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广西宾阳思陇、新桥、芦墟、黎塘等地发现铜鼓7面；
20世纪60年代末，在百色西林境内铜棺墓葬出土铜鼓1面；
遵義地区播州杨氏墓葬出土铜鼓2面；
1996年，凉山盐源老龙头墓葬进行抢救发掘出土编钟、铜剑、陶器等伴出铜鼓1面，田东县祥周镇和林逢镇战国时代墓葬出土铜鼓2面。
在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也曾经出土过一批滇式铜鼓B型鼓，尤以中越边境一带出土数量较为密集。据笔者统计，有北流Ⅰ、Ⅱ号，灵山Ⅱ、Ⅲ号，冷水冲、武鸣、扶绥、大新、天等、平果、德保、靖西、那坡等鼓27面（作为明器使用的铜鼓不列入统计范围）。[6]
显而易见，滇式铜鼓B型鼓的地理分布区域比较广，传播路径复杂，甚至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西至保山腾冲的中缅边境一带，北面达凉山州会理县，东北方位与毕节赫章重叠，东南边至今广西贵港，南面则远至今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上文所指的滇式铜鼓B型鼓中位于我国境内以墓葬出土随葬品组合形式呈现的约54面铜鼓中，以云南境内分布最为密集，达36面，而且以滇南泽一带为核心区。与云南接壤的广西地区则以百色澄碧河口——南宁左江河口流域、毕节赫章——中越边境一带出土数量最多。
与此同时，曲靖珠街街道董家村八塔台古墓群出土有2面（同时出土有青铜剑、铁器、陶器、玉石器等随葬品）[2]29，2011年广南牧宜古墓群出土大量的鎏金铜器、漆器、铜镦、铁矛伴出铜鼓1面，均属于万家坝A型鼓与石寨山B型鼓的过渡器。[7]此种形制的过渡器也曾出现于越南中北沿海地区清化省一带，1924年法国考古队在当地叫东山的小村庄进行长达7年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铜剑、铜锄等青铜器，其中就包括石寨山B型鼓的过渡器3面。[8]上述6面过渡性铜鼓，考古学者在对其进行分类时，有的认为应属于滇式铜鼓A型鼓，有的则将其归为滇式铜鼓B型鼓。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并无矛盾，因为该6面过渡型铜鼓既是滇式铜鼓A型鼓的最末阶段的器物，又是滇式铜鼓B型鼓的前期器物，它们对于探索当时使用该器物的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工艺美术、宗教信仰、审美观点等一系列的问题，对研究当地的民族历史与分布、生活习俗、人文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
综合以上所论述的关于滇式铜鼓的地理位置、分布区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相关问题：
1.滇式铜鼓A型鼓主要出土于滇中附近一带，滇式铜鼓B型鼓主要见于滇东的滇南泽一带。显然，滇中地区的楚雄、曲靖是滇式铜鼓的发源地，之后其制作技艺逐渐传播到滇南泽附近的晋宁、禄劝、宜良等地。由此可见，滇式铜鼓从滥觞期到成熟期，大体传播扩散路径系从西往东的同时往东南边及西北面扩散。
2.滇式铜鼓B型鼓的地理分布区域，尤以滇南泽一带出土数量最为密集，广西及贵州的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流域，甚至越南北部地区红河三角洲一带的莱州省、和平省、奠边省也较为常见。存在的问题是，上述三大地区滇式铜鼓B型鼓属于早期的亦或是晚期的？与滇中一带的A型鼓和滇南泽附近的B型鼓是否存在相互发展关系？
3.遗址出土的无其他器物组合的铜鼓，不区分它的型与式，其地理分布区域要明显大过墓葬发掘的铜鼓，特别是B型鼓范围覆盖更广。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遗址出土的与墓葬出土的器物之间在形制、纹饰及源流等方面存在何种关系？
4.理清古代铜鼓的地理分布区域，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和确定铸造、使用、收藏该器物的先民所属民族的族属，以及秦汉前后当地铜鼓文化的扩散网与土著民族的延续、变迁及发展的关系。
理清上述诸问题对于我们建构、丰富当地青铜文明逐渐深度融入中华文明滚滚洪流之中的历史图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二、滇式铜鼓所使用人群的族属
最近几年，史学界围绕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地区古代民族的分布、迁徙和延续问题展开了诸多相关研究与讨论。多数学者认为，秦汉前后生活在云南一带的先民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民族，即氐羌、璞人和西瓯。此外，确定铸造、使用、收藏滇式铜鼓的先民所属民族的族属也吸引了许多民族研究者的注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就包括濮族说、劳浸说、靡莫说、僰人说、俚人说等。[9]笔者更加倾向于靡莫说。该观点认为，是生活在今滇中寻甸一带的靡莫先民最早发明了滇式铜鼓A型鼓，即以万家坝墓葬出土的铜鼓为典型器的滥觞期铜鼓。
经过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云南中部一带发现了大量的铜鼓，其中又以万家坝型铜鼓（A型鼓）为甚，而最具研究价值的以随葬品形式呈现的A型鼓又主要分布于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等地。因而将上述地区作为滇式铜鼓的发源地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其制造使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即公元前770年左右。因而当时栖息在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等滇中一带的民族，是滇式铜鼓的制造使用者。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部落的首领数量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夜郎一带部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最强大。位于夜郎国西边的靡莫族数量也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尤以滇池一带的部族势力最为庞大。
唐朝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正义》记载：靡莫族生活在蜀国西南一带，靡非活动在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境内），即在长安城西南边4900里的地方。清末王先谦撰《汉书补注》说弄栋节度为南诏国六节度之一，政府驻地在今姚安县西北旧城。管辖范围相当于今云南禄丰、武定、大姚、牟定、元谋、双柏及四川攀枝花等地。显然，靡莫族乃是秦汉前后栖息在今云南省中东部地区的势力较大的土著民族。诸多相关史料已载明，靡莫族是棘竹、劳涅、邛都、昆明、甘人等诸多部落的联盟集体，其中尤以滇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最为强大。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期楚国将军，楚庄王之苗裔庄蹻建立了滇王国，当地的土著与汉民族长期不断地交流交往交融后逐步形成了靡莫族。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理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说，战国时期楚襄王派遣将军庄蹻在夺取巴郡和黔中郡后一路向西南进攻，一直打到滇南泽一带，因交通不便庄蹻只好在滇定居下来，并要求改变着装方式与旧的风俗习惯，逐步建立了滇王国。既然定居后庄蹻无法推动滇中、滇东一带的风俗制度变化，显然司马迁所说的“靡莫之属”是沿用了庄蹻入滇定居前当地土著的族称。1979年，考古工作队在呈贡一地发现了战国中期的墓葬群，其年代与庄蹻入滇的时间总体是吻合的，结合墓葬随葬品的器物组合及规格、形制等，考古学家确定这是庄蹻墓。墓葬的规格、形制，所出土礼器的种类、数量也与越墓相似。我们可以断定，庄蹻入滇之前当地流行的土著文化以越文化为主，之后受到楚文化的滲透浸染，逐渐吸收了楚文化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靡莫族自身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样性、独特性和统一性的特征。但另一方面，从庄蹻入滇建立王国至司马迁撰写《史记》，仅过去一百多年，滇南泽一带的土著文化虽然遭受多次内部外部的强烈冲击，仍然顽强生存并不断地寻求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因而，靡莫族的族称在较短时间内当不会发生演变，应该是沿袭庄蹻入滇之前的称谓。再者，庄蹻攻入云南时所带领的楚国军队规模较小，而且从当地墓葬出土的一批随葬品也保留有浓厚的靡莫土著元素。
那么，靡莫族的族属如何确定？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说，秦汉早期活动在今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等滇中一带的先民可以分成文化面貌差异较大，发达程度并不一样的两个民族。其中一个是由僰、滇、叟、劳浸、靡莫等“同姓相扶”的各部落组成的永久性的联盟的社会组织，称为“靡莫之属”。这里的人习惯把头发拢上去结成发髻，世代耕种田地，实行的是村落定居的农业耕作制度，有若干个较大的村落，并选出部落联盟的首领。另外一个可以称之为“越巂”“昆明”，通常结发为辫，随牲畜迁徙，没有定居下来，也没有确定部落的酋长，但是活动范围却极为广泛，宽达数千里，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两个民族并没有明确的活动范围，而是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和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状态。根据禄丰石龙后山一带、保山昌宁大甸山出土滇式铜鼓A型鼓的墓葬的构造、形制、规格、规模、年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偏室墓、翁棺葬、干栏巢居、头发结成发髻以及大规模制造并使用青铜农具这些墓葬及随葬品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上述墓葬的主人显然应属于靡莫各部落。晋宁石寨山、玉溪江川李家山、腾冲张家寨芹菜塘等地出土的滇式铜鼓B型鼓的墓葬，在形制、葬俗、葬式、规格等诸多方面与禄丰石龙后山一带、保山昌宁大甸山的墓葬具有相似性。而且出土的青铜器在器物制作工艺、纹饰、形制和风格等方面也与禄丰石龙后山一带、保山昌宁大甸山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颇具相似性，显而易见，后者出土的青铜器是早期阶段的器物，前者出土的青铜器是晚期阶段的器物，两类器物存在着衍变与传承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在云贵川地区形成了独特而发达的青铜文明。
此外，在晋宁石寨山、玉溪江川李家山、腾冲张家寨芹菜塘等地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我们还可以窥探到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痕迹与社会习俗。毋庸置疑，從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上看，他们与越巂、昆明、叟族等氐羌系统民族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却与岭南地区的古百越族群颇有相似之处。靡莫部族在族属区分上是否可以归为古越族的族支？据相关史料记载，秦汉前后栖息在该地区的先民主要是“濮族”，或称“仆人”，是生活在滇中和滇东一带的最早的土著民族，而并非是岭南地区古越族的某个族支。班固所撰的《汉书·严助传》说，南方地区的百越先民长期活动在中原以外的偏远地区，身上罕见有长发，皮肤上常刻有各种纹饰，并被蔑称为野蛮民族，不能简单地用讲究礼节和仪式的国家所实施的法令制度去管理他们。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所撰的《管子·霸形》记载，相当于今重庆、贵州、广西、湖南辰州、江西、滇西南、滇西北、鄂东一带的土著把牙齿染成黑色，在额上刺花纹，再涂上丹和青两种颜色。可见，留短发、皮肤刻纹、染着黑齿是南方古越族的生活、风俗习惯，也是其文化特征之一，显而易见，这与土著俚濮人的盘发刺青有所差异。
关于百濮的活动范围在今云南省的史籍记载比较丰富。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将“滇”“濮”二字合并而称为“滇濮”，意在阐明滇国中势力最大的民族为濮人。又说句町国人在族属上是濮人的分支，而这个出现在夏商时期的称谓“濮”，与羌、蜀、俚、僚等名称类似，均属于中原人对南方落后土著的蔑称。在西汉时期统治者攻打西南夷的战争中，句町部族首领毋波发现西汉王朝的异常强大使其无法攻克，因而在主动归顺西汉王朝的同时协助镇压其他部落联盟，战争结束后西汉统治者在原句町国的管辖地设置郡县，不过其国王仍然享有在该地的特权，这也与两汉统治者推行的郡国并行的制度吻合。同时，该书在记载“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牂牁郡”（今贵阳、福泉一带）、“兴古郡”（今云南砚山县西北）、“建宁郡”（今云南曲靖西北）、“云南郡”（今姚安县西北旧城一带）、“永昌郡”（今云南哀牢县、博南县一带）时都有关于“濮”的文字记载，但极少见到单独“濮”的记载，而是经常与其他族名同时出现，譬如“闽濮”“越濮”“濮僚”等。毋庸置疑，当时滇国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就是百濮了，而且滇池一带在秦汉前后就有濮人在那里生活了。唐代以前的史籍《永昌郡传》说永昌郡位于今曲靖的西南面，政府驻地在今祥云县一带。生活在该地的人有许多是“夷越”（又称“夷濮”），与当地其它民族交错杂居。又说在距今曲靖西南边500公里外的地方，当地人身上长着三四寸的尾巴，坐地之前需先挖洞，以保护其尾巴，称之为“尾濮”。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说滇池一带的冶铁技术与制铁工艺极为发达。《华阳国志·蜀志》说今会垣县一带是濮人活动的区域，经常可以见到濮人死去后所立的不封闭的坟墓，墓穴里面有青绿色的玉石，当地人一般视其为不吉利的物品。又说在今昆明一带曾有金马、碧鸡二山，仆水流经该地区叫盐官的地方，有大量的濮人居住在那里。西晋杜预所撰的《春秋释例》记载了当时濮人的地理分布情况。说建宁郡的南边生活着大量的濮人，还没有选出部族的首领，以村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分布着大量的规模不一的村落，所以又称之为“百濮”。宋濂、王祎主编的《元史·地理志》记载今楚雄州南华县一带，政府驻地在路北，在当地生活的人大多是昔朴和落蛮。又记载了开南州（今景东彝族自治县一带）在路（上一级行政区）的西南边，昔朴、和泥二蛮在该地区混合居住。唐代樊绰所著的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南夷志》记载：白崖城位于今弥渡西北两公里一带，定西岭南面，迤西古道北侧，为公元3世纪建宁国首领所建造。北宋宋祁、欧阳修等合撰的《新唐书》详细记载了弄栋的具体地望，东邻今牟定，南临今南华，北靠今大姚，西接今祥云。祥云一带出土滇式铜鼓A型鼓的大波那青铜文化遗址，该地名与“大勃弄”谐音，显然是由该地名演变而来的。而“勃弄”与“朴落”均为濮人的不同称谓，之后逐渐转为地名使用。
综上所述，濮族是秦汉前后栖息在我国云贵川一带的土著，由多个部落组成，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因而史料记载上又有“百濮”的称谓。其地理分布区域极为广泛，北至自贡、泸州、内江、宜宾等川南地区，南抵昆明市以南地区，东边与安顺、毕节、六盘水等接壤，西边则靠近楚雄、大理、保山等滇西一带，经诸多史料的考证，今云南全境在古代都是百濮的活动区域。他们与属于氐羌族和百越族的当地居民共同生活，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和交错杂居的多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上述情况恰恰与滇式铜鼓的地理分布区域大体重合。此外，靡莫部族的活动范围，也正处于百濮的活动区域内，显然靡莫部族属于夷濮系统的分支。自然而然，活跃在今楚雄一带的土著靡莫制造了滇式铜鼓A型鼓，并在其活动范围内推广使用。当该铜鼓制造技艺流传到滇池一带后，生活在该地区的靡莫人逐渐提高了铜鼓的研制水平，进而产生了滇式铜鼓B型鼓，之后其使用范围逐步覆盖至整个百濮的活动范围。
自先秦以来，我国南方历经了数千年的民族迁徙、分化、融合。《通典》《南中志》《华阳国志》等史籍记录的主要是当时各地民族的分布格局及演变过程，是我们探索先秦以来南方地区民族迁徙、分化、融合的重要史料来源。其实在早期的相关历史文献中，就有“濮人”的记录。先秦诸子所撰的《尚书·牧誓》中曾说参加周武王“伐纣”会盟的西南夷诸部族中就有濮人。战国人写的《逸周书·王会解》就有关于濮人向周王室呈献礼品，包括朱砂、茶叶等方面的记录。《史记·楚世家》说楚国君王熊霜去世之后，他的弟弟忙着争夺帝位。仲雪死了，叔堪曾到濮人势力范围躲避迫害。唐人刘伯庄认为濮族的活动范围在楚国的西南边。据左丘明《左传文公十六年·文公》记载：公元前616年，楚在今房县打败麇之后，强迫麇人遷徙到与濮人活动范围相邻的巴陵一带。濮族应该在成汤时期就归顺于商王朝了，并不定期向商朝统治者纳贡。后来濮族加入了周武王姬发讨伐商王帝辛的队伍以及成周举办的诸侯大会，并向当时的西周王室呈献礼品（丹砂），之后又攻打过楚国，可见当时濮族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同时，百濮作为我国南方的蛮夷之一，活动区域很广，集中分布于长江上游一带的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等地。因而，秦汉前后的夜郎、句町、滇、叶榆、桐师等国，其地理范围均应在百濮的活动区域内。显然，这些国家的臣民都是百濮族群的后代，靡莫也不例外。
三、滇式铜鼓的传播与濮族的变迁历程、逻辑
上文已经理清了制造使用滇式铜鼓的民族。滇式铜鼓发源于滇池一带之后在周边地区迅速得到推广使用，有些地区在滇式原始铜鼓的基础上创制鼓面带有立体装饰及纹饰高度图案化的石寨山型铜鼓。那么如何确定滇式铜鼓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路径？参与制造、使用滇式铜鼓的都有哪些民族？
要弄清楚上述问题，我们必须掌握当时滇式铜鼓的传播路径。笔者认为当地民族的不断变迁、演变，滇式铜鼓才能够被南方地区的先民所接受并广泛使用。铜鼓作为古代的一类极富特殊社会意义的器物，其最早的属性是打击乐器，之后又被赋予了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往往与其他重要礼器一起，作为古代等级森严的礼制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它通常只出现于祭祀、战争等重大场合。据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部落的首领或部落联盟大酋长负责铜鼓的创制、流通和管理。通常建有鼓房用于存放本族的铜鼓，遇到重大宗教活动或有紧急战事时，必须履行完规定仪式后才能动用铜鼓。部落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进行迁徙时所携带的重要器物就包括本族的铜鼓，因为它代表着本族的宗教精神。其次，族群之间日益频繁的买卖、赠送、交换以及赏赐也是铜鼓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自然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不平衡，不可能大规模地铸造铜鼓，因而族群之间将偶然剩余的器物相互赠送或交换，其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交易与赠送一般仅存在于族群内部之间。可见滇式铜鼓的制造与流通，多数限于本地本族内部，其流通与衍变的方式与路径，也体现了使用该器物的民族的历史变迁与迁徙路径。
相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报告显示，滇式铜鼓A型鼓是自滇西往滇东一带流通和传播的，这也符合氐羌系统的昆明族、僰族、叟族等往东迁徙扩张的总趋势。昆明族、僰族、叟族自滇西向两广迁徙扩张使得长期生活在滇池一带的靡莫部族向滇东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并未落下自己经常使用的礼器——铜鼓（滇式A型），因为迁徙的路途遥远，部分铜鼓只能埋入地下。滇中双柏、牟定、南华、姚安一带出土的滇式铜鼓A型鼓之所以被埋入地底下极有可能是基于上述原因。此外，有一部分被占领者发现的铜鼓，由于昆明族、僰族、叟族等土著不善于制造使用铜鼓，要么被人为毁掉，要么被重新铸造成战场上使用的兵器。目前在当地遗址出土的该类型铜鼓是作为部落首领、酋长的陪葬品或者因携带不便而埋入地下的。编扎头发的昆明族、僰族、叟族与头发绾在头顶的靡莫族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参考战国后期至东汉初期石寨山滇族墓葬发现的战斗模型，就可见一斑。[10]
铸造使用滇式铜鼓A型鼓的滇中一带的靡莫人，早在战国初期迫于生计东迁至今滇南泽一带，与在该地区活动的靡莫土著一起将滇式铜鼓的制造技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产生了滇式铜鼓B型鼓。该器型在铸造数量或精美程度上均超过了A型鼓，因而滇南泽一带也成为滇式铜鼓B型鼓铸造技术最成熟，使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上述所体现的滇式铜鼓A型鼓与B型鼓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集中体现在楚雄禄丰广通甸尾出土的1面A型鼓向B型鼓过渡的铜鼓上。滇式铜鼓A型鼓与B型鼓的继承演变关系已经明确，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同一地区同时出土上述两种器型的铜鼓。在A型鼓分布最为密集的滇南泽一带，靡莫人在A型鼓还未演变到B型鼓就被迫往滇东一带迁徙，所以在滇中一带很难见到A型鼓。在B型铜鼓分布最为密集的滇南泽一带，端庄凝重、铸造精细、纹饰华美的B型鼓明显比A型鼓更受当地人青睐，而作为原始铜鼓的A型器则被重新熔铸制作成其他类型的器物，所以在该地区很难见到A型器。到目前为止，只在保山龙陵一带发现滇式铜鼓A型鼓和B型鼓，虽然出土两类器物的地点是挨着的，但并非是随葬器物组合。可见，保山龙陵一带的A型鼓从滇南泽一带扩散传播是有可能的，而B型鼓则是南诏国从西爨迁徙20万户到今保山一带定居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11]
滇式铜鼓B型鼓的创制与使用主要集中在滇池一带已经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它与黔西南、桂西北以及中越边境一带出土的B型鼓存在何种联系？民族的迁徙流动所带来的铜鼓文化传播仍是主导因素。滇南泽一带虽然战乱频繁，这一时期活跃在该地区的主要部落仍是靡莫部族。其中氐羌族群中的昆明族、冉駹向滇东一带扩张的步伐从未停止，而僰人的人口越来越稠密，商业繁荣，经济发达，也由滇东北向滇南一带扩张势力。同一时期，滇国南边的句町国统治者带领境内的居民反抗外族的入侵，凡是抓住敌方首领或将其砍头的有奖赏，当时的汉朝统治者因此封句町国的首领为句町王。此后的史料中再也没有发现有关“滇王国”的记载了，滇王国之名随着战乱的结束也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在持续动荡战乱频仍的环境下，擅长铸造使用滇式铜鼓B型鼓的靡莫部落迫于生存需要不得不频繁地向滇东和滇南一带不停地迁徙，以寻求适于休养生息的环境。1976年2月，凉山州会理县罗罗冲村民曾经在废弃的耕地内发现一面铜鼓，经过考古工作者鉴定，其属于滇式铜鼓B型鼓，因此靡莫人也可能向滇北一带迁徙。此种类型的迁徙应属于多次进行的局部迁徙，部分靡莫土著选择继续生活在原来的活动地带。他们在与僰人的长期交往生活中大约在东晋时期逐渐形成了白蛮。经过一番迁徙后的定居地点仍属于同一文化面貌的民族地区。向东迁徙的那支靡莫部族到了黔西濮族的活动地区，1967年在毕节赫章辅处公社罗锅寨出土了一面滇式铜鼓B型鼓。但是靡莫部族迁徙的主流方向当是滇南一带。正是在靡莫人迁徙的过程中，句町王亡波打败了滇王，而亡波又是濮人的后代，因此滇南泽一带的靡莫人主动归附句町王不难理解。作为滇式铜鼓B型鼓典型器的广南鼓和开化鼓（均系墓葬出土），就是靡莫部族在往滇南一带迁徙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1979年，文山州丘北县草皮村出土一面滇式铜鼓B型鼓的早期器，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靡莫部族继而向南传播直抵中越边境，也促进了越南北部铜鼓文化的发展。
滇南泽一带的靡莫部族，其中的一支往滇东南一带迁徙，最后到了桂东北繁衍生息。在今天桂西北的那坡、乐业、德保以及今桂东的贵港一带，出土了较多的滇式铜鼓B型鼓（除了在百色的一面为遗址出土外，其余全部为随葬品）。尤其是凌云、德保、那坡一带墓葬出土的滇式铜鼓B型鼓往往有伴出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铜制羊角钮编钟，应为铸造滇式铜鼓的靡莫人所创制的特有的器物类型。而此种类型的编钟恰恰在南华、牟定、元谋等楚雄一带墓葬出土滇式铜鼓A型鼓时是作为伴出物出现的。广西乐业、那坡、平南等地出土滇式铜鼓B型鼓的墓葬，其伴出物的形制与纹饰，也与云南出土A型鼓的墓葬伴出物相似。
滇式銅鼓B型鼓在广西的分布范围与两广型铜鼓在该地区的分布范围并未交叉，滇式铜鼓B型鼓在广西地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郁江流域的西边，尤其在西江上游的驮娘江两岸。从田东锅盖岭墓葬出土的滇式铜鼓B型鼓到贵港罗泊湾墓葬出土的滇式铜鼓B型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滇式铜鼓B型鼓的传播路径，即该类型的铜鼓文化传播到滇南泽一带之后继续向东南方向扩散至桂西北的郁江中游。从两广型铜鼓早期阶段的北流型、蒙山型到晚期阶段的灵山型、隆安型，我们可以发现两广型铜鼓从桂东南向桂西南传播的大体路径。二者传播范围的地理界线就在右江和浔江沿岸。在早期阶段，滇式铜鼓与两广型铜鼓的传播并未突破各自相应的地理范围。从二者的地理分布范围看，都是独立性发展，自成体统的。[12]部分靡莫人带着自己创制的滇式铜鼓B型鼓在滇东南及两广地区迁徙，止于今贵港一带，因为该地区已经靠近了两广型铜鼓的分布范围，明显是迫于创制使用两广型铜鼓的西瓯土著的强烈抵制。但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互鉴的潮流无法阻挡，二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铜鼓文化的发展。到了东汉末期，伴随着靡莫族与西瓯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出现了融合了滇式铜鼓与两广式铜鼓的形制与纹饰的交流型铜鼓，即岑溪型铜鼓。因此，滇式铜鼓也在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动了铜鼓文化的繁荣，交流型铜鼓（岑溪型铜鼓）是百濮与百越两个文化面貌相异的民族持续不断的交流交往的标志性文化产物。虽说百濮与百越的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但是二者之间的活动范围是比较靠近的，在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有利于二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在濮族多次被迫举族迁往异地和滇式铜鼓的传播、扩散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璞人擅于借助当时的航运便利。部分滇式铜鼓的器表常留有精美船纹图案，从侧面反映出璞人擅于利用天然河流的水上交通所带来的便利。在靡莫部族的长途迁徙和铜鼓文化传播的众多路径中，驮娘江——潞城水——邕江——南江、绿汁江——元江——李仙江、温水——隘洞江等河道的水上交通，是最主要的。
因而，铜鼓的形制衍变和传播路径，也反映出民族之间的互动、迁徙、融合。我们从滇式铜鼓的传播扩散可以窥探到靡莫族的变迁历程，进而可以看到百濮在传承融合发展中的枝繁叶茂。另一方面，百濮复杂的历史变迁历程对于我们梳理百濮族群的后裔及民族之间的分化、重组与融合增加了难度。但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今生活在黔西南一带的德昂族、布郎族、仡佬族系百濮的后代。因为这些民族的活动范围恰好处于古代百濮的分布区域，而当时的氐羌族还未迁徙和扩张至该地区。因为黔西南一带在古代交通极为闭塞，长期与外界隔绝，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原始的生活文化习俗得以保留下来。如今滇东与黔西南毗邻的水富、镇雄、彝良、宣威、盘州等地还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布依族，这些地方也曾经是古代靡莫人迁徙和生活过的地方。由于靡莫部族的活动范围比较广，各个族支之间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加上历史上多次外族的入侵，各部族被迫或主动地与异族交往与融合，形成大杂居与小聚居的格局，导致靡莫族各分支之间的经济文化面貌差异越来越显著，也产生了更多的支系和族称。很多学者提出，部分史料中出现的“闽濮”系孟高棉人的祖先，与本文所述的“百濮”族称相似，而族属不同。其实结合史料记载和地方志类文献可知，闽濮系百濮的一个分支，社会发展程度远落后于百濮其他分支，后来逐渐融入孟高棉族。因此，现在云南境内的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在古代已经渗入了不少闽濮人的血液。
越南北部与中国的云南接壤，属于红河流域，两者由于地理位置的缘由，历史上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极为频繁。考古学者在越南北部清化省东山一带曾出土了一批滇式铜鼓，但近年来部分越南研究者有悖学术伦理，不尊重学术和事实，认为清化省东山一带是铜鼓文化的发源地，原始铜鼓（滇式铜鼓A型鼓）就是在该地区发现的。其制造和使用者系当时生活在越南北部清化一带的骆越人。《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13]又说铜鼓是最能代表越南古文明的典型器物，越南的铜鼓文化先是传播到中国的云南、四川等地，而后又向南扩散到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地区。[14]铜鼓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传播路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必须坚持以事实为准绳。即使越南北部地区出土的铜鼓数量较多，是越南国铸造生产铜鼓的主要产地，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区铸造的最早的铜鼓（松林鼓）从器物的形制和纹饰上看明显是滇式铜鼓A型鼓向B型鼓过渡的过渡型器物。另一方面，该地区很少见到滇式铜鼓B型鼓，出土的数量不到10面，而且迄今为止没有出土过年代上早于滇式铜鼓A型鼓。显然，那种认为滇式铜鼓系由越南北部传入中国云贵川一带的观点与史实不符，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戈鹭波就指出，越南国铜鼓的创制工艺系靠近中越边境的中国人传给越南当地人的。他说中国人教会了东南亚地区的土著冶金技术以及相关的铜器创制工艺，他们在掌握先进技术之前只学会了用不易保存的材料来制作相关器物。[1]73在20世纪70年代签订越南恢复和平的协议之后，越南本土发表的第一篇有关铜鼓文化的文章《铜鼓与越南的奴隶占有制度》指出，铜鼓是中国南方部分少数民族与越南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共同创制的器物，而越南本土的冶金技术与铜鼓的创制工艺明显受到与其接壤的中国的影响。[15]该观点应是比较中肯、客观的。
中国的铜鼓创制工艺是什么时候传入越南北部地区的？主要的传播者是哪个民族？如何确定其传播路径？综上所述，铸造滇式铜鼓A型鼓的靡莫人，在战国时由滇中一带向东迁徙至滇南泽。与此同时，另外一支靡莫部族则利用了当地比较发达的水上交通条件，通过礼社江进入元江，之后沿着红河一直南下迁徙，到了今越南北部地区后才定居下来。往越南北部地区迁徙的靡莫人数量并不多，但靡莫人所掌握的滇式铜鼓的创制工艺也随之带去了越南北部地区。越南本土的铜器铸造技艺在吸收了中国先进的铜器创制工艺之后，便产生了滇式铜鼓过渡器（松林鼓）和属于滇式铜鼓B型鼓的越南东山铜鼓。南迁句町国的靡莫人迫于生存，以后又持续向南边迁徙，不断改进的铜鼓创制工艺也持续传入越南北部地区。因而越南北部地区的清化一带成为越南生产滇式铜鼓B型鼓的主要产地。自西汉时期以来，越南北部地区属于交趾郡的管辖范围，与我国云贵川地区和两广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诸多的相似性，生活在越南北部地区的骆越人与我国两广地区的骆越人均系百越族群的分支。而百濮与百越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方面是相通的，因而在越南北部地区定居下来的百濮系统的靡莫人，在与越南当地土著长期的交往融合之后，伴随铜鼓的衍变，也逐渐融入当地的骆越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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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6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54.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Bronze Drum with Dian （Yunnan Province） style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Baipu People
Hong Kairong/Yunfu Museum， Yunfu， Guangdong 527300，China
Abstract：The bronze drum is the most important kinds of bronzeware widely us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s and Lingnan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as well as in Southeast Asia， mainly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he ancient bronze drums in China enjoy a long history with brilliance. After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y have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Bronze drums have gradually been endowed with multipl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such as sacrifice， military command， symbol of royal power and wealth. The casting and use of bronze drums have become a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special social significance in these regions， and it is also a concrete reflec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religious concepts， and social custom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ern China， which has nurtured a dazzling civilization of bronze drum.
Key words：bronze drum with Dian （Yunnan Province） styl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aipu people; historical evolution
收稿日期：2022-10-20
作者简介：洪开荣，云浮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民族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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