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菁
内容摘要：袁枚是钱锺书在论述清代诗学时着力最多的诗人，他在《谈艺录》中对袁枚其人及“性灵说”都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指出其论诗的独到之处及其在清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重点集中于对其论诗缺失和误解上的“批却攻隙”，目的是使袁枚诗论以更为真实、清晰的面貌示于后人，为后世学袁论者提供新颖的、全面的研究视角。本文对钱锺书对袁枚论诗的批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同时针对批评中有待商榷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利用文献分析法、社会历史批评法等研究方法，旨在完善现有研究成果、对后来研究者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谈艺录》 袁枚 《随园诗话》 文学批评
清代诗学发展至乾嘉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作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诗学观点，以此消彼长的形式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着，成为清代诗坛一盛象。最终“性灵派”主将袁枚以其深刻的学识和诗论逐渐压倒另外两家，取代沈德潜成为乾隆时期诗坛盟主，主导乾隆诗坛三十余年。袁枚逝世后，后世批评家对其人、其论都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规模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毁誉参半——历代研究者对袁枚的批评回顾
与袁枚同时稍后，章学诚、朱庭珍的批评最为激烈，二人对袁枚的诗论、作品和为人几乎全面否定。章学诚的批评集中在《章氏遗书》中，对袁枚反叛传统，鄙弃礼教，不顾舆论大收女弟子等行为都进行了严厉谴责，甚至到了痛斥的地步：“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 …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1］“近有倾邪小人，专以纤佻浮薄诗词，倡道末俗，造言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壸。”［2］可见，章学诚是完全以“卫道者”的立场批评袁枚的。而朱庭珍则将更多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性灵派其他诗人如赵翼、张问陶，主张“宗正法”，否定性灵派末流创作中显示出的轻佻流俗的倾向，同样是站在正统诗学的立场指责其违背封建礼教、破坏诗坛正统秩序，而朱庭珍却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全部归咎于袁枚。①章、朱二人的批评言辞过于激烈、刻薄，也多被后来研究者诟病。
继沈德潜之后的“格调派”领袖王昶对袁枚诗论的批评要温和得多，王昶并未将矛头集中于否定、批判袁枚诗论上，而是重在表达与袁枚论诗的差别，强调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主张“先贵学问博，次尚才气优。”[3]在学古上继承沈德潜宗唐，强调学习唐代诗歌的“雅正”传统，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
钱锺书之后的学者王英志对袁枚及性灵说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直接批评不同，他是通过点校、整理袁枚论著，实地考证袁枚的住所、交游经历②等实证的方式，达到对袁枚生平及诗论作出了更为真实的整理和评价，其研究较少受前代批评家的影响，可以视为当下研究袁枚较为全面、深刻的成果。
综上所述，嘉庆朝可以说是对袁枚批评的风水岭，乾隆年间的批评人数相对较少，且基本上都为恪守封建礼教、理学的卫道者持有保守观念所致。嘉庆朝由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忧国忧民之士回归传统、以儒学挽救衰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自然成为被视为异端，他们只看到性灵派发展到末期显示出的轻佻流俗的倾向，却忽视了性灵派同样不乏批判和讽喻精神的佳作。
二.褒而不崇——《談艺录》对袁枚的总体评价简述
钱锺书对袁枚论诗的总体态度在《谈艺录》“随园诗话”一则已十分明确：“良以此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来诗话，无可比伦。故为之批却攻隙”。[4]500可见，钱锺书充分肯定袁枚《诗话》的价值，但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批评。首先，钱锺书认为袁枚受人讥弹主要是出于“门户之见”和“妒忌之心”：“子才佻达放肆，荡检踰闲，盛名之下，佔尽韵事，宜同时诸君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4]498认为是妒忌之心所致。的确，较之大多数批评者，袁枚一生都过得十分自在，作为家中的长孙受尽爱护，幼年接受着良好的教育，仕途虽不是平步青云但也算一帆风顺，又常得至交、显贵的帮助，归隐后的生活也轻松惬意。因此，如今研究者多认为袁枚遭人如此非议的背后不免有妒忌、羡慕的原因。
钱锺书对袁枚的批评也集中在为人和诗话两方面，称：“自有谈艺以来，称引无如随园此书之滥者。”[4]498批评《诗话》收取太滥，也同样批评其选诗缺少客观标准，顾念旧情，又为名利左右，“利名扇荡，取舍标准，不能自高。重以念旧情深，爱才心切……若乃比论诗如选色，而实托风雅为狭邪，评头论足，狭语媟言。”[4]498批评其人有失风雅。钱锺书的批评，其实在袁枚主持诗坛时已经有人指出，袁枚也一一进行反驳，针对收取太滥的问题，他在《诗话》中说明自己的选诗态度：“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5]针对被诟病结交权贵、顾念旧情，《诗话》中归纳的选诗七病：“选家选人之诗，有七病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七病也。末一条，余作《诗话》，亦不能免。”[6]可见，袁枚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论诗之不足。
总而言之，钱锺书充分肯定了袁枚在我国古典诗话史上的价值，同时为他受到的片面批评正名，但因为其诗论确有不少缺失，因此并不推崇，以秉笔直书的态度对袁枚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三.貌异心同——袁枚论诗与各家有暗合
“性灵说”是袁枚为反驳当时主导诗坛的几家主要诗论提出的，但钱锺书认为几家其实并非判若水火，相反，在比较几家诗论后他得出结论：袁枚诗论其实与各家都有暗合，《谈艺录》便用大量篇幅考证了几家诗论的相似处，主要集中在严羽《沧浪诗话》、王士禛“神韵说”以及章学诚的批评上。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单列一则论述袁枚评价严羽，《诗话》中谓：“沧浪借禅喻诗，不过诗中一格。”[6]而钱锺书指出袁枚虽批评严羽的“以禅喻诗”说，实际其诗论亦与严羽多有相通处，如二人都强调“悟”：严羽论诗主张“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消纳”说，强调作诗以有言外之意为佳，主张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悟”，而后人多不理解其“消纳”，正如屠倬作《菽原堂集序》记载查梅史论诗主“消纳”，谓：“沧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消纳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为野狐禅。”袁枚正是因为不解严羽之“消纳”，才导致单以篇幅长短评判诗之优劣，且不知“悟”并非禅所独有，其实袁枚论诗时也曾借禅论诗，如其《诗话》卷四中论及“灵性”时引云窦禅师语：“‘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椿旧处灵虽禅语，颇合作诗之旨。”与严羽之论相合。
袁枚与严羽诗论相通还表现在二人重“多识”，《沧浪诗话》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7]《诗话》亦有：“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5]②“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6]与沧浪诗论也不谋而合。
王士禛“神韵说”是袁枚的主要批评对象，袁枚认为王士禛“才力薄”[8]③，作诗短于气魄，缺乏意境和力量，指出作诗虽应以有神韵可贵，但不应“首首如是”，同时批评其为文造情，说道：“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不真矣。”[6]但钱锺书考证二人诗论也并非截然对立，比如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中提及“神韵”的重要性：“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体格是后天空架子，可仿而能；
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9]又与“神韵说”有暗合处。此外，二人都反对诗中强加格律，如袁枚强调诗作“都是性灵，不关堆垛。”[6]王士禛自述作诗“一生不次韵，不集句，不联句，不叠韵，不合古人韵。”[6]此论也颇得袁枚欣赏。
除以上两家袁枚主动发起的批评外，《谈艺录》第八十六则专门论述章学诚对袁枚的指摘，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已经成为古典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而《谈艺录》同样说明了观点：章学诚诗论与袁枚貌异而心同。举章学诚同样重“性灵”、重“识力”，强调“绝学孤诣，性灵独至。”[10]“文词犹三军，志识其将帅。文词犹财货，志识其工师。”[10]同样贬斥作诗“权门托足”的行为：“王公之仆圉，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圉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学问不求自得，而矜所托以为高，王公之仆圉之类也。”[10]与袁枚立论都十分相似，再次证明他对袁枚不遗余力的痛斥多是“出于头巾气盛，门户见深”[4]656。
由此可见，《谈艺录》将袁枚诗论和他家诗论进行比较，指出其诗论与各家相通之处，使读者在研究袁枚的过程中对清代诗论发展具有更为深刻、细致的认识，这种批评角度在袁枚批评史上是别开生面的。
四.批却攻隙——纠正袁枚论诗不足之处
1.袁枚论诗之自相矛盾处
钱锺书对袁枚的“批却攻隙”首先集中在批驳其“诗分唐宋”论的前后矛盾上。《随园诗话》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
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6]说明袁枚深非诗以朝代定优劣，即主张诗歌“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此论显然是针对当时主导诗坛的沈德潜“尊唐抑宋”及学习沈德潜的明前后七子而发，对当时诗坛这种错误的发展倾向起到了纠正作用。但《谈艺录》考证袁枚论诗论及诗分朝代时却有自相矛盾之说，如在同卷云：“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6]又有：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李、杜、韩、苏音节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6]则认为宋元、中晚唐又优于盛唐。又云：“唐以前无有不熟选理者……宋人以八代为衰，遂一笔抹杀，而诗文从此平弱矣。”[6]却又有尊唐抑宋之意。再观其诗论亦可见他对唐宋诗的不同态度，他十分赞赏杜甫、白居易诗歌，而对宋代大家如苏轼、黄庭坚的批评十分苛刻，认为宋诗少韵味与情思，有何尝不是以朝代论诗之优劣？钱锺书指出袁枚此论与其前说已有矛盾，同时表明自己观点：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重情韵、宋诗重思理，重表现丰神情韵的诗归入唐诗，重表现筋骨思理的诗便可归入宋诗，二者并无好坏之分。
2.袁枚对各家批评有失偏颇
袁枚的诗学批评集中在宋、清两代，其中对清代诗学批评以沈德潜为首，这点在《诗话》中已经十分明确：抱杜韩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
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之韵者，谓之木偶演戏。[6]便是针对沈德潜“格调说”而发。而《谈艺录》中则考证袁枚对沈德潜的批评其实多片面之见，如袁枚主张作诗贵有理趣，认为诗有理语为上乘，这一观点即是与沈德潜的发难之语，而事实是沈德潜也未尝言诗不可明理，其诗中也不乏理趣之语，如其《说诗晬语》中引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11]《清诗别裁集》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12]都表明沈德潜并不排斥以“理”入诗，由此可见袁枚对沈德潜的诘难有失偏颇。
除沈德潜外，袁枚对宋诗也颇多微词，首先体现在他虽反对“诗分唐宋”，但在评价唐宋诗时又时常以时代区分优劣。再如袁枚不喜宋代儒学和理学，便对严羽等人大加批驳，其实其立论与严羽多有相通，以上前文已经说明；
此外，袁枚批判宋人“以八代为衰”，认为因宋人不治《文选》遂使其诗文较唐卑弱。针对以上诘难，《谈艺录》通过大量实例进行辩驳，举欧阳修驳李徳裕语：“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侯家不置《文选》，盖其恶不根艺实。”[4]544为“偏议”之语，说明不重《文选》的现象自唐代便有，并非由宋人始，由此可知袁枚对宋人的批驳也有失偏颇；
再如《谈艺录》举袁枚对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评价，仅根据王安石“近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一联便评其诗“凿险缒幽，自堕魔障”，没有读其全集便妄肆诋毁，不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而袁枚论诗甚推杨万里，甚至视其为“性灵之宗”[6]，其实亦多为未全面了解的片面之见，如他称赞杨万里“但愿君王诛宰否，不愁宫里有西施。”[13]一联其实是王安石诗中原句，《谈艺录》批评袁枚推举杨万里，就将天下溢美尽归于他，甚至夺他人佳句[4]535，可见袁枚对宋人的批评过于片面。钱锺书对袁枚论诗偏颇处一一矫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后人学袁时的人云亦云。
3.補充袁枚论证无力处
《诗话》卷三引毛西河批苏轼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云：“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袁枚认为毛西河诋之太过，而反问毛西河《关雎》中为何是雎鸠“在河之洲”而非斑鸠？《绵蛮》中为何是黄鸟“止于邱隅”而非白鸟、黑鸟？[6]可见袁枚是以“性灵”出发，以借景抒情的角度加以批驳，虽有说服力，但钱锺书认为袁枚论证未能扼要，《谈艺录》中补充道：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物，故诗中遂遍及之。[4]551又引《苕溪渔隐业话》中谓河豚必须与蒌蒿、荻芽同煮，证明苏轼是因见画中有蒌蒿才想到河豚，蒌蒿是诗人眼中所见，河豚是诗人心中所有。批驳毛西河是因不知题画诗特征才有此诡辩，研究者称钱锺书此处的批评是“重新塑造过去的艺术作品，使之面目一新，使过去保存下来的经验重新得到理解。”[14]如此反驳，既较袁枚有力，又未负题画诗作者之苦心。
《谈艺录》补充袁枚论证还集中在第六十九则对“理”的认识上。《诗话》反驳沈德潜“诗无理语”论，云：“《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咏怀》云：‘疏因随事直，忠故有时愚亦皆理语。何尝非诗家上乘。”[6]强调诗有理语为上，而钱锺书认为袁枚混淆了世事人情之“理”和“诗”中之理，所举诗例所言之“理”都仅是世间普通人情道理，且所引诗句也并非都为诗家“上乘”，因此对沈德潜的批驳便显得无力。在表明观点后，钱锺书举各家对“理”的论述，如《沧浪诗话》“诗有别趣，非关理也。”[7]南宋道学之“性理”、沈德潜所论“禅理禅趣”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写景言情诗和说理诗具有不同的体式，即写景言情诗为景、情——景、情，写景、言情的目的在表现言外之景、情。说理诗则为景——理，写景的目的在表现言外之理；
理趣诗的精髓在于“理语必精”，要执简御繁，以小见大，做到“著语不多，而至理全赅。”[4]562强调理趣诗重在举一反三。此外，钱锺书认为直接地说理只能成为理语而不能为诗，因此作诗要“状物态以明理”[4]563，将理蕴于能引起人审美享受的事物、景物中，方可成为“理趣诗”。钱锺书此论，从理论上解决了诗中“理语”和“理趣”的问题，又较袁枚更进一步。
五.简评钱锺书对袁枚的诘难
袁枚主张作诗首倡“性灵”，强调“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6]以天分为主而辅以学力，同时重视“灵机”的作用，崇尚“诗人之笔，列子之风，离之愈远，即之弥空。”[15]的“空行”说，认为必须要有天分和灵机方能作出好诗，这也是性灵派的普遍追求。但值得注意的是，袁枚并未忽视后天学力的作用，相反，他同样重视博学以辅助天分、灵机的发挥。而后世批评家却多以此批判袁枚，可见是没有完整地研究他的诗论，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指出了这一点，说道：“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粗浮浅率，自信能诗。”[4]520与袁枚相反，钱锺书更重后天学力，认为只有“性情”不可为诗，只有“才学”亦不能成诗，诗之所以为艺术是因为它有规则禁忌，需要有打磨、有取舍，作诗想要“得心”，必须先“应手”，心中所想与笔下之句必然会有差距，这差距只有多读、多学方可弥补，笔者认为钱锺书此论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袁枚诗论不足，但他自述之所以不推崇袁枚是认为他的《诗话》“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4]520跟随他的性灵派诗人误将作诗当做极简单之事，于是引来更多无知无学之人也学“作诗”，这些人将袁枚推上了神坛，因此袁枚此论有损诗之正宗，这里又将学袁者不重学问归咎于袁枚，似乎前后矛盾。笔者认为钱锺书此论虽有可取之处，因为“性灵派”末流确实有许多低俗之作，但只因此就将袁枚诗论一概否定似乎过于绝对，且“性灵派”发展到后期袁枚已经逝世，已不能主导流派诗人的创作走向，所以如果因此就否定袁枚诗论及《诗话》等著作的作用显得过于极端，且钱锺书将清代著名书法家钱泳《履园丛话》所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多；
自宗伯三种《别裁》出，诗人日渐少。”[16]理解为钱泳对袁枚的批评也欠妥当，首先，笔者认为在清代文坛汉宋之学针锋相对的现实中，“随园独标性灵”为乾嘉诗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在清中叶这样一个较为平和、安居的时代，参与创作的人增多并不是一件坏事。
《谈艺录》被视为中国古典诗话研究集大成之作，它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批评方法、批评观点，也是袁枚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钱锺书以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才思对袁枚论诗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又给了诗歌中的“理趣”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对袁枚论诗不足之处予以完善，使读者对袁枚有了更完整、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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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王英志点校了《袁枚全集》《子不语》，出版了《袁枚评传》《袁枚诗选》《随园十种》《性灵派研究》等专著，有《袁枚年谱简编》专题论文，是当代性灵派研究的重要学者，且对袁枚对各家诗学流派的批评、交游史皆有专题论述，十分丰富。
②此处所引袁枚《诗话》原句为：“李玉州先生曰：‘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说明袁枚并非提倡性灵而不重学问，而是以性灵为首学问为辅助，如今有不少研究对袁枚此论有误解。
③此处所论袁枚评价王士禛诗“才力薄”原句为“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为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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