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亚男
内容摘要：“三言”中的故事多有关涉历史名人，其中《警世通言》中有两篇以王安石为主人公的小说，刻画了王安石在时人眼中可亲可敬却又备受憎恶的两种极端形象。相较宋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大肆攻击，冯梦龙将取材自前人笔记、杂剧的故事加以重构戏说，表现出了对王安石其人褒大于贬的态度，也释放出明代士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逐渐发生转变的信号。
关键词：《警世通言》 王安石 冯梦龙
王安石，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富争议的人物之一。本文拟通过对《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卷四《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两篇故事中王安石形象的提炼，说明冯梦龙笔下王安石形象的变化及原因。
一.《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中，冯梦龙通过王安石与苏轼的三次往来交谈展现出王安石既学问渊博、惜才善教的形象特点。
开篇两件事，其一写王安石因向苏轼真诚请教却被其借“鸠”字解义进行讥诮，于是“恶其轻薄”；
其二写他看到咏菊诗被苏轼擅改后的心理活动：“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官里，将他削职为民。”[1]后上奏将苏轼贬去黄州，此为“一难”。“二难”中，王安石托苏轼带一瓮瞿塘中峡水用来烹制阳羡茶以治旧疾，苏轼错过了中峡代以下峡水交差，又在被当场戳穿后仍未如实相告，王安石的反应却是“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2]随后详细解释了三峡水性之不同以及医嘱用中峡作引的原因。“三难”中，王安石试才苏轼，恐其不服于是先行请教，苏轼特意在三层书橱中抽取了一本积尘之书，料其久未翻阅意欲发难，不成想荆公对答如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随后荆公出妙对三句，苏轼琢磨良久却未能成对，只得谢罪而出。
通篇阅后，一个宽厚温和、满腹经纶、博闻强识、知人善教的学者形象逐渐清晰。所谓三次诘难，实际上是王安石对苏轼个性的磨砺，“一难”中，荆公刚发怒言称明日即上书贬谪东坡，却立刻转念：“且住，他也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3]虽确实以东坡“才力不及”为由将其贬至黄州，实际上却更像是为让苏轼亲眼看见黄州落瓣菊，认识到他轻狂自大的错误而故意为之，并非真的心胸狭隘、公报私仇。“二难”中眼见东坡谎言，却未见怒气外露，只是“笑道”，将黄州菊与瞿塘水放在一处，语重心长地教诲东坡：“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细心察理。”[4]“三难”中十分自信地应对后学的考验，也十分精妙地拟三句绝对来考验后学，一来一回，风骨尽显，高下立见，无须再多言责备。全篇未见一句僵硬说教，仅从苏轼对王安石态度变化：自觉得罪，心中不服——有意赎罪，傲气不减——“羞颜可掬”“谢罪而出”已然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教导是成功的，这种引导式、体验式的教育方式或许也是故事的作者在探索并告诫后人的一点。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篇主要写宋代时人对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批判，但通过描写王安石对这些批判的反馈态度也塑造出一个有才学有胸襟，性格执拗的失意政治家形象。
欲抑先扬，开篇赞荆公为官之初，实有作为，颇具声名；
通宵达旦勤勉治学以致晨起不及盥洗被太守误以为是宿醉之故，还劝其用功读书，王安石之虚心谢其教诲并不申辩，寥寥数语塑造出一个谦逊、低调、勤勉的实干家形象。笔锋一转，写荆公怀揣着以尧舜之道治世的理想，秉承“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执拗变法，手腕强硬，最终导致万民失业，怨声载道，诸多当世名臣如文彦博、韩琦等纷纷请辞。其子王雱病疽而死，王安石梦见他带着约百斤的重枷，浑身是血地立于门外向自己哭诉新法“蠹国害民”，劝说“父亲宜及蚤回头，休得贪恋富贵”[5]，王安石惊醒后，又被夫人劝言应急流勇退，故恋尚十余道奏折祈请辞官。归乡路上，王安石白龙鱼服，当亲吏问及路遇毁谤者如何处置时，他说：“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为喜；
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切莫揽事。”[6]途中耳闻沸沸民怨，目睹随处可见的题诗詈骂， 他却只是在看到市井萧条，民生凋敝时“暗暗伤感”，听老叟声言欲手刃他头颅，剖食他心肝，纵死也无憾的“慷慨之词”后“面如死灰”，闻得老妪诅咒他后世为畜生任人宰割时“暗暗垂泪”“须发俱白”。在这个故事中，王安石的襟怀气度可见一斑。只可惜，熙宁变法最终惨败收场，王安石——一个失意的政治家背负着沉重的罪名，于半山堂吐血而亡。
统揽两卷故事，冯梦龙笔下的王安石形象在《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两首篇尾诗中高度凝练，可概括为性格执拗的改革家、错入政局的大学士。
二.《警世通言》中王安石形象的转变
现存约有近百部宋人笔记中记载了有关王安石轶事及其变法活动的内容，这些笔记小说的作者多是反对新法的政治家，如司马光（《涑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朱弁（《曲洧旧闻》）等，他们虽不乏有对王安石正面形象的赞誉，但在党争等复杂政治因素影响下，更多的还是针对其心胸狭隘，性格执拗，祸国殃民等负面形象的讥讽与诋毁。到了元代，编修《宋史》尚且过度参考《邵氏闻见录》等野史笔记，以致于对王安石的评价表现出了明显的偏颇，更何况作为文学作品的杂剧。鲜明的善恶角色划分，脸谱化的形象设计是杂剧的基本特点，对于剧情所取材的历史人物原型往往是进行单一的美化或丑化，王安石恰恰是被极端丑化的人物之一。《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花间四友东坡梦》是现存的三种与王安石有关的杂剧，在三部剧中，作者均将苏轼这位新法的反对者刻画成“受害者”形象，以此来反衬出王安石偏狭固执、嫉贤妒能的性格特征。元杂剧对于王安石形象的刻画无疑是对前代党争矛盾及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延续，这为后世文学作品塑造王安石形象以及历史的客观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咏菊诗之争”，根据宋人笔记《西清诗话》记载，原是欧阳修对王安石“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诗句中菊花落瓣描写提出了质疑，并戏谑：“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7]，后被王安石用《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来反驳，作者记载这则故事是侧重表达二人之间的文学切磋而非凸显人物性格。在明代臧懋循所辑元代吴昌龄撰《花间四友东坡梦杂剧》中，这一故事被剧作者张冠李戴到苏轼头上，说苏轼偶然见待漏院一从者的扇上题诗，意为不合现实乃续作，而后方知为诗出王安石之手。又写苏轼在一次宴席上吟诗嘲戏一女子，不成想竟是安石之妻。最终因两次开罪王安石而被其怒贬黄州，而苏轼到黄州后得以亲见菊花凋谢才方知旧日失言得罪了荆公。《警世通言》中的故事显然是在《西清诗话》《花间四友东坡梦杂剧》的基础上又加以虚构编写出来的，将苏轼被贬黄州嫁祸给咏菊诗一事，既是对杂剧中王苏二人矛盾的简化突出，为小说故事的教育意义作铺垫，又是为王安石“平反”——看似心胸狭隘实则惜才善教。“二难”辨识瞿塘峡三段水性，有学者认为是取材自《太平广记》所载唐代李德裕、陆鸿渐辨析南零水、中零水的逸事[8]。“三难”试才出对，其中“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一联据《尧山堂外纪》《唐伯虎集》所载应是唐伯虎所出，冯梦龙在其所辑《古今谭概》中则称此对出自乩仙笔下。本卷小说将两件逸事移花接木正是為完善王安石“善教”形象、突出其才学广博添柴加薪，同时也为人物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使之更鲜活生动。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韩魏公见王安石蓬头垢面误以为是他彻夜饮酒所致，劝他勤学，王安石感谢韩魏公教诲而并未多加申辩，后来韩魏公知道实情后，对王安石赞许有加。这桩轶事取材自《邵氏闻见录》。同样是被误解，邵伯温笔下的王安石是心生怨怼，挟私报复：“荆公不答。退而言曰：
‘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初不屈。故荆公《日录》，短魏公为多，每曰：
‘韩公但形相好尔。作《画虎图诗》以诋之。”[9]而在本卷故事中，王安石却是一个谦逊寡言的形象。王雱病疽一事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有载，“安石哀悼不能为怀，尝恍惚见雱身担铁枷，向安石道：
‘父亲做歹事，误我受此重罪！”[10]本卷故事直言“歹事”为行青苗钱法，并借王雱口规劝安石辞官。后文着重记叙王安石辞官归金陵路上遭遇种种民怨，据王士祯 《香祖笔记》记载这一段故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11]和上一卷故事相同，均为张冠李戴之手法，通过制造沿途所遇巧合来集中表现民怨沸腾之势，进而表现时人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批判之激烈。这一卷故事看似占用大量篇幅来写变法之毒害，也确实指出王安石的“任性胡为”，但诸如故事开篇先是铺垫了王安石在变法前的身负盛名，又言其变法是受了“小人”吕惠卿和其子王雱的蒙蔽，途中听闻种种骂名，仍做到不扰民，不辩驳，去世之前批颊自骂三日，篇尾诗又叹荆公高才更适合身在翰林而非宰相，等等细节中处处显露出对王安石的处处回护，实际上作者在回前诗中已表明了中立的态度：“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明人话不平。”[12]
通过将《警世通言》中两个故事与其所取材的宋元作品对比可以发现，冯梦龙并未因循前代对王安石的偏颇评价，在故事中表现出了对王安石人格、才学等的高度赞誉，对其变法革新不甚赞同但稍有开脱，主张整体、客观的对人物进行评价，这无疑说明，明代出现了士人对于王安石历史评价进行重新思考的趋势。
三.王安石形象变化的原因
宋代笔记小说中轶事记录难辨真假，后世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始终众说纷纭，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对王安石形象的不同塑造，或有原因如下。
1.编刊宗旨的影响
《警世通言》叙中有言：“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13]冯梦龙对于野史中所记载的人物事迹真假或许并不在意，更多关注于将这些轶事化为己用，达到警示劝诫的目的。如上文分析，冯梦龙将前人作品中的故事或张冠李戴或重构戏说，不囿于历史真实，使故事走向、人物形象始终为教育意义服务。《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颠覆人物历史形象，将苏轼的恃才放旷夸张化、缺陷化，一改王安石的心胸狭隘为宽仁和缓，使二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以警世人为人需谦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篇对王安石故事进行改编，表现出对其既褒又贬的态度，正是为引导读者体悟出“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
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14]这一警世之言。
2.冯梦龙本人的思想倾向
故事的取材与人物形象塑造体现着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由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冯梦龙虽有进步主张希望改变黑暗政治局面却并不能完全跳出旧制度的藩篱，不能认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方针。王安石变法虽是为富国强兵，但其举措的超前性既没有生存土壤又不能得到广泛认同。所以在故事中冯梦龙还是借百姓之怨流露出对变法的不甚赞同。冯梦龙虽仕途不顺，但对儒家传统的仕宦之路是仍肯定且鼓励积极进取的，可惜晚明政治腐朽黑暗，空有理想而无处施展。故此因变法而背负骂名的王安石在他的笔下成为一个心怀尧舜理想、有能力、有襟怀的政治家，即使对新法不甚赞同也依然为其开脱是受了“小人”蒙蔽和错为宰相之故，这其中其实是寄托着冯梦龙本人强烈的文人情怀与报国之志。
3.时代思想的转变
王安石的治政纲领所反映政治思想属于以救国家之积贫积弱为主要目的的“功利”一派，“此派之特点在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15]，这在宋代被奉行佛老仁义的理学家们如朱熹、陈渊、陈亮等大斥为申商之异端，再加之宋高宗为了给哲宗、徽宗开脱罪责，便将北宋灭亡的根由溯至王安石，言其变法祸乱祖宗法度。有极少数学者如陆九渊、叶适等虽对王安石的人格予以高度评价，“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16]但对其变法仍持否定态度。到了明代，社会发生的变局促使了士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发生改变。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取代形式主义的理学，士人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义利观随之逐渐瓦解，他们开始认识到务工经商并非无用下品而是一种可以发家致富的治生手段，开始关注全球贸易中有利于国家社会实现经济发展，摆脱财政危机的现实举措。王安石曾提出的“义在利中”“以义理财”义利观在重义轻利的宋代是具有反叛性的，然而这在明代一部分突破传统小农思想禁锢的士人来说，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是一种历史必然，固然对于变法内容的评价褒贬不一，至少他们对于王安石敢于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是欣赏与赞美的。冯梦龙对于王安石归乡途中的遭遇及其神态举止的描写恰恰反映了“犹疑——重新审视——期盼尝试”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态度。
《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既是学问精深、宽仁和缓的文人，也是心怀天下却变法失败的失意政客。相比前代旧作对其一力丑化、全盘否定，冯梦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历史窠臼，对王安石的个人学识与道德品行高度赞誉，对其变法主张亦多有开释，此一变化既是为讴歌真善美，实现激扬劝诱意义的小说主旨而服务，也是明代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想转变与冯梦龙本人价值倾向的文学体现。这一变化也为王安石历史形象的再评价与明代士人价值取向、社会心态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是不容忽视的进步。
注 释
[1][明]冯梦龙.《三言（足本）·警世通言·卷三》[M].长沙：岳麓书社，2000：16.
[2]同[1]，19-20页.
[3]同[1]，16页.
[4]同[1]，20页.
[5]同[1]，23页.
[6]同[1]，16页.
[7][宋]蔡絛.《西清诗话·卷下》[M]. 明抄本.
[8]申屠平.《论〈警世通言〉里的王安石》[J].浙江经专学报，1992（04）：54-57.
[9]邵伯温撰.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录·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3：94.
[10][宋]佚名著.王洛川重刊.《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元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3：9.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9.
[12]同[1]，22页.
[13][明]冯梦龙.《三言（足本）·警世通言·叙》[M].长沙：岳麓书社，2000.
[14]同[1]，22页.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37.
[16]柯昌頤著.《王安石评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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